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让人难以置信,但这样的事总是会有的。
本文揭露中国周易学会会长刘大钧剽窃10余年前连劭名的研究成果就是这样的事。这起剽窃事件有四个特点:一是年长者剽窃年轻者;二是一个学科或领域的“领袖”人物剽窃一般学者;三是剽窃的东西“意义非常重大”;四是剽窃手段高明、思谋周详。剽窃者为了防止被人揭露或者万一被人揭露而作了精心的“退路”安排,可谓深思熟虑、设想周密。由于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它在当代中国甚至中国学术史上都堪称是一起极为罕见的剽窃事件。
一、“刘大钧”何许人也
刘大钧是当代中国易学界的“领袖”人物、“易学泰斗”,他有一系列显赫和权威的头衔。他是中国周易学会会长、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主任(现改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周易研究》学刊主编、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又是山东省政协委员、济南市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大学太极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
据称,刘大钧1943年生于孔孟之乡的山东省邹平县,他高中毕业后,三次报考大学不中,于是奋发攻读《周易》,17年后成为山东大学教师,30年后成为山东大学乃至中外著名的教授。因此,一篇歌颂刘大钧“辉煌业绩”的文章,在“编者按”中将刘大钧与俄国的高尔基和中国的华罗庚相提并论。
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一篇报道刘大钧的文章说,刘大钧为当代中国的易学研究建造了四个里程碑:其一,1987年筹备、主持了中国首届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其二,1988年在山东大学创立了中国第一家专职易学研究机构——周易研究中心;其三,1988年自筹经费创办了中国大陆第一份易学研究专刊《周易研究》;其四,1988年创意、筹备、拍摄了中国首部全面介绍《周易》的大型电视系列片《中华周易》。(董学清《建造易学里程碑的人》,《经济世界》1993年第12期)
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一篇报道刘大钧“奇人奇事奇绩”的文章说,刘大钧这位干出了“非凡的事业”的“非凡的人物”,为二十世纪中国易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三大贡献:其一,他把“大道之源”的易学继承下来,“结合现代思想进行研究,著书立说,送上文化思想的讲台,为在新形势下,弘宣国粹,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理论和舆论基础”,在山东大学成立了“周易研究中心”、创办了《周易研究》学刊;其二,他“第一个敲开了同根同祖远在海峡对岸台湾同仁们的大门”,于1993年筹备主办了“首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讨论会”,此后,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每两年一届在海峡两岸交互进行:其三,刘大钧“推动易学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倡导发起了中国“首届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袁崇和《弘宣国粹,把易学研究推向世界、推向未来——记著名易学家刘大钧教授的重大成就》,《中国新闻》(山东版)1997年第6期)
二、刘大钧怎样剽窃连劭名
刘大钧任主任的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于2000年9月被中国教育部正式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100个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并改名为“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在该中心编辑并“主送”教育部社政司的2001年第一期(总第一期)《易学基地成果简报》(也就是该中心成为教育部100个重点研究基地之后,首次向教育部上报的成果汇编)中,列为“2000年重大课题相关科研成果”[其余依次排列“2000年科研成果(著作)”、“2000年一般课题科研成果(论文)]之首的是刘大钧该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上的《“卦气”溯源》一文,正是这个最重大的科研成果《“卦气”溯源》剽窃了连劭名十余年前发表在《文物》杂志上的《商代的四方风名与八卦》(《文物》1988年第11期)一文。
刘大钧《“卦气”溯源》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发表后,其主要内容、观点又相继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2期)、孔子基金会编2000年《中国儒学年鉴》摘要介绍,并被继续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2001年的科研成果上报教育部社政司(参见该中心编辑《易学基地成果简报》2001年第2期)。与此同时,在有关学术会议、活动中,刘大钧《“卦气”溯源》一文及“卦气”研究成果也屡被提及。那么这项反复上报国家教育部、在学界很快产生了影响的“意义非常重大”的研究,在什么地方、又是怎样剽窃连劭名的呢?
