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叔 文 回来了！祖国，我回来了！ 2005年6月3日上午11点28分，当飞机在新白云机场上的降落的一瞬间, 我轻轻地喊了一声: “广州，我回来了!”。记得有人问我，回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的回答就四个字，“变化太大”。三年时间并不长，但变化却很大。旧机场变成了新机场，第一军医大学变成了南方医科大学，药物研究所变成了药学院。而我自己，也从军人变成了老百姓，从刚毕业的博士生变成了一个学有所成的“海归”，从为人儿女变成了为人父母。
    药学院领导一直希望我把在美三年的工作学习生活情况总结一下，但因为忙着组建实验室的各项事宜，回来三个月了，还没动笔。籍此中秋佳节休假之机，我决定详细记叙一下，也算我向母校作的一个总汇报。 一、异国的土地 2002年，是我博士研究生第三年，即将毕业。我的博士研究课题是"艾滋病病毒进入抑制剂的高通量药物筛选"。这项课题是导师吴曙光教授与美国纽约血液中心LFK研究所病毒免疫实验室主任姜世勃博士的合作课题，受到国家科技部“863”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任基金）、广东省团队基金等课题的资助。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些课题，吴教授决定派我到美国姜博士的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2002年元月，收到姜博士的邀请信。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我顺利拿到了签证。2002年4月5日，博士毕业论文答辩顺利通过，4月14日，我就登上了飞往纽约的班机。
     纽约市最初给人的观感并不那么令人兴奋。具有百年历史的老铁桥锈迹斑斑，过江隧道昏昏暗暗，纽约地铁更是破旧不堪，世界著名的时代广场也就是一块小小的三角地。“9•11”给纽约的创伤还未散去，深夜里还常能听到街道上呼啸而过的警车。只有那离实验室不远的中央公园，在喧嚣中透出一片难得的宁静，这也是我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散步的唯一去处。 虽然每天要在拥挤、破旧且笼罩在恐怖阴影下的地铁中奔波两小时，纽约血液中心姜博士实验室的科研条件却令我欣喜不已。美国科技的发达确实名不虚传，政府、企业也舍得进行科研投入。姜博士的实验室拥有分析型超速离心机、圆二色谱仪、高通量药物筛选仪等大型仪器设备，研究所还有等离子表面共振仪、多肽合成仪、流式细胞仪等设备可以使用。除了这些硬件设施外，这里试剂基本都是几天内到货，充足的研究经费也保证我们能大量使用试剂盒，甚至连凝胶都不用自己配，而是直接购买预制胶使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还有一个艾滋病研究试剂的收集、储备与交换中心，有近万种细胞、病毒、质粒、抗体、药物等试剂，都免费提供给我们这些有资质的研究机构使用。另外，纽约血液中心还有很好的科研环境，在方圆百米范围的几个街区内，有著名的洛克菲勒大学、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纽约医院、纪念斯隆－凯特林肿瘤研究中心，根据协议我们可以免费使用他们的图书馆，聆听他们邀请来的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许多著名科学家的学术报告。
   这么好的科研条件和环境，使我在心底里下定了决心：努力工作，刻苦学习，一定要做出点象样的科研成果。 纽约市旁边的新泽西州，有一个爱迪生市，据说是用发明家爱迪生的名字命名的。爱迪生有一句名言：“成功就是1％的天才加99％的汗水。”我的博士后导师姜世勃博士就是这样的。他是新一类抗艾滋病药物T-20原型药物的发明人，他开启了一个“病毒进入抑制剂”研究的新时代。虽然思维敏锐是他的特长，但他的成功更多是靠他辛勤的汗水。我在美国的三年里，一年365天，除了出差、圣诞节和春节，他都在实验室里工作，根本没有周末，就那两个节假日，有时上午还去实验室，下午才赶回家与家人和朋友们团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姜博士就是我的榜样，他的言行为我树立了一根标竿。虽然他从不要求我周末也来上班，但我也象他一样，以实验室为家，只要没特殊情况，都去实验室，从早上九点上班到晚上八、九点下班，晚上十点半回到家吃晚饭几乎成了我的常规作息时间。有人问，这样的生活你们不觉得枯燥吗？其实一点也不枯燥，科学研究注定你不能重复研究同样的东西，你必须不断去发明发现新的知识新的东西。