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全文如下：

（试试能不能全文粘贴，免得下载还要收流量币）
　　3月31日，德国《明镜周刊》刊登了对齐泽克的专访，谈及目前全球资本主义和欧洲的现状，他认为欧洲不应该过于宽容伊斯兰教，欧洲大陆需要有一种启蒙性的“主导文化”。
　　民主是经济发展的阻碍？
　　明镜周刊：齐泽克先生，金融和经济危机表明，一个自由的市场体系是何等的脆弱。你多年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你期待一场新的革命吗？
　　齐泽克：非常遗憾，并不期待。
　　明镜周刊：但是你想经历一次？你是共产主义者吗？
　　齐泽克：很多人认为我是疯狂的马克思主义者，等待历史的终结。我可能非常古怪，但我不是个疯子。我选择共产主义，是因为在欧洲绝望的环境下别无他法。6个月前，我在韩国谈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内容无非我说过的那些。然后一位听众开始大笑并说：“你在说什么？看看我们——中国、韩国、新加坡、越南——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好。所以是谁陷入危机了呢？是西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西欧的部分地区。”
　　明镜周刊：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齐泽克：他说得也有一定道理。为什么我们欧洲人觉得，我们的不幸处境是彻底的全球危机？我认为我们面对的问题，不是肯定或者否定资本主义，而是肯定或否定西方民主的未来。黑暗正在地平线升起，第一场风暴已经向我们袭来。
　　明镜周刊：你是说经济危机会导致政治危机？
　　齐泽克：中国、新加坡、印度或离我们更近的土耳其，未来发展都不会太好。我深信，现代资本主义在朝着一个方向发展，未来在没有充分发达民主的国家，其资本主义的各项功能才会更完善。过去十年，所谓的带有亚洲价值观的资本主义兴起，至少提出了怀疑和问题：是否我们理解的自由民主，不再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驱动力，反而是一种阻碍呢？
　　明镜周刊：民主不是为资本主义铺路，而是应对资本主义的潜在危险，这才让民主更加无可替代。
　　齐泽克：但是就目前情况看，除了坚持自由选举的原则外，还应该有点别的。选择自由会导致一个社会走上各种可能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列宁主义者。列宁经常讽刺地问，“自由——是的，但是谁的自由？用自由来做什么？”
　　明镜周刊：自决的自由。而且首要的是，言论和意见自由也是其中之一。
　　齐泽克：很高尚！我不是斯大林主义者，不会像他一样嘲笑公民自由并宣称政党路线是唯一真正的自由。在私人领域，自由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甚至在中国。我指的是性自由、旅行自由、贸易自由和自由致富。
　　但是，我在想这些是否足够，这些个人选择方面的自由是否是一个陷阱。在个人自由的面具下，其实是社会自由的丧失。典型的福利国家正在被摧毁。我们看不到社会进程会把我们引向哪里，也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中。个人自由的选择领域需要被重新定义。
　　启蒙运动才可改变欧洲现状
　　明镜周刊：换句话说，现在正在失去系统性辩论的机会。我们在1968年学生运动中看到过，但它除了在公民自由方面有所收获外，没有导致任何真实的结果。与追求个人自由相反，强调集体主义的极权政权也希望克服现有体系吗？
　　齐泽克：20世纪已经过去。极权主义政权无法长期生存。如果想要维持西方世界的形象，必须重新审视有关民主自由扩张和自我解放过程的巨大问题。欧洲受到的威胁最大。
　　我是一个欧洲中心论的左翼分子。在左翼圈子里，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名义去批判欧洲中心论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我坚信，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欧洲。想象一下没有欧洲的世界，只剩下两极——残酷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和所谓的有专制政治结构的亚洲资本主义。在两者之间，还有充满扩张欲望的俄罗斯。你将会失去欧洲遗产最宝贵的一部分，即民主和自由需要集体行动，否则平等和公正将不复存在。
