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的视角

——在2008念12月21日召开的“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危机——奥地利学派译丛新书研讨会”上的发言

解释美国的金融危机

下面我依据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对金融危机以及经济衰退做一个简单的解释。不过，需要声明，现在我们不知道美国有没有经济危机。当然，已经发生了金融危机，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假设确实有了经济危机，在我看来，有可能是两个东西叠加在一起，一个是金融创新自身内在的风险的释放，次贷危机是它的一个直接表现。还有一个是实体经济的周期性因素。后者可以适用于我们中国的，因此，我解释经济周期或经济衰退的时候，会更多联系到中国。

先解释一下金融危机是因何而起。刚才冯兴元教授介绍了市场过程理论，不管是讨论企业家、竞争或规则问题，最后都指向一点，这个市场是由企业家创造出来的。当然，我们所说的市场，也就是一组规则，或者是一组制度。这个制度，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很多层次，比如，一个新的金融产品，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制度，或者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态，新的监管规则等等，都是制度。一个市场可以说是一套互补的规则体系，或者是一套相互支持的制度网络。市场过程理论或者奥地利学派理论的一个核心的命题就是，所有这些制度都是由企业家创造出来的。所有在市场里面可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制度，从原则上说，都可以由企业家来发展出来。即使我们在现实可能观察到，政府颁布了一个规则，但从理论上说，如果让市场自然演进，市场也可以自己发展出这个制度。这是理论的前提。

基于这个前提，我们分析金融动荡或者金融危机。金融动荡的本质是什么？企业家在创造金融制度的过程中，由于其理性的限度，由于人性内在的一些规定性，其所创新的制度必然隐含很多风险，这种风险在某个时间点上释放出来就表现为金融动荡。金融动荡是金融企业家所犯的错误最后得到的一个报应。这个报应会产生很大负作用，对实体经济产生很大的冲击。基于这一解释，面对金融危机，我们就需要一个理性的评估，究竟是让市场自己去恢复其正常状态，还是由政府出面来进行所谓疗救？这需要审慎的考虑。这个考虑从哲学层面上就是，本不完备的人，究竟怎么生活？

为讨论金融危机，我们需要理解普通法。从十九世纪以来我们所看到的金融危机，通常都爆发于英美这两个国家，不是说这两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不稳定，而是表明，这两个国家的金融创新活动非常发达，所以它会有危机，有动荡。像日本、欧洲大陆这些国家，它的金融创新几乎没有，所以它就没有动荡。如果它有动荡，多是因为欧美波及的，或者因为实体经济引发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形成这种区别的根源就是，这两个地方有不同的法律，以及由这个法律所决定的不同的治国思路。简单来说，在这两个地方的人们用不同的模式来处理自由和制度的关系，或者是自由和法律的关系。在英美这样的普通法传统里面，有一句话，法无禁止即可行。不管一个行为是法律原来已经允许的，还是法律并没有明文允许的行为，只要法律不禁止，我们就可以去做。它的含义是，我可以任意创新规则，包括次贷这种金融产品。美国有没有银监会，有美联储，但金融企业家不需要向美联储提交一个审计报表，等候批准了，再开展这个业务。我们看到，美国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金融企业家，他们创新出了很多新的金融产品、金融制度。

反过来，在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这是不可能的。在这些国家，做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政府来审批，或者说是由法律来授权。这个制度安排背后就有另一个自由和法律的模式。孟德斯鸠说过一句话，“自由就是做法律允许的事情”。单就这句话来说，我觉得，孟德斯鸠没有理解自由是什么。如果自由只是做法律允许的事情，实际上意味着人没有自由。人只有在国家统治者许可的范围内有自由，这样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人们有创造制度的自由，这个才叫真正的自由。

这两个模式谁好谁坏？这是一个权衡的问题，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民族，你究竟要什么，愿意要更多的自由因而冒更大的风险，还是不要这种自由但也因此不能获得创新的收益。这是一个权衡的问题，不同的国家都需要做出选择。一个国家实行大陆的治国方式，可能稳定，但社会会越来越没有活力。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总会有聪明人为笨蛋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制度，笨蛋在后面可以走得很轻松，像中国、日本、德国这些国家，实际上都享受了英美制度创新的好处。整个世界需要一个领导者，领导者的含义就是，你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把好制度提供给大家。所以，领导者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你可能经常出现金融动荡。现在上海人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了，我去美国抢点人才回来。还有人说，美国要衰落了，我们中国要当世界的领导者。但是，中国现在这种制度和理念，有没有可能充当领导者？要看你能不能替这个世界去创新出规则和制度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就不足以成为领导者。

