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文明

　　 中国有关世界的思维方式是与众不同的吗？或者更确切地说，有没有一种独特的中国式思维方式？从很多角度看，答案是否定的。专题片从大国崛起的历史中得出的经验教训与西方人的观点如出一辙。事实上，片中采访的许多人都是西方学者。专题片反映的观点与近年来指引德国和日本行动的思想也是一致的。中国与世界交往时采取一种务实的态度，这体现了它所处的环境、本国的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认知。尽管对世界的影响已经非常巨大，但中国坦言它仍然是一个有着大量绝对贫困人口的国家。正因如此，中国的外部关切大都集中在发展问题上。

　　 然而，中国对世界的思维方式中包含着更广意义上的文化因素。人们很容易夸大文化的作用，用它来粉饰受利益驱使的政策。然而，中国人与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的世界观确实有一些重大区别，对这些区别进行深入考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些区别源于各自对“上帝”的认识。佩尤研究中心2007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当被问及人是否必须认为上帝是道德的化身时，回答“是”的美国人稳居多数（57%）。但在日本和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做了否定回答，中国的这一数字更是高达72%！这一调查结果是非常反常的，它严重地偏离了西方人的常识，就连在亚洲地区也不例外。但这并不表明两个国家是不道德的（事实上，有确切证据表明情况恰恰相反），而在于这两个国家的人都不信仰上帝。
　　 这一情况可能会令西方人感到震惊，但对于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来说，它只不过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已。东亚人不相信世上有一个造物主的说法，更不相信是他确立了一套人们必须遵守的抽象道德法则。这种说法是亚伯拉罕式或闪米特人的上帝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都以这种观点为基础，但对中国文明来说这却是荒诞而离谱的。人们有时把中国的宗教称为“儒教”。然而，著名儒学专家李约瑟指出，如果把宗教“界定为关于‘超凡的造物主—神灵’的神学”，那么儒家学说根本就不是宗教。孔子是一位教师，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先知或圣人。孔子的著述，或者说留传下来的著作片段，很明显都不带有宗教色彩。孔子直言不讳地警告人们不要相信神灵，并确立了一些学习知识、修身养性、保持社会稳定和造就井然有序文明的规则。孔子的著述与西方启蒙思想家作品的共同点，远远多于同宗教典籍的相似之处。
　　 事实上，启蒙运动时期，孔子在西方非常火暴。李约瑟写道，法国大革命的所有先驱，如伏尔泰、卢梭、达朗伯尔和狄德罗等，都如饥似渴地研读孔子的经典著作。在1600-1649年间，欧洲每10年就要出现30-50部题名包含中国的著作，1700-1709年间则共出版了599部有关中国的著作。中国热的出现恰逢30年战争（1618-1648）刚刚结束之际，在这场战争中，正是宗教造成了惨无人道的流血和伤亡。因此，在这之后一段时间内欧洲的许多自由主义者都把儒家学说奉为经典，并把它视为与“神圣法”相对立的“自然法”的基础。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Philosophical Dictionary）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的著述中）没有迷信，没有荒诞的传说，也没有凌辱理智和自然界的教条。”后来，伊曼纽尔·康德更是把孔子称为“中国的苏格拉底”。既信仰宗教又坚持世俗主义的哲学家莱布尼茨进一步声称：“我们需要来自中国的传教士，他们将向我们传授自然宗教的用途和方法……”
　　 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之所以热烈欢迎儒家学说，是因为他们把理智而非神灵视为人类事务的指导原则。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命题：欧洲在科学和技术进步方面也许遥遥领先，但中国有着“更加先进的伦理道德”、“更具优越性的公民组织”（以美德而非监护为基础）和“更加实用的哲学”，这一切“成功地造就了和平安宁的社会局面和组织良好的社会等级制”。1759年，伏尔泰出版了《风俗论》（Essai sur les moeurs）一书，使欧洲启蒙运动中向往中国的情结达到“高潮”。根据德国学者福克斯的说法，伏尔泰在该书中“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政治乌托邦和开明专制的理想状态，并以中国作为镜子敦促欧洲的君主们进行自我反省”。1760年，最开明的欧洲君主腓德烈大帝撰写了《中国皇帝的使臣菲希胡发自欧洲的报道》（Report de Phihihu，emossai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en Europe）一书，这是一本虚构的“中国驻欧洲大使”向中国皇帝写的书信集。腓德烈大帝撰写此书的目的，是把天主教会的固执与中国人的理性进行对比。

