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现代书院有多种类型，阳明精舍最复古。这个几乎就是古代书院翻版的学问场，在当世默默存在十年了。

　　2004年7月，北京学者康晓光和盛洪等人应邀前往儒学者蒋庆的私人书院——阳明精舍谈经论道。阳明精舍建在贵州修文县，500年前大儒王阳明悟道的山上。那天，正赶上下雨，道路泥泞，吉普车上不去。当地农民听说是蒋老师的客人来了，就用拖拉机帮他们把行李拉了上去。

　　书院有200亩大，5个小院。康晓光他们在山上呆了一周。每天早上，听敲钟起床。饭前有半个小时的晨读。大家正襟席地而坐，按照事先定好的日程表，一人领读，其他人跟着吟诵。上下午就文化保守主义相关的学术问题讨论，晚上随便聊天，探讨现实问题。

　　秋天，蒋庆北上，和康、盛等人在长城脚下一个别墅论道，但康觉得，还是在阳明精舍的感觉更好。

　　阳明精舍筑起有10年了，康晓光上山的时候，已经有了空调、热水器、抽水马桶，还可以用农用电话线上网。2001年以前不是这样的。

　　1994年，蒋庆承包了阳明洞附近的一块荒地，开始做他的书院。修建阶段，砖头从县城用汽车拉到村，再从村由马车拉上半山，之后换由人力往上搬。蒋庆带着面包和遮雨的布上山，一点点看着他的蓝图实现。1996年，书院初步落成。在这个过程中，蒋庆早年在贵阳当兵时的战友、以及他西南政法大学的77级同学们给了他最大的帮助。

　　蒋每年5月上山，冬天回深圳的家。书院平时长住的有四个人，蒋庆、助手范必萱，以及一对30多岁的农民夫妇。十多年追随蒋庆的弟子有两位，他们平时有自己的事情，蒋庆上山，他们就常常抛下事情相跟过来。很多年，因为没有电，师生间的讲论就在星空底下，或烛光之中。不讲论的时候，蒋庆自己看书，有时吹箫。听到上面院子里传出来箫声，范必萱就打着手电去叫农民夫妇，到离上院近一点的地方，就着月亮或雨静静地听。

　　1999年来，每隔十天半月，书院就会有来客。暑假是接待游学的高潮。书院第一次接待外地游学，是来自北京的国学公益组织——一耽学堂的11个人。为此，范必萱坐农用车专门到县城里买被子和吃的；纱窗划破了一点，为了怕客人挨蚊子咬，蒋庆亲手拿线补好。双休日常有本地客人来，来时还带着豆腐和肉。

　　没有客人的时候，吃得就简陋了。早饭一般是挂面加些辣子或剩菜。蒋庆的饭面里可以卧一个鸡蛋，但前提是那天早上鸡下了蛋，不下就没有。

　　任何访客来了，都是白吃白住白听讲，一分钱不收。以前客人少的时候，全部是蒋庆亲自讲，现在一般性的讲解范和学生能代为，但如有他们答不了的问题，仍然可以找蒋庆问。在蒋庆眼里，凡到精舍问过学的，哪怕一天、一小时都是他的学生，完全没有身份、性别、年龄、知识背景的差别和限制。

　　纸笔是山上的紧俏物资。范必萱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整理蒋庆与来访客人的对话。圆珠笔用完了用铅笔写，写得右手大拇指肿到贴膏药。如此整理出来的《王道政治与生命信仰》，已在海外出版。阳明精舍也积书，王阳明的书这里积得最全。

　　对于书院的花销，蒋庆是很想自足的。他曾尝试种果树和做藕塘来养书院，但都失败了。曾经有位企业家出4万元为蒋庆承包下书院旁边的湖塘，只要求他弄个收费钓鱼的项目，他不肯。还有人想出资在书院外搞一个度假村，以度假村的收入来养书院，蒋庆也拒绝了。除了蒋庆的稿费，明年阳明精舍还不知道从哪去找固定的财力支持。

　　因为书院的影响，修文县办了国际阳明文化节，为此贵阳到修文的公路才修好。蒋庆和当地政府有良好的关系，虽然没有直接的经济支持，但在别的方面却有帮助，比如有阵小痞子拦住书院通往山下的路敲诈钱财，就被当地政府化解了。

　　蒋庆经常和附近山上的农民聊天，一次，听说一个果农的弟弟因为考上高中没钱上就自杀了，蒋庆痛心疾首。后来他托农民到村里带话，村中子弟只要能考上高中的，每个月他愿支持150元生活费。逢年过节，蒋庆还让人买好酒给村里的老人们送去。

　　当地居民选村支书的时候，蒋庆竟被提名。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曹红蓓】

（摘自http://www.gs.chinanews.com.cn/news/2005-11-25/1/32636.html）

蒋庆先生与阳明精舍

作者:米湾 转贴自:儒教复兴网

在儒教文明之学术与教育传统中，除官学传统外，尚有一私学传统。两传统之不同在于，官学由政府控制，与国家行政取士制度相辅而行，旨在培养官吏；入学者以其为进身之阶、干禄之途，不必以修己弘道济世安民为矢志也。官学自有其自身价值与必要性，然因其与禄利结合紧密，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系为人之学而非为己之学，故不能担当弘扬大道传承真学之任务。私学乃大儒为讲学弘道所创，不受科条律令牵制，不受功名利禄左右，学者受老师大儒人格学问之感召，负笈来学，只求明道，不作他想。学者于此鸢飞鱼跃，云卷云舒，真几呈露，天机活泼。一真一俗，迥然不同也。先秦之庠序，汉代以降之太学国子学，戊戌维新以来官方借鉴西方教育体制所经营之大学，皆官学传统也。

私学传统启自孔子杏坛设教。其后两千余年，或盛或衰，或隐或显，其统绪绳绳不断，儒家之道统学脉赖以传承光大。宋明之世，大儒辈出，书院蔚起，天下翕然从风，儒道大畅。此其最盛之时也。沿流至于满清，思想钳制亟严，文狱频兴，私人自由讲学之风寖息，所存者大底“尽入我彀中”之利禄官学而已。此时书院之名或存，然多与科举利禄纠结一起，名存实亡，不足以担当承续弘扬道统之任也。清末康长素之长兴讲学、民国章太炎之苏州讲学，以经学为主；抗战中马一浮先生之复性书院讲学、梁漱溟先生之勉仁书院讲学，以宋学为主。此四子者，讲学皆承明道济世安民之精神，洵有再兴宋明私人讲学遗风之象。惜或迫于时局或困于资财等客观原因，皆未得久行其道。鼎革之后，形势急转，秦火大煽，大儒贤士或奔窜海外，或伏处岩穴，或受迫害而缄口，或就杀戮以蹈义。数十年间，天地闭，贤人隐，浊浪滔天，斯文土苴，私学统绪至此灭无迹矣！

改革开放之后，虽钳制未除，然文网稍疏，大学之中风气渐开，一时颇有些微自由空气。不意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制度行世以来，举国骚动，斯文尽扫。全国沦商海，校园成商店。学校衙门化之弊未得缓解，而学术商业化又席卷而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未有如此时之甚者。贤者之忧，雪上加霜矣。

