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度量

概念的数量属性对于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尤其重要。如果没有对概念的数量属性的考察，抽象思维方法还能做粗略的定性研究，而没有对概念的数量属性的考察，就完全没有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了，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全部内容就是研究那几个并列概念的数量属性共同变化时的规律。

概念的数量属性包括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和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六章，朱奇 朱一鸣 张英 著，中国长安出版社）。

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是指对某一个具体外延的某一种或某一些特性及其变化的定量考察。

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是指以时间为参照系对概念的内涵因各个具体外延的变化而变化的程度的定量考察，具体指标是外延总体的数量属性。

科学具象思维非常关注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这是用概念这种静态手段考察动态现实时所产生误差的主要弥补方式。因为描述概念内涵数量属性的语言或数字使我们有可能表现概念的相对变化。

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包括单个外延的数量属性和外延总体的数量属性。单个外延和外延总体都可以有多种数量属性。一个概念的外延总体的某种数量属性等于这个概念的全部单个外延的同一种数量属性的加总数、平均数、众数、中位数、数学分布。例如，考试成绩最好是高三（1）班50名学生的共同特征，“考试成绩最好的班”就可以作为高三（1）班这个概念的内涵，高三（1）班的全体学生就是外延总体，班里的一个学生就是单个外延，每个学生的考试成绩就是单个外延的一种数量属性的度量结果。全部50名学生的考试成绩的加总数为4500分，可以作为这个外延总体的考试成绩这个数量属性的一种度量结果；全部50名学生的考试成绩的平均分为90分，也可以作为这个外延总体的考试成绩这个数量属性的一种度量结果；全部50名学生的考试成绩的众数分值为86分，也可以作为这个外延总体的考试成绩这个数量属性的一种度量结果；全部50名学生的考试成绩的中位数分值为89分，也可以作为这个外延总体的考试成绩这个数量属性的一种度量结果；全部50名学生的考试成绩呈正态分布，也可以作为这个外延总体的考试成绩这个数量属性的一种度量结果。到底采用加总数、平均数、众数、中位数、数学分布中的哪一种或哪几种来度量外延总体的某一种数量属性，因具体实际问题和度量条件的不同而不同，但一般而言，采用的越全面越好。

从操作角度看，科学具象思维假设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可以用这个概念的外延总体的数量属性来代表，度量了一个概念的外延总体的数量属性就等于度量了这个概念的内涵的数量属性。由于概念内涵的变化是由概念的一个个外延的变化引起的，一个个外延的变化首先就直接引起这一个个外延的数量属性的加总数、平均数、众数、中位数、数学分布的变化，即引起外延总体的数量属性的变化，而外延总体的数量属性的变化就被认为是内涵的微小的变化。当我们通过对外延总体的数量属性的加总、平均、众数、中位数、数学分布来连续考察外延总体的变化时，没有必要再另外假设一个难以操作的内涵数量属性的度量方式。

例如，“考试成绩最好的班”是高三（1）班这个概念的内涵，是我们用语言来定性描述的高三（1）班的基本特征。如果我们不满足于仅仅定性地考察高三（1）班，还要接着考察在不同时期高三（1）班成绩好的程度，即还要接着考察高三（1）班的内涵的数量属性，具体该怎么考察呢？我们可以记录下来期中考试时的高三（1）班全体外延的考试成绩的加总、平均、众数、中位数、数学分布；我们又记录下来期末考试时的高三（1）班全体外延的考试成绩的加总、平均、众数、中位数、数学分布，这两组数据的不同就能代表高三（1）班这个概念的内涵的数量属性的变化，也就是表明了“考试成绩最好的班”这个内涵在期中和期末两个时间点的好的程度所发生的变化，尽管“考试成绩最好的班”这个用语言表达的内涵的“本质”未变。

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对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的研究，相对于社会科学领域的抽象思维方法对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的研究，有两个方面的重大突破。

一是对涉及人类行为动机的概念的内涵的数量属性应该由谁度量的问题。

抽象思维方法的回答很简单：是研究主体来度量，是研究主体通过观察来度量。

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回答则复杂一些：对历史状况（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存量）是由研究主体依靠记录和统计来度量；对现状和现状变化的预期（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增量）主要由研究客体自主表达，由研究主体统计计算（参阅本讲第八单元）。

因为没有正确理解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的关系，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抽象思维方法看来，人类客体仅仅是研究者的完全被动的考察对象，是被观察的东西，与自然科学家观察的自然界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顶多被认为是复杂程度更高的观察对象。但是，现实的人类毕竟是不同于一般物体的极具能动性和社会群体性的特殊对象，由于客体行为的瞬息万变，甚至由于客体制造出来的假象，通过观察得出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的数量属性极不准确。另外，人类客体的能动性和社会群体性也导致传统抽象方法很难归纳出同一的计量单位，因而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广泛运用传统数学工具来确定精确的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由于以上种种困难，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规范的意义上都回避对概念的数量属性的界定，他们形成社会领域的概念还停留在概念符号、概念内涵、概念外延这三个方面。

二是如何将现代大规模统计计算条件运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

可能是长期形成的传统使然，即使对那些客体能动性不大，从而靠主体观察方法误差也不是很大的社会领域，抽象思维方法还是经常放弃对同一个概念的一个个外延的数量属性的度量，更经常放弃求出同一个概念的一个个外延某种数量属性的加总数、平均数、众数、中位数、数学分布，当然也就放弃了用一个个外延某种数量属性的加总数、平均数、众数、中位数、数学分布来代表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的尝试，即放弃了用概念外延总体的数量属性来代表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的尝试。

在科学具象思维条件下，对涉及人类行为动机的各种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的考察是分两步进行的。

