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雯简介：女，1978年生于河南。曾获新加坡教育部奖学金赴新留学。后任某咨询公司咨询顾问。现为新加坡《联合早报》专栏作家，居美国。

　　曾两度获新加坡国家金笔奖中文小说组首奖，作品多达四次入选中国年度小说排行榜10大短篇小说。

　　作品见于《收获》《人民文学》等文学期刊。2013年出版小说集《两次相遇》。

    以《岁暮》《暴风雨之后》等爱情小说而为读者称颂、喜爱的作家张惠雯，最近出版短篇小说集《一瞬的光线、色彩和阴影》，文字纯情、温婉，饱含诗意，呈现了各种“爱”的婉转情思、爱情的不同面貌以及不同境遇的存在。

　　很少有作家这样专注于平常生活里的爱情了，不是婚姻，不是性，是《诗经》中令人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爱情。日日上班、下班，面目逐渐冷漠、像机器一样运转的现代人，似乎在丧失爱的可能，爱情变成了生命中真正的奢侈品。如果你不甘于此，依然想保持内心的浪漫，那可以读张惠雯的小说，她擅长捕捉、描摹情动之时的瞬间和心灵深处精微的东西，并不断追问、找寻爱的永恒。

　　张惠雯17岁离家远行，到新加坡国立大学读书，并在此期间，开始初期的创作。“我自小爱好读文学书籍，但我没想到会当作家。去国怀乡的生活大概是这个想法的开端，因为你突然来到一个完全陌生、文化不同的地方，会感到很孤独，有很多怀想。我在国大读书时最爱去中文图书馆，因为在那里，我感到我又回到了过去最熟悉的生活当中，沉浸在自己的文化里。读得多了，自然会有一些创作的冲动，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就给了我一个试试看的契机。当时有三个组别，小说、诗歌、散文。诗歌我不会写，我就投稿给小说组和散文组，结果每个组我获得一个第二名。现在看看，当时的写作是幼稚的模仿，但在那样的年纪，很难去摸索出自我的风格。这些拙作的存在有其意义，至少可以让我红着脸提醒自己说，我绝非什么天才。”

　　她出生成长于河南西华县城，自小就读到了不少书，这全得益于她的哥哥。“我哥哥从小就喜欢读书，他把家里给的零花钱全拿去买书了。好在那时候的书很便宜，他又比我长十岁。所以，到我长大的时候，他已经积攒了一屋子的书。我们家的姐妹中，也只有我愿意受他的启蒙，他叫我背诗，我便背诗，他叫我读古文，我便读古文。他推荐好的小说给我看，我会很仔细的看完。所以，虽然我们年纪相差很多，我和他倒是最多话说。我妈妈和我姐姐对他没办法时，便叫我去劝他，她们常说：‘他只听你的嘛。’”

　　哥哥的性格是诗人的性格，极心软而多愁善感，同时又有古人的作风，任侠使气。这对于张惠雯来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她性格温和，却在一些事情上非常坚持自我，上学时喜欢迟到早退，但并非和老师作对，而是想在僵化的教育中寻得自由。“我会有些固执的行为，例如逃学这样一个习惯，谁也不能说服我改变。我不和老师争吵，也不高调地标榜什么，我对每位老师都很礼貌，即使他们责怪我逃学或是别的违规行为时，我也不会激烈地顶撞他们，我会听他们说下去，但下一次我还是会按照我自己想的来做。”

　　1995年，张惠雯考上山东大学，因为拒绝为军训的阅兵表演剪短发，而招致一系列麻烦。恰逢新加坡教育部到山大挑选奖学金学生，为了挣脱这些不自由的管制，她赴新读书。“在人生最重要的几年里，我生活在这个东西方的十字路口，在一所遵从西方自由教学精神的大学里获得了应有的教育。我的大学重塑了我的性格和思维方式，一个多种族混居、各种文明交融并存的社会环境教会了我尊重、吸纳与和解。而在少小离家的训练之后，我从一个依赖成性的女孩儿变成了一个充分自立的人，在其他的‘他方’也不再有强烈的飘零之感：陌生的语言不会再让我苦恼，迥然不同的食物不会再让我痛苦。他方对我来说，是多姿多彩、充满新鲜未知的地方，而远行的全部意义就是探寻这一未知。”

