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蔷”幕后

　　在张野曝光后，媒体更多地将目光投在了神秘账户“周蔷”上。

　　多家媒体调查获悉，周蔷是一名出生于1988年的女性，祖籍为广东省潮阳县，家住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某大院。值得注意的是，在2006年新中基的操作中，周蔷年仅18岁，2009年初川化股份的操作中，周蔷也只有21岁。这一资历显然有悖常理。

　　《财经》记者调查获知，周蔷的监护人有两名，父亲朱小民，生于1955年，祖籍广东省潮阳县；母亲赵晓峰，生于1955年，祖籍河北省丰润县。

　　更为蹊跷的是，在新中基的操作中，朱小民的名字，也与周蔷同时出现在十大股东之列。2006年二季度，“周蔷”账户率先进入，持股37.1万股；三季度末，“周蔷”账户加仓至51.7万股，朱小民账户持股52.8万股。当年四季度，张野管理的融通巨潮与融通基金旗下另外三只基金一起大举进入。

　　一位接近朱小民的人士透露，朱小民早年间开办了几家名为北京三明的企业，但现在都已经注销。而有资料显示，赵晓峰曾在北京国际旅行社工作。据透露，朱小民的人脉资源很深，“张野就是朱小民的朋友。”这位人士说。

　　目前尚无从获知张野、周蔷、朱小民之间的合作细节，但显然朱小民并非等闲之辈。朱曾经营过一家叫做北京中车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中车检）的企业，其前身是公安部下属的中国机动车辆安全鉴定检测中心（下称车检中心）的一个针对车险等险种的软件项目。2000年，朱小民出资不到1000万元与车检中心成立了中车检，买下该项目的技术人员和授权，朱为大股东。

　　当年，朱小民将5000多套软件销售给中国人保，获利颇丰，一说为上亿元。一位前中车检的人士告诉记者，2002年朱小民还曾试图将中车检运作上市，“可能就是这个时候结识了一些投资界的人。”

　　不过，年仅21岁的周蔷以及其背后的实际控制人是否涉案，仍需要更为充足的证据。

　　在2007年上投摩根“老鼠仓”唐建一案中，身为基金经理的唐建完全控制了用其父“唐金龙”身份证开立的账户，同时账户资金来源于唐建账户，具体交易也由唐建完成。因此，其父唐金龙并没有受到唐建案的任何牵连。

　　据《财经》记者了解，在张野案中，张野并没有控制“周蔷”账户。一位熟悉资本市场的律师表示，“老鼠仓”案件中，有些可能是冒用的，有些可能是实实在在配合的。

　　根据2003年6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六条规定：出租、出借、转让居民身份证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2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如果明知目的还要出借身份证、甚至是本人到场配合，那这个人应该跟基金经理一起构成违法行为，只不过要分主次而已。”上述律师说，“我觉得，从杜绝‘老鼠仓’的角度出发，监管部门应该核查出借身份证、股票账户的行为，从根源上杜绝这种事情的再度发生。”

　　至于“周蔷”账户到底获利多少，根据公开的数字目前无法准确计算。不过，仅以新中基为例，从2006年9月底到2006年底，公司股票从11.17元/股上涨到17.08元/股，无论继续持有还是变现，“周蔷”和朱小民账户都将收获颇丰。

“个人问题”

　　与之前监管层对王黎敏、唐建“老鼠仓”的处理速度相比，张野案的查处速度大为提高。

　　据《财经》记者了解，在4月9日媒体质疑融通基金存在“老鼠仓”的可能性后，证监会深圳稽查局即对融通基金展开调查，并在几个工作日内将事件基本调查清楚。

　　证监会相关负责人当时表示：“确实有基金公司某位从业人员涉嫌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从事了不当的行为。但最终的结论要看案件审理最终认定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从唐建、王黎敏到张野，目前曝光的“老鼠仓”案件均被定性为“个人问题”。对此，业内人士多认为，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对相关基金公司的负面影响，但也暴露出基金公司的内控制度不完善、监管乏力的困局。而在规范行业发展、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监管部门和基金公司也同样难辞其咎。