复次，随现代性在中国社会浸渍日深，韦伯所谓“理性化铁笼”已在中国社会铸成。号称体现自由精神之现代大学与研究机构亦在此铁笼笼罩中。教学内容世俗化、功利化、浅薄化与夫学术活动计量化、科条化、快餐化，日深一日，不知伊于胡底也。在此氛围中，即一般之人文学术已不能保其真精神，又岂可指望穷究良知本心天道性命之儒学能得其传承光大乎？

凡此种种斯文扫地之恶况，蒋先生皆亲身经历之：八十年初在大学写《回到马克思》，遭受历时一年之“批评教育”；后因写《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对的问题》一文，备受学界权势者之长期打压；在商业气氛最浓之深圳从事公羊学研究，饱受“满耳发财声”之干扰；在官学体制内任教，常受办班创收及学术科条化之拘迫。

面对如此情景，蒋先生守死善道，不更其守。职称不申评，课题不填报，办班不参与，股市不涉足，确乎“儒行”中人也。虽然此可成就大丈夫之人格，然欲于此境中弘扬大道，讲明正学，甚不利也。于是乃发心于官学之外另辟私学，以承孔子以来民间自由讲学之传统。蒋先生所构建之阳明精舍，即为了此宏愿也。

八十年代在重庆西政任教时，蒋先生即感由于受意识形态控制与科层制束缚，现代大学不能承传讲习儒家天道性命之学，遂思效法先儒办书院以保存儒家道统学脉，然无机缘也。移居深圳后之一九九二年，结识深圳某集团公司董事长，其人表示愿出资在广东惠州办“东亚儒学院”。岂料此人并无诚意，蒋先生劳顿年余，最终搁浅。一九九五年蒋先生复与日本“将来时代国际财团”联系，望其能出资在贵州龙场兴办“国际阳明书院”，请冈田武彦先生出任名誉院长，后因国家政策不准外国人在国内办文教事业而不果。一九九六与香港“法住文化书院”院长霍韬晦先生言及此事，霍先生又有意出资在龙场接办“国际阳明书院”，且已与县政府签订具体投资合同，然又因政府官僚作风长期拖延而作罢。此数次挫折耗去蒋先生数年时间与大量精力，遂对企业、政府、外资办儒家文化事业不抱任何希望，乃发愿以一介书生之力独自兴办书院。

一九九六年，蒋先生于贵州阳明先生悟道之龙场购得百余亩荒地，拟建书院。土地已备，经费何来？蒋先生一读书人，终日惟事书册，不事生产，艰于资财。于是四处奔走，多方化缘，筹募营建书院费用。蒋先生之人格精神、才华学识素为同学朋友亲戚故旧所熟知，其宏愿悲怀亦素为彼等所敬重，故多得其助焉。

蒋先生之筹资活动，其性质纯为私人馈赠，捐者不附加任何条件，无丝毫回报可得。在此商风席卷、人心不古而儒门淡泊之时代，无论施者抑或受者，非有过人之精神、惊人之意志其何以行之！然蒋先生因儒缘竟能行之！虽甚艰难，尚可推进也。或有委屈，为图远大，可不计也。蒋先生尝言：“孔子为行道干七十二君而不遇，余始干几人不遇，与孔子相较如何哉？余之遇多矣！”又言：“吾何人，可受世之助耶？助者非助我也，助孔子、助阳明、助儒家、助中国文化也，吾为孔子长揖谢诸友也。”自一九九六年始，六七年间，募得一块砖钱，墙上即加一块砖；募得一条梁钱，房上即上一条梁。款项支绌，且筹谋；善缘既来，即赶工。点点滴滴，断断续续，至二零零零年主体建筑“奉元楼”终巍然耸立于清山绿水之间，书院复起矣！

因书院规模不大，取足读书讲学即可，故名精舍。以毗邻阳明证道之地，故名阳明精舍。东汉即有儒师自命山中读书讲经之舍为精舍，蒋先生取“精舍”一名，其渊源亦甚深远也。

精舍依山而建，面积十亩有奇。由桂竹园、性天园、乐道园、俟圣园、仰山园、默园等组成。诸园天然起伏，错落有致。精舍脚下有水域一片名鉴性湖，净如明镜，常有白鹭翻飞其上，观之忘机也。

精舍各门户及诸楹柱皆悬有楹联，书法皆出诸名家，撰写则出诸蒋先生。联语属辞既工，理趣亦富，乃文情哲思融为一体之艺术精品，玩之其味无穷。兹录数联如下：

奉元楼之复夏堂前之联曰：

五经藏理窟，立人文万世根基，常道常繙承道统；

六艺蓄义海，开性教九州学脉，恒心恒现继心传。

乐道园之勉仁堂门联曰：

天心月满时，有孔颜之乐；

      檐下雨疏处，正尧舜所思。

俟圣园之明夷堂柱联曰：

道自白云深处起，文不在兹乎；

学从绿野满时来，质之将复矣。

桂竹园之水云轩柱联曰：

山月出时，清箫一曲乾坤静；

松风过后，浊酒半杯天地宽。

精舍既成，蒋先生即急欲自体制中脱身，遂于二零零一年底自深圳行政学院提前退休，时年四十八也。

阳明精舍建成以来，四方道友前来问学讲道、感受书院精神者无间断。零四年夏甲申龙场会讲（即媒体所称“中国保守主义峰会”）及零六年夏丙戌龙场会讲，乃精舍建成以来举行之规模较大之会讲也。蒋先生尝言“学在民间，道在山林”。精舍实鼎革五十年来中国第一间真正之儒家民间书院与斯文托命之所也。

（摘自http://www.pinghesy.com/data/2008/0317/article_2202.htm）

阳明精舍纪事

文/范必萱

转贴自:儒教复兴网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千古名句，勾画出这片土地的神奇。贵州修文县龙场镇，1506年，历史给了这里一个机缘，三十五岁的王阳明先生不幸被贬谪来到这里，这位后来的伟大思想家，就是在龙场一个潮湿阴暗的山洞里，排除政治上人世间的种种纷扰，面对上苍，对“格物致知”之旨发出无穷追问，对生命之终极意义及终极价值发出无穷的追问。也就是在那个神奇的夜晚，阳明先生情不自禁地大声呼喊：“圣人之道，吾心自足”；在那个特殊的时刻，先生具有普世意义的“心学”思想开始建立。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龙场悟道”！从此，龙场镇扬名天下，“阳明洞”为世人所知，引来无数崇拜者的膜拜顶礼！

历史在前行，近五百年来，许多关于阳明先生和阳明文化的感人故事在这里发生，在这里流传。时至今日，海内外学者中依旧有人用生命的实践传承着“龙场正脉”，研究和弘扬着阳明文化的精神内涵！

在距离“阳明洞”十余里的地方有一个小山村，叫平地村。平地村有一片群峰叠翠、泉水潺潺的山林，曾经流传过苗族人民抗击外来侵略斗争故事的营盘山，就坐落在这里。在营盘山脚下，有一所规模不大的书院——阳明精舍，它正以儒家清静淡雅的风格，继续向人们讲述着一个个关于阳明文化的感人故事……