　　读完商学院，张惠雯留校工作，一切看起来都是顺畅、明媚的。到2003年，她却想放弃这一切，只想写作，但身体状况又很不好，抑郁、失眠，写出的作品也是色调阴郁的。“对我们商学院的学生来说，正道就是进大企业做管理人员。如果一直走在那条正道上，我根本就不再是我自己，而是一个在物质世界里随波逐流的形体，至于我的灵魂栖于何处，我不知道。从我认清自己之后，我就知道在文学之中的我才是真实的我，是身心都得其所的我，在任何其他的地方都不过是种羁旅。那时我不想工作，只想写小说。但抛弃自己的饭碗毕竟不那么容易，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总得生存下去，所以相当矛盾。我本来就心情灰暗，那一年又是伊拉克战争（我讨厌战争），又是非典，每件事情都令人进一步绝望，所以就导致我精神和生理的健康都受了影响。”

　　也正是在这一年，她凭借《徭役场》获得新加坡国家金笔奖中文小说首奖。继而在2005年，凭借一篇寓言性质的小说《水晶孩童》再次获得金笔奖首奖，并得到金笔奖评委余华的称赞：我喜欢《水晶孩童》这个短篇小说。张惠雯写出了一个空旷的悲剧，这似乎是一个虚幻的故事，或者说是荒诞的故事，可是作者在处理细部时的真实笔调，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现实，当然是一个浓缩的现实。

　　《水晶孩童》也成为了张惠雯在国内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这要感谢余华先生，他把一等奖给了《水晶孩童》。后来，他又主动给我发电邮要小说的电子稿（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地方），说他很喜欢这篇小说，会推荐给《收获》。很快，我收到程永新先生的电邮，说他读到这篇小说很惊喜，他们已经确定发表在当年第二期，希望我有别的稿件也可以给《收获》。我就把我2003年写的一个长篇《迷途》发给他，他们过后给了我一些建议，小说修改后紧接着发表在《收获》第3期。我从未在国内发表过作品，离文学圈很远。作品在国内发表了我当然觉得高兴。 我非常感激余华、程永新先生，我和他们素不相识，但他们给我这个无名小辈打开了一道门，其原因是对作品本身的单纯的欣赏。如果当时我被拒之门外，我也许只能徘徊一会儿，然后离开，那样我就不会走在这条路上。这是有可能的。”

　　走过最开始的较为艰难的创作之路，张惠雯越来越自如、通达，她在家自由地阅读、写作，《岁暮》《爱》《垂老别》《醉意》都上榜中国年度小说排行榜10大短篇小说。“写作肯定不会一开始就赢来喝彩，尤其是你坚持自己的道路，不去迎合时代或大众。即便在今天，我也不在乎冷遇或是热遇，忽略或喝彩，我只是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我觉得一个人应该抱定习惯一切冷遇的决心，才能忠于自己所认可的文学价值，忠于自己的判断。说献身文学有点儿抬高自己了，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写作是极其自我的一件事，写作令我幸福，文学带给我其他东西不能给我的快乐，所以我只好写下去。这就像你爱一个人，为此付出很多或是受了折磨，这不是你多么有献身精神，而是情非得已。”