首先，抛弃了研究主、客体的绝对区分，让人类研究客体自主地表达各自的真实偏好以及偏好的程度，让研究主体记录下客体自主表达的偏好，这就更容易得出人类行为相关概念的一个个外延的数量属性；

然后，对这个概念的一个个外延的同一种数量属性求加总数、平均数、众数、中位数、数学分布（它们本身就具有相同的数量单位，现代统计和信息处理能力为这种频繁的计算提供了条件）。并且假设一个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就是这个概念的全部外延的某种数量属性的加总数、平均数、众数、中位数、数学分布。

五、概念之间的数量属性关系的度量

抽象思维方法确定概念之间的数量属性关系局限于两种方式：一般与特殊的数量属性关系和整体与部分的数量属性关系，它们分别是对演绎关系和综合关系的定量描述（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五章、第六章，朱奇朱一鸣 张英 著，中国长安出版社）。

这意味着，对抽象思维方法而言，无法确定演绎关系或综合关系的概念之间就无法进行数量属性关系的研究。我们当然知道，在现实社会的确存在大量难以理出演绎关系或综合关系的事物，抽象思维方法就只能回避对这些事物之间的数量属性关系的考察了。

例如，我们上面提到的高三（1）班有50名学生，每一个同学都有各自的特点，如高矮、胖瘦、健康状况、热心程度的不同等。全部同学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考试成绩好。我们把高三（1）班的每位同学算作一个特殊概念，每个同学的名字是概念符号，那么高三（1）班的考试成绩就可以看作一个位于50个特殊概念上层的一般概念，这个一般概念的内涵就是考试成绩好。这样我们就在50名同学和班集体的考试成绩这两个实际现象之间建立了概念间的演绎关系。

如果把每位同学的成绩算作一个部分概念，那么高三（1）班的考试成绩就可以看作一个整体概念，这样我们就在50名同学的考试成绩和班集体的考试成绩这两个实际现象之间建立了概念间的综合关系。

分别建立了概念间的演绎关系和综合关系以后，就可以接着考察一般与特殊的数量属性关系和整体与部分的数量属性关系了。

依照同样的道理，如果身体不健康是高三（1）班全部同学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我们就在50名同学和班集体的健康程度这两个实际现象之间建立了第二种概念间的演绎关系，在50名同学的健康程度和班集体的健康程度这两个实际现象之间建立第二种概念间的综合关系，并且可以接着考察第二种一般与特殊的数量属性关系和整体与部分的数量属性关系。

如果热爱公益事业程度中等是高三（1）班全部同学的第三个共同特点，我们就可以在50名同学和班集体的热爱公益事业程度这两个实际现象之间建立第三种概念间的演绎关系，在50名同学的热爱公益事业程度和班集体的热爱公益事业程度这两个实际现象之间建立第三种概念间的综合关系，并且可以接着考察第三种一般与特殊的数量属性关系和整体与部分的数量属性关系。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想进一步凭借抽象思维方法研究高三（1）班考试成绩好、高三（1）班身体不健康、高三（1）班热爱公益事业程度中等这三个实际现象之间的数量属性关系就非常困难了。因为我们很难在逻辑树中再找到这三个现象的上层概念了，我们很难归纳出高三（1）班学生考试成绩好、高三（1）班学生身体不健康、高三（1）班学生热爱公益事业程度中等这三个实际现象的共同特征，我们很难建立起高三（1）班考试成绩好、高三（1）班身体不健康、高三（1）班热爱公益事业程度中等这三个概念的演绎关系和综合关系。在抽象思维方法的范畴内，考察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就是对考察概念间的演绎关系和综合关系的补充，连演绎关系和综合关系都无法建立的几个概念，考察它们之间的数量属性关系就无从谈起了。

而科学具象思维方法通过引入数量关系格局的概念，则可以接着考察这三个实际现象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变化的特征和规律（关于这一案例如何运用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继续求解，将在本讲七单元“数量关系格局”部分再详细描述）。

另外，有些事物之间虽然能用抽象思维方法建立演绎关系或综合关系，但为建立这种关系所必须做出的假设前提以及为定量考察这种关系所必须做出的更多的假设前提，已经使得出的概念间的定性和定量的关系远远偏离了事物之间的实际联系。例如，对于已经确定了演绎关系的一些概念，它们之间的数量属性关系只能一对一对地进行研究，并且在研究某一对概念的数量属性关系时，必须假设其它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变化对这一对概念的数量属性关系没有影响。而现实中的情况是，这些概念所代表的事物是相互影响和同时变化的，你假设其它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变化对某一对概念的数量属性关系没有影响所研究出的这一对概念的数量属性关系，与这一对概念实际应该有的数量属性关系相差甚远。

再例如，对于已经确定了综合关系的一些概念，除了仍然要有其它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变化对这一对概念的数量属性关系没有影响的假设以外，还要假设综合就是简单相加或简单相加基础上的更高级的传统数学的建模。在确定概念的数量属性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时，人们误以为假设综合就是简单相加或简单相加基础上的更高级的传统数学的建模是唯一的选择，不了解数量关系格局是更广泛意义的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当人们因此而在确定概念的数量属性的相互关系遇到障碍时，反过来也感觉度量概念的数量属性实际作用不大。

这些障碍现在已经不能阻挡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度量概念的数量属性和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

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不用再分别一对一对地研究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当然也就不用再假设其它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变化对这一对概念的数量属性关系没有影响；

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不用传统的数学建模仍能确定数量属性关系，它不需要归纳出不同概念的同一的、一样的数量单位。

现代统计和计算水平已经使大规模地计算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成为可能，也使高频率地计算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的变化成为可能，也使将单个外延的数量属性加总为外延总体的数量属性成为可能；关于人类客体自我表达行为动机的假设也使许多情况下度量的不可能变为可能。这样，重视对概念的数量属性以及概念间数量属性关系的界定也就成为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下的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

