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

不管怎样打人总是不可取

我是来看评论的

这贴恐会让你在这里的名声一落千丈。最好就事论事，不要背后说老师坏话。

贴道德标签是不对的，亲爱的同学。

而且，如果没有学生问问题，打游戏又有何妨？

赞同。自己当奴才惯了，也要别人无条件服从。社会一旦变革，这些奴才都变废材。

关键是在职称评定这个事情上受到不公正待遇,一般还没处说理

"这两件事一综合，我对李老师的评价就是一句话：What a ****ing idiot." 就凭你这句攻击李老师的弱智商，你还有脸在这里甘阳狡辩？公道自在人心，是你了解甘阳还是甘阳的多年同事、朋友了解甘阳？楼猪送你一句话：What a fu---ing student u r!

徐友渔：甘阳是学术投机分子（本文章系转载，根据标题网上一搜便知）

    萧三匝：你刚才说到甘阳，他现在普遍被认为是新左派的一个代表，前几年他提了一个叫做“通三统”的说法，就是把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统一起来，你对他的想法怎么看？

    徐友渔：甘阳从北大研究生毕业后调到社科院是我办的。我们副所长是刚从国外回来的，特别好，叫我到北大挖人才，我就把甘阳挖过来了，所以我对甘阳非常非常了解。

    你提的问题，客观上我认为非常不重要，因为甘阳特别擅于提口号跟纲领，这个纲领其实是狗屁不值。甘阳心里清楚，他可以炮制任何理论，他要玩你们，每一个理论他都可以炮制得特别精彩，包装得特别花哨，把一些人哄得团团转，要去琢磨，去研究，去驳斥，或者去赞扬，实际上就上当了。他可以提任何主义，而且一定与他当时的实际利益跟地位的追求非常有关系，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去回应他这个理论，

    我有个朋友最了解甘阳，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以此可以说明甘阳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有一次，大概86年、87年，北京开了个非常高层次的会议，就是谈中国的未来，谈整个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比我们辈分高的龚育之、于光远这些人都去了。他们是从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角度谈的。

    甘阳的观点跟这些人一模一样，就是推动改革开放要学习西方。但是如果大家都谈这么一个道理，这个道理甘阳再认可他也不干，他一定要独树一帜，于是他马上在会议会上唱反调，对于光远他们一直开炮，说人家说的不对，他自己说了一套，说得大家僵持不下。他虽然没把别人说服，但是至少别人也不认为他很荒谬，一下子他就被人注意到了。

    但甘阳又琢磨，我今天这么谈，风头倒是出够了，这些老先生是有学术“霸权”的，以后我在学界怎么混呢？他下来就写信给这些大佬们，“小子冒犯，向你们认错”。认错的信谁也看不到，但是这些老前辈可以原谅他。他风头也出了，老前辈也没有得罪。甘阳就是这么一个极有心机、特别聪明的人，所以他提这些理论，你要真正去琢磨的话，真是一个很傻的人。

   萧三匝：那么在你看来，他有点像是学术投机分子？

    徐友渔：完全应该这么说，但是由于他太聪明了，他把每一次投机，学术上包装得如此之好，每一次大家都认为他是在提出一个新思想。有些例子，因为涉及了他的主观动机，我也不想多说，我挑件最好说的事。

    甘阳觉得要在中国要成大事，从胡适开始，不在美国拿个博士是不行的。他出国以后，有一个最好的机会，就是到芝加哥大学念博士。客观地说，甘阳是一个功底很不错的学生，但他有一个毛病，就是虚荣心强，到那里之后放不下他在中国已经是思想领袖的架子。他不好好念书，到处去发表演讲，到处去介绍他在中国怎么样，而且始终要在香港当一个主编，编一套书。他英语不好，又不能跟老师和同学讨论，所以每次都通不过博士答辩，三次没通过他就没有了。这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奇耻大辱，有些人比他差得多的，当然就会嘲笑他，你厉害，你在美国博士都拿不到？我根本不这么看，甘阳肯定比95%以上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人都要厉害得多，但你毕竟没拿到，没拿到就没拿到嘛，但你看他后来做了些什么事情？