    采访实录

　　记者：能谈谈你和你哥哥共同做的一些事吗？他的任侠使气对你有影响吗？长大之后哥哥为生计考虑要经商，而没有过多的时间读书，对于很多人来说都面临这样的状况，你怎么看？

　　张惠雯：我常常说，我哥哥经商越久，赔钱越多，因为他的心思根本不在那儿。有时候，他实在烦了，就把生意扔下自己逃走了，逃到某个江南小镇去，直到生意上的事情混乱到一定程度，逼迫得他不得不回来收拾。他是个相当矛盾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任性，但任性的不够彻底，如果他像我一样任性，他就不会去经商了。他一方面喜欢清净文雅、没有羁绊的生活，一方面却被过多的俗务捆绑，总觉得自己脱不开身。他还是牵挂太多。我和我哥哥一起做很多事，例如一起喝酒，一起聊天，一起读书，一起散步。我读过的很多诗歌、哲学方面的书籍都是他推荐的。我觉得他是个骨子里非常浪漫、天真的人，他会在大雪天拉你去散步，因为想起一句特别贴切的诗句而激动不已。他这种性格对我一定会有影响。有位朋友曾对我开玩笑说：你小说里的男性那么敏感，现在哪儿有这样的男人？我说，有呀，我身边就有。我哥哥就是其中之一。至于怎么看这种为生计而放弃自己理想生活的行为，我觉得如果我们面临这样的无奈，那只能说我们的反叛不彻底，或者说我们对心向往之的那种自由爱得不够坚定。人不可能什么都有，有时候你为了理想得忍受清苦、孤独、冷落……我们看到那些什么都不管不顾、一意孤行的人，会觉得他们活得真是潇洒，其实，这些自由的人比我们难多了，因为人要割掉各种世俗关系加诸于自身的捆缚，需要超乎常人的勇气和毅力。

　　记者：你对西华这种接近乡村保留淳朴同时又不闭塞的生活感觉很好，同时也多次提到在现代大都市感觉到桎梏，能聊聊你现在的感受的吗？

　　张惠雯：西华县城里的人大概都觉得自己是城里人。小县城的好处在于它兼有城市和乡村的气质。当我从小地方突然到了新加坡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我当然感到迷茫，很多东西我不懂得，而且羞于去了解。所以，我开始怀念县城的那种乡土气质了，我写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古柳官河》，那就像一首田园牧歌。其实，它和今天真正的乡村相距甚远，今天的乡村是破败而残酷的。大都市有大都市的机械性，如果你是个上班族，每天坐在早班地铁里，你看到那些疲倦至麻木的面孔，会想到卡夫卡描述的那个人类被异化的世界。

　　我大学毕业后也曾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十分厌恶这种人被程式化、机械化的感觉，所以我后来辞职了。但庞大的工作机器只是都市的一个方面，都市有都市极为丰富的东西，例如它的文化，因为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群居在一起，有了各种摩擦和交融，这种文化就更为丰富，此外，它是一种非常开放的文化，因为它在不断吸纳、改变，这一点和闭塞的乡村文化完全不同。我前几天还和一位新加坡的好友说，我不可能生活在乡村的，我绝不是那种可以在乡下隐居的文人，我如今喜欢城市，因为城市里有剧院、咖啡馆、书店，还有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和餐馆，各种声音、律动让你独居一室也能感觉到和周围世界的不断交流，所以，要隐居就隐居在这样的地方才好。

　　记者：08年时，你曾想回国，当时是要回来定居吗？为何后来改变主意？有读者评价你：张惠雯居海外，但国内的民间冷热，世事阴晴都在笔下，文字则清嘉时现深峻，慧美处显温情。性灵化的笔触，却能把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文化心理，人生姿态等皆寓于尺幅之中。

　　张惠雯：那时候是刚好有这么一段时间，想在国内住久一些，到某些地方走走看看，没有回国定居的想法。我十七岁就出国了，漂泊惯了，生活在陌生的城市、藏身于陌生人之中倒让我心安，回到理应最熟悉的乡土却发现一切变了，自己也变了，变得与它不那么协调了，反倒会不安。但无论我住在哪儿，不可能不关注中国发生的事，这里的民间疾苦自然而然就会牵动我的思虑，这就是祖国。

　　记者：从写作那些寓言式的故事，到些日常生活中的男男女女，感觉你在写作上越来越稳健、自如，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张惠雯：这是写作多年的摸索，也和生活经历、自身成长有关。这就像你本来试探地走在一条荒芜小道上，慢慢地，你有了一点儿方向感，也就越走越有信心，越走越自如。通常你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你是走着走着才发现自己想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到达一个什么地方。我觉得我现在所写的是我喜欢写并且能写得比较自如的东西。总的来说，我不喜欢写大事件、大时代，我喜欢写日常生活，例如散步、晚餐、聚会、交谈。我觉得日常生活里也隐藏着诗意。