而发现世界上别人没有发现的知识，探索生命的奥秘，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怎么会觉得枯燥呢？ 二、初为人父 因为合作课题的需要和姜博士的要求，我是4月份去美国的，那时我爱人怀孕九个月，儿子还有一个月就要出生。这也不能怪姜博士，因为我根本没有告诉他我爱人怀孕的情况。美国纽约5月12日晚上，我接到爱人的电话，告诉我儿子出生了，8斤重。我的心一下充满了初为人父的喜悦心情，但很快，喜悦的心情便被内疚所代替。妻子那天住在丈母娘家，早上6点钟，她感到羊水破了，为了不惊动年迈的父母，她自己一个人出门打的上医院，然后在车上通知医院的同事、家人和朋友，上午10时儿子剖腹产出生。但3天后，儿子发生新生儿黄疸，需要一直照蓝光，妻子在电话里哭声不止，她怀疑自己一人能否把儿子带大。那时，我的内疚便无以复加。妻子生孩子，丈夫却不在身边。为此，我非常感谢学校的领导和朋友，是他们帮我照料着她们娘俩。
       我父母来广州帮我看小孩，那时住着98栋的一房一厅。因为学校住房紧张，到走的时候还没能分上两房一厅的套间。为了让父母能有住的地方，我请人把阳台用铝合金封了。父母就在不到5平方米的阳台上过了一个冬天和两个夏天。感谢学校领导在2003年10月给了我们调换了一套两房一厅的房子, 父母才有了他们自己的卧房。小孩在慢慢长大，思念之苦也在逐渐增长。我在出国前常骑摩托车，妻子告诉我说在她抱着儿子时，有时听见楼下摩托车经过，都会产生幻觉，以为我回来了。我自己也是一样思念他们，记得2002年的那个圣诞节，纽约大雪纷飞，人们都回家团聚去了，连麦当劳也都关门了，姜博士因为下大雪没能来，偌大的实验室大楼除了门卫，就我一人。看着窗外那纷飞的大雪，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思念亲人的孤独和痛苦。2004年年初，我妈在带我儿子玩时，不慎摔倒导致脊椎骨折，在床上躺了整整两个月，而就在那段时间，我儿子还长时间地感冒发烧，家里忙得一团糟，可我却远在万里之外的太平洋彼岸，鞭长莫及，心里只能干着急。那时，幸亏药物研究所里的领导和同事们伸出了援助之手，还免费给我妈妈提供所里研制的抗骨质疏松药物“康骨片”，帮助她解除疼痛，恢复健康。对此，我心里充满了无限感激，这浓浓的人情味也成为我选择回国服务的一个重要原因。 家人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支持我在美国工作和学习。就是为了她们作出的牺牲，我也要好好工作，努力做出成绩来。
     三、推翻权威模型，发现抗艾滋病药物的新机制 姜博士交给我的第一个课题是他的一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基金项目，即研究阻止艾滋病病毒进入人体靶细胞的药物。前面说过，姜博士是T-20原型药物的发明人。T-20是美国特里美里斯公司（Trimeris）与罗氏制药公司（Roche）于2003年推出的新型抗艾滋病药物。该药物能阻止HIV进入靶细胞，从而成为继“逆转录酶抑制剂”和“蛋白酶抑制剂”两类药物之后的新一类抗HIV药物，即“HIV进入抑制剂”。T-20的出现被认为是研发抗艾滋病药物治疗的一个里程碑。由于T-20与姜博士在九十年代初最早发明的并以其姓名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命名的抗HIV多肽SJ-2176有超过70％的序列完全相同，因而药厂在开发T-20时，购买了姜博士的发明专利。这些多肽都是衍生于病毒膜糖蛋白gp41膜外区的C-多肽。姜博士发明的C-多肽SJ-2176以及另一个比T-20抗HIV活性更强的类似C-多肽C34的作用机制已经非常清楚: 即通过阻止gp41形成“发卡”样的六股螺旋束结构来抑制HIV与靶细胞融合而进入靶细胞内。由于T-20与C34大部分序列重叠，Trimeris和Roche公司的专家便推测T-20具有与C34同样的作用机制，并得到了一些国际著名权威人士的认可。然而，姜博士对T-20的这一机制一直持怀疑态度，但却没有直接的实验证据。如果T-20确实与C34具有不同作用机制的话，将有可能为发展HIV进入抑制剂提供新的思路和药物作用靶点。为此，他把这项重要课题交给我去完成。 C34作用机制是通过蛋白质晶体结构的解析而阐明的，而我们要研究T-20与C34的差异，也同样需要很多生物物理方面的知识。而“生物物理学”对那时的我来说还非常生疏。因此，我面临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但我喜欢接受挑战，不愿言败。另外，我觉得我也有相应的基础，拿下这个课题还是有可能的。我本科学的是化学，拿到理学学士学位；硕士研究生期间学生物工程学，获得工学硕士学位；而博士研究生阶段学药理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横跨理工医三个领域，让我解决问题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思路，也有着不一样的解决问题的勇气。 