    第一件事是在90年代，我和雷颐亲眼看到他在《明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谈的是一个抽象的题目——美国教育制度的根本缺陷。他说，在美国的教育制度下，傻子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天才是拿不到的。他写得头头是道，别人当然不知道他是在说自己的事情。

    第二件事是张维迎在北大组织教改那次。甘阳写文章说，我对北大的教改提出一个方案，坚决不要一个留洋的博士生，他们是最蠢的人，他们是在一个最蠢的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人。后来我也参与了这场论争。我再讨厌甘阳，也不愿说别人最伤心的事情。但他提出来那个方案，我很愤怒，他又把自己的事带出来了。薛涌很年轻，也知道甘阳在美国求学的事，他就对甘阳说，你不要再把你在美国求学失败的经历带到我们公共的讨论里面来。

    我举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只是想说明，甘阳有时说的话天花乱坠，他实际上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形而下的目的。如果你去跟甘阳讨论美国的教育制度好不好，北大的教改要不要留洋的博士，你肯定是很糟糕的。他实际上有自己的情结，他把自己在美国求学失败的经历，投射到对美帝国主义的讨厌上了。他大量的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言论，极端仇视资本主义跟美帝国主义，跟他个人经历有非常大的关系。甘阳到了90年代以后又提倡保守主义，他认为他保守的是自由主义，过了两年他又翻过来了，又在批评我们这些人是“贵族的自由主义”。你搞什么名堂？

    现在中国非常多著名的学界带头人物都有这个问题。他们在大陆已经是振臂一呼的人物了，到美国去博士拿不到，甚至也不会讲英文，连美国留学生都不买他账，一塌糊涂的失败，这方面学经济学、学法学的大人物回来以后都产生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感觉。这种观察你们只看文字是看不到的。这些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的经历，他们受到的不足为外人道的这种艰辛跟羞辱，我知道很多。所以有很多中国人的仇美、反美情绪，跟自己在美国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是有密切关系的。

    我在英国只是一个学生，我没有这个东西，而且假定我有这种东西的话，我应该把事情分开，你那些白人教授对我的不恭敬是一回事，我不会把它转化成对西方的仇恨。这种意义上我觉得陆新华就最好。陆新华就说过，中国这些左派都是假的，他才是原教旨主义的左派，他说我跟新左派这些人之间的分歧根本不是派别之争，而是关于学术真诚性的争论。所以有些问题我就不屑于跟汪晖、甘阳他们争论。

徐友渔：甘阳是学术投机分子

    萧三匝：你刚才说到甘阳，他现在普遍被认为是新左派的一个代表，前几年他提了一个叫做“通三统”的说法，就是把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统一起来，你对他的想法怎么看？

    徐友渔：甘阳从北大研究生毕业后调到社科院是我办的。我们副所长是刚从国外回来的，特别好，叫我到北大挖人才，我就把甘阳挖过来了，所以我对甘阳非常非常了解。

    你提的问题，客观上我认为非常不重要，因为甘阳特别擅于提口号跟纲领，这个纲领其实是狗屁不值。甘阳心里清楚，他可以炮制任何理论，他要玩你们，每一个理论他都可以炮制得特别精彩，包装得特别花哨，把一些人哄得团团转，要去琢磨，去研究，去驳斥，或者去赞扬，实际上就上当了。他可以提任何主义，而且一定与他当时的实际利益跟地位的追求非常有关系，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去回应他这个理论，

    我有个朋友最了解甘阳，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以此可以说明甘阳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有一次，大概86年、87年，北京开了个非常高层次的会议，就是谈中国的未来，谈整个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比我们辈分高的龚育之、于光远这些人都去了。他们是从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角度谈的。