　　记者：你写自己在美国的一些朋友，写你和他们的交往，有些情节你用在小说里，他们身上哪些东西会触发你？

　　张惠雯：他们让我在描绘到西方人的时候不再那么“生分”，我会着眼于他们身上那种更普遍的、人性的东西，而不会着力渲染他们的“非我族类”。和他们接触越多，我越发觉他们和我们作为“人”的共性要多于那些较为表层的差异。我们的很多文学作品喜欢表达那种差异，但我对这种Universal的东西更感兴趣。

　　记者：《一瞬的光线、色彩和爱情》这本书中的《岁暮》《暴风雨之后》都是以美国华人移民的日常生活为背景的短篇小说，除了你自己也身在美国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原因让你如此关注这一类人？他们身上有哪些特质吸引你？

　　张惠雯：因为这就是我周围的人，就是我周遭的生活气味，我现在喜欢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不那么寻常的东西。这些人和过去移民文学中那些备尝艰辛的打拼角色不一样，他们通常衣食无忧，已经步入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不是挣扎求存，而是相当平静的，甚至有种枯槁的气息。我感兴趣的就是在平静的生活中那些不平静的东西，或者说，一个沉默的人内心的风暴。梭罗曾有这么一句话：“大多数人过着一种平静的绝望生活，他们心中的歌和他们一起埋入坟墓。”我发觉其实我写的就是这些“过着平静的绝望生活”的人们，以及他们心中还未被埋葬掉的那首歌。

　　记者：你曾写道：十九世纪的爱情是女性主义的爱情，带有骨子里的浪漫、诗意和爱幻想的天性，它遵循情感至上主义，寻求精神对肉体的指引。对于现代人来说，我们怎么重回这种古典的爱情？

　　张惠雯：我觉得我们回不去了，或者说，可能有极少数的能回去，大多数的我们都回不去了。今天，还有几个人在读屠格涅夫的爱情小说呢？你怎么能指望并排坐着却各自玩着手机、刷微信、晾午餐照片的一对恋人去谈古典主义的恋爱呢？写情书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天方夜谭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到处鼓吹的奢侈品与古典主义的爱情来比，一点儿也不奢侈，它们都是钱能买到的东西，钱能随随便便买到的东西怎么算奢侈呢？但爱情，纯粹而炽烈的爱情，真正浪漫（我说的不是烛光晚餐这样的浪漫情调）而富有诗意的爱情，这是真正的奢侈。

　　记者：未来有什么样的写作计划？

　张惠雯：暂时还没有清晰的写作计划，如果我说有什么想法，那也是空话。目前孩子太小，我需要带孩子、做家务，连读书的时间都没有了，更不用说投身于某个具体的写作计划。如今无法阅读，我也丧失了精神世界很大一部分的快乐。真的，我得到了世人眼中完满的家庭生活，有一个我爱之深切、时时牵挂的孩子，但我那个更深层的精神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却萎缩了。我过去很洒脱、敏感，但现在我成了一个倦怠、喜欢发呆、抱怨的人，而且害怕自己日益平庸。我希望这些灰暗的感觉只是暂时的。有时候我会想，我怎么每天琐事缠身呢，我和我青春时代抛下一切所追求的自由生活怎么越走越远了。

　　我发觉，无论是一般人所说的成就感，还是物欲、虚荣或是什么别的诱惑，都不会使我让步、屈服，但爱却能让我让步、屈服。所以，爱是危险的东西，它是一种甜蜜的羁绊。最后就是这样，你为你爱的人牺牲了你的一部分自由，放弃了曾经梦想的那种生活，你感到矛盾、痛苦，但你仍然不忍心舍弃爱。譬如，如果让我把我幼小的孩子托付给他人照看，那么我即便有了时间和空间也无法得到真正的自由，因为我的心会内疚，不会平静。没办法，这就是女人的天性。

　　文/季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