寻找最低工资的合理水平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蒂姆•哈福德

1970年，英国工党(Labour Party)就业大臣芭芭拉•卡斯尔(Barbara Castle)推动议会通过了《同工同酬法》(Equal Pay Act)，承诺在相同的岗位上，女性和男性的报酬一样多。推动该法案的政治因素是著名的福特(Ford)达格南(Dagenham)工厂妇女罢工事件，其道德上的原因更是显而易见。

然而该法案的经济意义却令人忧心。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赞扬了平等的“原则”，对其具体实施效果则表示担忧。例如，1969年9月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社评指出，“如果过于严苛地强制实施同工同酬原则，雇主往往会更倾向于雇佣男性”；1975年12月29日该法案生效，第二天英国《金融时报》撰文写道，一个“会让很多女性后悔的”新时代到来了。
这种担忧的经济逻辑很简单。不论出于偏见还是男女生产效率确有差别，雇主们愿意付给男性更多报酬。这必然意味着，如果一项新法案人为提高了女性薪酬，在更高的薪酬条件下，女性找工作将更加困难。
当然，该法案的确提高了女性的薪酬。看看简单却又最为重要的衡量标准——时薪，尽管还是低于男性薪酬，但几十年来女性薪酬相对于男性薪酬的比率逐渐上升。一般而言，这个差距缩短的过程是渐进的，但在1970年到1975年同工同酬法案实施的几年间，男女薪酬差距急剧缩小。

这项推动女性薪酬提高的法案真的像一些人担心的那样导致女性失业了么？并非如此。在英国，女性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稳步提高，同工同酬法案似乎对这一趋势没有任何影响。如果说依稀能看出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在该法案问世后，这一比例的增速略微提升了；原因或许是更高的薪酬吸引了女性。
这些给我们上了一课：经济是很复杂的，教科书上的经济学原理给我们的帮助是有限的。经济学家艾伦•曼宁(Alan Manning)最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做了一次公开演讲。他指出同工同酬法和最低薪酬标准有相似之处，在这两个例子中，理论方面的担忧后来都被事实所驱散。
16年前，1999年4月1日，英国最低薪酬标准生效。就像同工同酬法一样，懂经济学的评论人士担心最低薪酬标准会引起麻烦，原因基本上是一样的：最低薪酬标准会摧毁很多岗位，对其想救助的人群造成伤害。我们将面对这样凄惨的情景：雇主们只想低薪雇人，雇员宁愿挣得少也不愿没工作，而ZF却宣布这一切都是非法的。
但到目前为止，最低薪酬标准好像并没有摧毁很多的岗位——至少，对总体数据按类别进行分析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果。（有一个例外：一些证据显示，在大量员工领取最低薪水的疗养院，法案对就业造成了打击。）
总体趋势看起来就像是供求定律莫名其妙地暂停运转了一样。一种解释是，更高的薪酬可能吸引了更忠诚的员工，他们的士气更高、出勤率更高、人员流动更少。如此看来，最低薪酬标准迫使雇主做了他们本应采取的明智之举。最低薪酬法案提高了雇主的净成本，但数目还不够大到改变雇主的雇佣倾向。
另一种解释是，数据是杂乱的，并不能告诉我们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应该坚持基本的经济学推理。但是，我们真的仔细聆听数据的声音了吗？
最新的《世界发展报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中包含了一项有意思的调查。该调查让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员工看了一些数字，要求他们对数据进行解读。一部分员工被告知这些数据是关于一款护肤霜的效果的；另一部分员工则被告知，这些数据与最低薪酬标准能否减少贫困有关。
相同的数字应该得出一样的结论，但第二部分员工在对数据做出正确推论方面要困难得多。看来我们很难抛开成见。
最低薪酬标准就像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一样，不再广受质疑。但是最低薪酬的合适数额还需进一步研究。英国的最低薪酬标准是在英国低薪委员会(Low Pay Commission)的建议下设定的，其上调速度快于物价和平均薪酬。最近公布的一次上调将在10月开始实施，涨幅远高于通货膨胀率。当最低薪酬标准超过一定水平时，将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问题是这个水平是多少。
我们应该记住，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会对政治分歧的两边都产生影响。英国工会总会(Trades Union Congress)的妮古拉•史密斯(Nicola Smith)对艾伦•曼宁的演讲做出了回应。她期待低薪委员会在提高最低薪酬方面更有作为，“先于证据”采取行动，或者“更具创造性地”使用证据。我觉得英国政界在使用证据方面已经过于有创意了。
译者/许雯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