在姜博士的实验室，我首先解决了多肽的溶解性问题，从而用圆二色谱技术发现了T-20和C34的差异，随后，我又通过无数次的试验，建立了一个独特的荧光天然凝胶电泳技术，首次用直接的证据发现T-20与C34的作用机制确实不一样。T-20不能阻止gp41形成“发卡”样的六股螺旋束结构，从而推翻了流行了八年之久的关于T-20作用机制的权威模型。同时，我们发现，T-20通过作用于HIV膜糖蛋白gp120和gp41上多个位点来抑制艾滋病病毒的进入。国际上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其它研究小组也提出了类似的结论。经过近三年的潜心研究，这篇以本人为第一作者、纽约血液中心和南方医科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的论文于2005年发表在国际生物化学界的权威期刊《生物化学杂志》（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JBC）上，圆满地完成了姜博士交给的课题。论文发表后，多个著名学者来E-mail进行讨论，论文评审人之一也说“显然我们以前对T-20的认识需要重新审视”（clearly what we have known previously about T20 needs revisiting）。该论文在发表的当月（2005年3月）入选为JBC杂志50篇最高被阅读论文（Most Read Paper）排行榜的第25名。该排行榜每月更新一次，而每月新发表论文逾500篇。
    2005年5月，我带着该论文的墙报参加在亚特兰大市召开的艾滋病疫苗和药物高级研讨会，与会的Trimeris公司的代表说我的论文在他们公司备受重视。 四、抗SARS多肽与《柳叶刀》杂志 2003年SARS的流行肆虐，给全世界的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如何才能预防或治疗这种危害人类、造成巨大恐慌和经济损失的突发性传染病。姜博士的实验室具有长达14年从事抗HIV多肽和其它抗病毒多肽研究的基础，为此，当知道SARS是一个新的冠状病毒引起的疾病时，我们便推测可能存在类似C34或T20这样的抗SARS多肽。2003年4月14日，SARS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在网上公布，我们连夜将该序列翻译成蛋白质，并很快发现SARS冠状病毒的包膜蛋白与HIV的包膜蛋白有类似的氨基酸序列。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认为很有可能设计出有效的抗SARS冠状病毒的多肽，因为SARS冠状病毒和HIV都是I型包膜病毒。由于T-20在此前一个月刚刚上市所引起的轰动效应使得很多这一领域的科学家们都有可能产生同样的研究思路。因此，这个领域的科研竞争也就非常激烈。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们只认第一，不认第二，所以我们只有比别人作得更快更努力，才有希望突出重围, 站在最前列。为此，我们一开始就计划同时做多肽的抗病毒活性和病毒融合的机理。果然在此后的一个月左右(2003年5月)，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国际著名的华裔艾滋病专家何大一博士和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田波院士分别在香港和武汉宣布他们发现了抗SARS病毒的多肽。而此时，我们尚未找到具有P3实验室的合作单位来检测我们的多肽的抗SARS病毒活性。值得欣慰的是，那时我已经使用常规的免疫学和生物物理学方法初步发现了SARS冠状病毒的融合机理。为进一步验证这一机理，我们需要使用分析型超速离心机和等离子表面共振仪，但那时我们实验室还没有这些仪器。时间不等人，科研的竞争就是时间上的竞争。我们很快找到在纽约西奈山医学院（Mount Sinai Medical School）的华人科学家陈以邦博士和卡罗斯•依斯卡兰特博士（Carlos Escalante）开展了这方面的合作。
