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四：活下来便好

“活着”这个话题，在任何时候，切开一段来看，都会觉得有一些悲观；但是如果从时间维度串起来看，从过去看到现在，你就会非常乐观了。我从27年前开始做民营企业，到今天还活着，没有理由不乐观。

那么，我们为什么能活到现在？在我的经历中，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带给我一些启发。我在这里说一个特别的故事。

我还在公家工作的时候，碰到一个民营企业家，那时候叫“个体户”，这算是我接触做生意这件事情的一个开始。

这个人在北京其实挺有名，是个大院子弟，也是那个时代的“老炮儿”。“wen革”时，他因为在打架的时候把别人打死了，进了监狱。在监狱里，他有一个特别悲惨的经历，就是饿。那时候他和狱友背靠着背，一起啃一个狱警从窗户里丢进来的馒头。出来以后，他找不到生计，就开始做个体户。

认识他的时候，我还在政府做事情，而他已经跑去深圳了。当时我有一个批文不会弄，想请他帮忙。我住在中央党校的一个筒子楼里，房间只有十二平米大，我睡地铺，所以地上还搁着一个床垫，他来了之后，就只能坐在门口。

因为住筒子楼里的人习惯一进门就急着把门关上，但他进来之后，把门留了一半，我就跨过去把门关上。聊天的时候，他频频去看那个门，我说“没事儿，没人在外面。”他说，“哎，习惯了，在监狱里待着的时候，老是要去看有没有狱警过来。”

他还讽刺我说，“其实差不多，你不过是‘大号’里的人。”他的意思是，他曾经在监狱里是蹲“小号”，而我在机关里是蹲“大号”。在当时的中国，每个人都相当于在号里，没有什么自由的市场体制环境。

其实，最初开始做民营企业的，大部分是这些曾经不怎么自由，甚至失去自由的边缘人。在他们的那个年代，连注册公司都不行，他只能到深圳这个相对自由的地方买卖一些比较畅销的商品，比如尼龙袜、清凉油，最后活了下来。

1991年的时候，有了一个新的更自由的环境，我们已经可以注册公司了，只不过不太方便，都要通过公家盖章才能注册得下来。1993年改制以后，有了《公司法》，才允许私人注册公司，更重要的是，这时候可以借到钱了。

我记得和创办企业的朋友一起聊天时，印象最深就是公司创办第一年借钱的事情。现在是有钱才能当老板，但在当时是倒过来的，想当老板的都是没钱的人；现在的人可以将知识产权、技术折成股份成为老板，但当时的资本来源主要是靠“借”。

到1995年左右，上海发生“宝延风波”，宝安集团收购延中实业，中国资本市场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中国的民营企业才开始知道，不仅可以自己办企业，还可以发股票，股票还可以买卖。后来我们也去收购东北华联，但是没有成功。

到了1999年以后，“科学治理公司”变得越来越重要。现在的亚布力理事田溯宁，当年是第一个回国创业的留学生，亚信也是第一个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上市之后，田溯宁变成了当时的中国首富。

田溯宁在美国创业的时候，我们的美国万通就懵懵懂懂地投资了他，也就是现在说的“天使投资”。没想到他回到国内要融资的时候，一股的价格是18元。我们当时不懂，觉得哥们太不够意思了，我们是最早投资他的，结果现在公司还没做什么，就要18元一股。他说在美国都是这样的，这叫“公司估值”。最后谈不拢，我们就撤资了，结果这一撤，少赚1亿美元。

在这之后，我们才知道公司可以这样来运行，先有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再有PE、上市等一套流程，才觉得公司必须要好好治理，不是说集合了一帮人，有人投钱、有人挂名做老板就可以了，不能像土匪一样。

那时候公司很多，但好公司很少。当时在海口这个不到50万人的城市，就有3万家公司。有一次在海南聚会，桌上点了很多土特产，我就喜欢胡说八道，“海南就两个土特产，第一就是皮包公司的老板，第二就是娱乐场所的‘妈咪’。”结果有一个哥们说，“哎呀妈呀，那我们家齐全了。我是皮包公司的老板，我媳妇儿以前是娱乐公司高管。”

