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的公正

法，就是效法天地的方位，模拟四时的运行，来治理天下的。四时的运行，有寒有暑，圣人效法它，所以有文有武。天地的方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效法它，建立国家纲纪。春生在左，秋杀在右；夏长在前，冬藏在后。属于生长之事，是文；属于收藏之事，是武。因此，文事在左，武事在右。圣人模仿这些，来实行法令，来判断事理。凡有关法度之事，掌握不可以不正。掌握不正则判断不公，判断不公则治狱不完全合理，办事不完全得当。治狱不完全合理，疏远微贱的人们就无法申诉；办事不完全得当，功利事业就不能充分举办。功利事业不充分举办则国家贫穷，疏远微贱者无法申冤则民间扰乱。所以说：“凡将立事，正彼天植。”

万物都尊祟天而贵风雨。所以尊崇天，是因为万物没有不接受天的意旨的；所以贵风雨，是因为万物没有不靠风吹动、靠雨滋润的。若使万物离开天而接受另外什么东西的意旨，离开风而仰赖另外什么东西的吹动，离开雨而仰赖另外什么东西的滋润，那就无需尊天而贵风雨了。现在人君之所以位尊而身安，就是因为他树立了权势并且推行了政令。其所以能树立权势和推行政令，就是因为权势和财利两者的掌握没有不在君主手里的。若使权势和财利的掌握不专在君主之手，而有所分散，君主的地位就将日益轻贱，而权势财利也将日益衰减，这是一条发生侵夺暴乱的道路。所以说：“三经既饬，君乃有国。”

凡国家没有法律，民众就不知道怎样行事；没有制度，行事就没有一个准则。但有法律而不公正，有制度而不明确，则行政管理不灵。行政管理不灵则国家混乱。所以说：“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 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是人君，都保护着亿万民众而占有他们，督察着亿万部族而使役他们。因此，他运用天地、日月、四时，作为主宰，作为根据，来治理天下。天覆万物而没有例外，其恩惠无所不在；地载万物而没有遗弃，稳定而不动。故无不生长繁育。圣人效法它们来保护万民，所以，万民没有不得到经常生计的。得到经常生计，就没有不为君主效力的了。所以说：“法天合德，象地无亲。”

凡是民众，对他们爱护，他们就亲近；为他们谋利益，他们就归附。因此，明君实行福利措施来招引他们，表明爱护之意来亲近他们。只谋利而不爱护，民众就归附而不亲近；只爱护而不谋利，民众就亲近而不肯归附。爱与利兼而行之，那就君臣喜悦，朋友喜悦，兄弟喜悦，父子喜悦了。爱、利兼行的结果，在战时，敌国的四境虽固都不能据守。所以说：“悦众在爱施。”

凡国君之所以能赢得民众拥护，是因为有爱民和施利于民的德惠。爱民之心若是有了改变，对于财利若是有所吞并，就不能完全赢得民从了。所以说：“有众在废私。”

　人，没有不爱利恶害的。因此，与天下人同利的，天下人就拥护他；独占天下利益的，天下人就图谋他。天下人所图谋的，地位虽然确立也必然倒台；天下人所拥护的，地位虽然尊高也没有危险。所以说：“安高在乎同利。”

明法，是君主用来统一人民役使臣下的；私术，是臣下用来侵犯朝廷扰乱君主的。所以，法度废而私术行，人君就没有依靠而陷于孤立，臣下就拉帮结派而形成朋党。这样就形成主弱臣强的局面，这个就叫作混乱的国家。所以，《明法》篇说：“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

明君在上位，有必治的权势，群臣便不敢为非作歹。所以，群臣之所以不敢欺君，并不是喜爱君主，而是因为害怕君主的权势；百姓之所以争为君用，也不是喜爱君主，而是因为害怕君主法令。因此，明主掌握着必胜的策略，来统治不得不被使用的人民；控制着“必尊”的势力，来制服不得不服从的臣子，这样就令行禁止，形成君尊臣卑的局面。所以，《明法》篇说：“尊君卑臣，非亲也，以势胜也。

