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银行盯上家族企业接班 英国《金融时报》 劳拉•努南

这是一个阴天的上午，大约20位穿着随意的男女站在露台上享受研讨会的休息时间，眼前是波光粼粼的康士坦茨湖(Lake Constance)，周围环绕着古朴的瑞士乡村。
这里的景色美得令人窒息，但这些代表们可能早已习惯了更美的景色。他们大都是亿万富翁，聚集在这个位于沃尔夫斯堡的瑞银(UBS)“新兵训练营”，希望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一项主题——如何在不引起家族不和、不做出愚蠢商业决策的情况下将他们的财富传给下一代。这一主题将这些来自10个不同国家的人团结到一起。
在这里，他们被剥去了超级富豪的一些外在标志。助理人员不许入内。每个人都住在风格相同的酒店房间里以“创建一个社区”。所以，这里没有套房，只是普通房间，里面有大床、两把舒适的椅子、光洁的独立浴室以及挂在墙上的当地艺术品。
瑞银财富管理部门在为期三天的训练营中将自身角色定义为顾问和教育者。瑞银利用这一项目来深化客户关系，并为其私人银行（该集团最重要的部门）招揽新客户。该项目也会请外面的嘉宾来演讲。
瑞银超高净值业务负责人乔•施塔德勒(Joe Stadler)称，这些家族早已经被“无数专家、教授、律师等等”包围。
不过，这家瑞士金融服务集团正试图通过提供一些比随叫随到的专家服务更不易获得的东西来招揽生意：在沃尔夫斯堡并不豪华的酒店里与其他客人接触的机会。
施塔德勒说：“来自不同时区、有相同想法的家族……这是他们真正看重的。”
在这个特殊的训练营，参与者包括一个传承至第四代的欧洲家族，他们试图找到保持家族企业完整的办法。
家族中的父亲告诉瑞银，他更想任用一名专业人士管理企业，但坐在旁边的妻子不想让外人插手家族事务。
房间的另一头，一位来自亚洲的父亲正在发愁该怎么办，因为自己的儿子对领导家族企业不感兴趣。一位来自埃及的父亲则在苦恼如何才能让四个女儿在婚后继续参与家族生意，因为在埃及，已婚妇女通常与丈夫的家族关系更密切。
“看到不同的家族都拥有几乎类似的经历让我感到非常放松，”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参与者说。他可以将在此次训练营获得的观念分享给家族中更多的人，他补充说。
按投资资产算，瑞银是全球最大的财富管理机构，但它并不是唯一一家为客户提供此种服务的机构。其他私人银行也推出了吸引富豪客户的教育课程，尤其是针对年轻的家族成员接班家族企业帝国的问题。
瑞银已经将“超高净值”人士确定为其私人银行中增长潜力最大的群体，每年花费“数百万欧元”举办这样的训练营。
德国贝伦贝格银行(Berenberg Bank)分析师詹姆斯•查普尔(James Chappell)称，这样做的回报很难量化：“就像许多你围绕超高净值人士做的事情，有时很难衡量这个过程的价值，但我相信这将有所帮助。”
有一种力量推动了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销售，超级富豪参加此类课程的意愿，可以被视为这种力量的另一种表现。
当被挤压的中产阶级购买这本畅销书，想要弄明白他们如何（以及为什么）输给富人时，亿万富翁试图寻找为他们量身定制的建议，以便维持自己增加的优势。
施塔德勒说，富人如今的确特别关心保持自己的财富，因为几十年来，最富有的0.1%人群所持有的财富一直在上涨，所以他们担心“转折点”正在到来。
一些其他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兄弟姐妹间的竞争——更是一直都存在的。还有文化问题。“在亚洲文化中，他们把孩子送到哈佛大学之类的地方，但子女回来后，父母们很快意识到，他们不仅受到了更好的教育，还浸染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德国科布伦次奥托贝森管理研究院(WHU-Otto Beisheim School of Management)荣誉教授彼得•梅(Peter May)说。该学院承办了一些这样的研讨会。
在许多新兴市场，长子继承家族企业的传统依然盛行。“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儿子被选中进行重点培养……而六、七年之后父亲发现，这个家伙不是（最好的选择），”施塔德勒说，“我曾参与一些家族的此类讨论。”
瑞银超高净值开发部负责人劳拉•潘切拉(Laura Pancera)说，课程中的跨文化交流——比如已设有管理家族事务的家族理财室的欧洲人，与正在考虑设立家族理财室的亚洲人之间的交流——尤其有帮助。
当参与者们不是在楼层不高的酒店中信步闲聊，他们就会努力探讨从家族企业治理、到“破产概率”（现金耗尽的统计可能性）在内的广泛课程。
瑞银不想公开讨论的一个议题是纳税，在瑞士的银行因帮助美国客户逃税被迫支付罚金后，这一话题变得日益敏感。瑞银在2009年支付7.8亿美元的和解金，避免了遭受刑事起诉。
在沃尔夫斯堡，代表们还可以听到关于失败继承的第一手案例，包括来自德国眼镜制造商罗敦司得(Rodenstock)的贝阿特丽策•罗登施托克(Beatrice Rodenstock)的讲述。但专家认为，通向成功并非只有一条路径。
施塔德勒引用了两个极端案例来证明这一点：创始于1756年的德国投资公司Haniel，其680多个家族股东都不被允许参与企业经营；法国奢侈品制造商爱马仕(Hermès)背后的家族在企业经营上则更加亲力亲为。施塔德勒说：“两家企业都很成功。”
这个持续三天的瑞银“家族过渡项目”(family transition programme)并未宣称，能把不合适或不情愿的继承者们变成未来的首席执行官。它也不提供一些参与者可能已经习惯了的娱乐方式。
“我不支持把这些年轻人带进迪厅，”潘切拉说，“过去我们经常那样做，而结果是他们上午再也不来上课了。”
译者/陈隆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