     在六、七月份, 我几乎每天冒着酷暑穿梭在纽约血液中心和西奈山医学院之间。同时，我的同事何玉先博士带着多肽亲自来到中国寻找合作单位，检测这些多肽的抗SARS冠状病毒的活性，最后终于在武汉大学田波院士和肖庚富博士的帮助下，完成了多肽活性的检测。我们发现洐生于SARS病毒包膜蛋白S2亚基HR2区段的多肽CP-1具有抗SARS病毒的活性，可以防止SARS病毒侵入人体细胞。CP-1为三聚体，能与S2亚基HR1区段的一段多肽NP-1结合，并形成具有α-螺旋特性的“发卡”样六股螺旋束结构。这一研究不但发现了抗SARS病毒的多肽及其作用机理，也揭示了SARS病毒的融合机制，对于开发治疗和预防SARS的药物具有重要意义。9月11日，我们将论文投到著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杂志（2004年影响因子为21.7），12月论文被接受，2004年3月, 本人为第一作者的研究论文正式发表。这是抗SARS多肽首次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引起轰动，并被包括《人民网》、美国《世界日报》、《侨报》在内的几十家中美媒体报道，我们终于取得了这场国际科研竞争的胜利。论文发表后半年内，全世界上又有5个研究小组各自独立地作出了与我们类似的结果发表于其它学术期刊上。
    论文发表后一年内，即已被国际学术同行引用了33次。2004年,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饶子和院士的研究小组在国际上首先解出了SARS病毒包膜蛋白中介导病毒融合的S2亚基的晶体结构，即六股螺旋束核心结构，进一步地证实了我们的发现。 我们的这项研究得到了一位论文评审人的高度评价，他先肯定了我们研究小组在抗HIV多肽研究方面的开创性的贡献，并认为我们有关抗SARS多肽的研究是一项快速、精确的优秀研究, 其研究者是这类研究工作的开创者之一, 而不是那些在九二年之后所出现的这类抗病毒药物研究策略的许多模仿者（This is an excellent study done with impressive speed and accuracy, by one of the originals in this type of work rather than the many copycats of this antiviral strategy who have emerged since 1992.）。他最后向姜博士和他的研究小组表示最好的祝愿和敬意（The reviewer extends his best wishes and respects to Dr. Jiang and the NY Blood Center team）。姜博士说他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100余篇论文，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论文评审意见。2004年5月，我被邀请在第17届国际抗病毒研究学术会议上做关于抗SARS多肽的报告。会上，国际著名的冠状病毒研究专家凯瑟琳•霍姆斯教授（Kathryn Holmes）在介绍SARS研究进展的大会报告中，特意介绍了我们的工作。会后，她还抽出时间主动和我单独谈了三十多分钟关于我们SARS多肽的研究情况，她说她非常喜欢我们的这篇《柳叶刀》论文。 五、茶叶中的抗艾滋病毒化合物 由于T-20为多肽药物，容易被体内的蛋白酶降解，不能口服，且合成成本高昂。因此，寻找小分子化合物是发展HIV进入抑制剂作为抗艾滋病药物的希望。中草药、微生物代谢产物是小分子药物的一个重要来源，也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为此，吴曙光教授从1999年起就开始与姜博士合作，筛选天然来源的HIV进入抑制剂作为抗艾滋病药物进行研究，并得到了国家、省、市多项重点课题的资助，这也是吴教授派我到纽约姜博士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的主要原因。 到美国后，除了完成姜博士交代的课题，我一直把完成国内的课题作为组织交给我的一项光荣的任务。在姜博士的指导下，我首先建立了一项操作特别简便，能在室温进行，仅需2小时即可完成的荧光免疫吸附分析（FLISA）高通量筛选技术，用于HIV进入抑制剂的筛选。相关论文发表于国际高通量药物筛选领域的权威杂志《生物分子筛选杂志》（Journal of Biomolecular Screening）。
   2005年4月，该高通量筛选技术已非限制性地（即还可以转让给其它公司）转让给日本烟草公司（Japan Tobacco Inc.），首期转让费为5万5千美元，以后每年还有1万美元。 方法建立起来后，我就开始大量筛选市场上能买到的中草药化合物库，并很快发现红茶中的茶黄素衍生物具有很强的抑制HIV与靶细胞融合的活性。然后，我又用本人在美国建立的一些生物物理方法，发现这些茶黄素衍生物能抑制gp41“发卡”样结构的形成。在排除对病毒进入阶段其它靶点的影响后，我们得出结论，即这些茶黄素衍生物特异性地作用于gp41而抑制HIV的进入。