明君治国，立爵禄来鼓励人民，人民可以得利于君主，故君主能使役他们；立刑罚来镇慑人民，人民就将畏惧于君主，故君主能统治他们。所以，没有爵禄，君主就没有办法鼓励人民；没有刑罚，君主就没有办法镇慑人民。故人臣遵守规范执行君命，并非出于爱君，不过是出于趋利而避害；百官执行法度不行恶事，也不是出于爱君，不过是出于接受爵禄而躲避刑罚。所以，《明法》篇说：“百官论职，非惠也，刑罚必也。”

明君治国，总是根据恰当合适的原则，执行正确道理。所以，对于当赏的，群臣不得推辞；对于当罚的，群臣不敢逃避。赏功罚罪，本来是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杂草不铲除，就危害庄稼；盗贼不惩治，就伤害良民。如果弃公法而行私惠，那就等于便利奸邪而助长暴乱了。因为行私惠而赏了无功的人，就等于让人民贪图侥幸而谋求向上讨好；行私惠而赦了有罪的人，就等于让人民轻慢君主而轻易为非作歹。弃公法而行私意，明君是不肯干的。所以，《明法》篇说：“不为惠于法之内。”

大凡君主没有不要求人民效力的。使人民效力，就必须建立法度而推行政令。所以治理国家使役人民莫如有法，禁止淫乱抑制暴行莫有刑。贫者并非不愿意夺取富者的财物，然而他不敢，是法度不让他夺；强者并非不能施加暴行于弱者，然而他不敢，是畏惧法度的惩治。所以，百官的工作，都按法度检查，奸邪就不会产生；暴慢之人，都用刑律惩治，祸乱就起不来；群臣并进，都用政策来驾御，私术就无法建立。所以，《明法》篇说：“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

　君主之所以能控制臣下，靠的是权势。所以，权势旁落在下，君就被臣控制；权势掌握在上，臣就被君控制。一个被蒙蔽的君主，并不是谁堵塞和封守着他的门户，然而他令不能行、禁不能止、所要求的什么也得不到，就是因为丧失了权势的缘故。所以，权势独揽在君主手里，群臣就畏惧恭敬；法度政令由君主独自决定，天下就服从听命。如果权势分散于臣下，命令就无法推行；法度政令产生于臣下，百姓就不会听命。所以，明君治理天下，坚持独揽权势，而不与臣下共分；坚持独定法度政令，而不许出自臣下。所以，《明法》篇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

回响适应声音 影子跟随身体

明君有一套策略来任用臣下，使群臣可以献出他们的智能，贡献他们的专长。因此，智者便献出他的计策，能者便献出他的成果。用他们的前言核对后果，所贡献的合宜，就赏赐他；不合宜，就惩罚他。设官任吏治民，都根据法度检查成果。遵循法度而又以法治理之，自身既不烦劳而又可使百官分工尽职。所以，《明法》篇说：“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经济的筹算计划。”管仲回答说：“国家没有财物积蓄，原因出在政令上。”桓公说：“为什么说国无积蓄的原因在于政令呢？”管仲回答说：“一个农民只能种百亩土地，而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内完成。”桓公说：“为什么说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以内呢？”管仲回答说：“冬至后六十天地面解冻，到七十五天地下解冻。地下解冻才可以种谷，过冬至一百天就不能再种，所以春耕春种必须在二十五天内完成。现在君上修建扶台，国内五方的民众都来服役。一直过了春天您还不下令停止，百姓就失去了春耕二十五天的时机，全国五方之地就成为废弃之地了。征发一人的谣役，百亩地不得耕种；征发十人，千亩不得耕种；征发百人，万亩不得耕种；征发干人，十万亩不得耕种。春季已失去了那个‘二十五天’，夏天又再来征发徭役，这就是春天误了种地，夏天误了耘苗，秋天再无休止地征发，这就叫做粮食、土地不断地丧失。种谷既已延误了农时，君上的官吏又在不停地征税，农民吃用粮食通常只是收成的一半，现今则被君主拿去了九成。此外，官吏收税还要求交纳现钱。这些便是暴乱之所由起和刑罪增加的原因。如随之以暴力镇压，就要发生所谓‘内战’了。”桓公说：“讲得好啊！”

　　管仲接着说：“这就是因为没有充分利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那些成王业的君主，从不侵夺百姓的农时，所以能五谷丰收。但是五谷丰收后，战士就往往轻视爵禄，百姓也难免轻视国家奖赏。那种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能使农民努力耕作而成果归于君上，妇女勤于纺织而成果归于官府。这并不是想要伤害民心民意，而是实行了利用物价高低的理财政策，就不能不是这样的结果。”