这就是我对金融危机的解释，简单地说，只要有金融创新，就会有金融危机。你不出门就不会被汽车撞死，这就是金融危机的本质所在。


解释经济衰退：周期理论


下面我着重讲经济衰退，推理的模式跟刚才一样。只要你有经济繁荣，就会有经济衰退。政府人为制造通货膨胀会带来繁荣，其结果必然是一次衰退。这是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危机解释的一个最简单概括。通货膨胀有多高，你的衰退就会有多严重。

去年8月份，我在广州做了一个演讲，当时我讲，中国很快就要进入衰退了。我们的经济学家那个时候都讲物价的结构性上涨，中国很快就会挺过去。我说，到了农产品、食品价格急剧上涨的时候，繁荣就要逆转了。事实证明，我的推测是正确的，我正是根据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作出这一预测的。

有一本书，罗斯巴德的《美国的大萧条》解释了1929年的经济衰退，以及后面导致的经济大萧条。我们要理解奥地利学派对于繁荣-衰退周期的解释，需要首先明白几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就是时间偏好，经济学里面都会讲，同样一个东西，同一个人对于其在现在和未来的估价是不同的。

第二点，经济体是一个复杂的结构。以人作为中心点，去看这个经济活动的产出，可以分为“低级材货”和“高级财货”。门格尔早就指出，所有经济活动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求，不管这个需求是什么。所有经济活动及其产物，依其与满足个人主观需求的关系，可以进行分类，有直接的，有间接的，越是间接的，我们称它越高级。

第三个概念是资本的不同质性。奥地利学派把凡是能够进入生产活动的东西都称为资本，这个资本是不同质的。直观地说，工厂的设备相当大部分不是通用的，生产鞋的资本品很难用于生产面包。

第四个概念是相对价格。不论是货币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关注总价格水平。货币主义跟奥地利学派有一点是相同的，都认为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由于石油的实际需求增加导致石油价格上涨，导致所有其他东西价格都上去了，这不叫通货膨胀。有人说什么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在奥地利学派看来，这纯属胡说八道，世界上不存在成本推动通货膨胀。所谓通货膨胀就是指货币多发了。这是通货膨胀的本质，价格上涨只是其结果而已。

但是价格怎么变化，变化的模式是什么，货币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的看法不同。货币主义更多关注价格总水平，奥地利学派却特别关注价格的相对结构。货币多发之后导致不同的商品价格上涨的幅度不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上面讲了四个概念，时间偏好，生产结构，资本的非同质性，相对价格及其结构。接下来我简单描述一下衰退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简单来说，通货膨胀是由于中央银行多发货币引起的。这一点在中国特别容易理解。因为，中国存在一个政治性的商业周期。你去观察一下，换届了，政府肯定就多发货币，各级政府都要搞点政绩，各地都会上大量的项目，压力就到了中央银行，所以就多发货币。多发货币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因素，当然，多发货币在过去的几年还有一个新因素，由于外汇储备增加很快。但政治驱动的多发货币的冲动依然是非常强烈的。

接下来我们就去想象一下，多发的货币会导致什么结果？这是奥地利学派理论的精髓所在。货币多发，会给整个市场体系发出一个错误的信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市场有一个自然利率，多发货币后形成的实际利率将会低于自然利率，这就会诱导企业家进行大量的经济活动，所谓投资过热。大家都想去建一个工厂，因为钱来得太容易了。普通宏观经济学也会讲过剩投资。奥地利学派却强调，这时出现了大量的错误投资。问题不在于投资太多，而在于这个投资投到了错误的地方，因为，新增投资并不说均匀地叠加到原来的生产结构上。相反，它会扭曲生产结构。

