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本末

帝王，就是要分清什么事情应当放在前面，什么事应当放在后头。把人民和土地放在前面就对了，把高贵和骄傲放在前面就错了。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慎重地处理何者为先、何者为后的问题。

一个国家，都有宝、有器、有用。内城外郭、山川险地、粮食贮备，这些都是“宝”；圣明、智谋，算作“器”；珠玉，居末位，算作财用。先代圣王看重宝与器而看轻财用，所以能治天下。

积聚什么的问题

成王业的国君积聚人民，成霸业的国君积聚武将和战士，衰败的国君积聚官僚贵族，亡国之君则积聚珠玉与妇女。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慎重地处理积聚什么的问题。

要加快进行探索，因为万物是众多的；要努力进行探索，因为万物是随时流逝的；要加强进行探索，因为万物是意旨精深的。

法出于礼，礼出于理论。理论与礼都是道。

再述粮食的重要性

　得之必生，失之必死的东西是什么呢？唯有粮食。得到它，尧、舜、禹、汤、文、武和孝己，才赖以成功；天下人也必须靠它才可以生存。一天断了食，等于过歉年；三天断了食，等于过饥年；五天断了食，等于过荒年；七天断了食，国土就保不住；十天断了食，同类皆无，全部都将死掉了。

卑贱者固然应当事奉高贵者，不肖者固然应当事奉贤者。但高贵者之所以能成为高贵，正因为他能够做到以贵事贱；贤者之所以能成为贤，正因为他能够做到以贤事不肖。粗恶是精美的根本，卑下是尊高的根本，低贱是高贵的根本。所以先王很重视它们。

　论行德

天，通过时令发挥作用，地，通过物材发挥作用；人，通过行德发挥作用；鬼神，通过赐福发挥作用；禽兽，通过力气发挥作用。所谓德，就是率先行德的意思。所以，行德最好是走在前头，它不象应敌打仗那样以后发制人为好。

用服务来聚合友谊，用行德来聚合国人

　生命从属于粮食，言辞从属于实事。

人君好放荡纵欲，忘其身而失其国者，必然失败；其德望不足以感怀其民众者，必然失败；盛其刑罚而残害其士人者，必然失败；诸侯给与权威，但时间长而不知急起直追者，必然失败；自身很老而不知尊重太子者，必然失败；贮蓄积藏的物资，陈列腐朽的粮食，而不肯施与他人者，也必然失败。

人的名分有三：有治理的，有督促的，有服务的。事的名分有二；有纠正于事前的，有察明于事后的。五者完善，天下就得治了。名分正则天下治，名分不正则天下乱，没有名分则死灭。

论为臣

每天都有增长而唯恐太少的，是忠心；每天都有减少而唯恐太多的，是欲望。多忠少欲，是明智的表现，是作人臣的宽广道路。作为人臣，无功于国，而造成家富国贫的局面，就是人臣的大罪；作为人臣，无功于国，而造成爵尊主卑的局面，也是人臣的大罪。对国家没有功劳尚可以赢得富贵，谁还去推祟贤人呢？

天道伟大而帝王应当运用，爱天下之所爱，恶天下之所恶，天下就可以全面控制，全面控制则必然巩固

侈俭之国

进入一个国家的都城，视察它的宫室，看看它的车马、衣服；侈俭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城市大而农田小，农田就养活不了那些人民；城区大而居民少，居民就防守不了那个城市；院落大而房屋少，房屋就充实不了那个院落；房屋多而居民少，居民就住用不了那些房屋；粮仓少而亭台楼阁多，粮食贮备就供应不了那些糜费。所以说，君主没有积蓄而宫室却很华丽，百姓没有积蓄而衣服却很讲究，乘车者打扮车子的外观，步行者穿着用艳丽的服色，农业产品少而奢侈物品多。这是奢侈国家的风俗。国家奢侈则开支浪费，开支浪费则人民贫困，人民贫困则产生奸恶思想，产生奸恶思想则出现邪巧行为。所以，奸恶和邪巧的产生，由于贫困；贫困的产生，由于奢侈；奢侈的产生，由于没有制度。所以说，明确制度和标准，节约衣服，俭省财用，禁止奢侈，是治国的急务。不懂得这个道理，就不要使他管理国家。所以说，进入一个国家的都城，视察它的宫室，看看它的车马、衣服；侈俭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治理国家需要的是还权于民的人，而不是人才！

