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交易在中国

高频交易自兴起到现在的时间不过20年，但其在全球的扩散速度却非常迅速。在国内，高频交易颇受金融行业机构的关注。

一般来说，实施高频交易需要具备一定的市场条件：一是快速开平仓，二是市场具有足够的波动性使其价格差可以覆盖交易成本。对于国内股票市场来说，由于T+1交易制度的限制, 多数投资者更多关注中长线投资机会，对日内交易几乎没有涉及，高频交易自然也是关注不多。不过，随着具备一级市场申赎、信用交易等方式直接或变相的实现T+0交易的ETF和融资融券标的等创新产品的推出，高频交易也正逐步被一些机构运用到这些产品的交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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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频交易的主战场还是在期货市场。

“国内期货市场高频交易的发展有两个历史性时点：一是股指期货的上市，另一个就是上期综合交易平台（CTP）的推出。”回顾国内期货高频交易发展历程，谈效俊这样向记者表示。尽管股指期货上市之前，国内商品期货市场中也可以做高频交易，但其发展和影响力都比较有限。而在股指期货上市后，国内期货高频交易才有了显著进展。

据了解，股指期货上市后，股票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间的套利交易逐渐兴盛。一些机构在进行股指期现套利时，由于需要构建现货头寸，如何降低建仓成本成为其关注的重点问题。要么购买ETF组合配置，要么自建拟合一篮子股票。而利用高频交易策略就可以将大宗交易细分为很多小笔交易，通过减小价差而降低交易成本。“股指期货的报价延迟和交易手续费的显著下降，在降低市场冲击成本的同时，也使得股指期货为高频交易提供较为理想的交易品种。”

“随着上期综合交易平台（CTP）的出现，国内期货高频交易的技术基础也日渐成型。”谈效俊表示，CTP平台作为一个综合性期货交易、结算系统解决方案，其最大特点是提供了开放的API接口，这就给机构或个人投资者自主开发交易程序并直接接入交易后台的通畅渠道。对于高频交易者来说，这种类似于海外市场中直接市场接入（DMA）技术，对于交易速度的提升很有意义。

由此开始，国内期货市场对交易速度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CTP平台刚出现的时候，用的人并不多，当时一个交易委托单的往返时间（RTT）达到15毫秒已经非常先进了。”谈效俊说，当时市场中对速度竞争关注不多，但是到了现在如果还停留在这一水平，肯定会被业界嗤之以鼻了。如今再配合交易所的托管机房服务，交易通道速度达到1微秒甚至亚毫秒都不成问题。“几年之间，国内期货行业中的速度比拼已经上了一个量级。”

市场的提速需求也在推动系统供应商间的竞争。据了解，目前国内除了CTP之外，恒生、金仕达、易盛、飞马、飞创等系统供应商也都开发出相应系统，满足客户对交易速度等方面的要求。而对期货投资者而言，不同期货公司之间交易系统速度的快慢和稳定性正在成为其选择的一项重要指标。

不过，相对于海外市场中高频交易的大出风头，国内期货市场中高频交易的发展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有市场人士认为，这其中既有交易所对于单日报撤单最大次数等制度约束，限制了国内期货高频交易的发挥空间。同时，国内期货交易系统的速度和信息量比较有限，无法掌握市场微观情况也不利于高频交易的运用。此外，国内期货市场中交易价格形式比较简单，也使得相关高频交易策略的效果打了折扣。

“尽管在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但随着期货新品种、创新业务的增多，特别是期权的推出，高频交易在国内期货市场的运用范围会进一步扩大。不一定都要按照海外的经验来走，国内高频交易的发展会逐步摸索出自己的道路来。”柳峰表示。

没有终点的争论

《快闪小子》自面世迄今已一月有余，期间引发的争论不计其数。而在盘点各方观点时，可以明显看到此次论战的焦点主要集中于高频交易者是否利用了自身优势，影响甚至操纵市场进而获得不当利益。同时，由于自身量大速度快的特点，高频交易在技术层面上存在系统崩溃的风险，如何防范高频交易系统故障对市场的冲击也成为热点话题。