六、概念之间的数量关系格局

科学具象思维仍通过确定概念间的关系来描述现实的事物间的联系。它不完全排斥建立概念间的准确的演绎关系和综合关系，这是它在很多情况下进一步研究概念间的数量关系的基础。但是，它没有了传统抽象思维的那种不停地归纳和不停地综合的倾向，它知道演绎关系和综合关系只是代表事物现实联系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数量属性关系。在演绎关系和综合关系的顶端是若干个不能或无必要再归纳、综合的并列概念，这几个并列的概念在逻辑树中不再有上层概念，它们之间也就不再是演绎关系或综合关系。此时，抽象思维方法不再有能力研究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和共同变化的规律性。进一步描述这几个并列概念间的关系要依靠新的综合方法，这种方法通过描述它们的数量关系格局及其变化来揭示其相互之间的联系性。

传统抽象思维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在综合时总摆脱不了各个概念具有相同数量单位的假定。当仅仅定性考察时，综合虽然不做数量的直接的简单相加，但还是暗含着那个数量单位同一的假定。那么既要探究概念间的数量关系又要放弃概念间具有相同度量单位的假设的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在于科学具象思维所建立的数量关系格局这一重要概念。

数量关系格局的定义：用抽象思维方法形成了若干个并列概念，在时间序列的同一个时点上，这些并列概念有各自的数量属性状况，它们是相互对应的关系。这些并列概念各自的数量属性在同一时点所呈现的相互对应的关系就是这些概念在这一时点的数量关系格局。随着时点的变化，一些概念的数量程度的变化往往伴随着另一些概念的大小程度不等的变化，数量关系格局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概念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就体现在它们的数量关系格局及其变化上，按照时间序列探究数量关系格局变化的轨迹和规律性是科学具象思维方法预测事物变化的基础。

（图2-7-1）

（图2-7-1）中，纵轴的高、中、低并不是对每个概念的数量属性的统一度量，每个概念完全有自己的衡量高、中、低的标准。概念之间的数量关系格局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概念1，对应着某种程度的概念2，同时对应着某种程度的概念3…某种程度的概念n。由于事物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其中一个概念的量的变化，可能会引起其它概念的量的不同程度地变化，于是概念之间会呈现另一种数量关系格局，许多个这样的数量格局就显现出概念之间关系的某种复杂的规律性。

在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看来，不能认为没有传统数学模型，就没有概念之间数量属性关系的规律；不能认为没有相同的度量单位，就没有概念之间的数量关系。这时的数量属性关系就是概念之间数量程度的对应关系。现实的事物之间原本就是这种共同的、广泛的对应关系，其中一些事物的变化会引起其它事物不同程度的变化，从而形成新的对应关系。只有当我们片断地、隔裂地看待这些对应关系时，才有了所谓的因果关系。只有当这些对应关系在特定的假设前提下被简化、被特殊化时，才有了某种数学模型来代表的概念间的数量对应关系。在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看来，当现实要求我们研究多个变量共变的规律时，那些片段的因果关系，那些特殊化的数学模型不但是无用的，而且会把人们的思维引向偏离现实的老路。

对于研究人类社会行为的社会科学而言，概念之间可以不再为了寻找“本质”以及相同的度量单位而不停地归纳共同性，每个概念可以有相同的数量单位，也可以有不同的数量单位。

我们仍以刚刚在本讲第六单元提到过的高三（1）班的案例来具体说明在无法进一步归纳出共同性的概念之间如何寻找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规律性。

我们很难归纳出高三（1）班考试成绩好、高三（1）班身体不健康、高三（1）班热爱公益事业程度中等这三个实际现象的共同特征，我们很难建立起高三（1）班考试成绩好、高三（1）班身体不健康、高三（1）班热爱公益事业程度中等这三个概念的演绎关系和综合关系。在抽象思维方法的范畴内，考察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就是对考察概念间的演绎关系和综合关系的补充，连演绎关系和综合关系都无法建立的几个概念，考察它们之间的数量属性关系就更无从谈起了。

而科学具象思维方法通过引入数量关系格局的概念则可以接着考察这三个实际现象的相互影响的变化特征和变化规律。例如，我们可以选2005年9月1日为第一个时点，以后每隔90天为下一个时点，共选8个时点。每到一个时点我们就分别记录下来高三（1）班考试成绩、高三（1）班身体健康程度、高三（1）班热爱公益事业程度的度量结果，我们不再试图在这三个结果之间进行比较大小或建立数学关系，仅仅把每个时点的三个度量结果罗列出来，我们把罗列出来的某个时点的三个度量结果称作该时点下的这三个概念的数量关系格局。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在格局与格局之间进行比对，直接寻找格局按照时间序列变化的规律性。发现数量关系格局变化规律性的许多具体技巧可以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十一章（朱奇朱一鸣 张英 著，中国长安出版社）。

由于我们不再试图在同一个时点的这三个结果之间进行比较大小或建立数学关系，我们就没有了要求这三个概念具有相同数量单位的假设；由于我们把变化看作是格局的变化，是全部概念相互影响的直接结果，我们就没有了先把变化看作是一个概念对一个概念分别影响的局部变化然后再做传统综合的假设。因此，抽象思维方法的用概念间的演绎或综合关系代表事物间的实际联系所引起的偏差，在我们用概念间的数量关系格局代表事物间的实际联系时就不存在了。

这种数量关系格局的思想虽然蕴含着思维方法的重大革命，但在以前却没有现实应用的意义，因为人们掌握的思维工具无法描述这种事物间的复杂的数量关系格局的对应关系，也无法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以指导实践。现在则不同了，大规模计算的技术和统计的技术使人们可以越来越精细地描述这种数量关系格局及其变化，并得出多个概念的数量程度共同变化时的规律性认识。