　　桓公说：“具体做法如何？”管仲说：“古代虞国是真正懂得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的。”桓公说：“到底什么是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管仲说：“对于种百亩田的农民们，下达一个通令说：‘这个大约二十五天的时间，归你们自己进行春耕，国家并发给你们贷款。’到了大秋，五谷大熟，国内粮价下降了一半。这时又通告农民们说：‘你们的贷款，都要折成粮食偿还，而且要送交州、里的官府收藏。’等到国内市场的粮食有一半控制在国家手里时，就可使粮价提高二十倍。于是又通告远近各县、各里、各邑的官吏们，要求他们都必须交纳兵器和各种用具备用。同时通告说：‘国家没有现钱，用粮食折成现钱购买。’这便在国内粮食价格上，一律取得十分之九的大利。经过偿还粮食来支付器械的贷款，国家的器物都得到供应，而用不着向百姓直接征收。这就是虞国运用计算筹划的做法。”

君主才是最大的资本家
国家有十年的粮食贮备，而人民的粮食还不够吃，人民就想用自己的技能求取君主的俸禄；国君不经营山海(盐铁)的大量收入，而人民的用度还不充足，人民就想用自己的事业换取君主的金钱。所以，国君能控制粮食，掌握货币，依靠国家的有余控制民间的不足，人民就没有不依附于君主的了。粮食，是人民生命的主宰；货币，是人民的交易手段。所以，善于治国的君主，掌握他们的流通手段来控制主宰他们生命的粮食，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民力了。

人们总是相信爱己之人而死于谋求财利，这是普天下的通例。百姓又总是予之则喜，夺之则怒，这也是人之常情。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在给予人民利益时，要求形式鲜明；在夺取人民利益时，则要求不露内情。这样，人民就与君主亲爱了。“租籍”，是强制进行征收的；“租税”，是经过谋划索取的。成就王霸之业的君主，避免强制征收的形式，保留他经过谋划的索取，这样，天下就乐于服从了。

国家统一掌管经济
经济权益由国家统一掌握，这样的国家强大无敌；分两家掌握，军事力量将削弱一半；分三家掌握，就无力出兵作战；分四家掌握，其国家一定灭亡。先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杜绝民间谋取高利，限制他们获利的途径。因此，予之、夺之决定于国君，贫之、富之也决定于国君。这样，人民就拥戴国君有如日月，亲近国君有如父母了。

管仲说：“善于管理商业的，就要由国家同时办商业；国家办商业，市场就清淡冷落；市场清淡冷落，农业劳动力就充足；农业劳力充足，人民财物就丰富；人民财物丰富，君主的税收就取之不竭了。现在的情况则不然，商人贵卖，君主跟着贵买，贵而不能使之贱；商人贱卖，君主跟着贱买。贱而不能使之贵。天下善于管理的不是这样，私商卖贵则国家商业卖得贱，私商买贱则国家商业买得贵。这乃是损有余以补不足的理财方法。所以，凡国家不能调剂民财，就不能做到大治；不洞察商业始终，就不能把管理做得最好。由国家掌握利用物价涨跌，可取相当二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由国家经营盐铁商业，也可取得相当二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由国家经营锡金商业，又可取得相当二十年财政年度的收入。这五种官商的理财之道，都不是向民间直接征税的。”

　桓公说：“我想削减商人赢利而帮助农民生产，有办法么？”管仲回答说：“粮价高，其他物资的价格就低；粮价低，其他物资的价格就高。两者升降的趋势相反。所以要削减商人赢利而帮助农民生产，就请把每釜粮食的价格提高三百钱。如此则荒地广为开垦，农夫也努力耕种了。”桓公说：“提高粮价用什么方法？”管仲回答说：“请命令大夫们都来存粮，规定卿和附庸诸侯贮藏一千钟，令大夫贮藏五百钟，列大夫贮藏百钟，富商蓄贾贮藏五十钟。内可以作为国家的贮备，外就可以帮助农民的生产。”桓公说：“好。”便下令卿诸侯、令大夫等人贮藏粮食。农民们大种其五谷，粮提高三倍，专事经商的商人几乎亏本，而农民得有百倍的赢利。

遵守制度，维护公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