所谓的错误，就是多发货币把生产结构拉长了。也就是说，企业家会到低利率诱导，会向离最终消费更遥远的生产阶段去投资。你会发现，通货膨胀通常会伴随一些现象：技术创新特别发达。这也算是通货膨胀的一个好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经济体有大量的闲钱，人们新发明了很多行业、很多技术，做这些活动的人没有想象这东西跟最终消费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想象，以前经济活动只经过七个阶段就到了最终消费阶段，现在变成十一个阶段了。

因此，多发货币会导致生产结构拉长，这个拉长的过程就表现为经济繁荣，因为经济活动增加了，全社会一片繁荣。但是，这样的繁荣是不能持续的，因为它改变了相对价格的结构。

最开始的时候，投资品的价格上涨的比较快，因为越来越高级的生产阶段需要各种投资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2003，2004年的时候，钢铁、水泥、煤炭这些东西的价格涨得非常快，就是因为有大量的新增投资。但同时，也会发现一个现象：这些新出现的部门和支持这些部门的产业部门人们的收入提高，这些收入变成了购买力。比如，山西的煤矿主有钱了，跑北京来买房子了。于是，在通货膨胀型繁荣的另一个阶段，消费品价格开始急剧上涨，尤其是食品价格。这正是2006年年底、2007年我们看到的现象，食品，房屋的价格迅猛上涨。一旦到了这个阶段，通货膨胀型繁荣就要结束了。

为什么？由于通货膨胀，人们的收入增加。但同样是由于通货膨胀，资源大量聚集到高级财货生产阶段。两者形成反差，消费品价格上涨。这个时候，经济的内在机制就要调整资源的配置，而资本是不同质的，你不可能把原来生产铝的企业一下变成生产食品，因而，调整就意味着企业倒闭。我们所说的错误的投资会被清除，清除错误投资的过程就形成衰退。企业要关门，原来那些错误地获得了就业岗位的劳动力现在要失业，或者要降工资。所以，经济危机受冲击最严重的是高科技企业、金融证券企业，他们是第一批倒下的，还有其他所谓高端产业，他们是最初的错误投资所形成的。而一些生产最终消费品的部门可能受的冲击会小一些。

关于通货膨胀，还需要注意另一个问题。我们过去几年经历的是通货膨胀型繁荣，现在经历的是通货膨胀型衰退。通货膨胀在某种程度上对经济有刺激作用，否则，政府也不会人为制造通货膨胀，现代政府都有制造通货膨胀的冲动。自从有了中央银行制度以来，中央银行都难以抵制政治压力，因为通货膨胀会带来繁荣，它本身确实是好事，只不过是内在的不能持续，必然会导致衰退。但在通货膨胀过程，我们看到，所有人都发财了。不过，通货膨胀有一个逆向再分配效应。简单来说，挣钱越多的人，他从通货膨胀里面获得的收益越大，本来收入比较低的人从通货膨胀里面得到的好处相对来说要少，这是通货膨胀的另一坏处。


如何应对衰退


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衰退，前面作了一个纯理论的分析。如果实证地分析，这次衰退还有好几个因素，包括不少制度性、结构性问题。比如人们所说的内外失调，投资与消费的失调。政府推动的通货膨胀型繁荣本身会导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出现失调，但在中国，投资与消费失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的经济政策导致的。政府掌握了很多资源，拼命进行投资，政府也采取了很多重商政策，诱导很多投资。加上这些因素，应该说，中国经济衰退的情形比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严重。

面对经济衰退该怎么办？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倾向于主张，政府什么也不做。薛兆丰写了这样一篇文章，虽然我知道这个理论，但我没写，我怕挨骂。不过，我也另有考虑，我们讨论经济政策问题，不是做经济学的演算题，不是写论文。我们要讨论政策，政府要采取什么样的办法解决问题，不能完全根据经济学的理论。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政府必须要做一些事情，一个现代的政府，面对经济衰退，不可能任何事情不做。我们需要更现实一点，讨论政府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告诉政府你别做。

首先，政府如果要有所作为，我们要告诉政府，尽可能改进制度，在中国，这方面的潜力空间是很大的。比如，取消很多市场领域的管制，就可以带动很多投资。尤其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这个时候劳动力价格比较便宜，如果放松管制，就会刺激很多人投资，这会促进经济的恢复。