　　明镜周刊：那也是启蒙运动的遗产，从自我的不成熟状态，转向自治自决。
　　齐泽克：没错！我不是尤尔根·哈贝马斯最好的朋友，但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我们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坚定欧洲启蒙运动。这是改变欧洲现状的唯一可能或可行的方式。
　　明镜周刊：这一目标是否意味着不要过多地期待自由民主？
　　齐泽克：是的，我们应该超越自由民主。普通民主的运作方式如下：大多数选民似乎对假模假式的选择自由权很满意，但实际上他们并非自主选择。据说，德国人最喜欢的政府是一个大联盟（执政联盟是由德国最大的两个政党组成，中左的社会民主党和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由于害怕作出真正激进、开创性的决定，人们表现得好像自己作出决定，其实却是听从于公共意志。资本主义伟大成就就是，自由民主和个性化的享乐主义通过将人们变成工作狂，来调动人们达到目的。
　　明镜周刊：那你觉得替代方式是什么呢？
　　齐泽克：没有办法回到共产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斯大林主义比法西斯主义更差，特别是考虑到共产主义的理想是为了启蒙，从而引导人民的自我解放，但这也是启蒙辩证法的悲剧。斯大林主义仍然让我困惑，法西斯主义从来没有启蒙的野心，它只通过犯罪手段追求保守的现代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希特勒不够激进或暴力。
　　明镜周刊：什么？你不是真的这么认为吧？
　　齐泽克：我想说的是，法西斯主义可能对资产阶级的平庸和自满作出应对之策，但它本身也被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地平线上，延续着这种自满。我同意本雅明的观点，法西斯主义的每一次崛起，都是一次失败革命的产物。法西斯的成功是左翼力量的失败，它证明了革命潜力的存在，但是左翼不知如何使用这种潜力。
　　拯救自由民主要靠复兴左翼力量
　　明镜周刊：自由主义基本价值观的现状如何？如自由、平等和公平？自由民主是否已经强大到足以保护自身免受狭隘的攻击？
　　齐泽克：对于它能承受的挑战，我很怀疑。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正在接近一个危险的临界点，它的天启四骑士（译者注：来源于圣经的《启示录》，原指战争、杀戮、饥饿和死亡）分别是气候灾害、生物起源研究引发的明显后果、金融市场自律缺乏以及越来越多的人被市场拒之门外。全球化市场越多，社会种族隔离的力量将越强。
　　明镜周刊：危险已经被认可，也被广泛讨论过。不过，你是否认为我们正无力地滑向深渊？
　　齐泽克：缺乏更好的选择，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简单地维持现状。如果现有的体系继续繁殖，我们将走向崩溃。唯一可以拯救自由民主的方式是左翼力量的复兴。如果左翼分子失去这次机会，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将滋生，至少一个新的极权主义将兴起。
　　明镜周刊：目前这种趋势可能已经被关注到了，如原教旨主义、右派民粹主义和侵略性的民族主义。
　　齐泽克：没错，应对这些问题，不能依靠左派分子的宽容和理解，这样做的话，自由主义将渐渐自我毁灭。我们有权利设定一些限制。在欧洲，我们感到很内疚，我们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滋养了坏良心。欧洲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自身的惰性，及向着冷漠和一般相对主义文化的撤退。
　　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教条主义的。没有一定量的教条主义，自由无法持续。我不想怀疑或质疑一切。自由的教条主义基于黑格尔所说的伦理实体。这也是为什么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正确，它试图通过社会或法律禁令，控制本该是我们伦理实体中的一部分。
　　明镜周刊：难道不是每个文化都有宽容度阈值吗？
　　齐泽克：有的事情不可能去忍受。如果一些杂志公开取笑大屠杀，为什么呢？如果笑话带有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又会如何？左翼或自由主义者对讽刺或幽默的态度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越来越敏感。你知道的，淫秽的笑话是对不同文化群体间宽容度阈值最好的测验，我喜欢它们。