心灵之约

1999年初春，我第一次来到阳明精舍。从修文县城出发，经过一段弯曲的山路，过了村口小石桥，路就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陡峭。此时若与放牛的村民相遇，淳朴的村民便会吆喝自己的牛紧靠路边停下，让客人先走。四周的山崖，有的像肃立的老人，有的像静卧的雄师，有的什么也不像，黑忽忽地耸立着，俨然要堵住行人的去路。在颠簸摇晃的汽车里，我想起阳明先生“连峰天际，飞鸟不通”的诗句，猜想阳明先生当年路过这里时是怎样的景象……

今天，在这样一个充满物质追求的年代，是谁能对阳明文化有这样一份诚意，能有如此坚忍不拔的毅力，在这偏僻的荒山野岭守护“龙场正脉”，传承阳明文化？！

是一位热爱阳明文化、崇仰阳明先生博大人格精神的年轻学者，他的名字叫蒋庆。蒋庆先生出生于竹城贵阳，从小喜爱读书，做事认真执著，曾经在工厂当过工人，在云南边陲当过战士，在南方一所大学当过教师，但是他不论走到哪里，总是对家乡的山山水水情有独钟，魂牵梦绕着家乡的土地。1997年，在社会各界热爱阳明文化的朋友支持下，他从繁华的深圳来到营盘山，发心要在这里培育出一片果林，要为热爱阳明文化的朋友们提供一个可以静心读书的地方！据说初建阳明精舍时，这里还十分荒凉，不仅没有水、电，就连建筑精舍所需的一砖一瓦，也必须经过汽车、拖拉机从外地运到村口，然后经过人挑马驮，辗转往复，才能够一点一点地搬运到目的地。他在当地政府村民和众多有识之士的热心帮助下，用了七、八年的心血，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建成了如今这所初具规模的书院。

我们乘坐的汽车冲上一个斜坡，隆隆的马达声戛然而止。我探头向窗外望去，顿时觉得豁然开朗：青山远远退去，一泓清澈的湖水展现在我们眼前。阳明果园就在不远的山坡上，精舍的屋顶也隐约可见了，真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一位同行的朋友告诉我：“这就是鉴性湖！”

于是，他向我讲述了“鉴性湖”的来历：这里原本是一个水库，是附近村民们灌溉和生活的水源。几年前，一位外来的养殖户在这里搞养殖，养了几千只食用鸭，为了节省饲料成本，每天将大量猪粪倒入湖中，造成湖水严重污染，周围臭气熏天。不仅人畜不能使用，就连多年栖居在这儿的水鸟也不知了去向。面对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蒋先生十分焦虑。这位关心环保的学者，四处呼吁，筹措资金，最后倾囊而出，接管了这个水库。以后，他又采取种种措施，还原水质，使湖水一天天清亮起来，村民们又可以放心地使用湖水了。几个月以后，许多飞走的水鸟又陆陆续续飞了回来，四周的生态渐渐恢复了原状。后来，有人把营盘山称作“银盘山”，意思是将良知比喻作“银盘”，比喻作月亮，体现良知的纯正与高尚；将水库称作“鉴性湖”，意思说同是一泓湖水，有人为自身利益而置生态环境和他人利益于不顾，有人却为保护自然生态竭尽全力，不同的选择，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平静清澈的湖水，如良知，如明镜，映照出两种不同的价值观。

“鉴性湖”，一个多么神圣而清雅的名字！在人类与自然的种种关系面前，人类需要更多的鉴性湖，需要更多地唤回“良知”！

环顾湖光山色，我忽然看见山林中有一群白鹭，悠然自在的在树丛中飞翔，它们似乎在告诉我一种信息——一种安详而和谐的信息，一种地球人类永远需要追寻的绿色信息！

走近鉴性湖，令我心中升起一种“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情怀，感受到一种超脱于尘世物欲纷争的自由和宁静！这种感觉，即便再回到嘈杂的都市，也会经久不忘。

远方的求道者

2000年仲夏，银盘山郁郁葱葱，一派盎然。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有一位金发碧眼、文质彬彬的外国客人向这里走来。他，就是阳明精舍的第一位外国客人、来自加拿大卡加利大学的教授Lioyd A.Sciban，中文名字叫做“史罗一”。

史罗一先生是加拿大阳明学者秦家懿的“关门弟子”，一位热爱儒学的西方学者。由于妻子是华裔，他学会了中国话，虽然发音有些生硬，但表达却很流畅，与人交流可以不用翻译。这次他是专程来贵州阳明精舍拜访蒋庆先生的。

史先生一进精舍大门就兴奋不已，好奇地向蒋先生问这问那。他说他久闻蒋先生大名，能在这群山环抱的阳明精舍与蒋先生会晤，十分荣幸！当时书院享堂正在施工，他跟随蒋先生参观精舍已落成的每一个庭院，一边聆听蒋先生介绍，一边竭力构想精舍修建的艰难过程，最后他对蒋先生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道：“了不起，了不起，蒋先生，你真了不起啊！”至于修建书院的艰难，则是这位外国朋友的想象力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

“洋人”史先生的到来，惊动了银盘山好奇的村民。有的人放下手中的活路，跑来亲眼看看这个长着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他可是银盘山的第一位外国客人啊，银盘山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村民，还没有亲眼见过真正的“洋人”呢！

晚饭十分简单，没有美味佳肴，尽管主人有意盛情款待，但无奈精舍条件艰苦，只能是粗茶淡饭。不过这位外国朋友对山区农家土菜竟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

夜幕降临，繁星高挂，山风习习，这天夜晚，史罗一先生陶醉在贵州山区宜人的凉爽里。宁静的星空下，大家围坐在一张简易的茶几旁。学生周北辰准备好了录音机，再冲上一壶回味甘甜的贵州苦丁茶，这两位有着中、西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犹如一对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开始了一场跨越历史、跨越地域的学术对话。他们谈到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谈到教育制度市场化所引发的种种问题；谈到效率和价值的关系等等。不知不觉午夜已过，但两人谈兴依旧很浓，蒋先生见夜阑风寒，建议回屋就寝，史先生才恋恋不舍话别。

次日，东方吐白，蒋先生便早早起身为史先生送行。可是史罗一先生惟恐影响主人休息，清晨便悄悄离开了阳明精舍，独自踏上了返程。人们在屋内发现了一张纸条和三百元港币，纸条上写着：“因身上余款不多，留下三百元支持书院建设，谨表敬意！”一向稳沉的蒋先生拿着留条大步流星奔出门外，可是已见不到史先生的身影，他一个人在山坡上站立许久，心中的留下难以抹去的遗憾……

后来，听附近的村民说，那天清晨，史罗一先生走到村口，向一位赶路的村民打听开往贵阳的班车。在这位村民的带领下，他们抄小路搭上一辆从修文开往贵阳的中巴车。车上一位女售票员得知这位“老外”是专程从加拿大来龙场学习阳明文化的，便执意将已经收下的车票钱退还给他，并且操着“修文普通话”对对他说：“修文人民欢迎您！希望今后再次见到您！”史罗一先生十分感动，连连向热情好客的龙场人表示感谢之情！

