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口可乐被指违法用工续:发起调查者回应质疑

来源：新京报 　编辑：徐海滨

14日晚，杨郑君所在的“大学生关注可口可乐小组”举行了关于可口可乐调查报告的发布会，称可口可乐公司违法用工。之后，表扬和质疑的声音充斥网络。有人认为大学生的勇气可嘉，也有人批评他们的取样方式并不科学。

　　对此，3名小组成员杨郑君、王伟和高雪雪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进行了回应。

　　对话人物

　　杨郑君是中央民族大学学生，王伟和高雪雪是浙江工业大学学生。三人均为“大学生关注可口可乐小组”成员。

　　16日晚，杨郑君还在忙着和记者通电话。他说，这一天，电话太多，两个手机一直在响，他都要疯掉了。王伟和高雪雪不像他那么忙，但同样感触很多。

　　选择可口可乐出于偶然

　　新京报：为什么要选可口可乐作为调查对象？

　　王伟：香港张茵事件(注：香港学生调查“血汗工厂”事件)出来后，很震惊，觉得香港学生这种方法可以尝试。当时也没有说一定要调查可口可乐或者出一个报告，只是想去做一个体验。

　　之后在网上大量搜资料，看到了去年一篇关于可口可乐山西厂拖欠工人工资的报道。当时很气愤，觉得可口可乐这么大的品牌，还有这种事情，就想针对它做一个调查。

　　新京报：比如在东莞，其实你们是在可口可乐灌装厂旁边的一家鞋厂打工，那为什么不把这些企业可能存在的违法用工问题一起写出来？

　　杨郑君：那些鞋厂就只有一两百人，觉得写出来也没有多大意义。我们要先弄一个大的，做一个“开刀”的典型出来，先去改善他们的用工条件。其他的工厂怎么样，我们也没有那么多实力去调查。

　　新京报：所以就有人觉得，你们单独把矛头指向一家大企业，还开了“发布会”，是想炒作自己。

　　杨郑君：哈哈。我们向社会公布，其实就想通过社会给可口可乐施压。如果当作报告交给老师，老师看了就看了，那又有什么用呢？选可口可乐就是一个偶然。

　　新京报：如果有人当面说你们是想出名，你们会怎么回答他？

　　杨郑君：其实他们要是想指责我们，我们也没有必要解释，何况我们也没有想过出名的事情。

　　王伟：要是出名，芙蓉姐姐那样恐怕更容易(三个人一起大笑)。劳工问题在中国这么普遍，如果我们调查了其他企业，也会有人说我们为什么不去调查可口可乐。

　　调查时每天短信报平安

　　新京报：如何开始体验工厂生活的？

　　王伟：东莞那边的可口可乐厂不好进，就进了它周边的一个厂，再用空闲时间和可口可乐厂的工人聊天。

　　高雪雪：后来我们从工厂辞工了，还在可口可乐厂周围住了五六天，挤在10块钱一天的小旅馆里，出去说我们是找工作的，和那些务工的人聊天。

　　新京报：会不会担心被人认出是来做调查的？

　　高雪雪：晚上或者吃饭的时候，那么多可口可乐厂的人蹲在外面的马路上，我们说是找工作的，也不会有保安注意我们，没有遇到什么危险的情况。

　　新京报：担心小组成员的安全吗？

　　杨郑君：我们要求，要是出去就必须男生和女生一起，而且每天晚上都会发短信，互相了解一下情况，也是报平安。

　　想把社会现象公布出来

　　新京报：王伟说一开始也没有想写报告，后来为什么要写呢？

　　高雪雪：有一次我们去问可口可乐广东工厂里面的人伙食情况，我见过他们的伙食，很差，好像是海带炒肉什么的，但是里面几乎就没有肉，说是每天十几块钱的伙食费，但是就那种菜，也就几块钱。

　　他们就越说越气，七八个人直接就去找当时劳务公司的人了，劳务公司的人说给他们改善，如果没有吃饱，就今晚上他请客吃泡面。我看见他们一桶泡面都吃得那么香，挺感触的，就想把这种社会现象公布出来。

