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经济理论的演变与经济改革的转向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存在的７４年历史中，为探索社会主
义发展道路及其相应的经济体制经历了多次改革。斯大林以后的继任人所进行的改
革，都在不同程度上触动了斯大林时期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其中包含着为寻求适
应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所作的探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然而，苏联后期，即１９８５年４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当选为总书记，
入主克里姆林宫，到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５日，克里姆林宫的红旗落地，这一时期
是苏联历史的戈尔巴乔夫时期，也是苏联大张旗鼓积极推行改革，从而引发社会动
乱导致国家解体的时期。这一个时期，为了改革的需要，戈尔巴乔夫多次提出要克
服各种理论观念的成见，号召在理论战线上有一个原则性的突破。因而其改革的理
论和实践，虽然有对以往改革的继承，但是更多的是对原有体制和社会制度的否定。
本章仅从经济理论的突破对经济改革实践的影响的角度，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理论和实践加以梳理分析，力求找出苏联的改革最终葬送了
苏联的某些原因。

　　　　　　　　　　　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改革

　　１９５３年３月５日斯大林逝世，继任的苏联领导人面临着众多需要解决的问
题。其中在经济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工农业发展速度严重失衡，农业远远地落
后于工业；农业生产不仅是长期停滞不前，而且是面对日益膨胀的城市人口对农业
需求形成的重大压力所产生的新的危机，农产品的供需矛盾日趋尖锐，粮食匮乏，
消费品短缺；工业出现的新问题是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中央计划工作不能完全适
应空前庞大和复杂的国家工业生产的要求，一个典型的现象是生产部门盲目生产，
只求数量，不管质量，其结果是质次量多的产品堆积，社会所需的产品奇缺；原有
的经济管理体制导致了生产部门对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态度冷淡，影响了技术革新
和产品的更新换代的进行；国家管理机构臃肿、重叠，导致国家利益同企业和个人
利益脱节，等等。

　　苏联政府在１９５３─１９５５年间调整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和政策。首先，
在不减少对工业投资的情况下，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其中，相当一部分投入是用
来生产发展农业所需的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因此，这一期间拖拉机和农业机器
制造业获得很快的发展。与１９５０年相比，１９５５年的拖拉机产量增长５０％。
而就总产值而言，农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为４．３５％。然而，农业投入的绝对数值
的增大并没有增大农业总产值在工农业发展中的比例。相反，这一时期，农业总产
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反而下降，并且远远低于工业总产值的增加。这表
明，虽然扩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总路线并没有发生根本变
化。其次，苏联政府加速发展能够满足居民极需的日用消费品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２８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扩大日用品生产
并改进其质量》的决议。在这项决议中详细地规定了在以后几年（１９５３—１９
５６年）内在一些重要的消费品生产的指标。这些指标要求与１９５０年的指标相
比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例如毛织品要较１９５０年增加１倍，纺织品增加４．２倍，
棉织品增加７０％，皮鞋增加７０％，家具增加２．９倍等等。同时，国家将在１
９５４年增加对消费品工业的投入，使总额达到５８．５亿卢布，而在１９５３年
的投入总额为３１．４８亿卢布。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成了这一时期
苏联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第三，为了保证这种新的经济调整方针得以顺利实施，
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进和改善管理机构的工作。１９５４年１月和６
月，苏共中央曾两次作出决议，要求改善中央机关的工作。精简中央经济管理机构，
裁减行政管理人员就首当其冲。同年１０月１４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又作
出了《关于苏联各部和主管机关的结构方面的重大缺点和改进国家机关工作的措施》
的决议。决议要求“取消多余的平行工作的组织和机构”，这一措施的实行可导致
行政管理人员减少４５万人，节省卢布５０多亿。第四，改进计划管理工作。１９
５４年８月２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制订企业生产技术财务计划的组
织工作和简化生产技术财务计划的格式和指标》的决议。它指出了现行编制计划的
程序极为繁琐，审查和批准计划的过程极为拖延，计划内容有许多不必要的东西，
因而使计划徒有其名，企业难以保证国家计划的完成。为此，决议要求对企业生产
计划的编制要大力加以改进，部级主管机关“只批准企业保证完成国家计划任务所
必需的主要计划指标”。第五，加强银行信贷的监督职能。１９５４年８月苏共中
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苏联国家银行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提出要加强
对贷款企业的资格及经营状况的监督、改进结算工作、加强对工资基金使用情况的
监督等。苏联政府这一时期的调整经济工作的方针和政策，概括起来说，就是调整
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扩大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
的范围。这也是赫鲁晓夫经济改革的实质。