中巴车在朝霞的晖映下渐渐远去，车上传出一阵阵欢乐的笑声。这笑声洒在修文的路上，飘向龙场的上空。五百年来，阳明先生在龙场播下的思想文化种子，已在这里生根、发芽。当年曾经亲自聆听过阳明先生讲学、曾经为阳明先生提供过生活方便的山民的后代们，以善良和淳朴守护着这片土地。他们懂得：阳明文化虽然植根于此，但是她是属于中国、属于世界的！

此后，还有不少热爱阳明文化的朋友来过精舍，有来自美国、日本、法国和中国香港、台湾及大陆各地的专家、学者、行政官员、教师、律师、商人、记者，等等。尤其是2003年仲秋，一批来自北京“一耽学堂”优秀青年，他们利用假期自费组织来到这里，希望在这里吸纳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他们都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是推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志愿者。在这里，他们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游学活动。短短几天中，他们与蒋庆先生同吃同住，向蒋先生探讨关于社会人生的问题，与蒋先生一起瞻仰阳明胜迹，师生还一同到精舍后山登高远眺，缅怀中国古往圣贤、仁人志士，……离别时，师生恋恋不舍。他们无不动情地说：“这次游学活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些记忆的内容将永远是鲜活的！”

君子求道，重在存心。阳明精舍在静寂的山林里默默地守护着“龙场正脉”，精舍主人蒋庆先生以他一颗清澈明亮的心，默默为阳明文化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现在，他正竭力收集阳明学的有关文献、资料、书籍、画像等等，他说他希望将这里建成一所比较完备的阳明文化书库，为阳明文化爱好者们提供一个研习阳明学的场所！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良知的力量

在阳明精舍的一次游学活动中，我听蒋庆先生讲述了一个关于王阳明先生塑像设计的故事。

但凡到过修文县阳明洞王文成公祠正殿的人，一定瞻仰过阳明先生那樽铜座像。这樽座像是由日本朋友矢崎胜彦先生提供资助，由中国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田世信老师设计，在成都制作而成的。铜像高达二米左右，阳明先生目光炯炯，神态端详，正襟危坐，气宇轩昂，令瞻仰者肃然起敬。先生右手垂放于右膝，左小臂平抬于胸前，左拳微握，呈向前推动状。这樽铜像的设计小样，就存放在阳明精舍的享堂里。据蒋庆先生介绍，它的设计经历了四次较大的修改过程，发生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且不说第一次、第二次修改，这个阶段，田世信老师一直十分耐心，努力做到使矢崎先生满意为止；第三次，是修改胡子。原本田老师依据有关资料，为阳明先生设计的是中国儒者特有的山羊胡。矢崎先生不同意，要求改成卷曲的络腮胡子。田老师不解，矢崎先生坚持。田老师虽已微愠，但碍于面子，忍了下来，按照矢崎的要求作了修改，直至矢崎先生满意。田老师满心喜悦，以为多日的辛勤可以告一段落，小样可以定型了，谁知矢崎先生又提出要做第四次修改。矢崎先生从日本来到北京，要求田老师将原本设计的垂放于左膝之上的左臂改为抬起，举于胸前，作握拳状，并要体现向前推进的动感……。这一次，田世信老师真的发火了。他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尊，不愿接受这个外国出资人如此这般的“挑剔”！他愤懑地表示自己的设计就此罢休，让矢崎先生另请高明。眼看即将完成的工程就要告吹，急坏了蒋庆先生。他一方面劝说田老师再作忍耐，毕竟阳明先生的这樽铜像是安放在咱们中国境内……；另一方面，蒋先生又主动与矢崎先生联系，希望他能说明改动的原由，好给田老师一个说法，使工程能够如期完成。但是矢崎先生就是缄默不语，只是坚持自己的修改意见。蒋先生只得想方设法，继续劝说田世信老师。经蒋先生过多次斡旋，田老师终于冷静下来，他毕竟是个明白人，懂得“顾大局，识大体”的道理，虽不是十分情愿，但还是按照矢崎先生的要求作了修改。这一次，矢崎先生满意地笑了，田世信老师也松了口气，两位朋友终于握手言欢！但是高兴之余的蒋先生，却一直在琢磨矢崎先生的用意到底何在？

又过了一些时候，直至大样制作完成，铜像在龙场阳明洞落成典礼后，矢崎先生才将“谜底”告诉蒋先生：“将左臂抬起，握拳呈向前推动状，我的意思是说，阳明先生所说的良知，应该是有力量的啊！”

蒋先生被矢崎先生的话深深打动，被矢崎先生对“良知”的深刻理解和执著追求所深深打动！

听完这个故事，我们在场的人都被它的精神内涵震动了！这震动将是长久的。在王阳明先生良知学的教育理念里，强调“诚意”、“正心”、“为善”、“去恶”；强调“错误难免”，“贵在改过”；强调“学本于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等等，这些理念倘若溶于我们的血液中，我们的生命怎能不充满活力？在矢崎先生和蒋庆先生的行为里，我们已经真切地感受到良知的力量！

(完稿于合肥静心斋2004/6/30）

（此文为贵州修文县政府编写的《王学专集》撰稿，已刊用。）

（摘自http://www.pinghesy.com/data/2008/0317/article_2200.htm）

蒋庆先生谈书院建设及儒学传承

转贴自:儒教复兴网

（西元2005年，岁在乙酉，金秋十月，平和书院创办人洪秀平先生，赴深圳拜访蒋庆先生，请教兴办书院事宜。谒先生于深圳彩田公园彩云轩，轩中绿荫曲水，茶香沁人。先生病体尚未全愈，然仍就时下书院建设及儒学传承诸问题，谈二时许。后学闫俊安、心兰陪坐，心兰录音并整理。）

书院需要名实相符

洪：早就希望能有机会拜访蒋老师。心兰、俊安到平和书院已一个月了，我计划吸引一批学子过来，我们也制订了一个计划，但就是缺乏老师来讲课。我们一直希望蒋老师能到平和书院来讲课。

蒋：前几天北京《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打电话来，说要采访有关书院的情况，他说现在是“书院热”，我也不太清楚。后来我上网查了查，发现这段时间，民间确实是兴起了好多书院，但有些书院虽然兴起民间，然名实不相符合。如果我们要用书院这个名称的话，就一定要符合书院的实，要名实相符。现在我们发现，有些书院没有符合实。传统书院，它要符合几个要件，第一个，肯定是民间性质的，不是官办的，因为它不是官学。这体现在它的经费、财产、建筑、主持书院的人员，如山长，都是民间的。还有，它的讲学内容也是民间的，也就是说，私人性很强，谁办的书院就讲谁的学问，阳明办的书院就肯定是讲阳明的学问、陆象山办的书院就讲陆象山的学问，张敬夫在岳麓书院主持的时候，也是讲他自己的学问，这就是说书院的私人性很强，你是什么学派，就讲什么。又比如明代，朱子学是官学，但书院讲的朱子学是民间儒者或学者自己理解的朱子学，不是朝廷规定的朱子学。它的内容是民间性的，这是最基本的特征。第二个，书院的主要功能是传道，不是传授知识。但并不意味著书院就不重视知识，因为儒家的道统，在长期的历史中也变成了知识，经书从孔子整理后，无数人注解，就变成了知识，讲道的纪录通过后人整理编纂也变成了知识。因此书院有传授儒家文化知识的功能，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传承儒家的道统。对于知识的保存、传授，主要责任在政府，因为它有这个条件和资源，古代的书造价是很贵的，民间收藏有困难。所以书院主要的功能是传道、弘道、讲道。而书院所谓讲学，也是讲“道”意义上的学，即经学、道学、心学等，而不是讲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学，即纯粹知识性的学。现在兴起的“书院热”，好多书院就不是这样。有的书院，不是民间兴办，是由政府给钱，维持也靠政府。比如现在的岳麓书院，就不符合古代书院的性质，它不是民间办的，是政府办的，经费来源是政府。还有它讲学的内容，刚才我们讲到，书院主要是传道，然后才是在“道”的意义上产生对“道的知识”的传授。现在岳麓书院办的活动，有些是世俗性的学术活动，如办有关期货的班，与儒家文化无关的议题也拿到书院来讲，就不合适了。还有文学家办的书院，他们都是文学家，有地位，有声望，有资源，也办起来了书院，但他们的兴趣都在文学方面，举办的多是涉及文学的活动。传统的书院讲“道”不讲文学，文学属于“游于艺”的范围，与书院所讲的“道”与“学”不属同一层次。古代民间有专门研习切磋文学的组织，如诗社、文社等，但这不是书院，书院是严肃的具有神圣性的讲儒家之道的道场。