面对众多变量共变、速变、巨变的现实问题，我们必须尝试不用片段规律、不要传统综合过程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

这个方法的基本思路是：不再分别探讨假设其它因素不变的前提下某一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片段规律，也不再进行传统综合过程，而是按照时间序列同时比对全部变量的全部记录数据。以求发现全部变量在一些时点的量值的对应关系有无规律性：包括同一时点各个变量变化方向的对应关系，争取按照时间序列找出重复性规律；也包括各个变量相互的弹性系数，争取按照时间序列找出重复性规律。发现数量关系格局变化规律性的许多具体技巧可以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十一章。

七、科学具象思维与人类行为动机

（一）人类行为动机的度量与表达

如果一定要指出社会科学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与社会科学的抽象思维方法相比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那就是前者一刻也离不开对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度量。甚至可以说，对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度量进化到什么程度，社会科学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就进化到什么程度。因为在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看来，一个时点的现象不同于另一个时点的现象，就表现在两个时点的数量关系格局不同。这种数量关系格局的不同可能是由于描述两个时点现象的概念组的不同所导致的，但在更多情形下，这种数量关系格局的不同是由于同一个概念组中的各个概念在两个时点的数量属性不同所导致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按照时间序列表现出来的数量关系格局的变化规律。由于一个时点的数量关系格局不同于另一个时点的数量关系格局，通常就表现在组成格局的若干个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差异，因此，没有对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度量，何以知晓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差异？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从20世纪末至今，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的概念在逐渐被量化，尽管量化的过程绝不容易，尽管有些被量化得非常粗略。但是，这种“粗略”比起以前的“从不量化”已经是一个大大的跨越。

可以说人们在社会领域也越来越如同在自然领域一样，了解概念时不仅想了解概念的符号、内涵、外延，还要了解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和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因此，作为为大众在人类社会领域的概念性思维提供工具性服务的现代社会科学工作者，如何规范、准确地度量概念的数量属性就成为一项迫切任务。社会科学的各个专门学科也都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迅速发展。

社会科学本身观察和研究的现象非常广泛，甚至可以说一切涉及到人类活动的现象都不能完全排除社会科学对其变化规律性所做的探索。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现象虽然庞杂，但是也大体可概括为三大类：人类行为动机类现象、人类行为过程类现象、人类行为结果类现象。

到目前为止，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在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的进化也是不平衡的，有些概念的数量属性相对容易度量，例如一国的财富，总能从实物或价值角度度量它的多寡。再如技术水平，哪怕是用“20世纪90年代的技术”、“21世纪的技术”这样粗略的标准，人们还是能区分一个共同体的技术水平数量程度的高低。

有些抽象程度较高的概念的数量属性则很难度量。尤其是对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而言，其数量属性需要被假设为其制度化的程度，这不是很精确，但也能表现概念所代表的事物在不同时点的状况。例如，资本主义概念的数量属性就被假设为资本主义内涵在不同时点被制度化的程度，人们也只能间接地从资本主义概念在共同体中制度化的程度来大体衡量资本主义概念的数量属性，比如人们总能根据价值关系和经济自由在共同体中所渗透的范围等指标来判断出哪些国家或地区资本主义制度化的程度高一些，哪些程度低一些。

一般而言，在人类行为动机、人类行为过程、人类行为结果这三类现象中，对人类行为动机类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度量的进展最为缓慢。原因在于人类行为动机完全是人的内在的心理活动，我们可以直接观察人的行为过程和行为结果，但无法直接观察人的行为动机。它就如同一个暗箱，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只能通过暗箱之外的行为过程类现象和行为结果类现象来推测暗箱里的行为动机。由于人类行为的高度复杂性，人们依靠这种研究猴子内心世界的方法在人类行为动机领域所取得的成果非常有限，观察者始终难以确定暗箱里的人类行为动机与暗箱外的人类行为过程、人类行为结果的某种可靠的对应关系。于是，许多人干脆就放弃了人类行为动机引起人类行为过程、人类行为过程产生人类行为结果的逻辑思路，尤其是在宏观共同体的层面，抛开人类行为动机，直接研究人类行为过程现象和人类行为结果现象，并由此总结出一些外在的、与人类动机无关的 “客观规律”。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被观察和归纳的各个现象的差异性和易变性越大，归纳的有效性就越差,归纳出的“客观规律”的真理性就越差。在个性化日趋明显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多样化的人类行为现象导致那种仅仅依靠外在观察和不停追求现象“本质性”的研究方法的误差越来越大（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七章第二节）。也导致建立在这种研究方法基础上的简单化的强制性公共政策信号已经越来越难以有效引导和规范人类多样化的行为。于是，人们不得不又回归到人类行为动机是人类行为的内在根源的逻辑思路，即使在社会共同体的层面，人类行为动机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已经是人们进一步探询人类现象变化规律和进行公共管理的最重要的基础。

总而言之，对人类行为动机类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度量既是最困难的，又是最重要的。突破点在哪里？社会科学在这个领域的突破点是,重新摆正人类行为动机的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的关系。

（二）人类行为动机的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客体是极具动机性和社会群体性的人类。

如前一部分所述，正是由于客体的这种动机性和社会群体性，使概念所代表的很多现实对象变化极快，并且变幻莫测。例如，一个人的需求或动机今天是这样的结构，明天可能就受其他人的影响而变成另一种结构了；一个人现在的行为是这样的，当他知道自己正在被观察时立刻就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现象，等等。由于客体的易变性，抽象思维所不得不运用的众多假设前提下的归纳、综合等手段，会使概念系统与现实有更大的偏离。社会科学更需要有一种能代替传统抽象思维方法的整体性思维方法。