但是这些东西和资本市场没关系，而且和田溯宁留学以后带回来的公司管理方式相比，味道实在是差得太多。

回过头去看，我们活下来的方法都不一样。当年的老炮儿在不自由的环境下，靠的是局部的小自由活下来的；后来很多民营企业活下来，靠的是权力、特别的资源、机会，比如靠爹，靠二大爷给一个批文，靠三舅给一块地，当然，更重要的是一个宽松的法律环境；再往后，像田溯宁这样的留学生回来创业，在一个与资本市场逐渐融合、持续创富的时代环境里，第一要靠规范的公司管理方法，第二要变得有价值，吸引更多的后续投资，最后还要上市，像亚信这样，发展到现在几万人的公司，一直都活得很好。

在民营企业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几个现象。第一，法治环境越来越完备。第二，自由度越来越大。今天我们已经不在号里了，都是自由人，这给了我们活下去的信心。第三，我们能坦然地去赚钱、花钱。

而且从2000年以后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国内的资本市场又大大地往前进了一步。现在有大量的中概股回归，登陆国内资本市场，他们的估值在美国是五到七倍，在中国能达到三五十倍，也就是说，中国的资本市场不仅能给他们提供资金支持，还能有效地放大他们的财富效益。

我认为在有了资本市场以后，才出现了真正的“阳光下的富人”，不需要谁去查，一个企业卖了多少股票、套了多少现、交了多少税，大家马上都会知道。真正好的制度，不仅能让大家在阳光下持续地创造财富，还要能够合理合法地分配财富，最后让大家实现自己的梦想。

民营企业家的“活着”，一种是被动地活着，因为暂时还没有找到去死的理由；还有一种是主动地活着，想通过创业来服务社会，给别人创造价值的同时，也给自己找到活着的意义。所以，“活着”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开心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年轻人都活得很好。如果我们看到的下一代走路都弯着腰、迷瞪着眼，一副不想做事、痛不欲生的样子，那我们对未来会很没有信心。但我们看到今天的年轻人都很会玩，比如把约炮当娱乐，这在20年前，是要先游街再枪毙的；还有其他的游戏、娱乐，都给我们展现出一个更加自由、美好的未来。

这种对未来的美好期盼，会让我们所有人活得更加坚定、更加阳光。

系列五：好哥们不能装

社会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项研究，一个人在一生中，同时交往的朋友数量极限，大概是10个、30个和60个。

所谓“10个”，就是当你陷入困境、急需用钱的时候，把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都算上，愿意借钱的不会超过10个人。这些人是你真正的朋友，是你的安全底线。“30个”，就是时不时会联系的朋友。比如你大学毕业以后，还有事没事打个电话问候一下的同学。“60个”，就是关系最淡的朋友。比如你因为某件事认识了某个人，你们互相换了名片，聊过两次，后来偶尔打电话来还有印象，但没什么事就不再联系了。

也就是说，“朋友”这个概念再宽泛，能同时交往的也不会超过100个。其中，前10个人是最稳定的，后60个人是流动的。

那么，你应该怎样维护和这100多个朋友的关系呢？

有句话叫做“人走茶凉”。我觉得对那60个人来说，人走茶凉是对的。人走了茶还不凉，那这桌子上的茶就太多了，你也招呼不过来。而且为了不让茶凉，双方都挺刻意，你很累，他也很累。

但是，对待最亲密的10个人，即便没茶，你也要热；剩下的30个人，没必要每天都热着，最好是人走了，就把他的茶收起来，时不时地热一下。

这100多个朋友，会分成很多类型，比如指路型、默契型、倾听型、互助型等。重点选择交往什么类型的朋友，和一个人的年龄阶段有关。

如果是个初出茅庐、没有什么社会阅历的年轻人，指路型的朋友适合他；如果是想合伙做一番事业的，默契型的朋友肯定是首选；如果表达欲望很强烈，或者希望找人分担自己的痛苦，那么就需要倾听型的朋友；如果是价值观成熟、事业稳定的人，则会选择互助型的朋友。

我在工作与生活中，与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交往都很多，但互助型朋友更多些，我们会一起做事，一块讨论，共同寻找解决方式。