第二个原则，政府的活动尽可能在市场之外进行。简单来说，我们是去救人而不是救企业。如果一个人失业了，我们给失业的工人发点救济金，而不是强制让这个企业维持高工资，或者不能解雇员工。从理论的角度来说，企业主降低工资，或者解雇一些雇员，这是经济调整必须的。如果没有这个过程，资源就没有办法实现重新配置。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被解雇，被降低工资的人的痛苦，这个时候是需要政府来做事情的，比如提供失业保障，这样的政府对市场的自我恢复不会形成太大的冲击。

第三，哈耶克曾经提出过一点，为了阻止消费需求的实质性下降，可以在比较低的工资水平上安排一些公共投资。政府安排投资可以，但必须把工资定得比较低，这是为了激励这些人到私人部门去寻找就业岗位。

总之，即使面对衰退，政府也应该更多的给市场一个自我恢复的空间，政府要做的是防止出现社会动荡，所以钱应该直接花在贫穷的、失业的、遭受损害的人身上，这是一个基本原则。这样，市场和政府就会各得其所，经济会逐渐复苏，政府权力不会急剧的膨胀。

我们现在所采取的政策，可能存在很大的风险。周小川就曾经讲过，现在这么大规模的投资，很可能到明年年中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这就会出现一个恶性循环。从2003年开始的这一轮通货膨胀，就是宽松货币政策所导致的，这样的繁荣导致衰退，来年再进入新的通货膨胀型繁荣，那就没完没了。

秋风：芝加哥学派的内涵较广，至少可以区分出一个宏观经济学的货币主义，或科斯的制度经济学。货币主义与奥地利学派的价值取向类似，但在方法论上存在很大区别。奥地利学派主要是从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论思考经济问题的。货币主义的方法论是集体主义，喜欢谈论总体概念，总需求，货币总量，价格总水平等等。奥地利学派更多讨论，在一个经济体中，一个变量会导致企业家作为个体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些反应的组合就构成了总的某种趋势，经济变化的某个趋势，所以他会更多分析，面对多发货币，企业家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经济的相对价格结构会发生何种变化。两者最后的政策结论也是比较接近，哈耶克也赞成弗里德曼的货币发行规则理论。但仍有区别，哈耶克在这个基础上又更进了一步，他认为，一个中央银行也是多余的，或者说，一个中央银行的存在本身就是经济出现通货膨胀的根源所在，哈耶克把市场过程理论用于货币领域，我去年翻译的《货币的非国家化》就讨论了这个问题，哈耶克提出，让一个市场竞争的过程来决定货币发行量。这样会形成一个机制，约束货币发行者不会过量发行货币。所以，奥地利学派比芝加哥学派更激进，更相信市场本身自我调节的机制。

秋风：有中央银行制度以来，中央银行作为最终贷款人，是有义务拯救陷入困境的银行的。假设银行系统贷款的倾向非常弱，这个时候中央银行可以向金融系统注资。所以，我并不反对政府面对经济衰退做一些事情，不像罗斯巴德或者薛兆丰那样完全相信市场。市场和人类任何事务一样，都会出错，当然，这个错误本身是由人性决定的，人本来就会犯错误。当然，市场有一个自我校正机制。政府可能更僵化，更容易出现严重的错误。但是，尽管医生也会出错，但我们生病的时候，仍然有必要找医生。政府会犯错，市场会犯错误，重要的是思考，当一个犯错的时候，另一个能否充当医生？所以，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政府怎么样去救市才最明智？帮助市场更好的运转？这就仿佛政府的分权安排，我们希望这些权力之间有一个互补，互相制衡，而不是各干各的。既然我们养活了政府，那在必要的时候就应当让他们去做一些正确的事情。  

秋风：资本主义内在具有不稳定性，这是可以肯定的。它会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福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它的高度发达的信用体系很容易出现错误，企业家对于风险计算会出现错误。尤其是市场高度发达之后，市场交易关系趋向复杂，但个企业家往往没有办法计算市场的风险，最后的价格也不能反映真正的风险。当然，大体上，市场可以发展出自我矫正机制，但这种机制的形成往往需要付出某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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