刘大钧《“卦气”溯源》(以下简称《溯源》)全文11000字,共分四个部分:其一,“西汉‘卦气’考”,约4300字;其二,“《子夏易传》与《易传》中的‘卦气’说”,5000字;其三,“更早的后天八卦与‘卦气’说资料”,1200字;其四,“结语”,800字。第三部分“更早的后天八卦与‘卦气’说资料”即是根据商代甲骨文四方风名以及《尚书·尧典》、《山海经》中的相关资料将后天八卦和“卦气”说溯源至商代,这部分虽然只有1200字,但它却是《溯源》一文真正“意义非常重大”的关键所在,也是这项研究的价值所在。正是这第三部分,全部剽窃自连劭名《商代的四方风名与八卦》(以下简称《四方风》)。
《四方风》全文约7600字,除了其中有700来字涉及“伏羲画卦”传说、先天八卦与方位及一年四季阴阳消长之关系(实际也与“卦气”说相关)外,全部是据商代甲骨文资料、《尚书·尧典》及《山海经》资料论述商代甲骨文四方风名与《说卦传》后天八卦及季节、方位之关系。《四方风》并未明言“卦气”说,但并不等于它论述的不是“卦气”说,这从连劭名1990年发表在《考古》第9期上《长沙楚帛书与卦气说》(以下简称《楚帛书》)中有关论述及“注释”中即可看出。连劭名先生在《楚帛书》中说:“孟喜卦气说中确有一些非常古老的内容,如以坎、震、离、兑配于四季的思想可溯源于商代。甲骨刻辞中有四方神名,东方曰析,南方曰微,西方曰夷,北方曰伏,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尚书·尧典》与《山海经》。析即震,微即离,夷即兑,坎即伏。因此,以四正卦分主四季不过是孟喜沿袭先秦时代的旧说。”连先生还专门为这段话加了一个注,请读者参见他1988年发表在《文物》第11期上的《商代的四方风名与八卦》一文。
《溯源》窃取《四方风》的主干,凑成其第三部分“更早的后天八卦与‘卦气’说资料”1200字,误导读者去理解和相信这是刘大钧先生“意义非常重大”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其手段确实非常高妙,也少见。但再高明的剽窃也仅只是剽窃而已,剽窃命中注定是要现原形的。如:《四方风》除引《殷墟文字缀合》261和《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520两段甲骨资料外,还引了将近20段(条)甲骨资料以及《说文》、《汉书》、《释名》、《释文》、《广雅》、《尔雅》等20余种古代文献资料,深入考证和论述商代四方风名与后天八卦之关系及商代四方、四时、四风、四神等相关问题,而《溯源》一文仅以《殷墟文字缀合》261和《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520两段甲骨资料及《释名》、《广雅》、《尔雅》三种文献资料匆忙、简略地几笔带过(居然与盗窃心理非常吻合),还煞有介事、故意耸人听闻地说:“案《殷墟文字缀合》与《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中的这两段甲骨资料非常重要!它提示了一个前人所没有注意到的史实,即此四方之名,正与后天八卦方位中的四正卦相同!”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滑天下之大稽!(余不再述)
三、刘大钧如何设置“退路”
商代甲骨文四方风名与后天八卦图、与“卦气”说相关真正“意义非常重大”的地方在于:它们对八卦起源及中国远古文明、文化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周易》和八卦的起源、本原问题(欲论《周易》的起源和本原,必先索八卦的起源和本原),关乎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生、发展、脉络和面貌等诸多根本性重大问题。八卦起源在学界有两种主要的说法,一是认为源于商周卜筮,二是认为源于远古天文历法。以前有人认为八卦与天文历法的关系是秦汉以来古人将后者与八卦相附会所致,而后天八卦图则为宋人邵雍所画,最多可溯源至《说卦传》。不难看出,商代四方风名与后天八卦、“卦气”说有关的发现和论证,对八卦起源商周龟卜、筮占说是一个否定,而八卦起源天文历法说又增加了新的材料和线索(如果八卦源于商周时期龟卜、筮占,则意味着一开始它就是与天文历法相关的,龟卜筮占说仍然面临“障碍”)。“卦气”说的核心和根本问题在于八卦与四时、节气、历法相配,而“卦气”说可溯源至商代甲骨文的根本意义在于八卦起源问题趋向于更为明朗、明确,它对很多传统说法是一种“颠覆”。