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将淹没什么？

                                   引言

本文以此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为契机，从宏观层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腐朽和不可持续性。对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生根源的私有制的深层构造进行了剖析，指出私有制的真实面目是消费资料私有制，一夫一妻制家庭是私有制的权力主体而不是个人。文章认为，私有制不仅是导致剥削和不平等的源头，而且在社会生产力发达阶段由于其不合理的消费方式也是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的元凶。文章还认为，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活动和文明发展是趋向于社会公共消费和服务设施和功能完善化、消费和服务的供给社会化的。因此消费资料占有式消费客观上是趋向于被社会公共消费所取代从而使家庭和建立其上的私有制解体的。然而人类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惯势力和传统往往阻碍这种进步的变革，因此当现实中变革的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就需要以认识先行去动员社会进行革命的实践去实现这种变革

    自从二十世纪末期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纷纷放弃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倒戈。世界政治由两极冷战改变为美国为首的市场经济单极世界以来，转向商品生产体制的广大非市场经济国家竟相登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客船，踌躇满志地为创造经济繁荣的神话而急切努力时，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当前的美国次贷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等一连串地席卷而来，无一漏网地将他们卷入衰退和萧条的旋涡。不仅如此，还有悬在这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头上的环境污染、资源以及气候恶化的GDP增长的警示红灯，给了他们当头一棒。面对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世界市场所发生的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和最深远的影响，人们不能不再一次发出对市场经济到底将把人类带往何处的质疑。本文试图为揭开这个疑问抛砖引玉。

     市场经济的一只看不见和一只看得见的一双拙手

市场经济作为一个交换价值的创造和供求系统（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是使用价值的创造和供求系统），迄今为止所能够左右其状态和方向的因素有两个，一，价值杠杆，即价值规律。二，国家权力的支配和干预。按照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理论，个人在经济生活中只考虑自己利益，受 “看不见的手”的驱使，即通过分工和市场的作用，可以达到国家富裕的目的。也就是说价值规律能够自发调节经济运行和配置生产要素，无需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然而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市场经济始终没有能够摆脱在过度（生产过剩和货币过剩）进而梗阻和不足（衰退和萧条）进而休克的两极状态之间摆动的怪圈，并且直至二战前危机的范围和程度愈演愈烈，几乎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推向政治和经济崩溃。

正是看到了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不良业绩，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普遍采用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对市场伸出政府干预的第二只手。试图通过税收进行收入再分配的途径刺激消费和通过财政支出增加投资需求的政府干预措施来缓和危机。但是这第二只手能够缓解暂时的供需不平衡，不能解决长期的供需不平衡，能够缓解短期国际贸易不平衡，不能解决长期的国际贸易不平衡，因为它不能解决市场经济深层矛盾。而且往往是解决了平衡问题的同时又引来了通货膨胀，甚至陷入与萧条同时存在的滞胀危机。显然这只手只能充当减少第一只手带来的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灭火器，即给第一只手擦屁股的手。从以下一段资料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效能如何：“战后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危机期间物价不但不跌落，反而持续上涨。以美国为例,从战后到80年代初,它爆发了7次经济危机，仅前两次危机期间物价有轻微下降，其余的危机期间物价一律上涨。1948～1949年的危机时,消费物价下降了3.1％；1953～1954年的危机时消费物价下降了0.75％，从1957～1958年的危机开始，以后在各次危机中，消费物价都在上涨，而且上涨幅度有增大的趋势。1957～1958年的危机中物价上涨了4.2％；1960～1961年的危机中上涨了4.7％；1969～1970 年的危机中上涨了6.18％；1973～1975年的危机中上涨了14.5％；1980～1982年的危机中，1980年上涨了13.5％，1981年上涨了10.7％。危机期间物价上涨的原因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大力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和扩大信用的政策。每当经济危机爆发时，它们就增加政府开支，降低贴现率和存款准备率，结果使货币供应量不断增加，酿成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改变了货币供应量的周期波动，使之不再象战前那样在危机期间大量收缩，而是继续增长，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推动物价上涨的力量。”——liweinihaoma 先生 来源于《百度搜索》

 