这项研究2005年在国际专业杂志《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报》（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上以南方医科大学和纽约血液中心为通讯作者单位正式发表。 茶黄素衍生物是一类多酚类化合物。早在国内时，我们在国家科技部“863”项目以及军队“十五”医药科研重点项目等课题的资助下，筛选了多种具有抗病毒活性的中草药的提取物，发现夏枯草和贯众的水提物具有作用于gp41的抗HIV融合的作用，进而发现其活性成分为鞣酸。论文发表于Life Sciences、《中国药理学报》和《中国药理学通报》。这是我们在国际上首次报道鞣酸能通过作用于gp41抑制HIV进入靶细胞。鞣酸也是多酚类化合物，但分子量较大。茶黄素衍生物分子量小（<1000），因此可作为先导化合物，研发更有效的小分子HIV融合抑制剂。同时，因为茶叶几千年安全应用的历史，茶多酚衍生物具有显著的安全性，也可作为“杀微生剂”（Microbicide），用于预防性传播途径的HIV感染。 六、“杀微生物剂”的“鸡尾酒”疗法 艾滋病的流行状况非常严峻，全球有4200万人为HIV病毒感染者，每天新感染14000人，且80%以上是通过性接触途径感染的。中国现在也已进入艾滋病的快速流行期。2004年报道全国现有感染人数为84万人，并推测到2010年将有1000万HIV感染者。虽然中国的HIV感染主要是血源性和吸毒两个途径，但通过性传播感染的比例近年来增长非常迅速，2003年的统计数字表明通过性传播的HIV感染率已达31％，并已从暗娼等高危人群扩展到了普通人群。中国艾滋病的预防形势已经非常严峻。 由于艾滋病疫苗的成功上市还遥遥无期，在有效的疫苗出来之前，目前国际上将预防HIV的希望寄托在“杀微生物剂”上。“杀微生物剂”是一种凝胶、乳脂、栓剂、药膜或作为一种缓释的海绵的物质，在性交前置入阴道或肛门，以预防艾滋病病毒和其它性传播疾病的性传播。目前国际上有近20个“杀微生物剂”处于临床试验的各个阶段，第一个用于预防HIV性传播的“杀微生物剂”有望在2008-2010年上市。姜世勃领导的研究小组是国际上最早参与研发抗HIV的“杀微生物剂”的小组之一，并发现了一种经化学修饰的牛奶β-乳球蛋白(B69)和一种用于生产药片糖衣和胶囊的醋酸纤维素酞酸盐 (CAP)能作为“杀微生物剂”安全有效地预防艾滋病的性传播。B69和CAP的作用机制都是阻止HIV进入靶细胞。 在非洲一些国家，艾滋病的感染率达到总人口的30％，人平均寿命已经低于40岁。可以说，这些国家一些地区已面临人口灭绝的危险。中国是人口基数最大的国家，如果艾滋病大量流行，将对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虽然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开发抗艾滋病的药物，但药物只能用来治疗已感染的患者，而中国目前更需要的是预防HIV传播的制剂，保护健康的人群不被艾滋病病毒感染。为此，我向姜博士表示希望能同时加入“杀微生物剂”的研究小组，为将来回国开展艾滋病的预防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姜博士欣然同意，并建议我做“杀微生物剂”合用方面的研究。经过一年的研究，我发现CAP与另一种“杀微生物剂”UC781（逆转录酶抑制剂）合用，对HIV实验室和临床病毒株均具有明显的抗HIV的协同作用，而且CAP对UC781耐药的HIV病毒株依然有效，表现出明显的互补效应。何大一博士曾在国际上首次提出艾滋病治疗的“鸡尾酒”疗法，大大延长了艾滋病患者的生命，很多专家指出“鸡尾酒疗法”的应用使得艾滋病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已变成了一种“可控制的疾病”。我们在国际上首次将两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杀微生物剂”进行合用，其结果表明采用类似“鸡尾酒”疗法的方式，合用具有不同作用机制的“杀微生物剂”，也将会获得更好的预防HIV性传播的效果。本人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发表于抗微生物药物领域排名第一的专业杂志《抗微生物制剂和化学治疗》（Antimicrobial Agents and Chemotherapy）。