　　　　　　　　一、赫鲁晓夫时期经济改革的实践

　　赫鲁晓夫执政以后，对斯大林领导时期长期实行的中央领导一切、包揽一切、
支配一切的经济管理体制持有异议。他认为这种传统的管理形式导致国民经济管理
权限过分集中；中央经济机关重叠臃肿；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严重，经济领导机关
不能直接有效地指挥生产，管理经济部门本位主义，阻碍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地方与企业的权限太小，忽视物质利益原则，等等，不能适
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思想僵化的表现。因此，在他执政后，力主改革苏联的经
济管理体制。赫鲁晓夫通过权力下放、精简中央管理机关和人员、用地区管理原则
代替部门原则等办法，即以分区管理方式代替垂直管理方式来解决上述问题。从管
理体制改革来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１９５３—１９５６年间。
在这段时间里，赫鲁晓夫没有明确提出一个对国民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整体改革的完
整方案，只是进行了一些局部性的改革和调整。主要是把原属中央在计划方面的一
些权限下放给各加盟共和国，减少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扩大企业在计划工作、
基本建设、劳动工资、物质分配、财务工作等方面的权限，１９５３—１９５６年
间，中央控制的国家计划指标减少了７０％左右。与此同时，把原属部领导的一些
零售商业和公共饮食业先下放到地方；撤销了各部和主管部门半数以上的处、司、
管理局和总管理局。在这一期间，共精简９０万行政人员，下放了１５０００个企
业。由于采取这些措施，使加盟共和国工业产值在全苏工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从
１９５３年的３ｌ％提高到１９５６年的５５％，扩大了加盟共和国的经济自主权。

　　１９５６年的苏共二十大是对苏联历史有重要影响的一次会议。赫鲁晓夫在工
作报告的第二部分中，重申了保证重工业优先增长的总路线。与此同时，他认为当
前刻不容缓的任务是迅速扩大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基础是粮食生产。而开垦生熟
荒地在粮食生产中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他列举了国民经济各部门所取得的成就，
认为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使“苏联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渐过渡的道路上
向前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因此，他认为，苏联人民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在历史
上最短的时期内，解决苏联基本的经济任务──在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
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许诺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群众的物质福利：增加
工资、实行七小时工作制、改善住房条件并且提高广大人民的文化素质和水平。他
要求党的各级干部要去抓经济建设的具体领导，克服对经济的不求甚解的态度，加
强对技术和经济问题的研究。

　　１９５７年是赫鲁晓夫改革的一个重要年份，也是管理体制改革的第二个阶段。
１９５７年２月，苏共中央根据赫鲁晓夫的意见，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业和
建筑业的管理的决议》，同年５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又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工
业和建筑业管理组织》的法令，从对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体制进行大改组入手，进
而触动了苏联经济管理体制，使其一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次改组的原则，是把
工业和建筑业的日常领导重心从中央移到地方，使地方分散领导同中央的集中计划
原则相结合。具体措施是：首先，撤销中央和加盟共和国的绝大多数的部，除与国
防有关的少数几个部，如航空、造船、无线电、中型机器制造、化工部门继续实行
中央控制外，所有其他部门，尤其是消费品生产部门，全部取消中央部委的直接领
导，而将权力下放到新成立的１０５个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并把它变为管
理工业和建筑业的基本环节，下面设立各种公司、托拉斯等经济联合组织，对企业
实行具体领导。当时，苏联有２５个联盟部和１１３个加盟共和国的部被撤销。其
次，把原属联盟中央管辖的工业和建筑业几乎全部下放到加盟共和国和经济行政区
国民经济委员会，而加盟共和国所属的许多企业则下放到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地方苏
维埃。大改组后，中央管辖的工业产值在全苏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由改组前的４
５％降低到６％。第三，改组中央经济计划管理机构，撤消国家经济委员会，建立
国家计划委员会，进一步改善计划工作，减少国家计划指标。新建立的国家计委负
责全国长期与短期计划的综合平衡工作，它不再是部长会议的职能机构，只是“集
中从事苏联国民经济综合计划工作”的“全国经济和计划的科学机关”，而“不得
干预经济行政区的行政管理”。