　　明镜周刊：我想问，真的吗？
　　齐泽克：在前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之间互相开玩笑。例如，黑山人被认为很懒惰。黑山常有地震。为什么黑山人要把自己的阴茎插进洞里或缝隙里呢？他在等待地震，因为他懒得手淫。
　　有时候也开犹太人的玩笑，他们可以在自嘲中体会快乐。你知道这个笑话吗？一名有波兰血统的犹太女人弯腰清洗瓷砖地板，当她丈夫回家看到她弯曲的背部，兴奋地撩起她的裙子，从后面进入。结束后，他问妻子是否有高潮。她说，没有，我还要擦三块瓷砖。没有类似淫秽的交流，我们彼此间无法真正地接触交流。
　　明镜周刊：我不会太信任这种测试的力量。
　　齐泽克：当然，也有限制。如果两个种族或宗教团体居住得很近，彼此的生活方式不可调和，并且将对自身宗教或生活方式的批评，看成一种人身攻击的话，这就会变成一个爆炸性的问题。
　　要创造欧洲主流文化来调节各种亚文化
　　明镜周刊：伊斯兰教也是欧洲的一部分？
　　齐泽克：宽容并不是解决方案。我们需要的是德国人所说的主流文化，一种更高层次的主导文化，调节各种亚文化之间相互关系。带着互相尊重他人的敏感性，多元文化主义到了这个阶段已经无法再运作。虔诚的穆斯林发现，他们无法再忍受我们亵渎神明的图片和无礼的幽默，但这些是构成我们自由的一部分。而在有着自由实践的西方，也发现穆斯林文化中的强迫婚姻和女性隔离是无法忍受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作为一名左翼分子，指出要创造我们自己的主流文化的原因。
　　明镜周刊：主流文化是怎样的？甚至连推广人权时，都可能会因文化差异遭到质疑。
　　齐泽克：欧洲主流文化意味着你能摈弃自身特点，忽略你特定的社会、宗教和种族立场。我们要有能力将我们的文化身份看成一种偶然性、充满巧合的东西，一种可以被改变的东西。
　　明镜周刊：“普遍的个人”是一种抽象概念。它并不存在于真实生活中。事实上，每个人都属于群体或共同体。
　　齐泽克：“普遍的个人”存在于我们的真实生活中。人们属于特定的群体，同时也是普遍维度上的一部分。在我的一生中，我不会一成不变，但我还是我。一个群体不是封闭的，一个人可以离开这个群体，加入另一个。一个人的整体身份可以由几个先后存在的身份构成，也可以由几个同时存在的身份构成。
　　明镜周刊：“时光消逝了，而我还在这里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诗里这样写。
　　齐泽克：用基督教的术语就是：圣灵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不管我们是否属于同一个群体，我们将共享圣灵。我是个无神论者，但我欣赏基督教教义解放的核心：离开你的父母，跟随我，基督说。将你所属的群体留在身后，找到通往人类普遍性的方式。
　　明镜周刊：解放是一种暴力，一种离别和根除。伊斯兰教不允许信徒离开所属的团体。
　　齐泽克：没有暴力就没有自由，至少没有普遍的自由。离别是一种强有力的过程，但是这种力量，不一定是物理性的，反而有一定的救赎意味。请注意，这不是破坏你的独特性，我们的特质与自身紧密相关。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特质是基于一种偶然性，而并非实质的自我。
　　明镜周刊：对政治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齐泽克：伊朗革命领袖霍梅尼曾说过：我们穆斯林不害怕西方武器或经济帝国主义，我们害怕的是西方的道德腐败。对此，他们产生了最极端的对抗形式ISIS， 甚至是“博科圣地”组织。多么奇怪的现象！一个社会和政治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让妇女不受教育，退居家园。
　　1960年代的古老格言“所有与性有关的东西也是政治化的”，这句话现在会有意想不到的新意义：对严格的性等级的保护，变成了最重要的政治命令。欧洲歌唱大赛时，奥地利变装歌手、“大胡子小姐”肯奇塔·沃斯特赢得冠军，俄罗斯对此的反应难道不是这种态度的体现吗？去年5月，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日里诺夫斯基说，“欧洲没有其他男人或女人，只有它（指肯奇塔·沃斯特）。”甚至天主教会也通过反对同性婚姻，煽动起同样的恐慌。
　　人道主义解决不了文化冲突
　　明镜周刊：恣意的个人享乐主义是唯一可以对抗这种原教旨主义的吗？