由于资本对价值的追求和贪婪是无止境的，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乃至过剩正是这种本性所致。这一因素也使得资本的经营从萌芽开始就不是在一国之内自成体系，而总是向外部扩张。资本从一开始就是为利润而存在，为利润而活动的，也就是说，它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它生产的产品适应和满足社会需求，而是让需求满足它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所以当国内市场相对它的生产规模变小了时、它的商品不能为全部转变为利润时（实际上也就是当他不愿意让劳动者除了养家户口外与他分享更多的劳动产品时），就要向外部寻找市场，如果没有国外市场，就会在国内陷入经济危机。但是外部市场只能暂时延缓危机的发生，市场不可能无限扩大，并且存在着不稳定和不确定性以及还存在与它同样的外国竞争者，因此迟早要面临过剩的危机。而且大量的出口所带来的贸易顺差会逐渐积累另一种形式的过剩，即交换价值——货币——的过剩，过剩的货币资本不同于过剩的物质资本不能进入再生产过程为其创造利润，货币是能够支配任何商品的商品，任何时候都能创造利润，而且过剩的货币资本会不断滞留于实体经济循环之外成为游资，这些游资则是成为造成流通流域价格泡沫和金融危机的祸根。

世界市场上的国际贸易不平衡是各国历史发展不平衡和丛林规则的必然结果，而不平衡就会导致过剩，商品和货币过剩，因此国际市场的经济危机就只会愈演愈烈。从世界范围的大规模金融危机看，1929年和当前的次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陷入危机的各国自身都难以自保，自顾不暇，国际社会更没有一只统一行动的看得见手来治理危机。作为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的价值规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玩火的孩子，只管点火而全然不管也无能力管他酿成的灾难，而政府的第二只看得见的手也已经到了只有望火兴叹的份儿。

 

携带先天致死基因的怪胎

 事情很明显，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给市场经济造成的是周期性癫痫,凯恩斯主义们的政府救市的一切愿望都是徒劳无益的。这不得不让人们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进行彻底反思了。笔者认为，市场经济的这种不治之症是市场经济自身带有先天的致死基因——私有制——所造成的。

           闯祸真凶浮出水面

马克思主义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化的矛盾来阐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不可持续性。这里我从另一个角度——系统（市场经济系统）的健康和良性度——来论证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不合理和不可持续性。

市场经济奉行的是让私有个体平等参与、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这点与纯粹遵从丛林法则的自然界动物群体本质上是相同的，稍有区别的是人类社会的市场经济的竞争是拥有的竞争，以食物为例，不是为当下的食用而是为食物的占有而竞争，即为明天和未来而竞争。而动物则只是需要的竞争，为添饱肚子而竞争，即为今天和当下而竞争。这种区别的根本原因是动物不具有人的高智慧，不象人能创造财富，能够未雨绸缪，能够计算和比较财富的数量。动物们只要肚子能添饱，并不管也没有能力管吃剩下的食物有多少和归不归我所有。而人的剩余食物之所以还能够归自己所有是由于人类有为此制定的法律或游戏规则——私有制——的保护。除此以外，市场经济与丛林法则并没有本质区别。

既然如此，在市场经济和通行丛林法则的动物种群之间就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系统是在爆涨和衰落两种极端状态间跌宕起伏地前行的。例如蝗虫种群在温度环境适宜条件下，它会爆涨，直至成为蝗灾；当可吃的绿色植物被过量的种群消耗殆尽后，种群便开始进入大量死亡至环境可以承受的数量和规模的衰落期，然后慢慢地等待适宜条件开始下一个的爆涨——衰落周期。同样，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运行中，在发展初期由于市场宽松，生产者不断涌入，使得市场经济逐渐进入快速增长直至爆涨期——商品生产超出市场购买能力的过剩或者大量过剩的货币制造价格泡沫时期，增长便无法持续下去，导致大量生产者和金融资本破产工人失业，市场大大萎缩，进入萧条期和缓慢的复苏期，然后随着市场逐渐恢复元气，开始进入下一个周期。这种周期性的系统内耗对动植物而言是生态平衡的必须，无可指摘，但对于人类社会，面对大量的过剩产品和劳动的付诸东流、大量生产者由天堂降落到地狱的痛苦，大量家中的妻儿等待工资养活的失业者，就不能不是人类理性的耻辱和对自然和自己生存环境的不负责任，因为人类作为具有高度智慧的理性存在物却不对自己的自发和盲目的破坏性群体行为进行预知和控制反而放任其发生。