　　 西方人经常发现，要理解宗教在中国和西方的地位有何区别是很困难的。让我们根据耶鲁大学的伟大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记述，看一看葡萄牙传教士利玛窦在远东的经历。①16世纪80年代，利玛窦刚到中国之时，为了凸显自己是一个高贵之人，他把头发和胡须剃光，穿了一身佛教的长袍。短短几年之后，利玛窦就发现这样做是多么地愚蠢，因为中国人并不高看和尚与圣人。于是，他开始坐着轿子到处游玩，或者雇用仆人把他背在肩上，“就像高贵的中国人所做的那样”。利玛窦后来于1592年在给耶稣会会长艾哥华的信中写道：“在中国，人们一听到外国人和牧师的名字就觉得面目可憎，我们需要通过这样那样的方法向他们表明，我们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种面目可憎的牧师。”到1595年，利玛窦丢掉了和尚们穿的袈裟（这种服饰妨碍了他的传教工作），转而穿上了儒家读书人的服装。利玛窦一开始耻笑儒家弟子不相信上帝、天堂和灵魂不灭。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儒家学派是“真正的文学殿堂”。但他最后终于发现，虽然儒家学说对上帝和来世持“一种最严格的中立立场”，但也有着强烈的伦理观、道德观和正义感。与其他启蒙运动时期的人物一样，利玛窦最后认为西方应当从儒家学说中汲取营养。
　　 上帝与外交政策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从历史上看，凡是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影响的国家，都有一种向外输出思想和改造他人信仰的冲动。英国、美国、法国、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等国千差万别，但它们的外交政策中都渗透着一种明显的传教士精神。至于英国和美国，也许是由于国力异常强大，它们外交政策中根深蒂固的清教徒意识才得以在全球事务中打上了鲜明的印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外交政策也许永远都不会有这种使命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保持中国特色，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就实现了其历史性的目标。中国不需要向任何人输出任何东西，进而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因此，当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显得有些冷漠的时候，绝不仅仅是因为它对其他国家漠不关心，或者在利益的驱使下奉行赤裸裸的现实政治主张，而是中国人对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依据的不是抽象的正确与错误之分，而是按照一种作为指导哲学的实用主义思想行事的。
　　 西方商人经常抱怨说，中国同行似乎不太尊重规则、法律和契约，他们的伦理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事而异的；如果中国商人或官员认为法律是“一头笨驴”（借用一位英国人的说法），他们就会对其置之不理、予以变通或者干脆要求你另起炉灶。可以说，在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中，对某种抽象观念敬若神明是不可思议的。对他们来说，社会关系和信任远比书面载明的义务重要。微软公司曾经长期无法促使中国政府贯彻它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直到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与中国政府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关系，并明确表示愿意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提供帮助时才达到目的。一旦微软公司让中国政府确信其动机是好的，那些法律就开始得到贯彻执行了。很少有中国人真正内化了这样的观念：抽象的规则、法律和契约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重要，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和法律发展道路之曲折和复杂，可能要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文化传统也影响着中国人对待谈判的态度。波士顿大学的罗伯特·韦勒（Robert Weller）指出：“中国人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是建立在‘气功’观念基础上的。‘气’是‘风水’的构成要素，也是人体内的基本成分，通过针灸或中药进行调理。这实际上是一种更广意义上的世界观的一部分：它把世界的结构视为一系列相互作用的力，这些力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不是通过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发挥作用。”“这种思维方式也会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韦勒说道。这种思想有时过了头，甚至显得有点愚蠢。然而，当你与中国人谈论他们的思维方式时很快就会发现，像“气”这样的概念居于他们思想意识的核心地位，就像道德“造物主”和自由意志在西方人心目中的位置一样。众所周知，外交政策受许许多多普世性力量的驱动，但基本的世界观无疑决定着人们认知、行为和反应的方式，特别是在发生危机的时候。
　　 但是，文化并非存在于真空中。中国的过去及其内在独特性都是由它的现代史塑造的，即西方的冲击、共产主义对传统的塑造以及随之而来的信仰危机，但最重要的也许是其近年来使传统与现代性相调和的努力。当你与中国经济学家们交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并不主张以儒家学说推动经济增长或遏制通货膨胀。中国中央银行的调控手段非常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西方式的。当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时候，中国政府不为所动，这一事实更多地体现了民族主义而非文化的影响。（请问：美国什么时候在外国的压力下改变过经济政策？）在许多领域里，中国人都实行西方式的民族主义。中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分析家也以“基督教儒家弟子”自居，意思是说他们并非福音主义的皈依者，而是具有西方思想观念的中国人，致力于使中国的政策体现更广大的目标和价值观。中国与其他所有非西方国家一样，为了在21世纪兴旺发达起来，将会酿造它自己的“文化鸡尾酒”，其中既有东方成分，又有西方风味。