     在2005年1月华盛顿召开的“杀微生物剂”联席会议上，我张贴的该论文的墙报得到国际“杀微生物剂”协会主席艾伦•斯通博士（Alan Stone）和国际著名的“杀微生物剂”专家罗宾•沙托克博士（Robin Shattock）的高度评价。 七、助理研究员和“总裁奖” 在以上四方面以我为主的研究中，三年内我一共发表了9篇第一作者的SCI论文，杂志影响因子累计为53.5，截至2005年7月5日已被国际学术同行引用54次。此外，我还参与了姜博士课题组其他同事关于SARS亚单位疫苗、HIV进入抑制剂和“杀微生物剂”的研究，并利用自己建立的方法和掌握的圆二色谱、等离子表面共振分析和分析型超速离心等实验技术与美国哈佛大学Micheal Farzan副教授、马里兰大学Lai-xi Wang副教授、纽约城市大学与Yujia Xu助理教授、纽约血液中心副总裁Mohandas Narla研究员、Asim K. Debnath副研究员等合作，分析蛋白质的生物物理特性和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共同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 在美国的三年时间里，本人作为第一或共同作者已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共发表科研论文29篇（包括2篇已被接受的论文），其中19篇英文论文均被SCI收录，总累计杂志影响因子为91.4，引用次数逾70次。同时参与申请了美国专利1项，副主编专著1部，参编4部，发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6篇，其中3篇收录于专业学术期刊。 数字是枯燥的，但却最能说明问题。一般来说，在美国生命科学研究领域，一个刚毕业的博士在第一个博士后训练阶段能在三年内发表2-3篇好的第一作者论文（平均每篇论文的影响因子在4以上）就算是很好了，而我发表了9篇第一作者论文（平均每篇论文的影响因子在6左右），姜博士说这个记录在纽约血液中心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我发表的那篇《柳叶刀》杂志的论文，也是1998年以来纽约血液中心以通讯作者单位发表的最高级别杂志的论文。 2004年，第17届抗病毒研究国际会议的会议主席发来邀请，让我在大会上做学术报告; 国际专业杂志Respiratory Research （影响因子4.0）和FABS Letter（影响因子3.8）的编辑给我寄来论文稿件，让我为他们评审; 我也被国际艾滋病学会、国际抗病毒研究学会、纽约科学院等著名学术团体接收为会员。 由于我的优异表现，2002年12月初，实验室主任姜博士向纽约血液中心负责科研的副总裁Mohandas Narla博士打报告，建议破格晋升我为纽约血液中心助理研究员。按照纽约血液中心的政策，一般需要在经过三年博士后和三年资深博士后共六年的研究经历才可考虑晋升为助理研究员，而我仅在纽约血液中心只作了两年零七个月的博士后研究员。但由于我关于抗SARS多肽的研究曾被全美血液中心新闻以及纽约血液中心内部新闻广泛报道，我的科研能力已获得中心领导层的认可，晋升报告通过了一路绿灯，副总裁和总裁很快都签署了同意意见。2005年1月，我被正式晋升为助理研究员，成为纽约血液中心最年轻的助理研究员。年薪立即涨到了5万美元以上，并享受血液中心教研人员的全部福利待遇。 在这里，我要简单地介绍一下美国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体制。和我们中国的教学和科研机构的体制类似，教研人员（Faculty）分为三个级别: 助理教授（或助理研究员）、副教授（或副研究员）和教授（或研究员）。这三种职称统称为教授（研究员），在管理单位里的教学和科研事务、申请课题经费、指导学生等方面的权利和地位基本平等。美国是实行教授（或研究员）治校(或治所)。技术人员（Technical staff）的任务是协助教研人员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教研人员和技术人员是单位的固定职工，享受单位的全部福利待遇。而博士后是流动的培训人员，既不属于教研人员也不属于技术人员，通常不能享受单位的全部福利待遇。 纽约血液中心LFK研究所有14个研究室和近150个雇员，其中教研人员（Faculty）不到30人。2005年5月，在我即将回国的前夕，我参加了研究所的教研人员会议（Faculty Meeting），讨论研究所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会上，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教研人员会议，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会场顿时响起一片呵呵的笑声。
