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避免跌入“中等收入瓶颈”的路径选择

既然在比较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存在，而经济增长放缓、停滞乃至倒退是在不同收入阶段的各个时期都可能出现的现象，那么，真正需要做的不是人为构造一个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要具体地分析后发国家面临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问题与挑战。18从中国当前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突破“中等收入瓶颈”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和完善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设计。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扫清制约中国跨越式发展的不利因素。民主法治虽不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但要想实现稳定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民主法治建设是不可或缺的保障条件和重要前提。一个国家如果民主法治不健全，必然会影响经济建设的可持续稳定发展，最终导致人均收入水平的“不增反减”。而人均财富的低水平就会为政治极端主义提供社会基础并导致不满情绪的积累。19民主法治保证了政治的有效运转，倘若由于民主法治的缺失而引发整个社会强烈的反抗心态，其结果必定是扰乱经济建设的秩序，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拉美国家发展的实践提供了恰好的证明。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民主化进程远没有得到巩固，拉美国家传统的政治体制已经不适应拉美经济发展新形势的需要，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传统政治体制造成拉美国家的政治腐败，进而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相当有效的ZF力量。许多拉美国家的ZF不能有效解决威胁经济社会稳定的突出矛盾。政治改革进程的缓慢和无效，严重阻碍了拉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目前，拉美腐败之风尚未根治，贫困人口生活艰难，法治建设难以推行，已经威胁到拉美国家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中国应汲取拉美国家的教训，在保证政治体制稳定的框架内，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坚持”即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ZF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为中国在推动新一轮改革的关键当口维持经济发展的常态化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强调运用民主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必然对我国新常态下经济的包容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

进一步实施融入全球化的对外开放体系，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外在动力。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曾提出：“为什么现代化和增长的快速扩张进程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答案是经济的全球化，包括产品和服务贸易、流动资本的不断开放，最重要的是知识和科技的转让。”20近代中国的实践证明，没有一个成功的高收入经济体是在闭关锁国的环境下实现的。因而，后进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瓶颈，实现经济追赶式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充分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利用自身的发展优势参与世界经济的分工与协作。在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与合作中，中国可以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直接借鉴和汲取发达国家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才能获得的经济建设的经验和发展工业经济的知识、技术和信息。迈克尔·斯宾塞认为，二战后，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知识、技术和创新的传播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开始全球化扩散，使全球经济呈现追赶性增长的特征。21早期工业化国家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跨越的人均收入陷阱，后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只需要二十几年就能在其经济体对外开放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的快速发展。因此，作为对世界经济存在高度依赖性的中国，只有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参与外部资源的交换，建立自由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在后进发展中具备实现追赶跨越高收入经济体的必要条件。

正确处理好市场与ZF之间的关系，避免跨越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如果按罗斯托“经济增长五阶段”论的说法，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中国正从“起飞”走向“成熟”。由于起飞阶段是工业化国家在具备起飞前提条件基础上经济增长的实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土地、劳动力和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可以有效地进行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因而，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有效ZF为经济的追赶提供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并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调节，以维持国家经济的稳定，防止社会的剧烈震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具备实现工业化的坚实基础，经济增长不再是单纯依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和使用，而是要进行技术的创新。没有不断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就难以可持续发展，也就无法带来人均收入的提高。而技术创新需要的是经济体自身的人口素质和创新激励。22这也就不难理解那种以ZF的强制干预为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在现代化工业时代人均收入增长遭遇瓶颈的原因。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万能钥匙”。正确认识和处理ZF与市场的关系，是中国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瓶颈的关键议题，也是确保经济增长背后预防社会断裂的重要前提。

着力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经济效应，增进经济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不局限于经济社会发展领域，而是在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的同时社会福利也不断提升。通过增进社会福利来刺激人民群众消费和生产的积极性，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内生动力。23从我国发展的实践来看，长期缺乏社会政策的协同，使得经济发展过程中问题百出。一方面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社会公共资源来获取量的增加，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成果往往集中于少数人手中，难以惠及广大的劳动群众。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及发展成果的分配方式，弱化了社会发展质量，使得社会阶层间的利益分化明显，贫富差距逐步拉大。一系列的潜在社会风险及矛盾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导致了社会建设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因此，需要从发展型社会政策领域寻找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发展型社会政策是增进社会公平正义和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的前瞻性手段。它充分考虑人的发展需要，通过实施社会福利政策增强人们的潜在能力，赋予他们更多的自我发展的权利。鉴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尚且不高、ZF财力比较薄弱的实际，实施发展型社会政策需要注意两点：第一，不能盲目模仿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体制，而是要在现有的政治体制框架内，结合我国发展的实践，探寻一条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特色之路；第二，科学合理地选择社会政策变革的路径，既要有效地分散社会风险，增强社会凝聚力，又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并行不悖。24

结语

毋庸置疑，“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带有“污名化”的标签，用来衡量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是不合理的。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和民生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也为中国顺利突破中等收入瓶颈和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虽然面临诸多社会矛盾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但只要处理得当，中国仍可以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加快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全面攻破束缚社会改革的体制障碍，厘清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疏导社会戾气，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当前，增长趋势放缓将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冬天”的来临。相反，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实质是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根本改变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整体提升。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现代经济将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目标。科学认识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社会转型中的诸多问题，实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增强中国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必将有力助推中国实现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质的飞跃。

来源：《人民论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