洪：广州有个东方英文书院，是讲英语的。

蒋：那不是书院，他们是学香港的，名不符实。

洪：香港有个新亚书院。

蒋：新亚书院介于传统书院和现代学校之间，不是传统的书院。这是资源的问题。钱穆这些老先生，他们是想用中国文化的精神，创办真正弘扬中国文化的书院，这是他们的理想与愿望，但在现实中他们办不下去，他们只有理想没有资源，要办实际的事就需要资源。而有资源的人合作办学的动机与有理想的人的动机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那些资助办学的人要办成学校，就是世俗的进行国民教育的学校。这样一来，新亚书院就办成了学校，它要在社会上招生，要考虑学生的就业问题，要培养世俗社会需要的毕业生，学生毕业后要上大学，这就进入了国民教育体制。不过新亚书院初建时还是很纯正的，能够在夹缝中秉持中国文化的理想教育学生。但后来建立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新亚书院合了进来，在科层制的西式大学中就很难坚持中国文化的教育理想，最后钱穆先生被学校当局气走，新亚书院的中国教育精神就不复存在了。梁漱溟先生在四川重庆办勉仁书院的时候，他当初的理想就是要办成宋明儒式的书院，他年轻时就是这个理想。那时已是抗战后期，他要办传统的书院，但是他自己也是没有资源的，虽然他有名气。后来好多人支持他，但最后，支持他的人，不希望办把书院办成传统的书院，因为那些出资的人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进书院读书，就希望把书院办成中学，梁先生就只好妥协，将勉仁书院分成两块：一块叫勉仁中学，一块叫勉仁文学院，勉仁中学就是国民体制教育，就是现在的学校，学生从学校出来是要找工作的；勉仁文学院实际上就是传统性质的书院，自由讲学。最后，还是很艰难，没办法办下去。马一浮先生办复性书院，当时之所以和熊先生意见不一致，就是因为这些现实的问题：学生出来怎么办。马先生说传统的书院，是不管出路的，不管找工作的，熊先生说这些实际的问题书院还是要考虑，这些现实的问题还造成了两位先生的不和。复性书院最后因为国民政府教育当局违背不审查书院教学的承诺，也因为书院不接国民政府教育当局的审查而费用无着落，最后没法办下去。如果当时国民政府不存在的政策上的压制，如果有社会资源，复性书院肯定可以办下去。当时复性书院靠国民政府给钱，马先生说书院是方外之学，不纳入国民体制教育，具体说来就是书院的教材，国民政府不能干涉审查，当时国民政府答应得好好的，结果办了一段时间，国民政府违背承诺，要来审查书院的教材，马先生气坏了，就决定不办书院了。

洪：清华国学院是不是也是想将书院与现代化的教育相结合？

蒋：没有，清华国学院是按照西方的模式来办的，基本上是汉学的方式，不是传统书院的方式。

洪：那四个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除了陈寅恪其它不算儒家吧？

蒋：广义上都算，这要看是哪种儒家了，儒家里面也是分好多流派的。我们说广义的儒家，凡认同儒家价值的，都算儒家，这很复杂。梁启超，在晚年算儒家，他早年晚年儒家色彩比较浓，中年走了歧路，晚年以后才回归儒家。这几年中国大陆出现了大家都想办书院的热潮，这是个好现象。但是就要注意名实相符的问题。如果有书院的名称而没有书院的实质，那意义就不是很大。所以要为书院正名，但书院传统刚恢复时也不能求全责备，因为书院传统在中国严格说来已经崩溃快四百年了，进入清王朝就没有宋明儒式的书院了，我们希望以后能慢慢做到名符其实，按传统书院的方式来办书院。

洪：国内现在有传统意义上的书院吗？

蒋：目前国内的情况我还不清楚。

洪：我办书院也是许多年前的想法。我感觉西方的大学制度是培养工匠的，上次到阳明精舍来后，就想看怎么和精舍有个互补。你那头是研道、守道、论道的地方，是不是还要有个传道、弘道的地方？

蒋：书院也有提高与普及的关系的问题。

洪：我觉得你应该带些弟子，这次去了曲阜，我看到相当一批人认同你的理念，而且都没见过你，都希望到你的阳明精舍来。但阳明精舍没有条件和能力来接待那么多人，所以，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先小规模搞一个书院，可以接待二三十个人，先办起来。