从前，圣王在考治人材的时候，不看重他的博学，但却希望他能与君主一致而听从君令。《泰誓》说：“殷纣王有臣亿万人，也有亿万条心；周武王有臣三千人，却只有一条心。”所以，纣王因亿万心而亡，武王因一心而存。因此，一国之君，如不能使人心归己，统一国家权威，统一士人意志，使上面的治理措施贯彻为下面的行为规范，那末，虽有广大的国土，众多的人民，还不能算是安全的。

圣王所要禁止的事

     破坏国家正道，改变国家常法，封赐与禄赏之事全随个人意志决定，是圣王所要禁止的。擅专国权以严重搜刮人民，是圣王所要禁止的。不肯为朝廷任职作事，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在朝廷领受俸禄于君主，回家来积藏俸禄于私室，不干自己应办的公事，只努力发展部属，私用国家官吏，私决君主大事，排除不该排除的人而私自行事，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修德不以事亲为根本，办事不以奉公为主旨，举用无能的人，荐引无功之辈，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为国家结交人材当作自己的恩赐，推荐人材当作自己的功劳，任用人材又从中分取俸禄，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既结交权势，又收揽穷人；轻取于民而重求于君，削上就下，枉法收买人民，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享用与本人身份不相称、家产超过爵位的等级，俸禄很少而资财很多，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干违背时代潮流的事情，靠非议君上来猎取名声，经常反对朝廷的法制，并以此结聚徒党于国内，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打扮成贫穷的样子，而不肯辛勤劳动，暂时安于贫贱，自身没有常业，自家没有恒产，活动于社会上下之间，而声称是为了人民，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供养游士和修治武器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豢养贼臣和私藏敢死之徒，然后强直不让而严重地与君主讨价争权，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注意修饰小节以显于人民，经常议论大事以打动国君，广泛结交以凌驾群僚，凭借自己的地位以控制朝政，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屈身于人群之中，暗行不正之事，潜入别国或接纳外奸，欺瞒君主又欺瞒人民，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实行奇怪的风俗和反常的礼节，语言夸大而行为骄傲，把自己所做过的事，说得非常难做，借此以抬高自己，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有积蓄而生活安逸，广施财物以收买民众，殷勤行事，顺从人意，用财货收买人心，用救济沽名钓誉，政治上稳坐不动而使人主动拥护，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行为邪僻而坚持不改，把奇谈怪论讲得头，头是道，办法错误而数量很多，支持邪恶而善于辩解，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以结纳朋党为友爱，以包庇罪恶为仁慈，以投机善变为有智，以横征暴敛为忠君，以发泄私忿为勇敢，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闭塞国家根本，努力蒙蔽国君，又密切勾结其它诸侯国，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论法令

凡属统治国家的重要手段，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法令威重则君主尊严，君主尊严则国家安定；法令没有力量则君主低贱，君主低贱则国家危险。所以，安国在于尊君，尊君在于行令，行令在于严明刑罚。刑罚严、法令行，则百官畏法尽职；刑罚不严、法令不行，则百官玩忽职守。因此，英明的君主明察治民的根本，根本没有比法令更要紧的。所以说：删减法令者，处死；增添法令者，处死；不执行法令者，处死；扣压法令者，处死；不服从法令者，处死。这五种情况都应是死罪无赦，一切都只看法令行事。所以说：法令有力量，下面就畏惧了。

　　地大国富，人众兵强，这自然是称霸、称王的根本。然而，至此也就与危亡接近了。天道的规律和人心的变化就是这样的：就天道的规律说，事物发展到尽头则走向反面，发展到极盛则走向衰落；就人心的变化说，富有了，则产生骄傲，骄傲则松懈怠惰。这里所说的“骄傲”，指的是对各国诸侯的骄傲。对各国诸侯骄傲，在国外就脱离了各诸侯国；而松懈怠惰的结果，又将在国内造成人民的叛乱。在国外脱离诸侯，在国内人民叛乱，这正是天道的体现，也正是走到危亡的时刻了。假使国土虽大而不进行兼并与掠夺，人口虽多而不松懈、怠情与傲视臣民，国家虽富而不奢侈纵欲，兵力虽强而不轻侮诸侯，即使有军事行动也都是为伸张天下的正理，这才是匡正天下的根本，而可成为霸、王之业的君主。

