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高速铁路的快速发展，我国以高速铁路为核心的快速铁路客运运输网络逐渐形成，大容量客运通道的建立，在大幅度提高运输能力的同时极大地降低了基于出行时间的居民综合出行成本，提高了区域间与区域内的可达性水平。在新型高可达性客运网络作用下，区域经济的结构开始出现新的变化，伴随“一带一路”配套政策的执行，高速铁路网络促使各区域在整体经济系统中的结构开始出现转变，区域职能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正在形成。

    基于高速铁路网的可达性水平的改变，使得区域间空间相关水平大幅提高，区域经济在高速铁路网的空间溢出作用下结构逐渐发生改变，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应地发生规律性变化。世界范围内，各国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一般线性关系可以描述，而且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与经济背景下两者关系也有着显著的不同。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居认知文化背景中，高速铁路作为一种新型的交通运输方式已经以一种史无前例的规模改变着人们的出行、工作和生活方式，随之带来的区域经济影响也将是前所未有的，但是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依然遵循相应的内在规律与动力机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对高速铁路网络空间溢出效应的现象与机理进行研究分析，从而能够对铁路网络的建设与完善提供有力地理论支撑与现实指导。

    在现有的研究当中，交通基础设施与知识溢出的相关性的研究结论已经表明更有效地连接改变了区域间知识溢出，而高铁这种大容量的交通工具的出现，能否从基础逻辑上突破原有的知识溢出的空间邻域相关性，能否与当前的互联网相结合，共同突破原有的知识溢出空间约束，从而构造我国新的区域创新能力结构，这是否可能会成为未来高铁网络与互联网两大网络基本建设完成后对知识溢出与创新管理问题提出的一个新的挑战？

    在前工业化时代曾经的大航海改变了世界的经济版图，在知识经济时代高铁网络能否作为互联网的有力支撑完成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基础，除了拭目以待，我们能否助他一臂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