　　此外，作为当事人之一，融通基金在信息公开和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的表现值得商榷。

　　融通基金于4月11日发布公告表示：“对此高度重视，认真展开调查。一有结果，公司将及时公告，说明事实。”

　　当时的消息称，监管层将在“五一”前正式公布处罚结果，然而直到5月12日，证监会才首次公开表态，该案调查阶段工作已经完成，进入后续审理阶段，何时能公布处罚决定尚无法估计。显然证监会已经完成了案件的调查，到底谁是“硕鼠”已经不是秘密。

　　然而直到5月13日，《财经》记者电话询问融通基金公司时，负责对外宣传的人士仍然强调：“目前公司没有收到证监会下发的处罚通知等文件，因此目前没有人为此离职。”

　　5月14日，《财经网》率先发布消息，指出同时担任融通巨潮和融通深证经理的张野才是涉嫌“老鼠仓”的基金经理。

　　当晚，融通基金迅即发布公告称,本着对基金持有人负责的原则，公司已于4月14日做出决定，暂停了张野的基金经理职务，由具备投资管理资格的有关人员代行职务，并向监管机关进行了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这则公告声称，融通基金早在4月14日就已经暂停张野基金经理职务，但直到一个月后的5月14日，融通基金才被迫对外公布这一信息。

　　与此同时，在4月22日公布的融通巨潮和融通深证2009年一季报中，张野的名字仍然出现在基金经理一栏中，并无任何停职迹象。

　　一位基金行业分析师表示，“在一个月时间内，两只基金的持有人相当于完全不了解谁在操作自己投资的产品。”而且，融通基金的上述行为，不仅违背了公告中“一有结果，及时公告，说明事实”的承诺，更违反了基金《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

　　《指导意见》第33条规定，公司应及时披露基金经理的变更情况，自公司作出决定之日起两日内对外公告，并将任免材料报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对外公告基金经理变更情况时，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基金经理变更原因，新任基金经理的基本情况、工作经历、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如管理过公募基金还应详细列明其管理基金的名称及管理时间。

刑不上“老鼠仓”？

　　长期以来，“老鼠仓”行为是中国证券市场上的顽疾。虽然民间一直有各种传言，但只有上投摩根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唐建、南方基金的基金经理王黎敏的“老鼠仓”行为被曝光，并受到行政处罚。

　　两者均通过他人账户先于基金建仓购买股票获利，合计达152.72万元和150.94万元。最终，唐建、王黎敏二人被证监会给予市场禁入、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50万元的行政处罚。

　　此后，不少意见认为应该追究二人的刑事责任，否则难以起到惩戒作用。一位基金行业分析师认为，在发现概率较低、惩罚力度较小的情况下，“老鼠仓”行为没有理由终结。

　　“看到房间里有一只蟑螂的时候，绝不是说明房间里只有一只蟑螂，而是说明窝里的蟑螂已经呆不下了。”这位分析师称。

　　今年3月1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七）》中，特别将“老鼠仓”行为纳入修改范围，规定从事“老鼠仓”行为的人员，情节特别严重的，将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

　　不过，在罪名、认定标准、惩罚力度方面，目前社会上仍有很大争议。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酝酿出台“老鼠仓”问题的配套司法解释。

　　北京信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尹秀超认为，目前《刑法修正案（七）》在条文方面存在模糊地带。对于何为“情节严重”“情节过于严重”，并没有明确表示。他建议，情节是否严重可以从两个角度界定——一是从金额上，“老鼠仓”的资金规模；一是从比例上，即“老鼠仓”与基金规模的比较。另外，他认为目前对于“老鼠仓”的量刑过轻。“只有加大对这种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大违法成本，才有可能遏制这种行为。”他说。

　　针对张野的“老鼠仓”案件，根据《财经》记者了解，最终的处罚也不过是市场禁入和罚款，能否触及《刑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