　　齐泽克：不，有两个原因。首先，我们的对手并不是宗教。克罗地亚天主教民族主义神父Zivko Kusti声称，天主教教义象征着人们不愿意放弃他们的国家和文化遗产。这句话表明，这不再是一个信仰和真理的问题，而是政治文化项目。宗教只是一个工具，是我们集体身份的一种指示物。
　　这是为什么Kusti赞许地引用一位意大利共产主义者的话说，“我是无神论者天主教徒。”这也是为什么挪威杀人狂安德斯·布雷维克虽然自己并不十分信仰宗教，却将基督教遗产看成欧洲身份认同的基础
　　第二个原因更具有决定性，那就是肆无忌惮的个人选择自由，恰好与当今的资本主义发展相契合，因为全球社会和经济走向正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个人享乐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是相互推动的，有效打击原教旨主义，只能通过新的集体项目带来彻底的改变。
　　明镜周刊：谁决定什么是偶然、什么是实质？对于一个正统的穆斯林来说，头巾不是偶然的、可有可无的，而是实质的、与生俱来的。
　　齐泽克：这隐含了一个爆炸性的问题。女人有自主权，为此她必须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中释放出来。这也是解放暴力所指：自治的唯一可能性就是连根拔起，将自己从必须服从的社会压力中一把扯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英雄之一是马尔科姆·X，这个“X”代表根除。他没有去非洲寻根，相反，他去获取崭新的普遍自由的机会。
　　明镜周刊：你欢迎这种暴力？
　　齐泽克：我接受这种暴力，因为这是自我解放的代价，就像SM性爱游戏一样，参与者可以接受所有的变态行为。但是在任何时候，每个人也有权利说，“停下来，够了，我要离开了。”
　　明镜周刊：那么在不同文化的群体之间，我们该如何发展解放和团结的力量？
　　齐泽克：我的答案是斗争。空洞的普遍性显然是不够的。文化冲突不应通过全球人道主义来克服，而应该通过文化斗争形成团结一致的力量来实现。维基解密和“暴动小猫”（俄国女权朋克乐队）就是在做这种斗争。
　　明镜周刊：齐泽克先生，谢谢你接受访谈。

（因审查延时发重了，现删除）

（试试放上全文，免得下载还用流量币，但还是长了点，只能分批粘贴了）
　　3月31日，德国《明镜周刊》刊登了对齐泽克的专访，谈及目前全球资本主义和欧洲的现状，他认为欧洲不应该过于宽容伊斯兰教，欧洲大陆需要有一种启蒙性的“主导文化”。
　　民主是经济发展的阻碍？
　　明镜周刊：齐泽克先生，金融和经济危机表明，一个自由的市场体系是何等的脆弱。你多年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你期待一场新的革命吗？
　　齐泽克：非常遗憾，并不期待。
　　明镜周刊：但是你想经历一次？你是共产主义者吗？
　　齐泽克：很多人认为我是疯狂的马克思主义者，等待历史的终结。我可能非常古怪，但我不是个疯子。我选择共产主义，是因为在欧洲绝望的环境下别无他法。6个月前，我在韩国谈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内容无非我说过的那些。然后一位听众开始大笑并说：“你在说什么？看看我们——中国、韩国、新加坡、越南——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好。所以是谁陷入危机了呢？是西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西欧的部分地区。”
　　明镜周刊：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齐泽克：他说得也有一定道理。为什么我们欧洲人觉得，我们的不幸处境是彻底的全球危机？我认为我们面对的问题，不是肯定或者否定资本主义，而是肯定或否定西方民主的未来。黑暗正在地平线升起，第一场风暴已经向我们袭来。
　　明镜周刊：你是说经济危机会导致政治危机？
　　齐泽克：中国、新加坡、印度或离我们更近的土耳其，未来发展都不会太好。我深信，现代资本主义在朝着一个方向发展，未来在没有充分发达民主的国家，其资本主义的各项功能才会更完善。过去十年，所谓的带有亚洲价值观的资本主义兴起，至少提出了怀疑和问题：是否我们理解的自由民主，不再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驱动力，反而是一种阻碍呢？
　　明镜周刊：民主不是为资本主义铺路，而是应对资本主义的潜在危险，这才让民主更加无可替代。