蒋：应该这样，书院规模不在大，而在体现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

复兴书院，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系统掌握儒家学理的师资

洪：但是我现在有了场地，缺乏师资。

蒋：我这几年还是比较低调的。只是去年，偶然深圳《晶报》一位记者自己跑到山上来作了报导，大家才知道有一个阳明精舍。一直到现在，我都没下山。去年因为那些媒体报导，好像以为我下山了，以前好多学生也鼓动我下山，其实我一直没下山。为什么呢？因为儒学这一百多年来受的磨难太大了，一个文化、一个教，最根本的还是他核心的学理价值，这个最核心的学理价值没有了，便复兴不起来。那些外在的形式，组织形式也好，教育形式也好，都是为了落实中国文化的义理价值，本身的意义不是很大，最还要的还是儒学基本的义理价值。这一百年来，儒学受到破坏最大的，就是其义理系统。书院建筑被文化大革命砸掉了，有钱就可以恢复； 1905年后被拿来搞成洋学堂了，那也没关系，以后只要有资金，也很容易恢复。现在政府为了旅游，不也恢复了很多古代书院的建筑吗？但这些恢复的古代书院的建筑中已经没有儒学的活的精神了，没有中国文化的价值了。就算现在政府愿意出钱恢复传统书院，谁来讲学呢？你就遇到这个问题了。你才第一个想办讲学的书院，就遇到了这种问题，根本就找不到人来讲学。我们现在的情况，和汉代初年的情况大致差不多，可能比那时候还惨。那时候鲁申公还在，政府感觉到要恢复儒学，就赶快“安车蒲轮”到民间去把他们请回来讲学。那时候懂儒学的老先生们还在，虽然年纪很大了，鲁申公九十几岁了，但是朝廷请他出来让他传授《诗经》。伏生也还在，年纪太大了，实在来不了，朝廷就派人去他那里学，把《书经》及其解释记录下来，不要让文化失传。我们现在几代人过去了，我们中国还有鲁申公、伏生吗？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复兴儒学比古代艰难，表现之一就是没有硕儒老师。还有，我们面临的摧残，不仅仅是内部的政治动荡，内部的文化分裂，还有西方文化的挑战与霸权。这样的话，现在办书院师资就成了最大的问题。那么怎么办呢？现在确实应该着重培养师资。但这种师资和其它师资又不一样，不是说办个培训班速成班就能够解决，也不像你办个英语学校一样，几个月就可以很容易地培养出人材。学问的传承，不会那么快。高深的学问，特别是儒学，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是荒江野老屋中一二素心人士慢慢商量培养出来的，不是市朝热闹之学，往往要花几代人的功夫，你看理学的形成就花了濂、洛、关、闽好几代人的功夫。其实我上网的时间也就是这两年，我就发现这几年像心兰这样信奉儒家价值的一批年轻人涌现出来了，他们有热心，有激情，有信念，有担当精神，而且活动能力也很强，我感到儒家后继有人，所以很欣慰。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快速流通的特殊时代，网络出现了，非常低的成本，非常快的速度，非常大的信息量。有了网络，志同道合的人就容易联络起来，互相交流，互相印证，也起到了书院的某些功能。实际上，书院的某一方面的功能，在新的历史时代，可以由网络来实现。但是，书院师友同门面对面交流的深厚情谊，以及辩难的机锋体验与当下有省的悟道喜悦，网络交流是做不到的，网络最多能够提供“理入”的空间（当然与书院相比网络提供的“理入”空间也是有限的），而网络不能提供“悟入”与“情入”的空间。所以，书院不只是儒家说理论学的场所，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证悟生命存在（悟道）与同道相互“印证”的场所。刚才还有一个书院的功能没讲到，就是印证。因为人学道，自己研究了，自己弄懂了没有，自己是搞不清楚的，需要师友之间、朋友之间相互印证，这样才可以发现生命悟道中的问题并坚定信心。一个人孤陋寡闻，信心很难坚持。所有的精神活动，都需要同道之间相互印证，传统的儒家书院，就有这个功能。现在中国文化崩溃以后，我们所处的状况，比古代还差，我原来的想法是要复兴中国文化，就要先复兴书院，但是现在发现，复兴书院，首先要培养师资人才，没有师资人才书院硬件再好也是无济于事的。但问题是，师资人才不是一下子可以培养出来的。现在要办一个国学院，也找不到师资人才，连当初清华四导师这样的人才也找不到，更遑论鲁申公、伏生这样的经师硕儒了。清华四导师除陈寅恪外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传统儒者，传统儒者是像鲁申公、伏生、濂、洛、关、闽、阳明先生这样有鲜明文化传承与坚定道统担当的人。没有了这样的儒者，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悲剧与复兴儒家文化的最大困难。

洪：蒋老师在这方面有什么计划？

蒋：我觉得珠海这个地方适合搞文化。由你洪先生来做，有两个优势，一个是你有这方面的能力，有办学校的经验；第二个，你有热心和信念。书院不在大，不在你有多少的学生，有多少的资源，问题是你要起愿发心，同时要有基本的能力，没有基本能力也不行。我办书院是没有资源的，你办书院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比我强。平和书院刚开始小并没关系，重要的是首先要有信念，要心诚，第二个是要聚集一批朋友，象心兰他们这样对儒学有信仰的年轻人。第三个，要有长远的打算。开始小，资源少，就小规模办下去。现在培养师资，其实就是自己学习，要自己在儒学的道路上学习，自己培养自己。比如象心兰这些人，想拜我为师，我都没正式同意过。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师道已坏，恢复是比较困难的，只有师道恢复后再说。还有，这个培养是个很长的过程，现在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儒学，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一派，每个人在网络上都可以发言成为一家。现在要学儒学的人，比古代又有些麻烦，选择上的麻烦。在古代比较简单，比如在宋代，谁是当时的大儒，大家都知道，比如东南三贤——朱子、吕祖谦、张拭，大家都知道，学儒学大家都知道要找他们学，这是当时的共识。而在当时他们又是名符其实的大儒，朱子他们当时把所有的外部事物都摒弃了，一心一意研究学问。现在不一样了，在一人一派的情况下，年轻人在选择上就比较麻烦，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是儒学，还是儒学的正宗。在这种情况下，谁是谁不是，就出现了所谓后现代状况，所有的学说都没有权威，就算有权威也不承认，人人都是批评家，这是信息太方便后带来的问题。这样的话，比如我讲的儒学，年轻人认不认同，认同到什么程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所以，不急，拜师的问题不急。其实拜不拜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心向学向道，学问道术本身才重要。至于问我有没有什么计划，我没有什么计划，我只是默守传统书院成规，读书、守道、论学而已。

洪：现在由于信息的发达，你的书、你的文章很多都在网上能看到。但是如果有机会，面对面的交流能有碰撞，相互之间言传身教，大家都有兴趣在一起学习，比如针对华夏复兴网上的同道，选择一些悟性比较好的，比较谦虚好学的，大概十几人左右，如果蒋老师有空，可以过来讲课。

蒋：现在我自己身体不大好，不宜多说话，不能很长时间说话，讲课有困难。

洪：米湾和张祥平他们都可以过来，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多讲。

蒋：我可以视身体情况而定。因为平和书院搞一个会讲，大家都可以讲，以互动的形式辨析学理。现在平和书院的功能可能有两块，一是推广儿童读经，一是自己学习提高。在传播普及的同时自己也需要提高，需要深入证悟体认儒学义理。平和书院不能局限在仅仅提供一个场所，自己也要提高。要提高对中学的理解，当然也应该了解西学，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阳明精舍的定位，是完全传统式的书院，它的运作方式、管理模式、功能，都是完全传统的，而且主要是高层次的儒学研习与进修，就是我前面说的读书、守道、论学，不向外。以后平和书院发现可以深造的学子，可以送到阳明精舍来。最起码我在精舍时可以来半年，到山上的目的就是读书体道，进修提高。我不下山的理由之一是，每个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我花这么多时间与精力去读书，可能在这中间要走许多弯路。我把我二三十年体会到的道理简要地讲给你们听，你们就不用再走这些弯路了。这是分工不同。读书的方式有很多，也要有悟性，也不是下了功夫读书就读得懂的。我的最大乐趣在读书，我一天到晚都在读书，自得其乐，我现在才读明白了一些古圣贤所说的道理。