但首先应该引起关注的是，社会科学由其自身特点所决定，在抽象思维方法的准确性方面远不如自然科学。特别是其概念的数量属性很难准确度量，其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也因为很难归纳出同一的度量单位而无法充分运用数学语言来描述。

正如前一部分所描述的，自然科学的整体性思维，是由于大规模计算技术与数学、物理分别接轨而形成的计算物理和实验数学，才产生突破性进展；而多数社会科学不但目前的数学应用水平低，即使将来也因无法归纳出有现实意义的统一度量单位而根本不可能沿着自然科学的传统数学建模的方向走。

形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种区别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客体的动机性和社会群体性有天壤之别。

人类客体甚至一旦得知自己已成为考察对象就会产生和得知之前的巨大变化，同一个人处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时其行为的变化也非常明显。

自然科学的客体则要简单和稳定得多，其概念的数量属性比较容易准确度量，其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也比较容易确定。

客体能动性的差异导致了两个领域抽象思维的深刻差异，以至不少自然科学家根本不认为社会科学是科学，因为它总结的规律的确不具备准确性和可重复性这两个科学标准。这两个标准是预测性的基础，而人类思维最根本的目标就是预测。

于是，也有一些自然科学家带着对传统社会科学的蔑视，开始向人类社会领域进军。他们的出发点和社会科学家不同，他们把人类看作自然的一种生物体，从生物体的构造出发探讨人的行为。如大家所知，在自然科学领域游刃有余的自然科学家，一旦涉足社会领域，就立刻陷入困惑。

社会科学家当然讨厌自然科学家对社会科学的这种蔑视，他们对自然科学家在社会领域的挫折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幸灾乐祸。但迄今为止，无论社会科学家还是自然科学家，都没有提出令彼此信服的替代理论。

实际上，自然科学家的这种看法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前提，不可思议的是，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在本质上居然也隐含着同样的假设前提，那就是自然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把自己当作研究的主体，把其它人类当作自己研究的客体。这种划分是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准确性较差的根源之一。同样，这种划分也阻碍了自然科学家解释人类行为的进一步尝试。

客体的动机性和社会群体性经常是社会科学家为社会科学的较差的准确性进行辩护的理由，但仔细想想看，以高高在上的研究主体自居，把其他人类仅仅当作观察的对象，本身不就是在否认人类客体的动机性和社会群体性吗？

把研究者当作主体，把其它人类当作客体，这种假设延续了成千上万年，以至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假设前提下进行研究的。我们更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假设前提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对人类客体能动性的否定。

人类社会越发展，人就越趋向于一个全面、生动、多样化的人，即能动的人；人类社会越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就表现出他们是全面、生动、多样化的人，即能动的人。当初的那个把其他人当作客体的假设就越来越不符合实际情况，就越来越把研究引向偏离现实。

也有一些聪明的社会科学家尝试自己就是客体来进行自省或尽可能地倾听客体们的意见，但这些仅仅是浅尝则止，没有从方法论的高度抛弃“自己是主体、其他人是客体”的假设，没有努力形成一套系统地“倾听客体们的意见”的方法。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人类客体越来越表现出其固有的动机性，它的复杂和瞬息万变越来越不适于用主体的观察和归纳方法来探求规律。自然科学的研究客体从来没有像人类客体那样复杂、易变和不可捉摸。人不仅是自然的生物体，它还是社会的一分子，它的复杂性最主要是来源于人和人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因此，一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即为适应数学方法的要求不断做深层归纳以寻求相同度量单位的方法，向人类社会领域的进军，其作用和效果都是有限的。

在另一个极端，另外一些人则继续采用回避概念的数量属性来粗略探讨人类行为规律的传统抽象思维方法。其作用和效果也同样会越来越有限。

就大部分情况而言，社会科学的整体性思维正是从抛弃划分主客体的假设开始的。

按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要求，社会共同体的需要、社会共同体的选择不是单靠理论家的观察和归纳得出的，而是直接从共同体的每个成员自主表达的个人需要进行加总而得出的。因此，要度量社会共同体的某种需要的程度，首先须度量社会共同体各个成员的这种需要的程度。

人类客体的能动性使其不如自然科学的客体那样易于通过观察来度量其数量属性，但人类客体的能动性又使其有了一个自然科学的客体完全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客体的自述和自我表达。

只要提供适当的概念性工具，他自己随时能表述出他的某种需要、欲望、行为动机的强烈程度。各个人类客体的数量属性易变性极强，主体考察客体的方法误差越来越大，客体的内省和自主表达的方法是唯一已知的可替代的方法。这并不妨碍在易变性不大的领域继续沿用主体考察客体的方法。

各个人类客体内省和自主表达的是他（她）在现时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状况下的追求、需要、欲望等行为动机的程度。

显然，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在这里假设人们通过内省可以确定并表达出他自己的某一种追求、需要、欲望的强度。传统的抽象思维的主体观察的方法是假设人们无法确定并表达出他自己的某种追求、需要、欲望的强度，只有理论家或研究者才能知晓人们的某种追求、需要、欲望的强度。我们宁愿相信前一种假设更接近现实世界的真实状况。

我们很快将看到，这种单个客体的自我表述会成为我们研究一个人类群体、一个组织、一个国家的集体行为规律的重要基础。

我们当然承认生产力发展状况、社会制度等因素会对人类行为产生很大影响，但这与我们强调的人类行为动机直接决定人的行为并不矛盾，每个人在形成他的行为动机时就已经包含了他对生产力发展状况、社会制度等外在环境的判断，我们相信千千万万人在形成动机时对外在环境的判断要大大优于个别理论家的判断。我们度量了千千万万人自我表达的行为动机，就也度量了千千万万人对生产力等外在环境的判断，我们没有理由用个别理论家对外在环境与人类行为相互关系的判断，来取代千千万万人自我表达的行为动机对人类行为的决定性，后者比前者更准确、更真实。