       2005年，我的幸运还在继续。纽约血液中心每年5月要举行年度颁奖大会，大会的最高奖为“总裁奖”。我们研究所每年只有一个名额，通常都是由当年科研成绩最突出的副研究员和研究员（多为实验室主任）获奖。由于我的突出表现，今年中心特意增加了一个奖励杰出青年研究人员的“总裁奖”，颁发给了我这个年轻的助理研究员，也许中心从此每年都能奖励一名杰出的青年研究人员，鼓励青年科学家脱颖而出。2004年，我还因为成功地指导了一名美国重点大学的大一学生暑期科研实习，获得了纽约血液中心颁发的“优秀指导老师奖”。 八、回国的选择 因为我是学校公派出国开展合作研究的，所以学成回国一直是我的理想。可以说，从踏上美国的第一天起，我就决心回国。而这也是中美两国政府设立交换学者计划的初衷。我们持的是J-1签证，即交换学者签证。根据规定，我们在美国不需交纳税收却享受纳税人的待遇，但需要我们在交换期满后至少回国服务两年，才能在美国长期居留。 既然打算回国，我也就没让家人来美国陪读，而只是短期来美国探亲。大部分时间我们两地分居，只能靠电话和网络和他们联系。这样虽然艰苦，但我也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 然而，随着一篇篇论文的发表，一项项成果的产生，一个个奖项的获得，我的回国之路却变得更难了。原因很简单，留在美国对我来说越来越容易了，一般留学生所说得“美国梦”（绿卡、高薪、车子和房子）似乎唾手可得了。 美国是世界上科技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同时美国也是个移民国家。她的发达与许许多多高素质移民的贡献密不可分，她几乎在全世界争夺人才。她也给了有技术的专业人员极大优惠的移民政策。几乎可以说，只要你能证明你自己优秀，你就能拿到绿卡，在美国长期居留。按我目前的条件, 我应该可以比较容易地申请到第一类优先的美国“杰出人才”移民，只需四个月左右即可拿到绿卡，因为我基本符合其主要条件，几位著名教授也都愿意给我提供推荐信。 移民美国是世界上许许多多人的梦想，说句实话，对我也有很大的诱惑。但经过长时间认真的思考，我还是决定回国。也有人劝我说，即使想回国，也可以拿上绿卡再回国，现在中国不是有很多这样两头跑的教授吗？记得有位院士曾说过，要想做点事情，就要背水一战，不要给自己留任何退路。我觉得这位院士的话很对，既然决定回国，就要扎根中国。更何况要保持美国绿卡，需要每年至少在美国呆半年以上。 促使我作出回国决定的因素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祖国的发展和强大。在美国这三年，我发现美国许许多多的日用品都是Made in China，海尔电器在美国电器商店随处可见，联想电脑还兼并了美国IBM公司的电脑分部。每一次国家领导人到美国访问，都能引起媒体的追踪报道，联合国的舞台上中国的声音也越来越清晰。美国有线电视网（CNN）和美国《新闻周刊》都刊出中国特辑，向世界介绍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另外，纽约一些传统的华侨社团，譬如有着近80年历史近5万会员的亲台华侨社团至孝笃亲公所，将台湾的青天白日旗换成了五星红旗，充分表明了祖国的强大和对华侨的吸引力。我的房东是个70多岁的广东台山籍老华侨，1948年从广州到美国，几十年来一直在纽约唐人街做餐馆生意，直到退休。他1996年回了一次上海，从那以后他就非常关心中国的事情，老跟我说中国现在强大了，真是好呀。他常和我说起以前作为中国人（他们叫“唐人”）在美国抬不起头的日子，对我回国的选择他坚决支持，说有你们这样的人回去，中国会更加强大！是呀，作为中国人，没有任何可自卑的，有哪个国家有中国那样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一千多年前的繁荣的汉唐时代，依然以 “汉族”、“唐人”的名字被外国人记着。 我们有幸生在中国千载难逢的大发展期，祖国改革的深化需要我们在西方发达国家学到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需要我们的参与。中国现在有点类似韩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当年面临的飞速发展期，当年也是无数的韩国人、日本人、台湾省人从西方发达国家学到先进科学技术后回国回省参加建设，这样才有他们今天的经济科技成就。就拿我熟悉的生物医药行业来说，日本已是世界第三大药物市场，每年有许多新药走向世界，而韩国也异军突起，近年来也开始有新药获得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批准，进入国际药品市场，而韩国的干细胞研究已经走在世界的最前列。而我们中国，目前还没有新药获得美国FDA批准进入国际药品市场，大部分的生物医药研究还是亦步亦趋地跟在美欧日等科技先进国家后面。这种现状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需要许许多多的留学人员回国来加快发展速度。 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飞快，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艾滋病感染率的增加速度也同样飞快，甚至比经济发展速度还高。