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说，以上所说，主要还是路遥作品文体，结构，视角以及艺术概括方式上的特点的话，那么我们需要着重解读的是，路遥作品的审美内核，审美灵魂，精神内涵，以及他的作品打动千万读者的秘密所在。路遥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物质上的贫穷者，精神上的高贵者，理想高远，品质高尚，毅力顽强，外在的贫困和内心的高傲形成了尖锐的对照和反差。他笔下的主人公虽各个不同，但对命运的抗争，不屈，力图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是共同的。为什么《人生》的主人公叫高加林？其实有路遥自己的影子。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天上有个卫星在转，上面有一个人在卫星里面，那就是加加林少校。路遥记下了这个名字，并把它给了他小说的主人公高加林。路遥小说中的人物经常吃的是窝窝头，看的是参考消息，卖的是苦力，想的是有一天在联合国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孙少平说，“总有一天，我要扒着火车去外面的世界”。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们解析《平凡的世界》一定要看到它向上、向外扩张的力，那股内蕴的强烈的精神追求。

　　我认为路遥作品中强烈的审美冲击力来自三个方向：一个是传统道德之美；一个是苦难、冶炼之美；一个是自我实现的未来之美；它们像三股强大的激流，激荡着无数青年读者的心。首先，在路遥笔下，双水村崇尚父慈子孝，长幼有序，用情专一，仁厚孝悌的伦理秩序。尽管也搞过阶级斗争，但传统美德作为精神的底盘，如厚土般稳定。孙玉厚就是一位坚韧顽强，淳朴善良的伟大的父亲形象，他培养了好几个优秀的儿女。在这里，传统文化是很具体的，一双新鞋先给谁穿，兄弟俩互相推让；一个白面馍留给谁吃，自然是留给奶奶；孙玉厚守候着一元钱的“失主”，为的是拾金不昧，处处透着诚信与仁义！孙少平要维护郝红梅的名声，那样执着；田润叶在李向前残废之后回心转意，升起了怜爱之情；这里又有多少厚爱和忠贞！当孙少平在矿山频遭打击，得到惠英的温情关照时，不由落泪，路遥抒发道，“只要有人的地方，世界就不是冰冷的”。这是一个虽然贫穷却充满了劳动者人性美和人情美的精神家园。

　　更加动人的是，关于苦难的书写和在苦难中经受冶炼所产生的美感。路遥认为，“人生充满了苦难，在与其不断的搏击中，人才会活得充实一些，才能获得幸福感”。在《人生》里，高加林半夜拉大粪车挨家挨户地找粪源、掏大粪；高加林在县城叫卖馍馍，可怎么也张不开口；刘巧珍带着狗皮褥子去看望高加林，高已背叛，却泪流满面，无法开解。《平凡的世界》一开始写学生们到食堂打饭，馍分“欧亚非”三种，欧是白面馒头，亚是棒子面窝窝头，非是高粱面窝头，5分钱的菜是清水熬白菜，1毛钱有点粉丝，1毛5的才带点肉片。这都非常真实。郝红梅和孙少平总是最晚去打饭，他们是吃不起菜的。这段描写使我这个曾经的西部学子，涌上热泪。贫穷、苦难，往往又与劳动、爱情连在一起。在路遥看来，只有劳动才可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孙少平发出过这样的内心独白：一个人精神是否充实，或者说活得有无意义，主要取决于他对劳动的态度。当然，这不是说我愿意牛马般受苦。我也感到井下的劳动太沉重了。但要摆脱这种沉重是不可能的。再说，千百万人都这样沉重。你一旦成为这个沉重世界的一员，你的心绪就不可能只关注你自身。

　　路遥写爱情也很独特，爱情如苦难中一缕绚丽的暖阳，照彻人心。路遥确实让一些地位比较悬殊的男女相爱了，因为他向往那种非功利的，超越门第和贫富的，能经得起苦难考验的，自由而炽烈的爱情。但其爱情的内核主要还是“善”。这是路遥道德理想观的一个部分。这样的爱情在任何时候，特别在今天，都显得奢侈，却又是多么高贵。他抒发道：爱情啊！它使荒芜变为繁荣，平庸变为伟大；使死去的复活，活着的闪闪发光。即使爱情是不尽的煎熬，不尽的折磨，像冰霜般严厉，烈火般烤灼，但爱情对心理和身体健康的男女永远是那样的自然；同时又永远让我们感到新奇、神秘和不可思议。于是，从美学上讲，我们有可能会提出，路遥的作品有无把沉重劳动诗意化，把生活苦难神圣化，把爱情伦理拔高化的倾向？这似乎是双面剑，既有升华的一面，也有美化的一面。

　　路遥作品里还有一种美，那就是个体意识觉醒和自我实现的未来之美。这是它之所以拨动一代代青年奋斗者心弦的最重要的原因。他的主人公往往是农村生活方式和传统土地观念的叛逆者。高加林和孙少平更接近路遥个人的精神史。他们都有强烈改变自身处境的欲望。这里含有现代性。“五四”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发现了人，发现了个体意识，发现了为自己活着的人。从高加林身上，可以感受到农民的母体正在诞生着她的新生儿。《平凡的世界》特别能代表路遥主观世界的矛盾。路遥一方面赞赏、理解，甚至是拥抱中国农民的坚忍、温厚、善良，博大；另一方面，路遥的主人公身上又有野性的、叛逆的、不驯服的、不安分的东西，那就是现代个体意识的萌动，就是要改变命运，走向未来，扬弃父辈们的生活老路。这两种理念在他头脑经常打架。于是作品出现了双主人公，一个是少安，一个是少平；孙少安更多代表传统农民的固守乡土，而孙少平是个远行的做梦者，作品把这两种精神放到兄弟两个人身上，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两面，把一个人分成两个人，他们是精神上的孪生兄弟。在《人生》里，一方面歌颂高加林式的“现代”叛逆，一方面歌颂刘巧珍式的传统贞操，这两个美他都喜欢。最后这两个东西很难糅合，只好让高加林回归到土地上，抓了一把黄土，喊出了一句忏悔的话。路遥就是这样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作家，他能够把看起来似乎不可能融合的东西构成一种奇异的美。传统美德与个性解放，爱土地如命与“到外面去”，沉重的挖煤与酷爱贝多芬音乐被糅合在一起。这种自我矛盾，二律背反式的悖论，恰恰带来了荡气回肠般的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