英明的君主在上，人民自然不敢有私立异说而妄自尊大的，国家没有荒诞的事情、杂乱的风俗、怪异的礼节，士人也没有私立异说的。对于傲慢不恭、改变法令、自己立法定制、制造异说的都加以诛罚，那么，强硬的屈服，冒尖的受挫折，顽固的也可以攻破。再用法度来引导，用杀戮来管制，因而，万民之心都会服从上面，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如果，下面有私立异说，妄自尊大，纷争而不负责任的，君令就再也无法实行。所以说，私立异说一立，君主威信就低，何况还有傲慢不恭、改变法令、自行立法定制、改风俗、变服装、奇谈怪论的存在呢？那种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乡里，随意独行，改变一国既成风俗的，叫作“不服治理的人”。不服治理的人是跑到法度以外了。法度以外的人，应该杀。应当使贤者靠能力用事，斗士靠战功用事。贤者靠能力用事，则君主尊严而人民顺从；斗士靠战功用事，则士卒不怕患难而蔑视敌人。君主尊严而人民服从；士卒不怕患难而蔑视敌人，两者树立于国内，则天下得治君主得安了。

　论权势

　凡人君之所以成为人君，因为他有权势。所以，人君失掉权势，臣下就控制他了。权势在下面，君主就被臣下所控制；权势在上面，臣下由君主控制。所以，君臣的地位颠倒，就因为权势下落。大臣得势一整年，臣虽不忠，君主也不能夺；儿子得势一整年，子虽不孝，父亲也不能制服。所以《春秋》记事，臣有杀君的，子有杀父的。所以说：堂上可以比百里还远，堂下可以比千里还远，门庭可以比万里还远。现在，步行一天，一百里地之内的情况就知道了，堂上有事，过十天君主还不知道，这就叫作比一百里还远了；步行十天，可以了解一千里地的情况，堂下有事，过一月君主还不知道，这就叫比一千里还远了；步行百天，可以了解一万里地的情况，门庭有事，过一年君主还不知道，这就叫作比一万里还远了。所以，情况进而不出，叫作“灭”；情况出而不进，叫作“绝”；情况报上去而不能达到君主，叫作“侵”；情况下达而中途停止，叫作“壅”。有了灭、绝、侵、堕问题的国君，并不是杜绝或封守了他的门户，而是政令有所不能推进的原故。所以说：政令重于宝物，政权先于至亲，法度重于人民，威权重于爵禄。所以，不可为重宝而看轻政令，不可为至亲而把国家政权放在后面，不能为爱民而歪曲法律，不能为爵禄而分让权威。所以说：权势是不能给予他人的。

