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9月21日发布《经济蓝皮书夏季号：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4~2015)》，预测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6.9%，经济增长减速来自企业与个人投资的下降。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张平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进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中之重，尤其要重视中西部地区生产效率的有效改进。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在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经济应该侧重于从供给面加强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否则“十三五”的日子不好过。好在现在高层领导已经注意到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了。
    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就是智囊们的经济改革方案
    于是，在当代中国，新供给主义应运而生，滕泰、贾康等人成立新供给主义研究院，张维迎许小年要埋葬凯恩斯，吴敬琏先生则明确反对三大需求，并给出了他的增长公式：人力资本+物质资料+效率=经济增长。可惜的是，唯独缺了关键的要素——市场容量。
    让我们梳理一下供给主义的逻辑：因为供给端的生产要素效率下降，因此潜在产出率降低，企业效益减少，投资减少，经济下滑。
    余永定老师有几个潜在产出率的计算方法，社科院经济所、北大、人大、清华都有自己独特的计算结果，但殊途同归。
    夏斌则有企业效益减少的论证：据测算，2005-2008年，1元社会融资量能带动4元GDP，到了2012年，1元社会融资量只能带动1.93元GDP。2012年，未扣除利息前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收益率为8.88%，但银行一般贷款的加权利率却为7.07%，如果算上各种理财、影子银行中的高利率因素，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实际上已接近其融资成本，有相当部分企业已低于融资成本。而在2013年5月，居民与企业的债务却已超过82.9万亿元，若仅以7%的利息测算，每年的利息就高达5.8万亿元（有人以非金融企业债务合计算利息，利息高达8万亿元-9万亿元），分摊到每月为4840亿元。也就是说，要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企业除本来需增加一定的正常贷款外，在企业资产收益率接近甚至有些企业已追不上融资成本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其日常生产和投资活动而不“崩盘”，还需另外增加一块以偿还利息为目的的新贷款，才能维持整个资金链的不断裂。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2013年一季度GDP增速比2012年一季度下降0.4个百分点，但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速却是同比上升64.2个百分点的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张平副所长、余永定所长、李扬原副院长都是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教授，是我的老师，但这并不妨碍我表达不同的观点。
    供给主义的逻辑链条并不是牢不可破的，因为潜在产出率的计算目前尚无一致的共识，企业效益的减少是事实，但并不能必然推出潜在产出率的降低，相反，很可能是潜在产出率增加，而需求减少所造成的。
    下面，我们从生产要素的各个部分进行逐一论证。
    首先，从人力资本看，中国2015年的大学毕业生达到749万，而1990年为61万，不但数量扩张了12倍，而且质量也迈上了新的台阶。大学生从往昔的天子骄子过渡到今天的社会平凡一员，由稀缺变得过剩，大学生，硕士、博士就业成为社会难题，中国是迈入了老龄化，生育率在下降，但目前劳动力总体上并未短缺。另外一个事实是，战后美国出现了婴儿潮，到1970年应该是这批婴儿潮变成为成人潮，也就是劳动力供给充分，消费激增，经济繁荣才对，然而，美国却出现了滞胀。
    其次，从资源上看，供给主义认为目前的产能过剩，效益下降是因为资源匮乏导致的，然而，钢铁、煤炭、原油等主要原材料，2015年比2007年不但价格大幅下降，而且需求量急剧萎缩。
    再次，从资本层面看，现在的利率水平处于历史低水平，资本并不缺乏，缺少的是盈利机会，利润空间。
    还有，从技术上看，现在的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生物基因、新材料、新能源、制造水平与上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不能同日而语，断言技术退步有违常识，也无视科研工作者的努力。
    最后，贯穿全国的高速公路，可与飞机相抗衡的高铁，几乎人手一部的智能移动终端，大大提高了交通与通讯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显著增进了供给效率。
