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1、陈云、熊彼特、凯恩斯都兼任过财政部长，都天才地实践自己的政治经济学。

2、历史上为什么发生凯恩斯革命，而不是熊彼特革命？或者说发生熊彼特凯恩斯革命？

3、凯恩斯注定成为二十世纪风云人物，二十世纪的世界经济需要凯恩斯。

4、相信凯恩斯在写《货币通论》时，已经读过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所以，凯恩斯完全可以在《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展开他的天才经济学思想。

5、凯恩斯与熊彼特的同一性远远大于差异性。某种意义上，《经济发展理论》为《货币通论》提供了本体论支持。这一点，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们还没有充分的认识。

6、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中，对“企业家”这一概念寄予了决定性的意义。但是，熊彼特所寄予的意义，使“企业家”这一概念远不能胜任的，然而，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财政部长和经济学家陈云的理论和实践，却实现了熊彼特经济理论的逻辑支持。

7、陈云---共产党，熊彼特---企业家，凯恩斯---看见的手。

1983年是经济学家凯恩斯和熊彼特一百周年诞辰，那一年，彼得·德鲁克在《福布斯》杂志撰文，首次将熊彼特而不是凯恩斯称为“为世界经济快速增长提供指引”的人。第二年的《美国经济评论》上，一位德国学者撰文说，凯恩斯的时代正离我们远去，熊彼特的时代正在到来。约瑟夫·熊彼特，这位以“创新理论”而为大众所知的经济学家，在他去世三十多年之后，再次被传媒奉为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并推到了聚光灯前。

说来并不奇怪，在西方发达国家集体进入“后工业社会”的1980年代，传统工业逐渐步入“夕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论市场投机分子还是新一代的创业者，几乎每个人都在兴奋地谈论新兴市场和企业家精神。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熊彼特以一种近于“先知”的面目出现了。

正如托马斯·麦克劳关于熊彼特的传记《创新的先知》所暗示的那样，熊彼特在很多方面确乎称得上一位先知式的人物，比如他在二战爆发前对于欧洲政治局势的预判，比如他巧妙地对资本主义创新进行的阐释，再比如他为人熟知的“精英民主论”等等都体现了熊彼特作为经济学家的“先知先觉”。然而仅凭这些，似乎还构不成我们今天重读熊彼特、重申熊彼特重要性的充分理由。

但我仍坚持认为熊彼特对今天的我们非常重要，不仅因为他可能是我们时代最后一位亚里士多德式的博学者，更因为他对于“资本主义”这一整套游戏规则的深刻洞见。正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布拉德福德·德龙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熊彼特第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尽管资本主义具有巨大的创造性，带来了巨大财富，但同时也具有巨大的破坏性。”熊彼特花了不少时间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在运行过程中将自己推向毁灭，并且，为了达到这一个目的，ZF应该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熊彼特在推崇企业家精神和自由市场的同时已经洞见到资本主义经济的缺陷，因此，他并不否定市场监管。但熊彼特所期望的市场监管者应该是一个对资本主义本质有着深刻理解的人，他真正懂得如何巧妙细致地调节经济周期，从而保持企业家创新精神，进一步维持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而不是与之相反，用“大ZF”代替 “大企业”，对自由市场横加干涉。因此，在二战前夕，当不少欧洲知识分子对苏联怀有浪漫的想象时，熊彼特却对苏式经济嗤之以鼻：“相对于马克思而言，它与伊凡大帝的联系更加紧密。”他认为，在一个无视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国家，ZF的经济干预手段根本没办法达到调节经济的作用，而只能是不断扼杀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从而瓦解资本主义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