　　齐泽克：但是就目前情况看，除了坚持自由选举的原则外，还应该有点别的。选择自由会导致一个社会走上各种可能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列宁主义者。列宁经常讽刺地问，“自由——是的，但是谁的自由？用自由来做什么？”
　　明镜周刊：自决的自由。而且首要的是，言论和意见自由也是其中之一。
　　齐泽克：很高尚！我不是斯大林主义者，不会像他一样嘲笑公民自由并宣称政党路线是唯一真正的自由。在私人领域，自由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甚至在中国。我指的是性自由、旅行自由、贸易自由和自由致富。
　　但是，我在想这些是否足够，这些个人选择方面的自由是否是一个陷阱。在个人自由的面具下，其实是社会自由的丧失。典型的福利国家正在被摧毁。我们看不到社会进程会把我们引向哪里，也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中。个人自由的选择领域需要被重新定义。
　　启蒙运动才可改变欧洲现状
　　明镜周刊：换句话说，现在正在失去系统性辩论的机会。我们在1968年学生运动中看到过，但它除了在公民自由方面有所收获外，没有导致任何真实的结果。与追求个人自由相反，强调集体主义的极权政权也希望克服现有体系吗？
　　齐泽克：20世纪已经过去。极权主义政权无法长期生存。如果想要维持西方世界的形象，必须重新审视有关民主自由扩张和自我解放过程的巨大问题。欧洲受到的威胁最大。
　　我是一个欧洲中心论的左翼分子。在左翼圈子里，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名义去批判欧洲中心论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我坚信，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欧洲。想象一下没有欧洲的世界，只剩下两极——残酷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和所谓的有专制政治结构的亚洲资本主义。在两者之间，还有充满扩张欲望的俄罗斯。你将会失去欧洲遗产最宝贵的一部分，即民主和自由需要集体行动，否则平等和公正将不复存在。
　　明镜周刊：那也是启蒙运动的遗产，从自我的不成熟状态，转向自治自决。
　　齐泽克：没错！我不是尤尔根·哈贝马斯最好的朋友，但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我们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坚定欧洲启蒙运动。这是改变欧洲现状的唯一可能或可行的方式。
　　明镜周刊：这一目标是否意味着不要过多地期待自由民主？
　　齐泽克：是的，我们应该超越自由民主。普通民主的运作方式如下：大多数选民似乎对假模假式的选择自由权很满意，但实际上他们并非自主选择。据说，德国人最喜欢的ZF是一个大联盟（执政联盟是由德国最大的两个政党组成，中左的社会民主党和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由于害怕作出真正激进、开创性的决定，人们表现得好像自己作出决定，其实却是听从于公共意志。资本主义伟大成就就是，自由民主和个性化的享乐主义通过将人们变成工作狂，来调动人们达到目的。

　　明镜周刊：那你觉得替代方式是什么呢？
　　齐泽克：没有办法回到共产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斯大林主义比法西斯主义更差，特别是考虑到共产主义的理想是为了启蒙，从而引导人民的自我解放，但这也是启蒙辩证法的悲剧。斯大林主义仍然让我困惑，法西斯主义从来没有启蒙的野心，它只通过犯罪手段追求保守的现代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希特勒不够激进或暴力。
　　明镜周刊：什么？你不是真的这么认为吧？
　　齐泽克：我想说的是，法西斯主义可能对资产阶级的平庸和自满作出应对之策，但它本身也被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地平线上，延续着这种自满。我同意本雅明的观点，法西斯主义的每一次崛起，都是一次失败革命的产物。法西斯的成功是左翼力量的失败，它证明了革命潜力的存在，但是左翼不知如何使用这种潜力。
　　拯救自由民主要靠复兴左翼力量
　　明镜周刊：自由主义基本价值观的现状如何？如自由、平等和公平？自由民主是否已经强大到足以保护自身免受狭隘的攻击？
　　齐泽克：对于它能承受的挑战，我很怀疑。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正在接近一个危险的临界点，它的天启四骑士（译者注：来源于圣经的《启示录》，原指战争、杀戮、饥饿和死亡）分别是气候灾害、生物起源研究引发的明显后果、金融市场自律缺乏以及越来越多的人被市场拒之门外。全球化市场越多，社会种族隔离的力量将越强。