连劭名先生在《四方风》中多处谈到相关问题,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商代的四方神名与卦图中的四仲卦名相合,二者殊名同义,这是研究我国远古文明与八卦起源的重要线索”、“商代的四方风名实际上就是四象,而天地即两仪。八卦的起源很早,可上推至原始社会的末期,八卦相重而变为六十四卦的时间也不会很晚。相传夏、商均有卦书……”、“四方神名与后天卦位中的四仲卦名相合的事实,说明卦图的出现有可能追溯到商代”。《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6期胡振宇先生《一九八八年先秦史研究概况》一文关于《四方风》的介绍也作如是说:“连劭名《商代的四方风名与八卦》(《文物》第11期)指出,甲骨文中的四方神名与卦图中的四仲卦名相合,二者殊名同义,是研究古代文明与八卦起源的重要线索,说明卦图的出现可能追溯到商代。”
刘大钧不可能不懂得商代甲骨文四方风名与后天八卦图相关的根本意义在何处,但是他的《溯源》一文根本不涉及八卦起源问题,而去强调易学的“象数义理合一”、“象数含蕴着义理,义理脱胎于象数”这样一个上千年的许多象数易学家一直坚持、为一般易学爱好者所熟知的陈词滥调(其目的是为剽窃行为留退路、增加诡辩机会)。这样,《溯源》一文就不得不出现和留下一些不合常情常理的地方:1、《溯源》11000字的篇幅在前面两个无关紧要的部分(“西汉‘卦气’考”和“《子夏易传 》与《易传》中的‘卦气’说”)花费了绝大部分篇幅(计9000多字),而到了第三部分(“更早的后天八卦与‘卦气’说资料”)将“卦气”说从春秋战国时期一下上溯到商代,正该浓墨重彩,深入考证、论述的时候(如连劭名那样)作者却点到即止、轻轻带过(如果不这样做,必然与连劭名发生更多的重复内容和文字,那是自己把自己的“退路”堵死),这是轻重倒置、主次不分,反常之一。2、《溯源》题目表达的意思是追溯“卦气”的源头,第一部分追到孟喜之前,第二部分追到春秋、战国,第三部分追到商代甲骨文,接下来理当是说将“卦气”追溯到商代甲骨文的意义何在(正如连劭名《四方风》那样),但作者却宁愿走一条“岔路”、“岐途”,在第四部分“结语”中大谈《易传 》或易学的“象数义理合一”、“象数含蕴着义理,义理脱胎于象数”这种陈词滥调和易学常识问题,绝口不提将“卦气”溯源于商代甲骨文意义何在(那样做也必然与连劭名发生更多的重复),这是节外生枝、偏正错位,反常之二。3、《溯源》一文开篇说:“‘卦气’说是象数易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学说,深入探讨此一学说,可加深对易学、易学哲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精妙底蕴及慧见的理解,意义非常重大,此本文之所由作也。”其第四部分“结语”谈论春秋战国时《易传 》反映出的“象数义理合一”、“象数含蕴着义理,义理脱胎于象数”之学术理路和思想,在论文“摘要”中作者又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溯源》给人的印象是:其主旨和中心思想是论易学的象数义理合一。既然如此,文章题目应该叫做“论易学之象数义理合一”、“中国古代象数思维刍论”、“‘卦气’说与易学象数义理”之类才能文题相切,而不当名为《“卦气”溯源》,这是文不对题,反常之三。4、根据《溯源》一文开篇语、第四部分“结语”、“摘要”中作者特别强调易学“象数义理合一模式,象数含蕴着义理,义理脱胎于象数”可知,仅1200字的第三部分“更早的后天八卦与‘卦气’说资料”(即剽窃连劭名的部分)似乎是无足轻重、无关紧要的,但题目名为《“卦气”溯源》让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将“卦气”溯源至“前人从未发觉和知晓”的商代甲骨文是无足轻重、无关紧要的,这是自相矛盾,反常之四。当然,这一切都是作者故意为之,但是又迫不得已,因为既要剽窃,又要遮掩,还要预留诡辩的“退路”。叫《“卦气”溯源》是提醒别人注意他将“卦气”溯源至了商代,而其他处理都是以防万一被人发现和揭露“剽窃”之后,好有一些诡辩的余地(当然如果一直不被人发现和揭露,那就万幸,托“易道广大”、“天地造化”之福)。
