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贝加（Gary Becker）四十多年了。历来欣赏他的分析力。他关心中国，对中国的评论客观，善意明确。二月二十二日他发表的关于中国的文章，好些观点我不同意，认为不是实情，他是被讯息误导了。分两篇文章说说吧。

我最不同意的，是贝加支持美国财长盖特纳之见，说中国操控人民币的汇率，导致庞大的贸易顺差。故事的发展可不是这样的。曾经说过，因为中国发展得快，我要不断地跟进才能掌握其经济脉搏的跳动，才能体会到发生着的是什么事。三十年来，我曾经两次停止跟进约半年，之后要好几个月的努力才能再走进中国的脉搏中去。这些日子不少在国内不同地区的朋友，久不久会收到我的电话。问长问短，为的是要保持这脉搏跳动不会中断。这是我研究中国经济的主要法门，让我反应得快，也推断得准。

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我在海南岛，那天人民币的黑市汇率是一元五角兑一港元（兑美元是十一元七角兑一）。这是人民币在历史上最不值钱的一天，之前之后都没有见过。消息传来，两天后朱镕基会执掌人民银行，也就是今天的央行了。

早些时（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发表了《权力引起的通货膨胀》。那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当时中国的通胀恶化，一般舆论主张约束人民币的增长率，是货币学派的老生常谈。我力排众议，说当时国内的银行是出粮机构，有权有势的高干及他们的子弟皆可以权力「借」钱，与银行的职员一起上下其手，什么约束币量云云，根本办不到。于是建议：对权力借贷的行为一定要手起刀落，要杜绝，而人民银行要改为一间正规的中央银行，不作任何商业或个人贷款。

朱镕基执掌人民银行后的处理方案，跟我建议的差不多，但他用上直接管制投资与消费的方法，我不以为然，批评了他，想不到，他做出来的效果，使我公开道歉几次。一九九五年，朱老把人民银行改为正规的中央银行，再不作贷款生意了。

这里要说的重点，是从一九九四至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币以美元为锚，汇率守在八元二角四仙兑一美元与八元二角七仙兑一美元之间，守得稳如泰山。这是官价汇率，跟起初的黑市及跟着的灰市及再跟着的近于白市的汇率是不同的。

从一九九四到二○○六这十二个年头，是中国经济奇迹中最奇的了，我说过不止一次。当然有其它重要因素，而这里要指出的，是该十二年人民币钩着美元（虽然二○○五年七月转钩一篮子外币，但在转钩初期汇率的变动显示美元还是该篮子的绝大部分），对中国的发展有助，炎黄子孙应该感激。另一方面，二○○一的九一一事件与二○○三开始的伊拉克之战，美元保持稳定，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早就有了实力的人民币，紧钩美元，把后者稳定着。今天遇上金融之灾，没有谁知道何时方休，美元会有不小机会因为人民币不再紧钩着而出现对美国经济为祸不浅的波动。这样看，几年前美国的议员迫使人民币与美元脱钩，是美国在政策上的一项大错。如上可见，说北京操控人民币的汇率是没有根据的：紧钩美元不可能有操控的空间。要操控人民币汇率的是先进之邦，尤其是美国，而中国货在上述的十二年间满布地球，协助了美国减低通胀，是我要说的故事的另一面了。

一九九七年初，因为要写夏保加（Arnold Harberger）的首届荣誉讲座的关于中国改革的文章，我考查当时人民币的货币制度。这考查使我对货币制度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层面：无锚的货币制度不可取，下锚不妨用一个可在市场成交的指数，央行用不着提供实物。这些就是后来我屡次建议人民币转用一篮子物品为锚的基础。

一九九七年七月，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个多月后一些北京朋友约我到深圳会面。他们看得很悲观。言谈间我突然乐观起来，心想，朱镕基了不起：他把三年前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胀率，在三年后的一九九七下调为零，而又因为市场的劳工合约够自由，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增长率保八。当时国际上的金融机构及大师们对亚洲金融风暴的解释，我一律不同意，而在那次深圳聚会中，却想到一个圆满的解释。没有说出来，因为恐怕扰乱市场。

我的解释，是当时亚洲多个小国的货币，皆或松或紧地钩着美元。紧钩美元的人民币一下子把通胀下调至零，这些小国的货币都一起偏高了，于是纷纷脱钩。从那时开始我知道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不是先进之邦，而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亚洲的小国因为那次金融风暴，他们的币值来了一次大调整，与人民币之间达到了一个新的均衡点。这就是后来我极力反对人民币兑美元独自升值的原因。

还有另一个我要到二○○四年底才找到圆满答案的重要因素。这就是我高举的、人多资源少的、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制度，一九九四年初开始形成及运作。北京的朋友无疑清楚这制度是怎样运作的，但重要的含意他们不知道。其中一个重要含意，是县制度的运作是以速度来增加县干部的收入。我们不容易找到一个在国内投资的人，不被县干部赶得近于发神经。赶快十分之一的时间容易，如此一来，先进之邦有百分之三的增长率很不错，在中国的制度下就变为百分之十三了！我因而反对什么经济过热之说，反对要搞宏观调控。朱镕基当年的调控是对付权力借贷需要有的手起刀落，但在县制度运作得宜之后的调控，则起于北京的朋友未富先骄，对自己的制度运作的含意没有足够的体会。

亚洲金融风暴之后，虽然人民币的黑市汇率还低于官价，我认为人民币是强币。到了二○○二，虽然黑市汇率还低于官价，我说人民币是地球上最强的货币。还是以八元二角多兑一美元，但到了二○○三至二○○六这期间，浮动人民币很可能使汇率市价升达四兑一甚至三兑一的水平。如果中国的国际竞争对手只是先进之邦，人民币兑美元上升一倍对炎黄子孙有着数，但中国的竞争对手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带来灾难。君不见，二○○五之后，人民币兑美元升约百分之八，接单工业纷纷输钱，订单转到其它发展中国家去。日本起飞时可没有这样的困境，虽然后来还是中了大计，但那是另一个比较复杂的故事。

我跟得紧：二○○三年苏浙一带的一个全职农工每月的薪酬只人民币三百，还需要有大量的农民转到工业去才有作为。当时我意识到，五千年来中国的农民第一次看到曙光，不同意盛行的农民愈来愈苦或贫富急速两极分化的谬论。

人民币紧钩美元十一、二年，官价八元二角多不变，一九九三年的最低黑市是十一元七角兑一美元，而如果自由浮动二○○五可能是三或四兑一！从一只货币转强的速度衡量，这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反映着中国的劳苦大众的生产力增长惊人，也反映着在县制度的运作下，外资对中国青眼有加。

目前的形势是，因为这些年落后之邦发展得非常快，先进之邦如在梦中，从汇率的角度衡量，前者与后者之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断层，连接不上了。上层之间有竞争，下层之间也有竞争，但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竞争是脱了节的。北京的朋友认为可以容易地打上去，推出腾笼换鸟，失之轻浮。治安转劣，是腾笼换贼乎？回乡归故里是连笼子也换了吗？

近几年人民币升值闯祸，新劳动法杀伤力强。几个月前人民币的强势已去。地球金融大乱，朋友传来的国际文章无数，没有一篇提出我认为是可取的建议。看来经济学也完蛋了。一时间我想到明人徐渭写葡萄的一首七绝。诗云：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拋闲掷野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