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代崛起》中，克拉克等人却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他们以姓氏为手段，跟踪特定社会阶层人群在长时间內社会地位和财富的变化，以此计算出代际相关性。这些学者采用姓氏研究方法，对英国、美国、瑞典以及亚洲许多国家的社会阶层流动进行了分析，得出的代际相关性与传统方法极为不同。他们认为传统方法有局限性，而姓氏研究则揭示出隐藏在社会地位与财富状况表象下的社会竞争力(social competence)。
采用姓氏资料研究社会阶层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西方国家姓氏的特殊性。在研究中世纪英国的社会阶层流动时，克拉克等人采用的是与工匠职业相关的姓氏，比如史密斯(Smith)意指铁匠、贝克(Baker)意指面包师、卡彭特(Carpenter)意指木匠等，这些姓氏在十二世纪左右出现，局限在这些有一定技术、地位高于普通劳工的人群中。为了追踪这些人的社会阶层流动性，作者查阅了自十二世纪以来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学生名单、受到认证的遗嘱等，发现自十三世纪以来，虽然英国经历了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这一群体的代际相关性却一直稳定地保持在0.8左右。与此同时，上层社会人士，即那些姓氏和他们拥有的土地相关的人群，虽然社会地位和财富在几百年內逐渐降低，但是代际相关性依然保持在0.8甚至更高。
进入现代社会，这些姓氏失去了原来与职业的相关性，而且使用这些姓氏的人很多，跨越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再无法用来做姓氏研究了。于是克拉克等人采用了另一种研究方法：分析英国的罕见姓氏。1858年英国第一次建立了现代的遗嘱认证登记制度，根据遗嘱中列明的财产，作者从最富有的5%的人中选出了105个罕见姓氏，其中即包括本文开头提到的布鲁德內尔—布鲁斯，然后从富有程度名列5%至15%的人中选出了76个罕见姓氏。作为对照，他们又从接受连续五年接受政府救济的穷人名单中选出237个罕见姓氏。有了这些姓氏资料，他们首先采用传统的隔代跟踪研究方法，发现代际相关性在0.4与0.5之间，然后他们分别跟踪这三组人群在150年间的财富变化，发现虽然前两组富人的财富不断下降，穷人的财富逐渐上升，但是代际相关性却很一致，都在0.7左右。
采用姓氏研究得出的代际相关性，比传统方法都要高很多，这是本书作者在英国、美国和瑞典等地区的研究中得到的一致结论。他们在瑞典所做的姓氏研究，还得出了另一个让人惊讶的结论。
一般认为，在当代国家中北欧和日本的社会阶层流动性最高，与英美相比，这些国家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做得比较认真，高低级职位间的工资差别相对较低、累进税制比较严格、医疗教育服务等对全民免费，使得不同阶层都享有相近的社会福利。但是克拉克等人采用姓氏研究对瑞典贵族院成员进行了分析，发现从十九世纪初到今天，在社会地位和财富状况上，上流社会家族的后代依然胜过普通人。在历史上，当瑞典上流社会家族进入贵族院时，都会改用一个新的姓氏以显示其等级，另一些贵族姓氏则源自德语或拉丁语。通过姓氏研究，克拉克等人发现在律师、医生、皇家学会会员和大学研究生中，这些贵族姓氏的相对比例比平均数高很多。同时通过对个人所得税的研究发现，带有贵族姓氏的人群收入比姓“穷人姓”的安德森(Andersson)的人高。克拉克等人的结论是瑞典的代际相关性达0.7-0.8，竟然与英美不相上下，与传统的认识大不相同。
姓氏研究还被一些学者运用在印度、中国、日本、韩国、智利等国家，本书作者认为结果基本支持他们原有的论断。在中国还能做姓氏研究，大概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汉人采用的姓数量很少，近85%的汉人只使用约一百个姓。不过中国留学生郝煜和克拉克等人还是找到了研究的切入点，他们从《明清进士题名录》中找出了13个姓，带这些姓的人比王、李、张这“三大姓”获得进士的比例高至少四倍以上。这13个“贵族姓”分别是诸、竺、茅、濮、裘、巢、恽、端木、钮、忻、萨、笪、宓。同时因为在《明清进士题名录》中，这13个姓集中在江南一带，所以除了“三大姓”外，作者还选择了顾、沈、钱这“江南三大姓”作为另一组对照。为了分析不同时代不同群体中这些姓氏的分布，作者选择了1912-1949年间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2012年中国排名前十的大学的教授、2006年资产超过150万美元的公司董事长、2010年中央政府官员这四个“精英”群体。作者发现在这四个群体中，13个“贵族姓”的相对比例都远远高于“三大姓”。如果拿“江南三大姓”做对照，相对比例依然偏高，但程度就没有那么严重。这说明尽管中国在二十世纪经历了多次革命和战争，明清时代的“贵族”群体，到了二十一世纪还是社会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