由于市场经济系统是由众多独立自由的资本和劳动者在价值规律作用下自发契合而成的，上游企业与下游企业、生产与流通、金融与实体企业相互依赖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它以利益为纽带，各个资本经营者都本着能够给我带来利润者与之建立联系，反之联系就破裂的准则。正是由于这种有福能同享有难却不能共担的单向不对称的联系方式使得市场经济周期性危机不可避免；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经营者之间的信任危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非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而是人祸。正是出于利己目的的利益纽带中的各个经营者只关心自己的利润，不关心他生产的使用价值能否得到完全实现，更不关心自己的微观上的产出与其他生产者的产出汇集为宏观上的数量有多大，因此生产过剩的危机就注定要发生。处于这个纽带上的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殃及共同体全盘崩溃，这种效应使得美国自己的买房人还不起房贷连带了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悲剧之所以不断重演的症结在于这种系统的脆弱的线性和平面结构，这种结构缺乏一个调节和控制中枢。如同没有中枢神经系统的多细胞原生动物，系统的动作是由单个细胞逐个传导的，因而系统是部分决定整体而非整体决定部分，从而不能维持平衡和稳定发展，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低下，信息输入和反应滞后，不能根据外界条件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而只能在行为受到实际的阻碍之后，也就是撞了南墙时才能收敛。对市场经济而言即只有生产过剩的危机到来时才能使无序的生产得到遏制。过剩不仅仅是市场系统自身的危机，而且过度的生产活动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和损失。下面对私有制进行更深入的剖析。

 

返本归真私有制

关于私有制一直以来我们的理论上的理解与现实存在着的法权意义上的理解是不同的，理论上的理解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专指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费资料没有包括在内。这是马克思时代的历史局限。在马克思的时代，突出矛盾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在消费资料方面，由于与资本家对立的工人阶级除了勉强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以外一无所有，因此还不存在把消费资料列为所有制的对象的条件。而在历史的今天，阶级的成分和矛盾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资本家阶级的资本所有者大多通过股份制社会化，或通过知识化和人性化管理要求而实行了经营者与资本所有者脱离，经营者往往也是雇佣的，另一方面工人收入提高后，通过积累也能够成为企业的股东。因此过去的劳资冲突现象已经为各种利益群体的利益纠纷所代替，大多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可以得到解决。当初作为无产阶级的工人现在除了吃穿住以外固定耐用消费品和可支配的货币在家庭财产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财产所有者和家庭经济实体的经营者。因此当代的主要矛盾和冲突已经上升为全体私有者的追求财富的欲望和不合理的消费方式与有限的自然资源和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将私有制的最普遍最深层的本质暴露无余，这是马克思所没有也不可能料到的。

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会导致人对人的剥削，导致阶级冲突的爆发，那么对于现代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水平（舒适豪华的住房和装修，自动化家庭设施，）而言，消费资料的私人占有则会导致对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自然生灵的毁灭。

作为一种物资生活资料的所有权的制度，私有权是以其他主体的存在为前提的排他的独占权力，如果没有后者也就无需占有，也就是说占有行为因生存竞争而发生。既然起因于生存竞争，那么为什么动物没有或很少有占有生活资料的欲望和行为，前面已经说过动物只要吃饱了肚子就不在乎剩余的食物归谁所有，这主要是由于动物的智力不够发达，他们没有或很少有对于未来食物的不足和竞争对象与他竞争的预期，人类正是有了这种预期所以产生了占有剩余生活资料的需要。但光有占有的欲望还不是形成占有权的充分条件，因为单个人作为占有主体的占有行为是受客观条件限制的，一，自由的个人不便和难以保护过多的剩余物资，二是占有行为会随生命的结束而完结，所以个人只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消费需要来决定占有生活资料的数量，也就是说他不能占有剩余生活资料，因此个人本质上是生活资料的消费者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占有者，从而个人也就不能作为私有制的权力主体。私有制需要一个同样基于私有原则——对异性的私人占有——的社会组织的存在。而一夫一妻制正是原始时期人类对原始野蛮的公妻制的私有化要求的产物。对异性的私人占有带来他们繁育的后代的私有，从而家庭就成为了永久性的社会组织。而由人的生活需要生活资料就自然而然产生了对物的占有要求，并且家庭的成立也具备了占有剩余生活资料的时空条件，因为两性及其生育的后代的固定结合需要稳定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物资。人类历史上正是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从原始社会诞生以后为私有制奠定了天然的条件，使得私有制成为以家庭为主体的财产所有制度。