洪：你现在道已很深了，什么时候可以下山呢？

蒋：没有时间表，有人来阳明精舍问道，他们下山把我讲的道带下山，我就不用下山了。

学生的培养是个长期的过程

洪：你在山上可以培养君子，但能不能在短期内，开个培训班……

蒋：君子不是办班可以培养出来的，阳明精舍是完全传统的书院，不办培训班，不培养毕业生，但可以通过高层次的学术活动影响学生，阳明精舍有儒家的精神影响力，有传统文化的象征意义。我并不指望阳明精舍能培养出君子，古代的书院，创办人去世以后在学术上就难以为继了，这就是说书院的私人性很强，这也是中国书院文化的特点。说好的话它可以保持儒学的独特性、丰富性；说不好的话，人亡道息，书院精神难以传承。所以人最重要，有其人就有其道，有其道就有其书院，道因人传，书院因人存。当然，我们现在还是可以摸索一种新的模式，既要保持传统的特征，又要符合现代的现状，比如说网络，以前是没有的，完全固守古代，是不智的，一些工具性的东西是可以利用的。我为什么要下山？有人去把山上的信息带下来不就行了吗？

洪：目前情况下，能够在山上呆半年的，我相信有人，但实际上…

蒋：实际上也没多少人。我所做的事情，是把握儒家的精神价值，还有重建儒家的解释系统。这是件很大的事，很费时间与精力。一个人所能做的事是很有限的，我不能同时做这些事，又同时到大学里去讲学，去民间推动儿童读经运动，去培养讲授儒学的师资，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但我知道这些事很重要，我希望有儒家的后起之秀来做。阳明精舍基本上不接待希望一般性了解儒学的人，不做儒学普及推广的工作，即使有人来，也不在多，而在质量，有那么几个人能够真正把握儒学的真精神与真价值，能够有力地回应时学的挑战，也就够了。不要有黄埔军校的意识，因为我们不是在搞世俗的政治，世俗政治当然需要动员广大的民众，我们是做学问，学问不在人多，而在精专真诚。当然，在信奉儒家价值的人中，人的能力、偏好、取舍会有不同，有些喜欢学问，有些喜欢活动，到我这里来的就是做学问。我自己也没有兴趣与闻时政，我只是讲明为政的大经大法，那就是孔子所说的“义法”。当年文中子调教魏征，也不是教他去做官。魏征刚开始是个纵横家，纵横家的目的就是自己的荣华富贵，出人头地，即就是做官，而不管政治的大经大法。后来魏征到文中子的山上去，与文中子呆了一个月，出来后就变了，变成儒家了，虽然以后他继续从政，但从政的目的就不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出人头地了，而是为了复兴中国文化、复兴儒家文化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与圣贤事业，儒家文化通过文中子的学生们复兴起来了。但现在我们也不要太乐观，这几年认同儒家价值的人好像多一点了，就认为儒家文化的复兴马上就会有一个改观，不会这样快。我们还得扎扎实实把儒家学理搞清楚，培养出一批真正的，有担当精神与担当能力的人才来，儒家文化的复兴才会大的改观。培养这种儒家人才要花几代人时间，要一代一代来。到朱子是第几代？濂洛关闽，是好几代了。我们现在做的是奠基的工作，道路还很长。

洪：你觉得中国的儒家文化，复位大概要多长时间？

蒋：这个算不出来的，儒家不算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现在社会不同于古代社会，现代社会信息传播快，可以把儒家文化复位的速度加快。只要儒家价值能够被中国的精英人物接受，首先是优秀的知识分子接受，在中国人中达成以尧舜孔孟之道安身立命与治国平天下的共识，儒家文化的复位就离我们不远了。

洪：我上次也和汤恩加先生说过，就是把儒商、儒官、儒士三结合。

蒋：文中子并没有教他的学生怎样去做官，而是用“王道”来教育他的学生，为他的学生树立高远的政治理想，这才塑造了“贞观之治”一代儒将贤臣。你说的“三结合”中，儒士最重要，一个人必须先做儒士，然后才因其社会角色和分工而为儒商、儒官，儒士解决一个人的价值信仰与道统担当，而儒商、儒官只是儒士的社会职业分途。所以我们应该说先做儒士再做儒商、儒官，离开儒士的价值信仰与道统担当就不可能有儒商、儒官。如果中国已经有了儒商、儒官，那他已经是儒士了，他生命中已经将三者结合了，不再需要外在的结合了。不过，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儒士的文化地位要高于儒商、儒官，儒官多进入凌烟阁或忠烈祠，而儒士则进入孔庙配祀孔子。

洪：儒家总是讲济世安邦的，你讲的这已不仅仅是修身了。

蒋：最大的济世安邦，就是在政治中落实孔子的王官学，这是儒家最根本的文化诉求。

洪：我到其它地方感觉不到，只有参加曲阜的会，我才感觉到，大家对儒家文化都有一种发自生命深处的内心信仰。

蒋：儒家的生命力在民间，你的感受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但儒家文化的复兴现在还是比较艰难的，你如果想把平和书院办成一个儒家的道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要把你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为儒家文化的复兴做出贡献。

书院存在的意义

洪：我到山上时，你还说你是在守道。现在不用守了，有这么多人了，所以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

蒋：是在变化。阳明精舍是不动道场，道场有动的有不动的，平和是动的道场，可以互动。

关于平和书院会讲一事，是学术性活动，主要的还是问难，探讨问题。按古代的传统，大家聚在一起，提出问题，互相讨论，也不要固定讲什么，关键是与会者有什么问题，我给他们解答。辩难问答，才是最高层次的学问。他们来一次，心里有好多问题，自己可能把握不太准，来求证。书院的学术成果，是师生共同创造出来的，《传习录》不是阳明写的，都是学生问学问道在一起辩难后，按照自己的理解记录下来的。《论语》也是这样。这些都是传统，如果届时我的身体允许我去平和书院，与会者中理解能力比较深的，他们可以问难，提问题，自己记下来，以后慢慢理解。书院不像现在体制内的大学和研究所，非要讲课发表论文。中国书院的讲学活动，是最符合人性，最自由的，最充满灵性的，师生之间的一句话，一个动作，都是学都是道。一个老师在上面讲，一群学生在下面听，是西式的教育，中国古代不是这样，会讲最多拟出一个题目，老师引出问题，大部分问答辩难。就是学生们来了，大家坐在一起，有什么问题问，老师答，这样会很有效果。所以书院不能办成体制化教学的方式，老师讲，学生在下面记笔记，这些都没有必要。不要搞成现在的学术讨论会，要恢复书院的自由讲学气氛，大家想到公园里，或者想在自己的寝室里讨论问题，都可以。

现在中国确实需要建立儒家道场，培养人才。在刚开始时，我们培养种子，以后要靠他们去传播儒学。

洪：具体怎么操作，请蒋老师指点。

蒋：现在从儒教复兴的角度来说，今后的确需要建一个有相当规模的中国儒学院，来培养专业的儒学教学人才与研究人才，同时也培养实践儒家义理的社会活动家。传统的时代，书院是在儒教的氛围中办的，它只要好好把儒家学问做精做好就行了，不需要考虑重儒教重建的问题。现在不行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儒教崩溃了，中国文化被西方解构了，这种“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状况遍及整个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的各个层面，现在的中国处在梁漱溟先生所说的“文化真空”状态。所以，要重建儒教，重建中国文化，就不仅仅是一个学问问题了，还涉及到儒家的社会实践与创制努力。学问只是重建儒教、重建中国文化的一个方面，尽管是非常重要的方面。现在除了讲明儒家正学外，还需要开展儒教复兴的社会实践。