社会理论家同千千万万人一样，都只能观察到有限的局部现象，区别在于，理论家是从他所观察的有限的局部现象出发推演出一般性、整体性现象变化规律；千千万万人则是从他们各自所观察的局部现象出发内省出或者简单归纳出千千万万个局部现象变化规律，从而形成千千万万人的个人行为动机，然后再由专业工作者从千千万万个局部现象变化规律出发，或者从千千万万人的个人行为动机出发，统计出一般性、整体性现象变化规律。显然，从观察阶段开始，汇总起来的千千万万人的观察，其全面性、准确性、连续性就高于理论家个人的观察，千千万万人的眼见为实要优于理论家个人的眼见为实；另外，在互联网时代，千千万万人从观察到形成行为动机，在无意识中都通过自然交流的方式经历了类似于德尔菲意见法那样的众人间的、多个轮回的相互启发过程和修正过程，理论家从观察到推演出规律，由于交流的组织成本和交流的时间成本等方面的局限，德尔菲意见法那样的相互启发过程和修正过程在范围、次数等方面都有欠缺；最后，千千万万人从局部现象归纳出局部规律从而形成个人行为动机，比起理论家从局部现象推演出一般性、整体性规律，概念外延小，归纳层次少，在使用抽象思维工具时，忽略的现象差异性和现象变化性要少许多，归纳和推演的准确度会更高（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七章，朱奇 朱一鸣 张英 著，中国长安出版社）。

在人类动机的多样性和变化性较小的时期，以及在大规模、高频率度量人类动机的技术手段较差的时期，各种形式的由理论家粗略概括而成人类行为“客观规律”的分析方法可能是我们的选项。但是，在人类动机的多样性和变化性较大的时期，以及在大规模、高频率度量人类动机的技术手段较先进的时期，它们就不再是最优选项。千千万万人创造的人类社会是由千千万万人的动机共同决定的。

八 人类行为动机与公共选择

摆正研究主体、研究客体的关系，是各种人类行为动机理论都已经完成的一个突破。但是，各种人类行为动机理论都尚未突破的一个难点是，基于个人动机的集体动机如何形成，或者说，基于个人选择的公共选择如何形成？

已有的各种公共选择理论充分考虑了人的动机性，它探讨了各种公共选择以个人选择为基础的可能性。具有代表性的是基数效用理论和序数效用理论。两种效用理论都是沿着继续归纳出本质性或同一性的抽象思维方法的方向前进的，它们都将人类各种各样的内在需求进一步归纳为更深层次的“效用”概念，当它们以个人选择或个人偏好为出发点探讨集体动机或公共选择的形成时，都天然地、不假思索地假定，个人的多种偏好或内在需求要么是基数意义上可直接相加的，要么是序数意义上可比较大小的。这两种情况都暗含着个人的各种偏好具有统一的度量单位的假设。序数效用表面看来放弃了基数效用的建立精确传统数学关系的企图，但在要求统一度量单位这一点上，一点也没有比基数效用要求的更宽松一些。没有相同的数量单位怎么比较几个变量的大小？不能比较出大小怎么排序？

问题是，这些理论家们针对现实问题根本确定不了几个不同的内在需求之间的数量关系（无论是基数的还是序数的），而如果不能现实地确定几个不同的内在需求之间的数量关系，效用理论就会完全失去指导实践的意义。于是，为了在这个方向上再进一步，有些公共选择理论的学者们开始打人类客体能动性的主意，就把他们的理论困境交由客体的内省、能动性来解决。但内省、能动性实际上同样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人的内省、能动性可以感觉出自己的某种需要或行为动机，他甚至能感觉出自己的这种需要或行为动机比以前是强了还是弱了，但他绝对“感觉”不出自己的这种需要比其它几种需要哪个强哪个弱。有时我们恍然以为自己能感觉出某种需要比其它几种需要强，并在稀缺的条件下优先满足这种需要，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种“感觉”归根到底需要思维，需要抽象思维或形象思维，尽管这种思维有时可能披着“感觉”或“直觉”的外衣。理论家们的专业水准的抽象思维都回答不了的问题，研究客体只好打着内省的旗号胡乱回答出来，但答案肯定偏离了客体的真实的内省或需求，它很可能还是把少数精英的抽象观察或者形象感觉在大众中进行广泛宣传和灌输的结果。我们经常发现，当我们舍弃了一些需要，集中力量实现了似乎感觉最强的需要，但并没有如期望的那样产生自然流淌的幸福感，却不得不借助外在的评价或观念来强迫自己“认识到”这种幸福。

人的满足或幸福只能来源于多种内在需要的不断变化的搭配，而不能来源于多种内在需要的排序。

如果我们假定这些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的理论在解释个人的（单个外延）多种需求、偏好以及选择、决策时还不算偏离现实太远的话，那么，它们在解释社会共同体的需求、偏好以及选择、决策时则离谱到他们自己也看不下去了。

如果你知道了共同体中每个个体的偏好顺序，你怎样才能由此计算出整个共同体的偏好顺序？如果你不求出整个共同体的偏好顺序，你前面一切关于个体的偏好顺序的假设、演绎简直毫无用处。不仅如此，你的公共选择的整个理论都不会有多大的作用。不幸的是，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正式终止了人们在规范的意义在这方面继续探索的任何企图。在抽象思维的框架内，公共选择理论从个体偏好出发来解释共同体偏好的假设，仅仅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但在摆正社会科学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上，公共选择理论功不可没。