    甘阳的观点跟这些人一模一样，就是推动改革开放要学习西方。但是如果大家都谈这么一个道理，这个道理甘阳再认可他也不干，他一定要独树一帜，于是他马上在会议会上唱反调，对于光远他们一直开炮，说人家说的不对，他自己说了一套，说得大家僵持不下。他虽然没把别人说服，但是至少别人也不认为他很荒谬，一下子他就被人注意到了。

    但甘阳又琢磨，我今天这么谈，风头倒是出够了，这些老先生是有学术“霸权”的，以后我在学界怎么混呢？他下来就写信给这些大佬们，“小子冒犯，向你们认错”。认错的信谁也看不到，但是这些老前辈可以原谅他。他风头也出了，老前辈也没有得罪。甘阳就是这么一个极有心机、特别聪明的人，所以他提这些理论，你要真正去琢磨的话，真是一个很傻的人。

   萧三匝：那么在你看来，他有点像是学术投机分子？

    徐友渔：完全应该这么说，但是由于他太聪明了，他把每一次投机，学术上包装得如此之好，每一次大家都认为他是在提出一个新思想。有些例子，因为涉及了他的主观动机，我也不想多说，我挑件最好说的事。

    甘阳觉得要在中国要成大事，从胡适开始，不在美国拿个博士是不行的。他出国以后，有一个最好的机会，就是到芝加哥大学念博士。客观地说，甘阳是一个功底很不错的学生，但他有一个毛病，就是虚荣心强，到那里之后放不下他在中国已经是思想领袖的架子。他不好好念书，到处去发表演讲，到处去介绍他在中国怎么样，而且始终要在香港当一个主编，编一套书。他英语不好，又不能跟老师和同学讨论，所以每次都通不过博士答辩，三次没通过他就没有了。这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奇耻大辱，有些人比他差得多的，当然就会嘲笑他，你厉害，你在美国博士都拿不到？我根本不这么看，甘阳肯定比95%以上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人都要厉害得多，但你毕竟没拿到，没拿到就没拿到嘛，但你看他后来做了些什么事情？

    第一件事是在90年代，我和雷颐亲眼看到他在《明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谈的是一个抽象的题目——美国教育制度的根本缺陷。他说，在美国的教育制度下，傻子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天才是拿不到的。他写得头头是道，别人当然不知道他是在说自己的事情。

    第二件事是张维迎在北大组织教改那次。甘阳写文章说，我对北大的教改提出一个方案，坚决不要一个留洋的博士生，他们是最蠢的人，他们是在一个最蠢的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人。后来我也参与了这场论争。我再讨厌甘阳，也不愿说别人最伤心的事情。但他提出来那个方案，我很愤怒，他又把自己的事带出来了。薛涌很年轻，也知道甘阳在美国求学的事，他就对甘阳说，你不要再把你在美国求学失败的经历带到我们公共的讨论里面来。

    我举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只是想说明，甘阳有时说的话天花乱坠，他实际上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形而下的目的。如果你去跟甘阳讨论美国的教育制度好不好，北大的教改要不要留洋的博士，你肯定是很糟糕的。他实际上有自己的情结，他把自己在美国求学失败的经历，投射到对美帝国主义的讨厌上了。他大量的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言论，极端仇视资本主义跟美帝国主义，跟他个人经历有非常大的关系。甘阳到了90年代以后又提倡保守主义，他认为他保守的是自由主义，过了两年他又翻过来了，又在批评我们这些人是“贵族的自由主义”。你搞什么名堂？

    现在中国非常多著名的学界带头人物都有这个问题。他们在大陆已经是振臂一呼的人物了，到美国去博士拿不到，甚至也不会讲英文，连美国留学生都不买他账，一塌糊涂的失败，这方面学经济学、学法学的大人物回来以后都产生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感觉。这种观察你们只看文字是看不到的。这些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的经历，他们受到的不足为外人道的这种艰辛跟羞辱，我知道很多。所以有很多中国人的仇美、反美情绪，跟自己在美国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是有密切关系的。

