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无一失”这不科学啊，也不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一般哲学规律啊——但是作为一种高标准，这是可行的，应该以更严谨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看待所制定的各类制度，这个我同意

讲得比我好,学习了.是的,“万无一失”是高标准.

纸尿裤、卫生巾，缘何都能报销？

作为地级市的一名政协常委（两届），笔者对政协的运作机制应该说有着一定的了解，一直将各级政协领导视为“二线干部”，多数是退休前的安慰性安排，除了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外，自身权力相当有限，尤其是资金、人事等敏感问题，与政协领导基本无缘。也正因为如此，频频出现的贪腐案，也就基本上与政协无缘。而“十八大”后众多政协主席、副主席“落马”，其违纪违法事实也都是转岗政协前所为，笔者此前还曾撰文《陈铁新被查，政协再遭“污名化”》来佐证这个观点。

可今天算是大开眼界了，同时也稍稍动摇了我此前的观点。中国纪检监察报3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湖南一官员滥用公款：从棺材木到孙女纸尿裤都报销》的文章，彭应龙在担任湖南省衡阳县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期间，违规公款报销个人费用114万余元、收受贿赂180余万元、贪污公款130余万元。而最为恶劣的是彭应龙真是钻进钱眼的“财迷”，大到家具、电器，小到孙女的奶粉、纸尿裤，甚至一双袜子，“衣食住行”样样都在公家报销。

县政协主席作为中国职务最低的政协主席，缘何也敢肆无忌惮地贪腐？令笔者稍感欣慰的是，彭应龙”捞钱”时，绝大多数凭的并非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身份，而是他同时兼任的利德有陶瓷和衡利丰陶瓷两个重点发展项目指挥部的指挥长手中的权力。在此期间，彭应龙在农村新建建筑面积1700多平方米，耗资数百万元的豪宅竣工。为建该豪宅，彭应龙仅在项目指挥部和县住建局套取资金就达90余万元。此外，彭应龙新房的装修材料、家具、电器以及个人生活用品、党费等，也都在项目指挥部报销，金额达100余万元。

连党费也由公家报销，实在是过于奇葩，估计8700多万党员也都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人能混入党内，或者说原本正常的一名党员竟蜕变到如此地步，已经超出了正常人的正常思维。这种现象的存在，应该是当地审计机关的耻辱。

不过，类似于在公家报销为孙女购买奶粉、纸尿裤甚至购买袜子的钱，在中国还真不鲜见。几年前人民网就曾转发《“全国最贪县委书记”落马　袜子用公款报销》一文，说的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原县委书记、文山州民政局原局长赵仕永贪污受贿近500万落马，被称为“全国最贪县委书记”。他变着方法用公款报销的方式贪污公款，大到万元以上的彩电、冰箱、皮包、手表，小到几元的洗漱品、袜子等，赵仕永都公然以公款报销，创下贪官中的报销之最，是名副其实的“报销王”。赵仕永还对身为文山州委办公室人事教育科科长的“情妇”郑娅琳一掷千金，送给她别墅、汽车、名表、实木家具等。

年薪500万的中远集团副总经理徐敏杰，将妻子在澳门马会30余万元的美容费与餐费公款报销，因此被认定构成贪污，于近日被北京高院终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

被评为“全国红十字系统先进个人”的原昆明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阮姮也是一名钻进钱眼的“财迷”。公诉机关指控，从2006年到2007年间，阮姮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到昆明一家四星级酒店消费，并购买了价值数千元的衣物、鞋子，以及价值上百元的内裤、香烟和酒水等，另外，她还用“公费”邀请朋友打网球娱乐。而这些费用，均被其通过公务消费的方式报销。阮姮贪污的数额达5.6万余元。

而脸皮最厚，最敢报销的，则是原广东汕尾市副市长马红妹。她去广州开会，途中来了例假，她竟吩咐随行的小伙子：“去，替我买包卫生巾来。”小伙子一愣，当下羞得满脸通红。“记住，别忘了开发票。”面对检察官的审问，她还振振有辞地辩驳道：“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不就是大手大脚一点吗？我是人民的公仆，吃的、用的，都应该是公家的，我花人民一点钱算什么？！”

在一个反腐机构十分健全，审计部门年年审计的国度，纸尿裤、卫生巾、内裤、袜子、手表、美容费等纯属私人使用的物品，费用缘何能堂而皇之地在单位报销？除了这些官员自身愚昧无知外，就是监督机构面对权力时总是“绕着走”，否则财务人员一声提醒，他们至少会学人社部办公厅副主任曹淑杰之女杜某以“假发票”报销。杜某在一家女子会所进行美容消费后，陆续以抬头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单位，开据办公发票遭举报，总计金额达13万余元。曹淑杰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当然，以上在贪腐方面做得过于“雷人”的也都是小官，一些大官则根本就不用担心费用如何报销。比如长期公款住五星级宾馆、包养未婚女大学生的重庆市原宣传部长张宗海，“吃喝嫖赌”都假其它名目一道报销了。而原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自恃是正部级高干，每月公款吃喝玩乐达120万。监察部、国办曾找他谈话，要他注意影响，不能挥霍，陈竟然回应说：“每月交际一、二百万算什么，公司一年上交税款二百多亿。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

以上现象总是令普通百姓目瞪口呆。问题是，这些官员模糊了公私关系，分不清公权与私权的界限，像马红妹一样对私人消费公家报销习以为常。这些官员权力实际上已经失去有效监督，权力边际失守，从而导致他们在享受“公仆”待遇时却失去了界限。在他们的眼里，想怎么享受就可以怎么享受，更是没有什么不可以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