家庭作为生活资料占有权主体的出现导致如下变化：个人不再是独立的自然人，或者单纯的社会生产过程的劳动者和社会产品的直接消费者，而是家庭私有制的权力所有者，是私有财产的占有者。他需要从社会劳动收获中得到的不再只是用于他个人的生活资料，而是尽可能多的地积累家庭财产占有的需要，把消费资料作为财富占有的需要超过满足生理的需要上升成为第一位的需求，因此远远大于实际的消费需求，他对工资或利润的需求是越多越好。

相应地，社会总生产和总供给不是为满足社会对使用价值的使用需要，而是为满足对使用价值和支配使用价值的货币的占有需求。因此这种社会生产和供给是超过实际需要的总量的。超出实际需要的部分不仅表现在剩余生活资料的过多占有上。而且还表现在消费方式的不经济造成的浪费上。这就是众多家庭的同样的消费设施的重复设立相对于社会直接对个人的集约化设施和服务的不经济和浪费。例如饮食的社会化服务会比家庭服务节约能源、器具的生产劳动和材料，并能减少食物原材料的浪费，还易于科学卫生；家庭私有交通工具相比公共交通的浪费就更加明显了。如果能将生活消费和儿童和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的抚养和教育等服务由社会公共的物资和人才等集约化地提供给个人，一定会大大节约物资和人力资源并且大大提高服务和教育的质量，而这些往往是家庭不能胜任的。家庭私有制造成一方面公共资源无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低效率的家庭消费设施和服务造成资源和劳动的大量的浪费和社会成员文化素质良莠不齐。

家庭财产主要是消费资料，它的多少取决于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之外剩余。从社会普遍性来讲也就取决于社会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因此在工业生产不发达，工人还处于廉价劳动力的阶段，上述家庭私有制的种种弊端是表现不出来的。只有当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工业生产推进到一个产量高品种丰富，资本的利润大幅度提高，工人也随之收入提高，脱离廉价劳动的处境的阶段，剩余生活资料的占有式消费方式的弊端才开始逐步显示出来。突出特征是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自然生态环境遭到工业有毒有害废物向环境排放的破坏。这种危机也是继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和货币过剩危机后的又一种形式的危机。由于私有制的占有式消费是无限量地占有剩余消费资料的消费，因此由它所造成的危机我称其为“消费膨胀”的危机。它与前两种危机所不同的是，生产过剩周期性危机主要发生在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阶段，资本廉价雇佣劳动者，劳动者家庭除维持劳动力需要以外没有剩余资料可占有，资本的生产过剩是以以这种工人家庭财产一无所有为前提的过剩，它反映的是资本与劳动者阶级的对立和冲突；货币过剩是产生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工业科技革命带来的先进生产力使得商品生产快速增长，国内市场消化不了全部商品转而销往国外，这便形成的国际间货物和货币单向流动的不平衡的态势，导致出口国货币过剩，进口国的经济基础受到破坏的局面。它除了依然反映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外也反映了国际经济格局的不合理和国际间的紧张关系；消费膨胀发生在工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力发达，市场经济成熟，阶级矛盾缓和，经济系统内耗减少的情况下，私有制对生活资料占有的强大需求和欲望得以充分显露，使得人类总体对环境和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相应工业有害废物向自然界排放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其结果是破坏了生态自然系统的平衡进而殃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前两种危机造成的危害在经济系统自身，在于对实体经济系统的破坏。而消费过剩危机的危害是造成自然对人类不顾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的盲目利己行为的惩罚。

人类历史上，以私有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向来都是少数人的乐园，当少数人占有和支配着自然和人类的绝大多数资源时，多数人的家庭则处于无财产的赤贫状态；当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的冲突是人类面对的主要问题时，人类与自然则是没有冲突，相安无事的；但当多数人家庭能够从更加富有的少数人那里分得一杯羹，成为有产者时，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战争结束了，然而人类与自然的冲突也便开始发生了。人类要与自然斗，人类是注定的失败者。一位官员学者韩方明在文章中说到：“我丝毫不怀疑金融海啸于人类社会之严重，但毫不客气地讲，相对于气候变暖引发的生态崩溃，华尔街的那点事可就不算什么了。去年11月17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共同组建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西班牙巴伦西亚发布关于气候变暖的综合报告，大量数据分析显示：全球气温本世纪可能上升1.1至6.4摄氏度，海平面上升18至59厘米；如果气温上升幅度超过1.5摄氏度，全球20％到30％的动植物物种面临灭绝；如果气温上升3.5摄氏度以上，40％到70％的物种将面临灭绝。”——《这世界出了什么问题？》《联合早报网》。人类在工业生产上的那点技艺是远远抵挡不住宇宙毁灭生灵的巨大能量的。

