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经济管理不善和丧失民心
通货膨胀削弱了公众对国民党执政能力的信心。这反过来妨碍了政府解决通胀压力的努力。
在政治上同样重要的是，通货膨胀削弱了公众对国民党执政能力的信心。这反过来妨碍了政府解决通胀压力的努力。政治通缩和改革无效的情况愈加恶化，恶化的程度与工资和物价的上涨形成反比。因此，只要政府继续将增印钞票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类似工资冻结、货币改革这样的措施最多只能作为暂时减轻通货膨胀危害的应急方法，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不仅如此，这些措施常常考虑不周，没有得到严格地执行。公众则对它们怀有疑虑，反应冷淡。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改革措施成了新的“负债”——不仅没有完成政府声称要达到的目标，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加剧了它们原本想要改善的情况。记者和作家们发表了大量文章，对政府在经济领域采取的“反复试验法”表示质疑，社会各界公开表示他们对政府缺乏信心。
急剧下降
1946年，因为成本上涨而遭受最严重损失的是那些依赖国外市场和不得不与突然涌入国内市场的国外产品竞争的行业。制药、造纸、水泥、烟草这样的行业首先受到了外国产品的冲击，高度依赖海外市场的缫丝业和丝织业也遭受到沉重打击。
1946年年底，政府调整了汇率，并采取了其他措施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但考虑到通货膨胀造成的整体严峻形势，这些措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生产商面临的困难有：由实际购买力的普遍下降引起的需求减少、劳动力成本上涨、高利率、持续上升的燃料、水电以及运输成本、不断增加的贸易和生产税。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不利条件最终导致1947年年底工业产品的普遍减产以及绝大部分城市居民实际购买力的急遽下降。丝织、橡胶、水泥、烟草业是第一批被迫减产的行业。随后是内衣、化妆品、火柴、毛纺业，最后是棉纺业本身。
不幸的是，政府不得不为几乎所有这些问题和许多其他问题承担大部分责任。这是因为：首先，政府制定了以增发货币解决财政收入的基本政策。其次，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手段消除通货膨胀造成的混乱。例如，货币政策总在放宽信贷和紧缩信贷之间摇摆不定。背离市场的官方利率刺激了地下金融市场的繁荣，这些地下市场又为投机者提供了大量投机资金。政府在1946年向上海大米商人贷款，在一些官员的纵容下，这笔贷款被用作投机，导致大米价格的进一步上升。（大米贷款丑闻被上海新闻界广泛披露。比如：《新闻报》， 1946年6月12日；《时事新报》，6月14日；《大公报》，6月19日；《文汇报》，7月9日。）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政府继续实行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对普通商品以及一般的商业活动征收名目繁多的高额税费，但对那些获取暴利的投机者的个人收入则不管不问。此外，政府的外贸政策导致贸易逆差，损害了国内生产者的利益。1946年11月的改革只是部分改善了这一状况。（想要查看这些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完整讨论，见张嘉璈《通货膨胀恶性循环》和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有的政策相对成功，比如1946年3月8日和1947年2月17日期间的政府出售黄金计划以及在一些城市分发必需商品。1947年7月，配给必需商品开始于上海，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后来，政府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和广州配给大米和面粉。但是这些项目涵盖的范围有限，对全局几乎没有影响。关于税制的缺陷，见周书，第64—67页。）
.............受字数限制，全文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7f74b50102xie9.html
（www.earm.cn/田成杰2016-12-14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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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美]胡素珊（Suzanne Pepper）/著，启蒙编译所/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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