猝然而至的危机时代实在令人纠结。别的不说，就“复苏”是否已经出现、是否仍能持续这样的问题论，几乎就难以做到习惯性的统一认识。幸好，我们能够从财政部7月13日新发布的数据管窥并评判当前经济形势和决定未来政策取向。　　首先，在[url=]预算[/url]收入层面，随着财政收入连续两月正增长，支持宏观经济整体向好、国家经济实力稳中有升的证据进一步显化的同时，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速也出现了意味深长的“分叉”——中央财政收入增速同比下降9.4%，拉动收入下降5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同比增长6.6%，拉动财政收入增长3个百分点。从结构分析，除了国有大型企业的收入下降、[url=]关税[/url]和海关代征税的收入下降、[url=]出口[/url]退税增加等外，营业税收入的增加和与个人收支有关的[url=]消费[/url]税收入上升明显，共同导致了这一结果。
　　其次，在预算支出层面，人所乐见的个人医疗保障以及与四万亿投资有关的支出有了较大增长。除了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等传统支出项目同比剧增之外，环境保护支出增长63.4%、科学[url=]技术[/url]支出增长57.1%、医疗卫生支出增长40.3%等，都是较以往更为可喜的变化。
　　对此，多数的议论纠缠于今年财政收入增长完成预算指标的难度。事实上，这或许是个并不足够重要的问题。一者，从目前来看，虽然财政收入从5月份才开始向好，使得上半年的财政收入同比数据“负增长”没能得到充分修复，但随着下半年经济基本面进一步转好，实现年度财政收入增长目标仍有可能。二者，就算财政收入增长未能完成预算指标，造成赤字短期放大，但较之国家的财政收入水平，并考虑到财政支出带来的[url=]乘数[/url]效应，尚不构成根本的麻烦。增加的赤字、增发的国债均可被视作系列经济提振政策的副产品，不值得过度忧虑。
　　我们以为，当前我国经济复苏处于关键时期，下阶段的[url=]财政政策[/url]倒确有两个问题宜尽早引起重视。
　　其一，根据收支对比，上半年财政预算中央盈余11799亿元，地方赤字6725亿元。很明显地反映出，在上半年固定[url=]资产[/url]投资中，地方支出的比重正在超过中央财政。这说明，自上而下的经济提振计划已经进入“下半场”，在由中央投资引出地方投资后，能否将接力棒顺利、平稳地交给民间投资，能否充分唤起民间资金的投资热情，成为决定我国经济能否成功触底的关键问题。
　　其二，在系列财政支出项目中，仍存在应予关注却关注仍嫌不足的地带。举例来看，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加815亿元，增长29.2%;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同比增加372亿元，增长24.1%;教育支出同比增加593亿元，增长17%。若干支出项目中，当下广受瞩目的社保与就业支出同比增长不足三分之一，常年欠账的教育支出同比增长仅六分之一……上述三者的重要性毋庸讳言，甚或强于环保、交通也未可知，但支出增长相对乏力的事实又提醒主事者，这些或许将可作为下半年乃至明年财政政策再加力的重点。
　　一言以蔽之，近一年来的政策成果实在来之不易，实在不宜轻言懈怠。
　　诚然，由于内生的制度缺陷，财政政策所具有的“自动稳定器”无法单独胜任稳定经济的角色;而缺乏约束的部门机会主义行为也可能导致它的另一个功能“相机抉择”暴露于较大的政治周期[url=]风险[/url]。而且，一些经济体采取过上述两种财政规则的简单搭配，却并没有实现[url=]预期[/url]目标，甚至在局部还引致严重的国家财政风险。
　　如今，从现实需要出发，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对我国政府责任的现实需要出发，在宽松[url=]货币[/url]政策之外，我国仍需要进一步适度放大财政政策的影响力。我们认为，当前，最要不得的，就是在行政中盘阶段提前被预期通胀、预期赤字、预期泡沫等外围议论搞得方寸大乱，反倒忘却大家苦心孤诣地应对危机最终到底想要的是什么结果。
　　从现实出发，我们也相信，财政部门是能够通过强化过程控制，例如信息披露、透明决策、公众参与等方式，在提高各级财政政策稳定绩效的同时，保证尽可能高的行政[url=]效率[/url]和实际效果。在此前提下，财政政策的税收减负仍可以继续发挥基础性的市场调节作用，同时，在“重点领域”充分发挥相机抉择的灵活性，实现保增长、扩内需的同时，完成调结构、促民生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