刘大钧为了表示他并不知道十年前连劭名已作有《四方风》和《楚帛书》两文,便在《溯源》文中多处故作耸人听闻之举,但表演过分,精心思谋之中还是露出了马脚。谈到孟喜“改师法”一事时,刘大钧说:“孟喜‘改师法’遂成千古定条,至今两千年从来无人怀疑。”谈到魏相时,刘大钧说:“西汉有一个重要易学家魏相,因为此人未被列入《儒林传》中,故后人研究汉代易学源流时,他往往不被人注意。”谈到韩宣子见《易象》一事时,刘大钧说:“《左传》记载昭公二年晋韩宣子使鲁时,风《易象》与《鲁春秋》而叹‘周礼尽在鲁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过去人们总是不理解何以观《易象》而知‘周礼尽在鲁矣’,并难晓何以由此而知‘周公之德’、‘周之所以王’。方今才悟到当年《易象》的内容,当与今本《大象》之内容相去不远!”谈到与商代四方风名有关的甲骨文资料时,刘大钧说:“案《殷墟文字缀合》与《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中的这两段甲骨资料非常重要!它提示了一个前人所没有注意到的史实,即此四方之名,正与后天八卦方位中的四正卦相同!”孟喜“改师法”、魏相、与四方风名有关的甲骨文资料等,连劭名《四方风》与《楚帛书》皆已论及,刘大钧咋咋呼呼、一惊一诧,作上述耸人听闻之言,是表示他没有看到过连劭名那两篇文章。连劭名《四方风》还完整地列出《山海经》有关四方风名的资料,刘大钧《溯源》仅列出东、南、西三方风名,而说“因《山海经》保存的不全,仅三方风名”,也表示他不知道《四方风》一文。这些言语能够说明或证明刘大钧不知道《四方风》与《楚帛书》吗?在商代甲骨文四方风名的认识上,刘大钧是否与十二年前的连劭名“英雄所见略同”呢?非也。《山海经》四方风名见于《大荒四经》,北方风名虽不见于《大荒北经》但见于《大荒东经》,刘大钧会长既然亲自翻阅(委托别人同理)《大荒四经》查到东、南、西三方风名,怎么会见不到北方风名呢?可见这位干出了“非凡的事业”的“非凡的人物”在这里只不过是顺水推舟,巧妙地利用了一下《山海经》文献资料编排上的错位而已!关于韩宣子见《易象》而叹“周礼尽在鲁矣”的原委、《易象》略当今本《周易》之《大象》的认识,姜广辉先生1997年在《“文王演〈周易〉”新说》中有详尽、深入的论述。该文是姜先生参加刘大钧主持的“第三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提交的会议论文,并编入大钧先生主编的会议论文集《大易集述》(巴蜀书社1998年10月第1版),列第三篇。可见刘大钧先生所表示的“不知道”、“没见过”怎么能让人信服!
我们再给大钧先生一条出路,相信他在《溯源》一文中所暗示的他不知道连劭名关于“四方风”的研究是真实的,我们看他能不能退出这场剽窃案、扔出那个“意义非常重大”的烫手的山芋。连劭名关于商代甲骨文四方风名的研究文章发表在《文物》杂志上,后来引用和提及这个研究的《楚帛书》又发表在《考古》上,《中国史研究动态》也有介绍。《文物》、《考古》、《中国史研究动态》都是国家大刊,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线刊物,刘大钧既然作《“卦气”溯源》,这个研究又“意义非常重大”,怎么会不检索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现状?三种期刊内中翻阅一种即知连劭名的研究,《文物》、《考古》不翻,《中国史研究动态》也不翻吗?如此没有学术常识和规矩的博导、中外著名教授、国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主任,谁会相信?刘大钧为山东大学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开课二十年,还是北京大学的兼职教授,那么他为中国的未来将会培养和指导出怎样的大学生和研究人才?把中国的人才交给这样的博导和教授培养,谁又能够放心?刘大钧在“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还一再强调“学术研究的严肃性”、“进入一种专门之学的领域首先必须付出相当的学术艰辛”是一起码的学术常识,呼吁“力戒浮躁之风,树立严谨笃实的良好风气”(《周易研究》2001年第1期),那么这是大钧先生的肺腑之言呢,还是吹的国际大牛、唱的国际高调、说的国际假话、开的国际玩笑?大钧先生愿意作哪一种选择呢?是知道连劭名的研究有利一点还是不知道连劭名的研究有利一点?
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言语很平常,但它是真理。剽窃之事总是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大易之道”阳变阴、阴变阳,跷跷板总是这头高、那头低,天道岂能独厚于大钧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