龙和鹰：对抗，竞争还是合作？

　　 与中美关系相比，中国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关系都相形见绌。或者换句话说，只要不引起美国的介入，中国面临的任何潜在问题都将无关紧要。如果美国不介入，一场关于台湾问题的战争也可能是激烈的，但只有在演化成中美直接对抗的情况下，这种战争才会具有影响深远的全球性后果。反过来，来自中国的挑战对于美国的影响也远远超过对其他任何国家的影响。从历史上看，当世界上的头号强国面临崛起国的挑战时，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非常紧张的。虽然任何一方都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但中美两国都对这一前景忧心忡忡，并且都在为可能出现的麻烦制定预案。30年来，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都是为了争取与美国合作。中国这样做有着多种实用主义的原因。首先是反对前苏联的战略，其次是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愿望，然后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最后是为了办好北京奥运会。然而，中国年青一代的精英们越来越认为，从多个方面看，他们的国家需要自我定位为华盛顿的竞争者。而在华盛顿，也向来有一部分人把中国视为对美国国家利益和理想的下一个全面威胁。当然，他们这样说并非意味着战争或冲突迫在眉睫，只不过是指出两国关系有陷入紧张状态的可能性罢了。中国和美国对此如何应对，将决定它们未来的关系和世界的和平。
　　 目前看来，全球一体化的力量取得了胜利，无论对北京还是华盛顿来说都是如此。中美两国在经济上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需要向美国的市场销售货物，美国则需要中国出资购买其国债—这正是核时代相互确保摧毁关系在全球化时代的翻版。此外，中美两国的核武器还发挥着威慑作用，这也增加了中美关系中的稳定力量。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上，这一事实推动美国和中国形成了一种联盟关系，这种关系从纯粹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是不可想象的。正因如此，在中国台湾问题上，小布什政府对中国表现了相当的合作姿态。就对于处理美中关系的立场而言，小布什可能是最具意识形态敌意的总统，如小布什总统在他的整个任期内，不遗余力地赞美民主，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利用美国的实力实现他的目标。但尽管如此，他在中国台湾问题上一再与中国政府站在一起，警告中国台湾不要企图走上分裂的道路，这是迄今为止美国总统就中国台湾问题发表的最强硬的言论。虽然小布什总统在自由问题上指手画脚，并且还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会见了达赖喇嘛，但中国对小布什政府基本上是满意的，原因正在于此。在中国所关切的问题上，小布什总统基本上一直是中国的盟友。
　　 中国和美国努力进行合作是明智的。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尚未见识过大国之间的冲突。大国冲突一旦重现，目前令我们如坐针毡的一切麻烦—如恐怖主义、伊朗和朝鲜问题—都将相形见绌。因为大国冲突就意味着军备竞赛、边界争端、盟国与仆从国之间的对抗和地区冲突，可能还有其他无穷无尽的麻烦；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的经济和政治现代化运动即使不然而止，也将会大大地放慢脚步。即使上述可怕前景没有变成现实，中国的崛起也有可能使现有的权力关系复杂化。例如，如果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的崛起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那么西方联盟将会遭到致命的打击，他们围绕伊拉克的紧张关系也将成为不值一提的争吵。一场严重的中美冲突将从根本上改变新时代的主题，并使世界偏离贸易、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轨道。

