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国终于被称为“中国”

1945年“八一五”投降之后，当日本人大都垂头丧气不知前景如何时，在日本的华人感到真是变天了。他们走在街上不再听到辱骂声，面对在日本登陆的美军先头部队，日本年轻妇女纷纷剪了头发换上男装四处躲避，横滨的华侨却自豪地走上街头欢迎前来的“盟军”，同时还将街名“南京町”堂堂正正地改为“中华街”。

日本战败后百业萧条，海外的数百万军民又遣返归来，饥饿和失业像两条鞭子抽打着大多数日本家庭。城市街头，大批穿着破旧军装的男人终日徘徊，为生活所迫的女人则在美军驻地附近公开拉客，通常一次索价仅1美元。此时，华人作为战胜国的侨民，却享受着“联合国人”的供应待遇。美国占领军不许普通日本人经营粮、油、糖、肉生意，华人却不在限制之列。华侨们利用这一良机，大开餐馆和杂货、洋服店铺，积累了资金，中华街就此成为横滨的繁华区。中华街周围的不少日本人一改过去的鄙夷态度，对华人投来羡慕的目光。反观旅日的朝鲜人，其国家已独立，因此被取消了日本国籍，同时又不能享受战胜国居民的待遇，多数人生活反而更加困窘。相形之下，华人由衷地感到身为中国人的骄傲。

战后国民党政府因忙于内战，放弃了向日本派遣占领军。不过，经过中国派驻日本的军事代表团的强烈要求，美国占领当局命令日本政府不得再使用“支那”一词。在中国抗战胜利9个多月后，1946年6月6日，日本外务省正式向国内各新闻出版单位发出了《关于避免支那称呼事宜》的通知。7月3日，日本教育次官也正式向国内各学校发出通知：“查‘支那’之称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止使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通知里虽然带着战败后无可奈何的口气，“支那”这一令中国人极感屈辱的名词毕竟从此从日本公开出版物中消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成为战胜国，但战时国民党政府的许多表现令许多日本人轻蔑，战争结束时中国战场上日强中弱的形势又没有改变，在战败者心中并没有真正确立起应有的尊重。日本人普遍认为“我们是被美国打败的，并没有败给中国”，民间相互之间谈论中国时还习惯使用“支那”一词。

“支那”一词真正得以从日语中消失，关键在于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敢于出兵朝鲜，美国舆论惊呼遭到“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战后普遍对美国顶礼膜拜的日本人震惊了。一再看到和听到“中国人”“中共军队”取得胜利的新闻报道，许多日本人在感叹之余，对中国产生了真正的敬佩之感。抗美援朝的战报传到东北的日本战犯管理所时，那些由苏联递解过来、一向表示不服的战犯们，重新认识到自己老对手的强大力量，多数都低下了脑袋表示服罪并愿意接受改造。在日本的老一代华人从切身的体验中也大都深深地感受到，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他们挺起了腰杆，朝鲜战争才使他们的祖国被承认为强国。

“中国”一词，就此才真正成为日本人平时的口头语言。战后出生和长大的日本人大都只有查字典才知道，“支那——系以往对中国的称呼”。

国力对比转换带来心理不适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将日本作为东方冷战的重要基地，中日关系又受制于中美关系。1951年美国片面主持了《对日和约》，将对日抗战时间最长的中国排除在外。此后，根据美国的安排，日本吉田茂政府同台湾当局建立了外交关系，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横滨等地的华人社团也受制于台湾派来的“大使馆”。

不过，此时新中国的力量已让日本人刮目相看，加上岛内左翼力量很强，日本社会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很强烈。1952年以后，两国的民间贸易和往来逐步开展起来，日益扩大，在日华人又成了沟通民间贸易的重要渠道。

战后日本民众多数生活在贫困饥饿中，面临着俄式社会革命和美式社会改良两种选择。1945年至1949年间，美国对天皇为首的日本皇族的战争责任免于追究，对日本实行社会改造，制定和平宪法，推行土地改革，推动了日本社会的民主进程，也消除了革命条件。1949年日本共产党曾开始“城市暴动”的准备，结果美军和吉田政府宣布日共为“非法”。由于看到日本革命的条件不具备，自1952年以后，中国的对日方针转为争取日本中立并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日本政府跟随美国敌视中国，不过当时日本社会上左翼力量也比较强，揭露侵华战争罪行和主张中日友好的呼声很强烈。在官方不能建交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采取了民间外交即争取日本人民的政策。“两弹一星”的成功又增强了军事震慑力，加上当时实行联合美国、西欧和日本对抗苏联的“一条线”战略，这种形势终于促成了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

据中日恢复邦交时的新闻调查，日本社会上多数人表示过去“对不起”中国，尤其是老年人中这种态度更强烈。1978年中日友好条约签约后，日本社会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中国“有好感”的人多达八成。在这种大气候下，日本政府通过了相当于300亿美元的长期日元贷款，作为中国放弃战争赔款要求的一种补偿。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访日的中国人为数很少，大都受到满脸笑容的热情对待。我注意到，当时日本媒体的报道大都带有居高临下的心态，都讲中国“穷”，应该给一些援助。90年代以后，苏联瓦解、冷战结束，日本和美国不再有联华抗苏的需求，并感到中华崛起是一种威胁，官方和媒体对中国的态度日益逆转，并影响到民间。加上赴日留学、工作和定居的中国人在90年代末达到60万，成为日本的第一大外来族群，直接交往扩大的同时也出现了不满和摩擦的升级。

90年代初笔者到日本时，只能在低档商店看到一些廉价中国产品，2000年再到日本时，商场中已充满了“中国制造”。有些右翼分子就此煽动称，本国已成了中国产品的殖民地。由于日本经济增长率二十多年来几乎陷入停滞，普通老百姓也容易听信宣传，认为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

近些年来，由于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冲突，“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甚嚣尘上，日本要求美国提供保护。偏激民族情绪在社会上蔓延，也使主张中日友好的声音很难发出。在日本，有过战争责任的老年人差不多都已不在世，对中国仍不断声讨日本过去侵华的罪行，战后新生代普遍感到不满，认为是打压他们成为正常国家。据近年来的日本民意测验，对中国有“好感”的人降到不足一成。

仔细观察，日本政府在村山富市首相1995年发表著名的承认侵华的讲话之前，从来没有用过对华“侵略”一词，而是采取“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的不讲是非的态度，其根源也在于战后对天皇制军国主义的罪行没有做过清算。

从日本侵华时期和战后的社会情况看，想彻底清算侵略罪行的最好时机是战争结束后的战犯审判之时。当时因为美国扶植日本、建立东亚反共基地，错过了这一历史机会，才导致后来几十年间日本否认侵略罪行，让中国人愤慨不已。

人们也应看到，如今日本社会上对华态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崛起引发其心理不适应的结果，与侵华年代蔑视“支那”的傲慢心态完全不同。回想1990年时，中国的GDP只及日本的八分之一，2000年达到四分之一，2010年终于超过，到2014年达到日本的两倍(这与日元近期贬值也有关系)，中日关系由“日强中弱”转变为“两强并立”，再转变为“中强日弱”。对习惯于崇拜强者而傲视弱者的日本社会而言，现在的心理不适应恰恰是这一角色转换时期的表现。

邓小平有句名言：“发展是硬道理。”待到中国真正强大、富裕起来时，日本社会上对华尊敬和好感的心态肯定会重新占主流。过去因为落后而挨打，自己实力不济时又不能让战败国认罪，想让中日关系走向健康轨道，只有靠中国的发展。这也是人们回顾历史应该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