思识兴邦，学识误国——致中东博士的第二封信
忠东博士：你好！
读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9年第3期上发表的《新型等价交换：一个新的乌托邦——经济学中的林子力现象研究》一文(下以《新究》简称)后，写给你的信不知你收到了没有。这次我用给张琢先生写信的底稿反面给你写信，这样的不礼貌之举望请你原谅，所绝非对你的不尊重，而只能说明我是一个穷思者。
在我看来，思识兴中，学识误国。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虽是几千年来中华文化(学识)得以不息传承的法宝，但是仅凭着这一法宝大多是误国的。当警醒的是，自汉以来曾是那样自豪强盛的中华民族，何以衰落至在维新的小小日本面前也一时毫无还手之力，山河破碎，几乎族亡种灭？此乃“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之果也。是故，我读你的《新究》一文后，悟忧如焚……思绪万千……
《新究》一文尽情地展示了你那当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读书破万卷”的学识根基和“下笔如有神”之精湛辩驳的文笔才华。这对于一个业余的社科思究者的我来讲是终生难极的，真的好羡慕。
《新究》一文还载现了你那不作惜哲奴隶的犟骨文笔，这尽管是所有业余思究者无不具备的探究精神，但对于有过专业训化经历的博士有这样犟骨的文笔还是难能可贵的，我由衷地敬慰。鲁迅的遗笔尽管无益于我的思究，但我爱看，也正是他那犟骨的文笔能使我在业余思究稍有浮躁时静一静，吸纳他那文骨的营养。在我所订阅的杂志中要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9年第3期最为破旧，所用如此的破旧就唯有《新究》一文以及该文妄加评判绞杀的《论新型等价交换》思想之故了。
《新究》一文的确是我爱看，且看了一遍又一遍的好文章。可遗憾的是，在你否驳“新”(林子力)“旧”(莫尔、马恩)乌托邦幻想的洋洋几万余字里行间，我没有找到可以算得上是你的或你所要推介的当代的“新究”，你这精湛的无立之驳，在我看来如同上了满堂的烈药而未上子弹的响枪，即便是神准的狙击手，打着的也只不过是无矢吓敌的空响。一个有如此广博学识根基的社科博士，所不为力图推介自己的或自己所赏识的当代社科理论研究最新的成果，何以不惜闲废如此精湛辩驳的文笔呐？我深感纳闷，左思右想，还是拿起笔同你探讨一下，我所悟忧如焚这中华民族衰落的病根。
忠东博士，作为一个业余的社科思究者，我本无资格在当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面前班门弄斧，给你写这封信尽管觉得自不称量，但是我认为还是有其必要的，这必要并不在于(上封信)向你假援林论以售我思，而在于借你的《新究》一文对当代社科“新究”妄加评判之绞杀来谈一谈，曾是那样自豪强盛的中华民族之所衰落的根由。
也许在你和你的博导们看来，我这是无中生有，小题大作，牛头……马嘴……
是的，中华民族所曾的衰落是我们祖宗的过错，与你和你的博导们无关，更扯不上《新究》一文的么事。然而，在我看来，在当今中国社科学界还依然残留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所导致我中华民族衰亡之遗迹。这遗迹所存在的表现就恰如你的《新究》，你《新究》一文所展现出的你的学识和文笔才华，以及你作为《新究》笔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毕业之博士)的身份。这并不为《新究》一文之笔者你和你的博导们所悟，是此我就很有必要鼓足勇气冒昧地说于你和你的博导们听听。
在学识者你那里是字好三湖水，在思识者我这里是新识十年思。翻开你的《新究》一文尽管再看了一遍又一遍，可我还是没有从你那字里行间找到你的或你所要推介的当代的新思识。文好无新识原本是理论思维量不足的写照，也就是说，在我看来，你在商品经济学领域尚未付出足够产生或鉴赏新思识的理论思维超常量——十年思。就没有付出相当理论思维量的学识者来讲，其所对当代新思幼述之论就只能是凭字面为据予以处置，这样的学识者之处置所扼杀的就恰恰是在字面表述上尚未成熟而确属已付出超常思维量所产生新论的快子手。试想：举世无双的中华大家族，又有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历史，所曾付出了足够产生新思识之理论思维超常量者是朝朝代代都会有的，之所以无一成就世学之论，不正是如同你的《新究》之类的一一地扼杀而遗弃了的原故么？此乃中华民族是曾衰亡遗迹之一也。
其二，作为《新究》一文笔者你之有如此渊博的学识根基和精湛辩驳的文笔才华，就不难知晓你所耗费的青春精力和可贵年华，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而人的青春精力是有限的，大好年华是可贵的，既勤于学则必疏于思，这不正是华夏历代文豪大儒们所图文誉大下而自废青春精力和可贵年华却无益于民族进步之故么？
再说历来重学识轻思识之中华，其学识者的门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已毕业的博士)越高，所对当代新思幼述之论扼杀的威力越大。你《新究》一文所要扼杀的《论新型等价交换》思想面世快十年了之所以还在搁置着，不正是因为你高贵的门弟，显要的学位以及“下笔如有神”的精彩文章发挥威力的结果么？此之三也。
成然，我并不怀疑你作为《新究》的“笔者之所以要对这个改革的理论进行分析批判，绝非出于个人的好恶，而是出于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的关心，以及对改革的命运和前途的关心”。问题就在于你并不是一个在校还未毕业的博士，所为了毕业而写作以章显文采的毕业论文，而你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时今中国社科最高的学府)已毕业了的社科博士，这就意味着你应当结束章显文采的学生使命，从此则要肩负起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已毕业了的社科博士之使命——引领中华民族不断地寻新替旧的进步。可是你的《新究》一文告诉读者的是：林子力的《论新型等价交换》思想是个谬论，是“一个新的乌托邦”，而你又并没有在《新究》里向你文的读者们推介一个当代的新理论以加力推动才刚起步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这在我看来，你这纯粹是在扼杀新论维护旧论，与引领中华民族不断地寻新替旧而进步的社科博士之使命背道而驰。所凡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真正能阻碍本民族进步的并不是国之外敌，而恰恰是如你这样身为名门学高之不思善述的大文豪绝非出于恶意且关心的浅思误判。我想，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朝朝代代都会有新思识的产生，只不过是被“下笔如有神”之大家的扼杀而导致历代社会革新意识不前，社会革新力量所始终只能处于服从地位才是中华民族衰落的真正原因。
字好三湖水，识新十年思。所已面世的《论新型等价交换》思想把林子力与当今中国社科界那些“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似乎还没毕业的学生区别了开来，这种区别就在于他不再是马恩的学生，而是当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思想家，他不再是搬运文字炫耀文采的乞丐，而是理论思维劳动者，他所把握当代社会主义的，不再是马恩的书本，而是自己所付出超常思维之理论。他是当代中国第一个用自己所付出超常思维之理论重新概定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尽管他的《论新型等价交换》思想还没有被时今社科学界所认可，但他以自己所付出的思维之理论来重新概定当代社会主义的勇气和做法也是值得我极力倡导的。在我看来，林子力既然以《论新型等价交换》提出了“排除”之新思识，也就必定已付出了足以产生这一新思识的理论思维超常量。我所极力倡导的不仅仅只是林子力的勇气和做法，更重要的是林子力为了中华民族之复兴的社会主义理论事业，所积极探索之默默付出超常思维劳动的奉献精神。只有极力倡导从而发扬这一奉献精神，中华晢子的思维才有可能重新激活沸腾，振兴中华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必有后继之群。
忠东博士，在我看来，文之才在于学，邦之兴在于思。拿毛泽东来说，当年的中国学识在毛泽东之上的人有的是，却只有毛泽东能成就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就邓小平来讲，学识在其之上的就更多了，可能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就只有邓小平。何故？他俩都付出了超常思维之识的原故。
伟人的伟大，并非身高力气学识权位，而是其付出的超常思维之识。学是人才的血肉，思才是人才的筋骨。没有筋骨之人才，不仅无益于民族进步，有的还成为了阻碍民族进步的绊脚石。
此致
敬礼!
                                楚梽于1996年秋于马踏石老家
另：若无时间精力复信，此纸无留阅价值，请阅后签字寄转于我即可。谢谢！