　　新京报：报告是怎么写出来的？

　　王伟：每个人把自己了解的内容一条条列出来，杨郑君主笔，写好后每个人再看一下，看看哪里要修改。刚开始写的时候要大家都保密，怕被可口可乐知道了，会被公关掉。

　　新京报：修改了多少遍？

　　王伟：来来回回修改了好多遍，给了一个网站后，根据他们的意见，我们也在措辞上做了修改。

可口可乐公司再次回应大学生调查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徐海滨 　

3天来，可口可乐公司与一群大学生打起的“口水仗”历经两回合，就“派遣工问题”，双方各执一词。

　　12月14日晚，由7名大学生组成的社会调查小组发布《可口可乐调查报告》称：“可口可乐系统存在大量的派遣工和其他非正式工，这些工人干着最危险、最苦、最累的工作，工作时间最长，工资却最低，还被拖欠甚至克扣工资。”

　　15日晚，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下简称“可口可乐”)就大学生调查小组的指责迅速作出书面回应。可口可乐公共事务及传讯总监翟嵋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学生们的指责并不属实。

　　16日晚，大学生们把驳斥内容以书面形式发给记者。

　　“派遣工”争议折射劳动合同法漏洞

　　“我们很高兴看到可口可乐能迅速回应，但他们的表现再一次令我们失望。我们对可口可乐的回应非常不满，一个声明显赫的跨国公司不但不肯承认其错误，反而百般抵赖。”12月16日，大学生们第二轮表态，再次强硬质疑可口可乐劳务派遣用工的合法性。

　　调查称，有4家装瓶厂派遣工旺季每月加班100个小时以上，而且工资很低。在旺季，杭州中萃的灌浆工、倒瓶工和流水线工人每天工作 11~12个小时，工资只有45元，某些岗位还会变相克扣工资。参与调查的大学生指出，把需要大量成本、风险最高、最麻烦的工作岗位转嫁给劳务派遣公司，是可口可乐逃避法律和社会责任的策略。

　　可口可乐东莞厂曾在15日回应中列举法律条款来证明其合法性。他们提出，今年5月8日向社会征求意见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草案)》，试图对“三性”(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作出规定，后来被删除。

　　大学生们表示，即便如此，可口可乐装瓶厂违法的主要依据仍应参照《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大学生们调查认为，可口可乐派遣工岗位都属于非“临时性、辅助性和季节性”，而可口可乐坚称公司派遣工符合这“三性”定义。

　　“《劳动合同法》这条规定，是抽象主义表述方式。”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郑尚元教授说，他主张采用经验主义表述方式，像日本和台湾地区，将100多个行业和岗位全列出来，只有在范围内的工种才可以使用派遣工，除此之外使用派遣工都属非法。

　　事实上，正是因为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对“三性”没有作出明确界定，导致派遣工滥用现象，在法律纠纷中，地方法官和仲裁委员会又很难对公司作出违法判定。

　　“《劳动合同法》是一部进步的法律，如果打分，应在80分以上，但这部法律也有瑕疵，就是在劳务派遣制度上的漏洞。”郑尚元教授表示。

　　可口可乐公司回应：有诚意沟通不打口水仗

　　今晚7时，可口可乐发表的第二次回应使得事件进一步升级。翟嵋给记者发来了最新回应说，公司的态度在第一份声明中说得很清楚，可口可乐很有诚意面对问题，希望与学生们进一步交流，沟通有可能出现的误会。

　　今天，可口可乐再次强调从未向员工和劳务派遣员工收取任何“进厂费”。对于大学生们称有确凿的“中介费”证据，可口可乐表示，可能是派遣工找到中介公司，中介公司收取费用后把他们转到劳务派遣公司。中介公司收取费用和可口可乐及劳务派遣公司没有关系。可口可乐还表示，公司每个月给员工及时发放工资，奖金则是下一个月发放，这并不违规。所谓“拖欠工资”问题也可能存在误会。

　　“这样的口水仗打下去没完没了，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冷静下来。现在公司在争取和大学生们建立对话，将他们的证据提供给我们，由公司进一步深入调查。”翟嵋表示，可口可乐也是按照厂家提供的证据进行回应，而且仍在继续追查。

　　大学生们则提出，请全国总工会及相应地方工会检查可口可乐瓶装厂。

　　此间有另一种声音是，在当前就业形势低迷的情况下，工人能保住工作岗位已是头等大事。事实上，比起失业，即使是劳务派遣的工作，求职者大多也会接受。

　　“虽然滥用劳务派遣工在中国的制造业中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如果可口可乐这样的知名企业在派遣工使用上出现问题，会形成不好的示范效应。”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肖鸣政对本报记者表示，政府相关监管部门亟须规范劳务派遣公司的资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