马克思指出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根本原因，私有制使得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劳动活动、与自己的类本质、与其他人相异化。但所有这些异化都是生产资料私有制限度内的，而生产资料私有制并非私有制的全部，只是私有制的演变形式，是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增加的新内容。以家庭为主体的消费资料私有制才是它的普遍和基础形式。与自己的劳动异化为他人的劳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异化相比，消费资料私有制所带来的劳动异化是自己的为满足生命活动需要的劳动异化为满足财产占有需要的劳动，劳动的原本的目的性改变了，劳动要服从占有的需要。消费需要异化为占有需要，个人的豪华住房、轿车、家庭设施和器具等使用频率极低，更多是被用来显示财产的富有，消费资料的使用价值异化为财富价值。而且个人劳动的这种异化必然转化为作为个人劳动的合力的社会生产的异化，使得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满足社会的消费需要而是满足对占有财富的欲望的需要。因而导致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数量要比满足需要的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数量大得多。显然这种社会生产对于自然界资源和环境的索取是巨大的和无法满足的。因此这种劳动的本身意义的异化要比把自己的劳动让度给别人的异化所带来的后果要严重得多。

 

全面理解了私有制以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革命却没有能够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原因了。那是因为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只是使私有制回到了单纯消费资料占有的一般形态，使得普遍的私有者个体在获得财产的条件上处于同一水平和地位——按劳取酬，但是，如此社会也便处在了以国家公有一方和全体成员的私有一方的二元对立格局之中。有着家庭私有制主体身份的劳动者与虚幻的社会公有制主体并不是利益共同体，国营企业作为生产资料唯一的占有主体实际上已经成为众多私有主体的蚕食对象。劳动者参与公有制的生产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要大打折扣。这从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企业和行政机构中普遍存在的“大家拿”，和产品设计30年不变的现象能够得到说明。正是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其让社会生产力极大发达物资极大丰富的目标无法实现而中途夭折。

路在何方？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已经发现了一夫一妻制家庭与私有制的因缘关系，为此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要在共产主义阶段解散家庭，让家庭只与两性交往有关，社会抚养儿童的共产主义构想。但错误的是他们没有注意和充分估计到消费资料私有制对社会主义过度阶段的经济带来的阻碍，因而把对私有制形式因——家庭——的变革寄托于未来的自然历史过程，即历史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这就使得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建立在家庭消费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计划经济不得不从消费资料的占有需求出发而不是从实际的消费需求出发，因而导致本来就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足的社会生产总是徘徊于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怪圈中，所谓物资极大丰富的未来设想不能不成为了泡影。

家庭消费资料私有制条件下的社会供给之水永远赶不上需求之船高，因此寄希望于自然历史过程实现共产主义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人类历史并非马克思所谓的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向上的辩证逻辑运动过程。即使生命进化的自然历史过程也不是这样的，而是偶然性加上亿万年几率选择的结果。区区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何来如此时空效应？人类是理性存在物，是能够认识自然和自身并能够改造自然和自身的能动主体，人类历史的真实面目是人类认识自然和自身基础上的创造性实践的历史。是不断克服自身的野蛮、自发和盲目性，逐步走向自由文明的历史。

几千年来，人们都站在家庭的地基上眼睛向外，关注于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阶级斗争，剥削等社会现象和问题，从来没有眼睛向内关心一下脚下的这块地基。历史上发生的社会革命——奴隶解放和资产阶级革命对封建制度的革命——都是这种基于家庭基础之上社会冲突和矛盾的产物。最后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实现了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政治的平等。使得人们不再需要把斗争的锋芒指向自己的同类。然而随着自由市场经济发展能量的全面释放，家庭私有制对财产占有的要求也不断扩大，不断膨胀的家庭财产的占有需要对其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的负担随之凸显。随着商品规模和品种以及服务的不断扩大，家庭的支出也越来越庞大，此外子女养育，疾病医疗等费用越来越高昂，使得家庭主体越来越不堪重负，导致家庭破裂增多，离婚率上升、弃养子女等一系列动摇家庭存在的根基的现象发生。

