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8:40-11:00,哈佛听主课
下午1:00-2:30,英语选修课
2:45-6:00英语语法课
每周两次晚7:30-9:00口语课
每晚看资料做笔记至凌晨1点
——这是王石在哈佛的日程表
王石在哈佛近一年的游学生活,并不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样轻松随意,而是“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每天清晨,他花2.5分钟的时间用微波炉热一杯牛奶,烤一块面包,切半个西柚,花3分钟时间吃早餐,然后步行去上哈佛上课。
在哈佛上课,如同“赶集”。王石每天从8:40开始在哈佛设计学校听“城市规划”,临到结束前几分钟,必须不动声色地把书包理好,一结束就蹭蹭蹭往经济系跑,跑8分钟,再一路爬上三楼,放慢脚步,轻轻推开门,坐进去,前哈佛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本杰明-弗里德曼的宗教课已经开始。
英语学校放学后,他就在哈佛广场的速食店花几美元买一个鸡肉卷回家,吃一半,另一半放在冰箱当第二天的晚饭。在美国的日子里王石很少应酬,他的夜生活几乎都是在公寓里温书。“因为你只要晚上安排应酬,你的学习就得熬到三四点,要不第二天的课就坏事儿,完全跟不上。”
在哈佛大学的11个月里,他感觉身处在一个“现代修道院”。“我住的地方很简单,旁边是一栋教堂式的建筑,顶尖是十字架,中世纪风格,就像一个修道院。不管在学校,还是在附近的星巴克,里面的学生都是一边吃一边看作业。这就是一个读书学习的地方。”
王石说:促使我到哈佛的最直接理由还是自己想去接受系统的知识学习和梳理。其实并不是因为是哈佛我就去,如果当时邀请我的学校是清华、北大、复旦、交大,我可能也会去。但这个契机最终促成我去哈佛。
不过到真正要走出留学这一步时,我才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做好准备。主要还是语言问题。毕竟不是国内的学校,很担心到那后攻克不了语言关,我反而犹豫了。
到英语学校报到的第一天,60岁的王石差点被人误认为是“老师”。他的周围,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开学自我介绍后,发现最大的也才25岁。
为了克服“哑巴英语”,王石强迫自己每天跟这群比自己女儿还要小的孩子混在一起。美国课堂强调游戏互动,由一个学生来比划单词,王石来猜。“往往一个单词挂在嘴上,却怎么也说不上来”。最有压力的要数每周一次的考试,每次60分钟,周围的同学答题30分钟后陆续交卷,60分钟后,整个教室变得空荡荡,只剩下握着笔的王石,和一位等待收考卷的老师。
在哈佛的前三个月,他几乎听不懂主讲人在说什么,于是花钱请了一位翻译帮忙做笔记,“自己装模作样地听,听懂一个单词,想一想,接下去,又听不懂了”。三个月后,他开始自己做笔记,让翻译纠正,四个月后,他已经能听懂六七成,便毅然摆脱了翻译这根无形的“拐杖”。
如今,王石已可以自如地用英语发微博,“气候组织”创始人吴昌华欣喜地在微博上回复他:以后出国不用给王总做翻译了。
在哈佛,王石伴随着各种笑话开始了他的“新生”。去银行办信用卡,因为在国内没有办卡的经验,足足跑了五次银行,花了一个月,才办成....
其实我在哈佛的第一年几乎处于崩溃状态。
课程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片茫然,根本不知道教授在说什么。好在美国的教育方式是在课程之前告诉你要读哪些书,可以预习,课后再继续阅读来弥补。整个学习过程非常辛苦。这一年眼睛都看坏了,不停地耗损,散光非常严重。我本来是不近视的,但现在老化得很快,眼睛充血、视网膜硬化。
我第一次经历这种阅读方法,要快速读大量读物,对效率有很高要求。另外还要不停跟教授交流,只能通过较大的阅读量来弥补听力、口语的缺陷。那时候真的觉得在哈佛每天都是煎熬,每天都在盼着星期六,因为到周六就可以睡懒觉了。由于晚上熬夜太厉害,白天上课就会打瞌睡,经常觉得自己没有出头之日,最糟糕的是别学无所成,再把身体累坏了。
在深圳创业这些年,虽然压力很大,但我的睡眠一直很好。甚至越是困难时期,越是睡的好,觉得什么都别多想,明天太阳还会正常升起。但在哈佛真的是有想要放弃的念头,每天看书看到两三点睡觉,八点上课,明明知道自己必须要睡一会儿,但怎么都睡不着。登山的时候只是肉体上折磨,心理上恐惧,但也就是熬两个月,但在哈佛要熬12个月!
可真正到这一年要过去的时候,又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怎么一年已经到头了?然后我就开始申请在哈佛学习的第二年。到了第二年感觉到时间更加不够用,我也不愿意再去应酬。每天就只奔波于公寓、校园、课堂、图书馆之间。这个时候真觉得自己像换了个人一样。
我真正感觉到变化是在香港科技大教书时,我的助教会说您讲课的感觉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变化主要有两点:一是更有逻辑,另外一方面是注重引导学生思考,而不单纯只是想去告诉学生什么,更多的是让学生互相交流,我提出问题,然后学生来解答,但不是立足于一定给出正确答案。
而且我也突然发现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变化,之前一直觉得自己是老师,传播知识、传播案例,是在帮助学生提高,现在更多觉得自己是个启发者,同时我也从学生那里收获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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