洪：我觉得现在的社会资源可以利用。

蒋：当然可以。我提到儒教重建的两条路线，一条是上行路线，即重建王官学，就是儒化中国政治；另一条是下行路线，在民间重建儒教社会，即重建中国现代的礼乐社会。儒教的传统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利用的最大资源。

为了避免儒教体制化后可能带来的腐败，即使儒教恢复了，体制外的书院照样必须存在，书院独立自由的批判精神永远是克服儒教异化的民间力量。所以，书院的建构永远会存在。对此，平和书院应该有信心，以后大家都会支持。

洪：我以前还担心会不会有学生，现在这两位自愿辞去工作来了，所以不成问题。他们现在都愿意献身于这样的事业。

蒋：是的。

孔教和儒教不是一回事

洪：香港有个孔教学院。

蒋：孔教和儒教不是一回事。孔教是康有为当时要回应基督教而提出的。基督教是耶稣教，它以耶稣作为精神信仰的象征，所以康有为觉得中国要回应基督教挑战的话，就必须像基督教尊耶稣为教主那样尊孔子为教主，但他没想到儒教和基督教是有区别的。基督教从犹太教分裂出来后，旧约变成犹太教，新约变成基督教，虽然耶稣说自己是来成全旧约的，但实际上基督教的整个义理系统、组织形态基本上都离开了犹太教，所以新约是与上帝重新立约，耶稣的出现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孔子不是这样，孔子述而不作，宪章文武，追慕三代，孔子的出现并没有否定三代的历史，而是要重建三代的历史，实现王道政治，所以孔子的出现并没有开创历史的新纪元，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不像耶稣是新宗教的教主。另外，儒教实际上已有6500年的历史，伏羲画卦，《易经》的出现就是中华文明的开始，即儒教的开始。伏羲本身就是圣王，圣王合一、道统与政统的合一就是儒教最大的特征，这就意味着儒教、中华文明已有6500年的历史，而儒教的存在早于孔子4000年，孔子只是儒教这么长的历史文化中的一个继承发扬者。如果仅仅用孔子来做教主建立“孔教”的话，就很狭隘，那孔子以前4000年的中国文化（儒教）怎么办？所以，我认为应该提“儒教”，而不应该提“孔教”。

洪：儒教的英文全是Confucius。

蒋：那是西方人翻译的。我们如果翻译的话，就直接用汉语的音译就行了。西方人把儒教翻成英文Confucius很自然，他们有个救世主，就自然把孔子也比照成救世主，把“儒教”翻译成“孔教”。上面已说，儒教在孔子之前还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孔教”不能涵盖“儒教”，所以我们应该提出复兴“儒教”，而不是复兴“孔教”。

复兴儒教的关键是它的学理、教义系统

蒋：一个教最重要的是它的学理、教义系统，不在它的形式。现在儒教的复兴首先要在学理上复兴起来，然后才是组织形式问题。如果没有学理的复兴，只有组织形式，是不行的，因为组织形式只是特定义理价值的载体，而组织形式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回想一下，这十几年，特别是近三四年来，中国社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多了，但多偏向于感性认识，还缺乏对儒学义理价值的深入了解。对儒教的复兴应该有三个担当：仁智勇“三达德”的担当，即仁心担当、义理担当、气魄担当。现在仁心担当容易建立了，因为中国人天然对自己的文化怀有感情，不忍自己的文化消亡。气魄担当这一块也问题不大，因为发心向学向道的多是有志青年。我们可以说，没有豪杰的气概，做不了儒家。儒家的气魄是很大的，儒者必须顶天立地，把握乾坤。我们和自由主义的争论，是王官学上的争论，是道统上的争论，不是在技术层面的争论。实际上我们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争论都是在最高的层次，在道的意义上的争论，所以我们要有“道在是”的气概，要有孟子“舍我其谁”的气概，要有阳明学所说的“狂者胸次”。我发现，除了我的政治儒学外，其它儒学与西学的争论都是在技术层面上的争论，这样的气魄不够大，儒者最大的气概是横渠先生的“四句教”，值得我们效法。第三个，就是义理担当，这在现在的中国比较欠缺。因为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解构以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义理系统都搞不清楚了，对儒学的价值都模糊不清了，到现在为止，什么是儒学，都还在争论。你们要建立一个网站也好、杂志也好、书院也好，你们究竟要复兴什么样的儒学？现在都不很清楚。你看现在的一些儒学网站，不缺乏仁心担当与气魄的担当，但在义理上则各说各的，不能深入，多是感性层面的认识，这需要再上一个台阶，深入进行儒学义理的体认与研究，力图正确地全面地把握儒学的义理价值。但是，义理的功夫，又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就，要花长期的时间，不断的积累才能义理精纯通透，这可能要花一辈子的时间。现在光靠仁心担当，光靠气魄担当还不够，还必须加强义理担当。为什么我们批评新儒家？港台新儒家不乏仁心担当与气魄担当，但义理不纯，有西化倾向，我们不能完全接受。港台新儒家的学问，是向启蒙价值靠拢，向西方文化靠拢，这样的话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就不能体现。这些都是义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所以，现在义理担当是儒学复兴与儒教重建的关键。

希望有“大哉问”的学生

心兰：那要不要以您的名义做一个网站。

蒋：不用。我希望的是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好读书静思。以后你们有什么学理上的问题，自己先思考，自己不能获解，可以来问我。我们今天的谈话是事务性的，我更希望是深层次的学术问题，如果谈话能解决一两个学术问题，才有意义，因为儒家现在遇到的很多学术问题都得不到解决。

洪：那我们要不要在华夏复兴网上专门开一个问答栏？

蒋：也不用，问的人要有一定层次。不是人人问都可以答的。为什么《论语》是经典？《传习录》是经典？都是学生问得好。学生问得好老师才答得好，问得好才可以成为经典的问答，引出重要的问题而解决之，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大哉问”。提问必须是有层次的问，提问者自己已经把某一重要问题想了很久，百思不得其解，或者认为已得其解，这样把问题问出来，就算老师回答不上来，也可以显示这个问题的重要。当然，还有其它方式，平和书院可以尝试采取一些现代的方式运作。其实我的心态完全是传统的，我的兴趣就两条：第一是专心读书，搞清儒学的义理问题；第二是有很好的学生，能够“大哉问”的学生，激发出我的思想，师生共同解决重大的儒学义理问题。这不仅是我的兴趣，更是我的乐趣。至于写文章、开学术会议甚至办书院对我来说都是责任，我看得并不是很重要。

洪：像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蒋：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并不是说在报纸上发个广告，招一批人来就得英才教育了。这需要长期的往来、沟通、培养。儒学不是世俗的知识之学，而是生命体认之学、天道性命之学，不是那种现代教育制度可以直接教授的，要靠自己潜沉玩索默会于心的生命体会。像孔子、阳明的学生，都是接受老师的思想后，有自己深入的生命体会，才自己真正受用。真要办儒家的书院的话，就必须自己是儒家的人。必须是子贡才会为孔子去做事情，不需要孔子讲，子贡会自己做；不是孔子要子贡去做，而是子贡自己要为孔子去做。因为他们的信念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儒家的事业。所以我常说，先有儒家的信仰，才会有儒家的事业。

后学心兰乙酉年十月廿六日整理于平和书院

（摘自http://www.pinghesy.com/data/2008/0317/article_219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