论政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故言有辨而非务者，行有难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行必思善，不苟为难。

对四民的管理

管子回答说：“士农工商四民，是国家的柱石之民，不可使他们杂居，杂居则说的话做的事都不一样。因此，圣王总是安排士住于闲静之地，安排农住近田野，安置工匠靠近官府，安置商人靠近市场。使士人们居处相聚而集中，闲时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悌。朝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学问，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士人的子弟常为士人。使农家居处相聚而集中，分别四季，安排用具，置备器械。搞齐全耒耜枷镰等等。在天气尚冷的时候。就铲除杂草修整土地，以待时而耕，耕得深，种得均，盖土又快。在降雨之前就除草松土，以等待时雨。时雨—‘来，就带上各种农具，早晚在地里从事农活，脱下常服，以就功役，分别苗的好坏，排好苗的疏密。他们头戴草笠，身披蓑衣，一身泥水，暴露发肤，竭尽其四肢之力，而积极在地里劳动。他们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农家的子弟常是农入。他们朴实而不奸恶，其优秀人材能够成为士人的，就可以信赖。让他们种地，粮食就多；让他们做官，贤才就多。所以，圣王总是敬农而爱农。要使工匠居处相聚而集中，察看好的木材，考虑四时活路，分辨质量优劣，安排各种用具。在评定等级、考计规格、裁断器物的时候，要注意齐全和精致。这样，互相谈论工事，展示成品，比赛技巧，提高智慧。他们整天从事于此，来教育子弟，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工匠的子弟常为工匠。要使商人居处相聚而集中，他们观察年景凶饥，了解国内情况，观察四时，注意本乡货物，而预知市场物价。他们负任担荷，赶牛驾马，以周游四方；料定物资多寡，估计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所以，雉羽和摈尾一类的珍品，不必远集而自至；竹箭—类的产品，—国内就有浮余。奇怪的商品经常到来，珍异的东西也有聚集。他们整天从事这些，来教育子弟。他们互相谈论赢利，互告买卖时机：互相陈说物价知识。从少年就习惯于此，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商人的子弟常为商人。按土地肥瘠而差别征收租税，人民就不会外流。施政不遗弃功臣故旧，人民就不会不敬。伐木、捕鱼，各有定时，人民就不会苟且从事。高原、山地、平地都能公平处理，人民就不疑惑，不夺农时，则百姓富裕；祭祀不妄取于民，则牛马繁殖。”