归纳一下，关于公共选择，亚伯拉姆·柏格森、保罗·萨缪尔森等人是沿着自然科学家们手持抽象思维的数学利器向社会领域进军的道路上前进的；初露端倪的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客体的方法向社会领域的进军也重视概念的数量属性，但它们那种既忽略人类客体动机性又依靠归纳同一计量单位的做法，在社会领域归根到底是行不通的。例如，经济学中的各种各样的效用理论，不管是基数效用理论还是序数效用理论，都在试图将不同的需求归结为一个同一的位于逻辑树上层的效用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些数学模型。其中序数效用理论追求同一计量单位的做法比较隐蔽，但有数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几个数量没有统一计量单位，根本不可能比较其大小或按大小进行排序。人类实践也证明效用理论的作用极其有限。它所用的各种数学模型顶多起了一些简化抽象思维的片段描述的作用。

约翰·罗尔斯等人又回到伦理、契约等尽力避开概念的数量属性的不准确的抽象思维方法的道路上，人类行为动机也不是他们重点关注的领域。

包括阿罗在内的一些公共选择理论研究者，人类行为动机是他们的理论基础，但是个人选择转化为集体选择的“不可能性定理”让他们陷入迷惑。

所有这些理论家的共同之处是，都没有在传统抽象思维方法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走向科学具象思维的道路。他们不知道，在现代统计计算水平的条件下，多个概念的数量关系格局就是很有实际意义的多个概念的数量属性关系。而多个概念的数量关系格局既不需要在不同的概念间建立传统数学模型，也不需要在不同的概念间比较数量属性的大小。它只需要随时度量同一个概念的各个单个外延的数量属性，并且随时将这些同一个概念的各个单个外延的数量属性进行加总数、平均数、中位数、众数、概率分布特点的处理（它们本身就具有相同的数量单位，可以直接相加）。剩下来的问题是怎样理解多个概念的数量关系格局的定义，和怎样考察多个概念的数量关系格局及其变化。

我们总可以按一定的近似程度将个人选择通过加总数、平均数、中位数、众数、概率分布特点而视为社会选择，因为我们是把同一种选择相加减，它们的数量单位相同。最后得出的是现时点的社会共同体的需求格局。例如，在某时点，甲的需求格局是：2x、y、3z、4m、2n；乙的需求格局是：x、3y、2z、m、5n；丙的需求格局是：2x、4y、z、3m、4n；于是我们可以假设在同一时点由甲、乙、丙组成的共同体的需求格局是：（2+1+2）x、（1+3+4）y、（3+2+1）z、（4+1+3）m、(2+5+4)n。这个格局就是该时点设计公共政策的基础。

传统的公共选择理论的误区在于，它总想确定一个选择个体的多项选择的偏好顺序,或者先归纳出一个选择个体的多项选择的共同本质性选择。例如，甲的需求格局或多项选择是2x、y、3z、4m、2n，传统的公共选择理论总想先确定2x、y、3z、4m、2n的大小顺序，如2x﹥y﹥3z﹥4m﹥2n，但要完成排序，就要求这几项选择有共同的数量单位。传统的公共选择理论都因为无法完成排序的任务而把它留给了选择个体的内省和自主表达。我们先假设（仅仅是假设）每个选择个体通过内省和自主表达能完成自己的多项选择的排序，但接下来从每个选择个体的多项选择的排序出发来形成共同体的集体排序的任务依然无法完成。如果甲的排序是2x﹥y﹥3z﹥4m﹥2n，乙的排序是5n﹥ x﹥3y﹥2z﹥m，丙的排序是：3m ﹥2x﹥4y﹥z﹥4n，那么由甲、乙、丙组成的共同体的排序怎样推算出来？阿罗说那是不可能的。

也有一些公共选择理论专家想出了另一种解决难题的办法：每个选择个体都要把自己的多项选择或多种需求归纳成一个单一选择或需求（这同样是假设这几项选择有共同的数量单位），如增加收入，或要求平等，等等，然后把简单多数人的单一选择（如增加收入）作为共同体的集体选择。这样做的结果，即使对那些其单一选择与共同体的集体选择一致的选择个体而言，共同体的集体选择也与他们的真实选择、真实需求相距甚远。

想一想运用传统抽象思维方法将个人偏好排序转化为社会共同体的偏好排序的尴尬和困难，区别仅仅在于一个想要对同一个概念进行简单的算术处理，另一个则要对不同的几个概念进行复杂的数学处理。按概念间的数量格局的要求分别对各概念由个体的量进行加总、平均、分布等处理，进而得出社会共同体的量，不存在不可能性或障碍。

社会科学关于公共选择的各种传统理论，无论是实证的还是规范的，不管是单个外延还是外延总体，在确定每个概念的外延的数量属性—偏好程度或行为动机时，总是在几个不同的相关概念的相互关系中来确定，而这种相互关系总是暗含着统一单位的假定。

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确定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既不将不同概念的数量属性做传统综合的加减，也不在不同的概念间比较数量属性的大小。它需要的是将同一个概念所概括的各个外延的同一种数量属性求加总数、平均数、众数、中位数、数学分布（这是可以相加的，这个假设比不同概念数量属性直接相加减的假设真实一些，最起码传统数学可以接受），它对几个不同的并列概念的处理方法是分别算出各自的数量属性，然后就摆在那里，记住它们的数量属性的对应性，并把这种对应性叫做一个数量关系格局。它研究的重点就是许多个这样的按照时间序列摆放的数量关系格局有什么样的变化规律。

可见，只有引入科学具象思维的数量关系格局概念，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完整的人类需要原来是一个由多种不可排序、不可相加的需求组成的需要格局，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从一个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的选择出发来形成共同体的集体选择。