    因此，生产要素效率不是降低了，而是大幅提升了。
    2013年7月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朱宏任指出，产能过剩问题在大部分工业行业普遍存在。据有关部门调查，今年上半年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9%，仍处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较低水平。其中，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产能过剩情况尤为突出。曾经稀缺的家电、汽车、房子现在已经饱和。
    即目前的供给不但数量充分，而且质量大幅改善，如此怎么能说潜在产出率下降呢？
    他们又举出一大证据：企业效益降低是因为劳动工资大幅上升了，而工资上升的原因是劳动力供给减少了。这又是简单的线性思维在作怪。如果降低工人工资，那么谁去消费？工资上升一定是劳动力供给减少所致吗？并非如此，因为有大量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工资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房价上涨，它迫使生产生活的成本上升。
    那为什么中国前期能保持两位数的告诉增长，现在逐渐熄火了呢？供给主义者百思不得其解。
    这实在是供给主义者的悲哀了，因为这一门派出身于自然经济的重农学派，生产力相对低下，交换的范围与深度非常有限，因此金属货币就能满足其需求，不需要借贷，也就是货币为交换所得，而非商品经济中的借贷所得，货币尚未显示出债务性，故将实物利润视为利润的全部，不必担忧市场和需求。偏执于这种微观理念，使其忽略了中国早期出口顺差所带来的外部需求，而后期的房价高涨推升了整个物价水平，降低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顺差逐步萎缩，不得不依靠贷款拉动，即国债、企业债、消费债，而债务的积累使还本付息的压力与日俱增，而最终需求只能简单依赖消费需求，这样投资效益势必下降，投资倾向也随之减弱。这样的解释与夏斌与张平观察到的事实达成了逻辑上的统一。
    为了保增长，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挽救房地产的措施，这显然抵消了所谓结构调整的努力，无法抵挡劳动密集型的跨国公司外迁的浪潮，而降低房价却是化解滞胀的关键所在。
    比较一下德日的发展进程，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德国与日本同为二战战败国，战后都从废墟中重建，两国的高精尖技术难分伯仲，出口创汇能力一流，所以两国都有几十年的快速增长期。
    但是，后来两国的发展轨迹发生了变化，日本为了保持高速增长，通过增加国内债务推高了房地产，结果陷入了长时间的滞胀泥潭；而德国选择了降低增长速度，防止炒作房地产，保持较低的物价水平，获得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使顺差更为长久，经济得到持续增长。
因此，供给主义的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应该循着德国之路前行，征收房产税、遗产税、资源税，提高房产交易与股票利得税率，降低企业所得与工资所得税率，鼓励生产性努力，抑制食利性阶层与金融业的泡沫性繁荣。
    不得不提醒的是，德国模式并不适合中国，因为顺差必然带来逆差国的债务，故顺差国的经济体量是有限制的，它更适合于小的经济体，比如亚洲四小龙，而对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则是灾难。因为这条道路势必引发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贸易壁垒、贸易争端、贸易战争。因此，只在供给端打转转要么是对快速衰退束手无策，要么是缘木求鱼，一厢情愿。
    新宏观主义认为：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储备需求，即央行市场化购买准公共品，社会免费使用。这些准公共品包括重大的基础设施、荒漠绿化、空气与土壤改善、重大专利与艺术品、勘探成果等。之所以免费使用就在于央行只是社会价值的代理人与登记机关，其用于购买的的货币相当于整个社会对准公共品权利人开出的欠条，为货币权利的承受者，所以应该免费使用该标的。
    本文以夏斌老师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基金会成立上的主旨发言作为结束语：我们知道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及随后而来的世界经济衰退，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已经不能完全解释和预测重大的宏观经济事件，同时也不能很好的为经济复苏和运行提出有效的政策药方。而中国经济30多年高速增长和全球经济格局大变化带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许多新的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现有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问题需要解释。经济学需要创新与发展，已经成为新世纪经济学界世界性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