如果得不到很好地控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将被艾滋病给社会造成的灾害所抵消！作为一个在美国研究艾滋病的中国学者，我觉得回国为我们国家控制艾滋病的快速蔓延，是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的研究广泛涉猎了预防用的“杀微生物剂”和治疗用的“病毒进入抑制剂”，这些经历使我有能力参与中国这场已经和正在面临的旷日持久的抗艾滋病斗争中，并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美国的时候，我们与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些专家有长期的合作关系，他们听说我要回国，都表示了希望我能到他们单位去工作的意愿。但我还是决定回南方医科大学。我是南方医科大学派出去的，我也是南方医科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对学校，我有很深的感情。留学美国期间，学校领导每次都很快地批准了我的延期申请，并保留着我在国内的工资，其间也给我调配了两室一厅的房子，让我家人有了一个较好的居住环境，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院领导和同事们在我家里有困难时，总是及时伸出援助之手。
    这些都让我深深感激。学校从军队院校转为地方院校，新建了许多院系，急需大量的人才。学校王省良副校长、药学院吴曙光院长在和姜博士通电话时，都希望我能回来工作。而且，学校也为我回来配备了良好的实验场所和条件，让我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潜能。这样一个既有发展机会，又有浓浓人情味的集体，我为什么不回来呢？ 回国后，我们去拜访了中科院广州生物与健康研究院，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一些教授, 他们也希望我能去他们那里任职，并提出了比我们学校更优厚的条件。但这些都没有改变我的选择，毕竟，南方医科大学是我的母校，是母校对我无私的培养，才有我今天取得的成就。能为母校的建设添砖加瓦，是我的无限荣耀！ 九、回国 既然决定回国，从2005年元月起，我就开始做准备。我开始整理资料，做一些科研课题的收尾工作并尝试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同时，也广泛地拜访教授、朋友，建立科研联系，请求赠送质粒等研究试剂。我也及时把我的选择告诉了实验室主任姜博士。虽然不舍得，姜博士却十分尊重我的选择。他也一直有着浓浓的中国情。
     姜博士是我们学校的老校友，虽然长期在美国工作生活，他一直关心着母校的发展，很早就和学校的吴曙光教授、骆抗先教授、丁彦青教授、富宁教授等开展了广泛合作，每年都回校讲学，并被聘请为我校的客座教授。得知我的选择后，他便开始为我张罗，为我回国开展研究工作打下一个较好的基础。他先和学校联系，建议组建抗病毒研究中心，并亲自兼任中心主任，而让我担任中心常务副主任，回国后负责中心的日常运作。他还说一旦中心走上正轨, 他将要我担负起中心主任的重担。然后，把他实验室积累了多年的非常宝贵的多肽、抗体、质粒等试剂无偿地赠送给我，还为我收集了大量的实验器材、书籍等让我带回国开展研究工作。2005年6月1日，他还和夫人一起护送我回国。由于他们的帮忙，我才能把整整五大箱子的实验器材、试剂、书籍等物品带回国内。回国后，他又带上我奔赴上海、北京，把我引见给他所熟悉的教授和专家，并商谈一些具体的合作课题。可以说，我这三年的研究和生活，回国后建立实验室等一切的一切，无不浸透着他的关心和帮助，我很庆幸在我的科研生涯中遇见了这样一位睿智而又热心的好师长。
     2005年5月，是非常忙碌的一个月。由于我在美国和师长、同事、朋友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需要一一惜别。他们也都希望我在中国做出更大成绩。纽约血液中心副总裁Mohandas Narla博士希望我回去后能继续保持与中心的合作，分子模拟和药物设计实验室主任Asim K. Debnath博士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找他，导师姜世勃博士在给我的临别贺卡上写到：“只要我还在美国，我实验室的大门永远对你敞开”。 祖国，离别三年的游子回来了！在两次飞越半个地球之后，我又回到了广州！再见了，美国！再见了，纽约的师长、同事和朋友们！ 写就于2005年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