论王霸之业

霸业和王业的规模形势是这样的。它模仿上天，效法大地，教化世人，改换朝代，创立天下法制，分列诸侯等次，使四海宾服归属，并乘时匡正天下；它可以缩小大国的版图，纠正邪曲的国家，削弱强国，降低权重之国的地位，兼并乱国，摧残暴虐的国君：处分其罪恶，降低其地位，保护其人民，然后就统治其国家。本国富强叫作“霸”，兼正诸侯国叫作“王”。所谓王者，总有其独明之处。德义相同的国家，他不去攻取；道义一致的国家，他不去统治。历来争夺天下，以威力推翻危乱的暴君，是王者的常事。统治人民必须有道，称王称霸必须合于时机。国政修明而邻国无道，是成就霸王之业的有利条件。因为国家的存在与邻国有关，国家的败亡也与邻国有关。邻国有事，邻国可以有所得；邻国有事，邻国也可以有所失。天下有事变？总是对圣王有利；国家危殆的时候，才显出圣人的明智。先代圣王之所以成其王业，往往是利用邻国的举措不当。举措不当，是邻国敌人所以得意的原因。


霸业和王业的形势是这样的，它的德义处于优势，智谋处于优势，兵战处于优势，地形处于优势，动作处于优势，所以能统治天下。善于治国的，往往利用大国的力量，依势而缩小别国；利用强国权威，依势而削弱别国；利用重国的地位，依势而压低别国。强国多，就联合强国攻击弱国以图霸业；强国少，就联合小国攻击大国以图王业。强国多，而谈统一的王业，是愚人之见；强国少，而行联合称霸的办法，是败事之谋。神圣的君主，都是看天下的形势，了解动静时机；看先后机宜，了解祸福的道路。强国多，先举事者危险，后举事者得利；强国少，先举事者成王，后举事者失败。参战国多，后举事者可以成霸；参战国少，先举事者就可以成王。

一个英明君主总是看轻骏马与宝玉，而看重政权与军队。至于失天下的君主就不这样了，他轻视予人政权，而重视予人骏马；轻视予人军队，而重视予人宝玉；重视宫门的营治，而轻视四境的防守，所以国家就削弱了。

无地而求富有者，忧伤；无德而想称王者，危险。施予薄而求报答厚重者，孤立。上面权小而下面权重，国土小而都城大，就将有被弑之祸。做到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的，才是治国的最高水平。如果天下有两个天子，天下就不能治理；一国而有两君，一国就不能治理；一家而有两父，一家就不能治理。法令，不发自上层就不能推行，不集中权力，就无人听从。

王者之心，方正而不走极端。列爵不排斥贤人，选贤不择年齿地位，这是为贪更大的利益。所以王业的形势是伟大的。先王在争夺天下的时候，坚持方正的原则；在建立天下的时候，实行整齐划一的措施；在治理天下的时候，则实行平和简易的方针。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兴举大事用天道。

没有羽翼而能飞的是语言，没有根底而能巩固的是感情，没有地位而尊贵的是心性

负担重莫如身体，经历险莫如口舌，时间长莫如年代。负重任，行险路，长期坚持，唯君子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