　　农业方面的改革。赫鲁晓夫的改革尤以农业改革而著名，并被认为赫鲁晓夫是
“从农业打开通向最高权力之路”他虽然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但他要
求对原来的农业政策进行大规模调整。１９５３年９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专门讨论
农业问题，赫鲁晓夫以《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为题作了报告。１９５４年
１月，他又就农业问题写给苏共中央主席团一封信，题目为《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
集中反映了他对苏联农业存在的问题的看法，并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与措施，
成为苏联农业改革的指导思想。其一，改革农业计划制度。１９５５年３月苏联建
立了新的农业计划体制，其内容是：大大减少下达的生产指标。以商品产品量为出
发点，把过多的生产指标改为只下达农产品采购量一项指标，其他生产计划均由农
庄、农场自己制定；改变计划制订的程序，过去是从上级有关机关领取生产任务，
现改为直接从农庄、农场开始制定计划；改变计划计算方法，把过去按种植农作物
的公顷数和饲养的牲畜头数的计算方法，改为按农产品、畜产品的数量计算。这一
改革有利于发挥集体农庄的主动性和生产积极性。其二，提高农民的实际收入。通
过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大幅度减少自留地的物产税、取消对农民发展个人副业
的某些限制等等增加农民收入。其三，逐步取消义务交售制。从１９５３年起，农
产品义务交售制经历了变革（１９５３—１９５６）和取消（１９５８）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义务交售制的变革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变义务交售的计算标准──按
每公顷耕地或土地面积计算；二是不断扩大减少义务交售的范围和降低义务交售的
定额。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７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取消义务交售制的
报告。６月３０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从１９５８年７月１日起，取消集体
农庄向国家义务交售粮食、油料、马铃薯、蔬菜、肉、奶、蛋、羊毛、饲草的制度，
同时取消向机器拖拉机站、技术修理站、专业站缴纳实物报酬的制度。从同日起，
国家实行统一的农产品收购办法。其四，改组机器拖拉机站。机器拖拉机站是全民
所有制企业，耕种的却是集体农庄的土地。主要的生产工具由机器拖拉机站掌握，
生产活动成果的责任则完全由集体农庄承担，两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严重地影
响了集体农庄生产的积极性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为了扩大集体农庄的自主权，
赫鲁晓夫决定改组机器拖拉机站，消灭“一块土地两个主人”的现象。１９５８年
４月１８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定：自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８日起，把
农业机械自由地卖给集体农庄，农庄可分２－３年还清贷款。其五，加强对农业的
研究和管理。为了加强对农业的研究和管理，赫鲁晓夫决定把农业院校和农业科研
机构从城市搬到农村；把原来的农产品采购部、国营农场部和农业部合并为农业部。
按生产原则来改组地方党委，把地方党委划分为分管工业的工业党委和分管农业的
农业党委。另外，在苏共中央，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设立中央工业生产领导局和中
央农业生产领导局。此外，开展大规模垦荒，扩大耕地面积；开展种植玉米运动，
等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扩大了农业耕地面积，提高了
农业劳动生产力，从而使苏联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二、赫鲁晓夫时期经济改革的后果

　　赫鲁晓夫采取的种种改革措施，从实践的角度看，是对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
制的一次冲击，这个改革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仓促上
阵，就事论事地搞改革，企业下放过了头，权力分散过了头。在打破原来部门管理
体制时，又未能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地区管理体制，没有改变原有计划制度的缺
陷，没有真正扩大企业自主权，本质上只是用一种新的行政手段代替旧的行政手段，
最后因大大削弱国家对经济的必要集中统一，加之未能调动企业生产积极性，使国
民经济出现混乱，到１９５９年迫使苏联当局收回物质分配权、合并和调整各地区
国民经济委员会，等等，以便重新加强中央控制。

