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分析认为，自2008年以来世界贸易与产值的比例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从而成为自二战以来此类停滞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时期。据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lobal Trade Alert)表示，全球贸易规模甚至在2015年1月至2016年3月期间也出现了停滞，尽管全球经济继续增长。跨境金融资产存量与全球产值的比例在2007年达到57%的峰值，到2015年降至36%。最后，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与全球产值比例依然远低于2007年的3.3%，尽管该比例还在缓慢增长。

因此，进一步经济一体化的动力停滞，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发生了逆转。全球化不再推动世界增长。如果全球化进程真的趋于结束、乃至发生逆转，这将不是自19世纪初工业革命以来的首次。另一次全球化发生在19世纪末的帝国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让那次全球化进程停止，“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则完全摧毁了它。美国经济和外交政策在1945年之后主要致力于重新构建全球经济，但此次全球化是主权国家之间开展的，并受到国际经济组织的指导。如果今年11月支持保护主义并诋毁全球机构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为美国总统，战后的美国政策核心将会遭到否定

鉴于历史记录以及当前围绕贸易的政治纷争（尤其是在美国），人们自然会问，如今的这个全球化时代是否会重蹈覆辙。这需要我们理解背后的驱动因素。




全球化步伐放缓的部分原因在于，许多机遇即便不是完全消失，也是急剧减少。例如，当基本上所有的劳动密集型制造商都将生产搬离富裕国家的时候，此类产品的贸易增长必定下降。同样，当全球历史上最大的投资热潮（发生在中国）放缓的时候，许多大宗商品的需求也必定下降。这将会影响它们的价格和数量。还有，“一生一遇”的全球信贷热潮的结束，当然会导致跨境金融资产持有量的下降。最后，在数十年的外商直接投资之后，可从中受益的许多公司应该已经抓住机遇并取得成功了或者（在某些重要情况下）失败了。

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贸易自由化已经停滞，人们可以看到保护主义举措日益增多。此次金融危机催生了监管举措，其中许多举措肯定会减缓跨境资金流动。排外情绪上升和贸易放缓全都可能减缓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简言之，政策支持度下降

政治方面的支持度下降得更厉害。美国再次处于故事核心。特朗普是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具保护主义色彩的美国总统候选人。但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制定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开始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和欧盟正在谈判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现在深陷困境。多哈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奄奄一息。最重要的是，西方民众中的一些重要群体不再相信增加贸易会让他们受益。相对实际收入和对进口日益增长的适应方面的证据，为此类怀疑提供了一些支持。

因此，全球化往好里说也是出现了停滞。它可能会发生逆转吗？答案是肯定的。全球化需要大国之间保持和平。一些人还会说，全球化需要一个霸权国家：1914年前的英国和1945年后的美国。在主要高收入国家经济表现疲弱、不平等加剧以及全球力量平衡发生重大转变之际，全球化完全有可能再次崩溃。想想假如美中围绕南中国海发生任何冲突会带来什么影响吧，尽管那样的灾难性事件让人不寒而栗之处将远不止是它对经济领域的影响。




全球化停滞重要吗？答案是肯定的。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家庭收入不平等出现了自19世纪初以来的首次下降。从1980年到2015年，全球平均实际收入增长了120%。全球化提供的机遇非常重要。彼此封闭起来不可能有未来。

全球化的（重大）错误在于没有确保更平等地分享益处，尤其是在高收入经济体内部。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全球化未能保护那些遭受不利影响的人群、努力减轻他们所受的冲击。但我们无法让经济变化停止。此外，生产率增长和新技术对就业和薪资的影响，远远超过进口增长的影响。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怪到全球化头上。

然而，如今全球化已经停滞，驱动全球化的政策同样如此。它还可能发生逆转。全球化即便只是停滞，也会让经济进步变慢，并减少全球穷人的机遇。推动全球化前进需要不同以往的国内和外部政策。全球化的未来取决于管理的改善。这种改善可能实现吗？反正我不乐观。

译者/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