人类发展到了今天，已经到了必须眼睛向内关注脚下这块开始动摇的地基的时候了。事实上，家庭既是私有制的要害，也是私有制最薄弱，最易攻克的环节。因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家庭对一切个人都是一种责任义务的附加和限制自由的桎梏。 所以对家庭进行的变革既不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夺，也不是社会对个人的剥夺，更不需要以一部分人头落地为代价的暴风雨式的革命。它是解放一切人的革命。变革的对象和关键在社会，在于让社会承担起家庭解体后满足个人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责任，这是可以通过扩大公共消费、对未成年人实行从出生到成年的全程的公共监护和教育，扩大社会福利设施和服务来实现的。健全和完善的社会公共消费和福利也应该是社会的管理功能完善化的目标和标志。在生产力和文化发展落后，社会还无力为社会成员提供直接的生活服务条件下不得不由自然的社会组织——家庭——来完成，而当社会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社会公共消费和服务功能就应该健全和完善起来了，因而也就应该从家庭那里收回它所应当承担的服务于个人的职能了。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使个人真正成为社会大家庭的一员，让个人从财富占有的行为和观念中、从家务劳动和对子女的培养的繁重负担中解放出来，让社会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优势发挥出来。社会做到这些，家庭就会自然解体和消亡，财产继承权也会自然终止。实际上这是将私有权主体从个人背后的家庭还给个人自身，他的劳动只需满足他个人生活消费。减少了供养他人（配偶和子女）的负担，因而他从占有者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消费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个人所有制也就是社会公共所有制。第一，个人不再需要占有多余的产品，因为当他死亡以后多余的部分不再属于他也没有必要继承只能归全体成员共同所有。第二，由于婚姻不再与财产和继承权发生关系，而只与当事者的情感相关，这种关系可以随时因感情的关系而解体和重建。因而家庭的功能如固定的住宅，家庭生活设施，烹饪、卫生、娱乐、财物储存等大多不再需要，因为可以在公共消费场所实现。第三，儿童的培育作为社会的一项公共任务。集中化的实现不但节约财力物力，还会普遍提高儿童的培育的质量。

 

变革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何在？

这一变革从意识形态和观念方面并不会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和阻力，因为取消私有制并不是为了建立其对立面——公有制，并不是公有制对私有制的剥夺，实际上是真正的个人所有制的确立，只是这种确立是在消费方式从占有回归到实用、消费资料的身份从商品价值回归到使用价值即剥离了消费品的财产光环的个人对一切社会服务的全面拥有条件下的确立。这种做法与其说是消灭私有制，不如说是割除了人类社会机体中的阑尾——横在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功能严重退化了的阻碍个人自由发展的原始自发社会组织——家庭。

实行这种变革并不需要等待生产力极大提高，物资极大丰富，因为对于虚假和膨胀的需求，供给是永远不足的，生产力永远也跟不上占有欲望增长。只要把现存的虚假和膨胀的需求变为真实需求，同样的膨胀的社会供给即会满足这种需求。所以生产力不是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消费方式，即把家庭的功能和事务转交给社会，让个人生活和成长从对家庭的依赖转向为对社会的依赖。人类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大多情况下是能够满足自己成员的实际需要的，何况智慧和劳动效率的提高所带来的物资成果是会远远超出人们对物质生活实际需要的。

随着家庭外部政治冲突（家族和阶级的）的缓解，以往来自外部的对个人的制约和束缚的减轻，家庭对个人的制约和束缚也开始逐步显现出来。个人在沉重家庭负担压力下，存在着解脱的要求。现代社会的独身、晚婚、晚育、高离婚率等现象是对这种要求的反面印证。

这场变革由于不需要也不是阶级斗争，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共有的家庭对他们的桎梏和束缚，一切人获得全面自由和自我解放的要求。因而革命可以发生于现存的所有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社会。因为它只需取消继承权，社会担负用个人劳动的社会积累来养育儿童和赡养老人的责任。事实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已经含盖了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只要进一步加大和完善公共消费和社会福利就可以实现。美国目前征收高额遗产税等于是向取消继承权迈出了一步，只要再进一步完善的社会福利和饮食交通文化等公共消费事业，完成这一目标不会太远。这种对私有制进行的釜底抽薪而不是扬汤止沸的革命一定会得到一切人的理解和欢迎。一定会把人类平稳地引领到自由、和谐、美满、环保、持久的符合人性的健康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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