　　赫鲁晓夫对苏联农业政策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苏联从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５
２年，农业总产量只增加３０％，１９５３年的粮食产量只有８２５０万吨，低于
１９１３年８６００万吨水平。１９５８年，苏联谷物产量达１３４７０万吨，比
１９５３年增加５２２０万吨。畜牧业也有较大的发展。义务交售制的废除能够使
农庄庄员立即受益，因而得到广泛的支持，使这一措施的实施过程顺利得多。这项
措施有利于建立国家和农民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正确的关系，基本上代表
农业改革的方向。农业改革使农民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生活水平有所改善，农业
发展的良好势头以１９５８年的粮食大丰收为标志获得充分的展现，农业生产有了
根本性的好转。但是由于改革政策的反复、浮夸风气的滋长、决策缺乏科学性，从
１９５９年开始，苏联农业开始走下坡路，并且首次需要从国外进口粮食和动用储
备粮。造成这样一个转折的主要原因是：定下的指标不切实际，许下难以兑现的诺
言，助长了浮夸风。由于１９５８年的粮食大丰收，赫鲁晓夫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提出了苏联在“３—４年内在人均肉类、牛奶和黄油产量方面赶上美国”。实际上，
当时美国的人均年消费肉类已经达到９６公斤，而苏联人均年消费肉类只有３６公
斤，相差还很远。对个人副业政策，前后不一致，失信于民，造成个人副业萎缩和
混乱。决策缺乏严密的科学论证，瞎指挥、一刀切，过度开垦荒地，不仅破坏了生
态平衡，同时还遇到垦荒区所在地的少数民族的阻力和技术上的困难。用行政手段
大力推广玉米的种植，完全不考虑苏联的自然地理条件，却把希望寄托在集体农庄
制度的优越性、苏联人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竞赛等精神力量之上，其结果是失败
的。改组农业机器拖拉机站本来是件好事，但各个集体农庄技术力量不同、财力不
同，一刀切把机器卖给集体农庄，造成了机器的荒废和财力薄弱农庄的债上加债。
一些集体农庄在购进这些机器设备时，实际所付的费用比改组法令所规定的要高出
很多。许多技术员和驾驶员回城工作，致使一些农庄维修力量不足，结果机器设备
利用率不足，浪费、积压、损坏现象普遍存在。一窝蜂起，操之过急，产生了不少
消极后果。在胜利面前，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又膨胀起来，错误地认为苏联农业问
题已经解决，为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他勒令集体农庄提高内部积累，强行合并集
体农庄，限制个人副业的发展，大规模将集体农庄转为国营农场，增加了国家负担；
不断地合并集体农庄，使农庄规模过大，难于管理，陷入困境。这些脱离实际的作
法压抑农民生产积极性，使苏联农业生产在１９６３年又陷入了困境。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赫鲁晓夫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计划：“现在苏联已拥有一切
必要条件，通过和平经济竞赛，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解决苏联的基本经济任务──
在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三、赫鲁晓夫时期经济改革的评价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虽然没有明显的突破，但通过改
革，使苏联领导人对运用经济手段发展工业生产、管理经济有了一定的新认识。赫
鲁晓夫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不但可以而且应当广泛运用商品货币关系，发挥利
润、价格、财政、信贷等经济杠杆的作用。也正是在他的支持下，苏联１９６１年
苏共２２大以后，理论界掀起了一场探讨新经济思想的高潮。１９６２年９月９日
《真理报》发表乌克兰经济学家利别尔曼的文章《计划·利润·奖金》。文章涉及
到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不仅仅把改革的中心放在经济管理组织形式
上，而应当放在经济机制和经济关系的调整上。以此为代表的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的大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当时和以后苏联的改革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赫鲁晓夫改革造成的混乱，除了前述的在打破原有管理体制的过程中，未能建
立起新的管理体制而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从１９６２年１１月开始，从下到上地
按生产原则来改组党的机构，把地方党委划分为分管工业的工业党委和分管农业的
农业党委。把苏共作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的职能转变为单纯
的管理和生产职能。这不仅加剧了在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党政不分的状况，而且
削弱了苏共的政治领导的作用、涣散了苏共的团结和统一。尽管党政领导建制系统
的混乱状况随着赫鲁晓夫１９６４年退出政坛而结束，但是从苏共组织内部涣散党
所造成的危害却留下了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