    我在英国只是一个学生，我没有这个东西，而且假定我有这种东西的话，我应该把事情分开，你那些白人教授对我的不恭敬是一回事，我不会把它转化成对西方的仇恨。这种意义上我觉得陆新华就最好。陆新华就说过，中国这些左派都是假的，他才是原教旨主义的左派，他说我跟新左派这些人之间的分歧根本不是派别之争，而是关于学术真诚性的争论。所以有些问题我就不屑于跟汪晖、甘阳他们争论。

周国平在其自传《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中这样回忆甘阳：     
甘阳是北大的研究生，1985年毕业后分配到社科院，与我、越胜、友渔在同一研究室。他乍来就和我们商量，要办人文丛书。我和越胜原是散淡之人，友渔虽有抱负但好像缺少实际操作能力，经他一鼓动，也都欣然赞同。他真是雄心勃勃，一副在学界打天下坐江山的架势。记得筹备期间，有一天在友渔家里开会，甘阳策划要把天下豪杰一网打尽，正琳闻言拍案而起，厉声责问：“你究竟想干什么？想当学霸吗？对不起，我不奉陪！”言毕拂袖而去，后来真的没有参加编委会。在我这个闲人眼里，甘阳的霸气，正琳的正气，都是风景。有志者事竟成，甘阳在不长时间内果然拉起了一支阵势不凡的队伍，囊括了北京人文学界大部分有点名气和实力的中青年学者。 　　编委会成立后，开始在三联出版大型丛书，以翻译为主，干得颇有效率，两三年里出了几十种书，一时声震海内。那个年头的气氛实在非同寻常，一年之内，我译的《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印了十五万册，陈宣良译的萨特《存在与虚无》印了十万册，陈嘉映、王庆节译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印了五万册。尼采还好说，后两种书那么难懂，几个人买了真读啊，不过是赶时髦罢了。当然，赶时髦也没有什么不好，这么大面积地撒下种子，没准有几颗会发芽。当时出版的译著，有一些是译者已经开译或完成的，也有一些是编委会策划的。无论如何，甘阳率先组织大规模出版国外现当代哲学人文科学名著，显示了他的眼光和魄力，其功不可没。编委会的这一批家伙个个自命不凡，没有甘阳照样放光，但能聚到一起做事，首功也当推甘阳。 　　编委会有一个无形的核心组，我们室的四个人都在内，因而也包括我。其实我做的事很少，仅审校过两部译稿。我只是觉得这伙人可爱，在一起做事也做得很有生气，因而乐于参与。在我眼中，甘阳也是一个顶可爱的人，虽一身霸气，但又充满孩子气。我曾对他说：“你身上有顽童的一面，又有暴君的一面，因为前一面，我们原谅了你的后一面。”他嗜酒，一喝醉就骂人。越胜嘲笑说：“甘阳喝醉了酒，语言就贫乏到了只剩下一个字——操！”邝杨告诉我，有一回，他们一起在公共汽车站候车，甘阳已醉，大声喊：“在这里等车的人统统该杀！”吓得众人后退，继而发现是醉汉，又好奇地围观。这时他悄悄问邝杨：“有没有警察？”邝说没有，他接着喊：“警察也该杀！”这个例子可真传神，很能表明他的性格。 　　没有料到的是，在编委会成立三年后，裂痕产生了，起因也是甘阳醉酒。有一天，他酒后大骂：“还不是老子养活了你们，不想干，都给我滚！”在场的是他任命的两位副主编，其中一位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就到处发牢骚。嘉映闻讯，议论了一番，话传到甘阳耳中，他暴跳如雷，写了一纸公开信，说有克格勃算计他。在此之后，嘉映开始筹划拉出来自己干，也动员到了我头上。对于甘阳的意见集中在一点上，就是独断专行，并且搞夫妻店。酷爱英国式民主的友渔在这种问题上的立场不可能含糊，必捍卫他的原则。他还告诉我一个发现：北京学界三大势力都是夫妻店。我和越胜想避免分裂，于是由我出面，希望甘阳接受民主制。我特别傻，自作聪明地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因为甘阳打算办人文学院，我便建议人文学院院长通过选举产生，再由院长任命编委会主编。我心想，甘阳众望所归，必当选无疑，一定愿意接受这个方案。那天在研究室里，我们四人都在场，听完我的话，甘阳脸色大变，沉吟半晌，说：“你们让我光荣退休好不好，何必用这种方式把我罢免？”