　　明镜周刊：危险已经被认可，也被广泛讨论过。不过，你是否认为我们正无力地滑向深渊？
　　齐泽克：缺乏更好的选择，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简单地维持现状。如果现有的体系继续繁殖，我们将走向崩溃。唯一可以拯救自由民主的方式是左翼力量的复兴。如果左翼分子失去这次机会，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将滋生，至少一个新的极权主义将兴起。
　　明镜周刊：目前这种趋势可能已经被关注到了，如原教旨主义、右派民粹主义和侵略性的民族主义。
　　齐泽克：没错，应对这些问题，不能依靠左派分子的宽容和理解，这样做的话，自由主义将渐渐自我毁灭。我们有权利设定一些限制。在欧洲，我们感到很内疚，我们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滋养了坏良心。欧洲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自身的惰性，及向着冷漠和一般相对主义文化的撤退。
　　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教条主义的。没有一定量的教条主义，自由无法持续。我不想怀疑或质疑一切。自由的教条主义基于黑格尔所说的伦理实体。这也是为什么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正确，它试图通过社会或法律禁令，控制本该是我们伦理实体中的一部分。
　　明镜周刊：难道不是每个文化都有宽容度阈值吗？
　　齐泽克：有的事情不可能去忍受。如果一些杂志公开取笑大屠杀，为什么呢？如果笑话带有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又会如何？左翼或自由主义者对讽刺或幽默的态度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越来越敏感。你知道的，淫秽的笑话是对不同文化群体间宽容度阈值最好的测验，我喜欢它们。
　　明镜周刊：我想问，真的吗？
　　齐泽克：在前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之间互相开玩笑。例如，黑山人被认为很懒惰。黑山常有地震。为什么黑山人要把自己的阴茎插进洞里或缝隙里呢？他在等待地震，因为他懒得手淫。
　　有时候也开犹太人的玩笑，他们可以在自嘲中体会快乐。你知道这个笑话吗？一名有波兰血统的犹太女人弯腰清洗瓷砖地板，当她丈夫回家看到她弯曲的背部，兴奋地撩起她的裙子，从后面进入。结束后，他问妻子是否有高潮。她说，没有，我还要擦三块瓷砖。没有类似淫秽的交流，我们彼此间无法真正地接触交流。
　　明镜周刊：我不会太信任这种测试的力量。
　　齐泽克：当然，也有限制。如果两个种族或宗教团体居住得很近，彼此的生活方式不可调和，并且将对自身宗教或生活方式的批评，看成一种人身攻击的话，这就会变成一个爆炸性的问题。
　　要创造欧洲主流文化来调节各种亚文化
　　明镜周刊：伊斯兰教也是欧洲的一部分？
　　齐泽克：宽容并不是解决方案。我们需要的是德国人所说的主流文化，一种更高层次的主导文化，调节各种亚文化之间相互关系。带着互相尊重他人的敏感性，多元文化主义到了这个阶段已经无法再运作。虔诚的穆斯林发现，他们无法再忍受我们亵渎神明的图片和无礼的幽默，但这些是构成我们自由的一部分。而在有着自由实践的西方，也发现穆斯林文化中的强迫婚姻和女性隔离是无法忍受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作为一名左翼分子，指出要创造我们自己的主流文化的原因。
　　明镜周刊：主流文化是怎样的？甚至连推广人权时，都可能会因文化差异遭到质疑。
　　齐泽克：欧洲主流文化意味着你能摈弃自身特点，忽略你特定的社会、宗教和种族立场。我们要有能力将我们的文化身份看成一种偶然性、充满巧合的东西，一种可以被改变的东西。
　　明镜周刊：“普遍的个人”是一种抽象概念。它并不存在于真实生活中。事实上，每个人都属于群体或共同体。
　　齐泽克：“普遍的个人”存在于我们的真实生活中。人们属于特定的群体，同时也是普遍维度上的一部分。在我的一生中，我不会一成不变，但我还是我。一个群体不是封闭的，一个人可以离开这个群体，加入另一个。一个人的整体身份可以由几个先后存在的身份构成，也可以由几个同时存在的身份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