　　 美国总有一部分人—主要是新保守主义者和五角大楼官员—惊呼来自中国的威胁，并且一贯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但中美关系的事实与他们的观点并不相符。毫无疑问，中国在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国防预算不断增长。但与美国的军费开支相比，中国的国防预算仍然少得可怜，至多相当于五角大楼年度开支的10%。美国有12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其中每一艘都可以起降85驾喷气式战斗机，而中国海军的发动机技术仍然处于早期阶段。根据五角大楼的估计，中国只有20枚可以打到美国海岸的核导弹，但这些“小而笨”的武器可能“根本经不起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拥有大约9 000枚保存完好的核弹头，还有大约5 000枚战略导弹。
　　 中国深知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是多么悬殊。因此，中国虽然在努力地缩小军事差距，但来自中国的挑战绝不可能是另一个前苏联。未来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中国将是一个“非对称超级大国”。中国一直并在继续努力寻求和发展削弱美国军事优势的手段，诸如空间技术和互联网方面的技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用经济实力和政治技巧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不必动用军事力量。正如中国内地无意攻打中国台湾，而是更可能对“台独”运动持续进行釜底抽薪，逐步累积优势并最终制服对手。
　　 在一篇题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文章里，乔舒亚·库珀·拉莫大量引述中国高级官员和著名学者接受采访时的言论，清晰地描绘了一幅有关中国新外交政策的画卷。“中国没有去构筑美国式的权力，不像美国那样动辄诉诸武力，对他国的世界观说三道四，”拉莫写道，“呼之欲出的中国式权力是以其独特模式的榜样、经济制度的实力和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主权为基础。”拉莫刻画了这样一个中国精英群体：他们深知自己国家的实力蒸蒸日上，还向来采取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模式，这将使中国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伙伴，特别是在美国被视为傲慢的霸权国的世界上。“中国的目标不是制造冲突，而是避免冲突，”他写道，“战略上的真正成功是巧妙地处理问题，从而使结果自然而然地符合中国的利益。而这一思想来自中国的古代军事思想家孙子，孙子认为：军未动，胜负定矣。”
　　 美国深谙对付传统的军事—政治崛起之道。前苏联和纳粹德国崛起的本质正在于此。美国有一整套思想观念和手段，如军备、援助和联盟体系，使它足以对付这种崛起。如果中国到处侵略扩张，既让邻国怒不可遏又令世界恐惧不安，那么美国就可以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而且采取措施时还有一个天然的平衡机制可以利用，那就是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越南（也许还有其他国家）会联手抗衡中国权力。但是，如果中国继续执行现有的非对称战略，美国该怎么办？如果中国继续慢慢地拓展对外经济联系，恪守低调而温和的行事风格，只寻求扩大在世界上的分量、增强友谊与影响力，美国该怎么办？如果中国一点点地消磨美国的耐心和意志，逐步在亚洲使美国边缘化，美国该怎么办？如果中国悄然取代了耀武扬威、自命不凡的美国，美国又该怎么办？如果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爆发一场新冷战，但对手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而且不实行僵化的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将实力耗费在没有意义的军事干涉上，美国又该如何应对呢？对美国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挑战，不仅从来没有遇到过，而且还没有做好准备。

让中国沉睡吧，因为它一旦醒来，世界将为之震颤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pinggu.org/bbs/viewth ... &from^^uid=84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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