国内外从古到今不乏才华横溢但极其败坏的人，说一套做一套的大有人在。前段时间不是那谁圈内大牛学术、情妇共同发展吗。

老师打院长肯定不对，但说人家发表的论文靠什么软件糊弄的更是脑子有问题，要不你也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弄两篇。学生都支持那就更好玩了，好像小时候写作文，引用人家的说法时，经常说我们村的某个伟人曾经说过。。。。

其他人都没有发言权，只有周围的同事和学生才能说明事实，谁也不挺，有错的就承担责任，不管是谁

在中国正常的道理都成了歪理了，妖邪横行。

不像是在学术方面

呵呵，实名支持崔化钠的，留地址留电话的更多

啥鬼道理！愿赌服输是赌徒才认可的逻辑。李是奔中大当教师来的，难道是给甘当奴隶来的？

在甘阳和刘小枫所编的“西学源流”丛书总序《重新阅读西方》里面，说：“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以这种病夫心态和病夫头脑去看西方，首先造就的是中国的病态知识分子，其次形成的是中国的种种病态言论和病态学术……这种病态阅读西方的习性，方是现代中国种种问题的真正病灶之一”。

甘阳和刘小枫如何能够宣称自己是健康的呢？是否只有在芝加哥社会思想委员会中受过训练的人才有资格谈西方呢？

这一点上，薛涌应是说得不错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有一种救世情怀，觉得别的国人都有病，唯独自己没病，而且还是个医生。中国一有问题，他们就迅速诊断出‘病灶’：中国人没有他们认为应该有的思想。”这种认为自己已然掌握“绝对真理的特权心态”跃然纸上（宇宙真理？）。不知这是不是“左派”们共通的毛病。

过于主观。。。

前天抛了一块砖，估计是真的把宝强哥给砸痛了（https://bbs.pinggu.org/thread-4172690-3-1.html）

这不，马上就引出一块永远都是八面玲珑的宝强哥的玉来。

不过，宝强哥的立场是否有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的味道呢？您真的从内心支持甘老师吗？

大家一定还记得。若干年前，B大管理学院某著名Z教授被院长”开除“，该教授拼命在网上”维权“，闹得沸沸扬扬。有意思的是，当时该学院的学生也是一边倒地支持他们的院长，虽然网上舆论是一边倒地支持Z教授。

历史总是重复惊人相似的一幕。那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1) 学生想讨好院长？（2）学生怕院长报复？（3）屁股决定脑袋？（4）家丑不可外扬？（5）院难当头，团结对外？

大家的思维怎么都是非黑即白、认为争执双方一定是一好一坏呢？另一种可能，也是更大的可能：李与甘都不是什么好鸟。

闹得满城风雨的某事件的双方当事人，一般来说，不会是其中一个百分之百的无辜，另一个百分之百的操蛋。

每天都在电视新闻上出现的阿拉伯世界内部纷争的各方，有哪一只是好鸟？那些个好鸟，比如卢森堡、洪都拉斯、中国计量学院，都安份守己地在过自己平静的生活，你是不会三天两头在电视上看到它们的。

不知道具体情况，不敢乱说，这个院长以及60度岁了，超期服役？应该退休了吧，准点退休不是没什么事了？为什么不退，难道级别到正部级，据说正部级退休年龄是65，副部级还是6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