“这次高频交易受到较大的市场非议，可能是与被诟病最多的‘闪电下单’（Flash Order）有关。”谈效俊认为，这种高频交易模式的原理很简单，以往美国一些证券交易所、电子交易平台等为了获得交易手续费或推高成交量，便向高频交易员兜售提前获知其他投资者交易挂单信息，借助这一信息优势并辅之以高速运算能力，高频交易者就比普通投资先于市场上的其他投资者进行股票交易，进而获得暴利。“这一模式有内幕交易嫌疑，2009年时就被SEC令行禁止。”谈效俊说，这种模式并不是当今高频交易的主流交易策略，比较主流的交易策略则是跨市场套利、做市商策略等。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提供丰沛的市场流动性、成交价格的连续性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等好处外，高频交易中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如，以速度为王模型策略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市场中其他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市场的公平性受到威胁。同时，高频交易中“止损指令”等的使用加剧了市场异动情况下市场剧烈波动风险，例如在2010年的“闪电崩盘”中，极端市场条件下高频交易止损指令被触发引发“断崖式”暴跌，进而形成了“技术性黑天鹅事件”的全市场系统性风险。

“从其演进历程来看，高频交易是交易电子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柳峰认为，从最初的小单成交系统（SOES Trading）、日内交易（DayTrading）到直连市场交易 (Direct MarketAccess，DMA)技术被机构应用，再到算法交易、程序化交易以及现在盛行的高频交易（HFT），交易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与科技发展息息相关，同时这也是交易成本下降、市场效率逐步提升的过程。在现今的技术条件下，在资本逐利天性的驱动下，高频交易一定也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对于高频交易在一定程度的上带来的市场公平性问题时，柳峰则表示，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都是在不断竞争的环境中持续前进，期间必然也会涉及到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协调问题。但这也正如19世纪时罗斯·柴尔德利用信鸽早于他人获得滑铁卢战役胜利的消息而大发横财，后来市场交易信息通过报纸、电报、电话等途径传输的升级演进，新技术的使用推广而带来的优势，都是逐渐从小部分群体逐步拓展至普通公众。同样对于高频交易来说，在市场效率提升的前提下，技术优势的利用也是从相对公平逐步过渡到一般公平。

不过，也许是意识到抑制高频交易副作用的必要性，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原则，各国监管当局已经开始有所行动。《快闪小子》出版后，美国司法部、SEC以及纽约总检察官各方相继宣布对相关高频交易机构展开调查。而在更早的2009年，SEC就颁布禁令，禁止高频交易机构使用“闪电下单”指令。在2010年的那次美国股市闪电暴跌之后，美国监管机构更是加强了对高频交易的管控力度。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欧洲方面则早有行动，今年年初欧洲议会和欧盟28个成员国同意一系列旨在限制商品期货衍生品和高频交易的新规定，以增进市场透明度、保护投资者和纳税人利益。而在2013年时，意大利便对高频交易征收额外税，德国政府也在2013年通过新的《高频交易法》，标志着对程序化、高频交易正式被列入了政府监管范围。

目前由于国内证券市场交易机制缺陷，高频交易在股票市场中的运用范围有限。即便是在交易机制完善的期货市场，由于交易所设定每日一定报撤单数目，对国内期货市场高频交易也形成了间接限制。而从监管层的表态来看，其对在国内市场引入高频交易相当谨慎。2012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就公开表示，高频交易在技术上可以提高市场效率，但会使市场偏离价值投资的理念，中国股市不宜引入高频交易。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宋丽萍也表示，由于交易成本较高，中国开展高频交易的条件还不太具备。

而对于由高频交易系统故障引发的风险事件，业内人士普遍认高频交易的风控有必要进一步加强。谈效俊就表示，从事后调查结果看，近年来几起高频交易引发的市场风险事件多数都是犯下比较低级的错误。例如，在Knight Capital的案例中，由于操作人员疏忽，将本应去除的交易系统模拟程序模块，阴错阳差地留在正式交易系统中，最终酿成巨亏。而在给光大“8.16”事件的调查结果来看，交易系统中相关模块未经充分测试，偶发的系统Bug（漏洞），给整个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对于高频交易的风控，关键点是要在软件测试、系统操作流程和实时监控等重要环节做好万全准备，制定严格的规程守则，防止在细微末节犯下低级错误酿成大祸。”谈效俊说。

“风险控制无疑是高频交易中最重要的环节。”柳峰这样告诉记者，但应同时看到，风险控制又与高频交易中追求速度的目标相矛盾。如何妥善解决好这两者间的关系，将是对高频交易者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同时，近几年来高频交易风控技术方面，业界进展也非常快。为了适应高频交易的特点，风控不再单纯基于传统PC机结构上进行设置，而是通过软硬件结合的方式来做，例如通过FPGA技术将风控策略与交易策略集成固化，以达到降低系统反映速度延时又更安全的目的。“我们在进行日常的产品研发和业务推广时，都非常重视风控环节管理，力争为客户提供风控与交易效率更好协调的产品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