想交到对自己有帮助的朋友，就要主动去寻找，不能等着人家送上门来。我现在的很多朋友都是当时自己去找来的，比如王石和柳传志。

我和王石是十多年的朋友了，关系非常好。当时万通刚创办起来，我们听说深圳有一家公司，也是一群读书人搞起来的，而且做得很规范，已经上市了，于是我们就到深圳去找王石。见到王石以后，他和我们聊了整整一下午，和我们讲“理想主义的企业为什么坚持不下去？”“要经受利益的挑战”等等。

后来，我在纽约做中国中心。王石一开始不太理解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件事，但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又说，“你必须做，而且一定要做成。”这时候，他就成了我的精神支柱。

还有柳传志柳总。

有些人或许是成功了，但他不够尊重人，不够坦诚，不够谦虚，如果他用这种态度对待朋友、合作伙伴甚至是政府，用这种态度去处理大事，那就很可能会成为他未来失败的原因。所以有句话是“谦逊就是遗训”。而一个人是不是真诚、谦虚，其实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能看出来。

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有个“病根”：好学先进，喜欢到处给伟人写信。刚刚开始在海南折腾的时候，我就到北京四处向当时比较成功的人“取经”。有的人虽然同意见面，但是安排在一个大办公室里聊天，我们两个人的沙发隔着20多米，而且他一上来就教育我，我觉得很不受尊重。另外还有一个人，把我们搁在小房间里，让我们等了40多分钟，最后说了几句话就把我们打发走了。这些人都没法成为朋友。

我第一次认识柳总的时候，中关村已经很火了，联想、四通都已经是大企业了。本来是我和潘石屹代表6个人请教柳总，结果变成柳总发问，“为什么你们这几个年轻人到海南跑一趟，就把房地产折腾起来了？”他非常认真地跟我们探讨，后来干脆说，“你们别来了，我带团队上你们那儿去。”这让我们很感动。有个词叫“虚怀若谷”，我觉得我是从柳总身上领会到它的真义。

后来我经常向柳总请教、学习，慢慢地，我们就变成了朋友。在做人做事的细节上，柳总也会很认真地给我提供帮助。我写完《野蛮生长》之后，拿给柳总看。他看完后，专门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哪些话千万别写进去，哪些话最好改一下。因为我有一些比喻会招人不舒服，“低俗”是其中一个原因，关键是这些“低俗”的比喻后面还藏着针，会扎到别人。

坦诚、守规矩、尊重别人、谦虚是很多成功人的共同特点。我们这个圈子的规则，首先就是“不能‘装’”。如果你觉得在人多的场合，不“装”一下会影响别人的情绪，这还情有可原，但如果就三五个人的时候，你还“装”，那纯粹是在侮辱别人的智商。

“不装”就是我最欣赏和钦佩马云这个朋友的地方。

人一“装”，成本就会很高，只有表达的形式和内容都恰到好处，给大家的感觉才是真实自然的。可能马云讲过的很多道理，其他人也都讲过，但同样的话被马云讲出来，你会觉得他是发自内心的表达，真没装，说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

比如，在路演的时候，有些人不够坦率，会暗暗想：“反正现在是路演，先把这个投资人打点好了再说。”所以他们会对投资人说“股东第一”。但马云觉得“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就算当着投资人的面，他也是这样说。

马云非常坦诚，非常直率，非常“不装”，对朋友也是一样，如果他认为你有什么问题，就会直接说出来，毫不留情地扒掉你的上衣，就给你留个底裤。他不会捡对方爱听的讲，而是捡他自己认为正确的，甚至可能是你不喜欢听、但他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讲。按照古代的说法，这叫“诤友”。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哥们儿”的状态。王石、柳传志也都有这个特点。

有人说我说话也不装。但是我的人生经验，导致我在有些事情上照顾得太周全。说得好一点叫“世故”，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原则性不是特别强”。和马云比起来，还是会显得更圆润一点。这就是差距。

实际上，除了他们三个人以外，我觉得整个中国的优秀企业家，特别是现在年轻的、层出不穷的新创业者，都是我未来学习的榜样，我会有很多需要向他们讨教的地方，而且这些“需要”会越来越多。只要我还在做事情，那就应该“三人行，必有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