九、人类行为动机与需要交替假说（上）

从很早开始，人类就对自己感悟到的的内在需要有了各种各样的零星描述。为了减少对人类客体自主表达的真实需要的计算和统计的复杂程度，也为了更方便人们判断每个人类客体的自主表达是有效表达还是无效表达（参阅本讲第九单元），我们的需要交替假说首先要对五花八门的人类需要做一定程度的归纳和简化。

笔者把位于人类需要的几个逻辑树最上层的几个无法或无必要进一步归纳和综合的需要叫做基本需要，笔者把位于每个逻辑树顶端以下的、满足基本需要的具体形式叫做基本需要的延伸需要。

大家熟知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是仅仅从单个人的微观角度进行归纳的结果；笔者现在要展现给大家的需要交替假说在归纳基本需要时，不仅仅从单个人的微观角度进行归纳，还要进一步从宏观角度考虑，怎样能使每一个人的基本需要能够方便地汇总为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基本需要。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能够从微观角度回答在某个时间某一个人的基本需要是什么的问题，但无法从宏观角度回答在某个时间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基本需要是什么的问题。因为，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的要求，每个人在同一时间位于逻辑树顶端的基本需要只能有一个，对单个人而言，理论上可以这样假设，但是，由于各个人的单一的基本需要可能是不同的，从单个人的单一基本需要出发，无论如何也推演不出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单一基本需要。例如，某甲今天凸显的基本需要是生理需要，某乙今天凸显的基本需要是安全感的需要，某丙今天凸显的基本需要是社会自尊的需要，你无法判断由他们三人组成的共同体的基本需要是什么。你当然也就无法从人的基本需要出发来推演出社会公共政策的依据。

笔者的需要交替假说则不同，它假设每一个人在同一时间位于逻辑树顶端的基本需要是由多个基本需要形成的需要格局，人与人基本需要的差别不是构成需要格局的那几个基本需要不同，而是那几个基本需要的强弱的不同。需要交替假说还假设整个社会共同体的位于逻辑树顶端的基本需要也是由那几个基本需要构成的需要格局，将共同体的每一个人的需要格局中的同一个基本需要进行加总数、平均数等形式的数量运算，就能推演出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基本需要格局。例如，甲的基本需要是一个基本需要格局，格局中包括x、y、z、m、n五种基本需要，乙和丙的基本需要也是由这五种基本需要组成的格局。我们假设，在某时点，甲的需要格局是：2x、y、3z、4m、2n；乙的需要格局是：x、3y、2z、m、5n；丙的需要格局是：2x、4y、z、3m、4n；于是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假设，在同一时点，由甲、乙、丙组成的共同体的需要格局是：5x、8y、6z、8m、11n（三个人的格局中相对应的基本需要的数量程度相加而得）。如果我们按照时间序列连续度量每个人的需要格局，并同样按照时间序列由个人需要格局出发，统计计算出社会共同体的需要格局，就很容易发现个人和共同体的需要格局的变化轨迹以及变化轨迹的规律性。这些变化轨迹及其规律性是个人行为的指南，也是我们设计共同体的公共政策的基础和依据，这样设计出来的公共政策能比较准确、及时地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

笔者的需要交替假说认为，人的基本需要包括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两类，其中，自然需要又包括两种，社会需要又包括三种。现实人的基本需要是作为自然人的两种需要和人作为社会人的三种需要的统一。

人作为自然人的需要完全是生物性和个体性的。这种自然需要是人的生物本能，具有与许多其他动物类似的特征；并且这种自然需要大都不以其他人群的存在为必要条件，这也与许多其他动物类似。

人作为社会人的需要是对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关系类型的需要，我们也把这种需要称作社会关系需要。显然，一个人的社会人需要的存在和满足以人的社会群体性为必要条件。

人作为自然人的第一种基本需要是通过感觉器官的视觉、味觉、听觉、嗅觉、触觉来衡量的各个器官的生理需要。这种需要的第一层级的延伸需要包括衣、食、住、行、性，等等。

需要提前就引起注意的是，衣、食、住、行、性等能够满足感官的生理需要，但不能反过来说现实中的衣、食、住、行、性仅仅是满足感官的生理需要，它们经常也充当满足下面提到的社会关系需要的符号。

在现代条件下，科学技术延伸和加强了视觉、味觉、听觉、嗅觉、触觉的感知能力，感觉器官无法直接感知或者无法准确感知的食品营养性、食品安全性、空气质量、饮用水质量、房屋建筑装修和其他生活用品的有毒有害性等，也可以通过科学技术测量出来，它们也是人类基本生理需要的重要内容。严格地讲，人类基本生理需要的第一层级的延伸需要应该表述为安全可靠的衣、食、住、行、性，它也随着科学检测标准和生产标准的变化而变化。

另外，从社会共同体的宏观角度看，与其他人类基本需要不同的是，人类基本需要格局中的基本生理需要及其变化完全可以主要通过科学测算的方法得出，人类个体的自主表达反倒可以仅仅用做辅助性的验证。

人作为自然人的第二种基本需要是满足好奇心的需要，是指人类渴望了解和认识世界的需要。这种需要的第一层级的延伸需要包括政治领域的探索和创新的需要、经济领域的探索和创新的需要、社会领域的探索和创新的需要、文化领域的探索和创新的需要。例如，一些人希望建立一种以前未曾有过的市长选举制度，就是一种政治领域的探索和创新的需要；一些人希望设计一套全新的产品营销方案，就是一种经济领域的探索和创新的需要；一些人希望搞出一套小区业主监督物业公司的新办法，就是一种社会领域的探索和创新的需要；一些人发明了新机器、新理论、新艺术作品，就是文化领域的探索和创新的需要。

好奇心的需要使人具有“喜新厌旧”的特征。好奇心与感官需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心理需要，后者是生理需要；好奇心与感官需要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是人作为自然人即生物体的本能需要，都具有个体性质，都不以其他人群的存在为必要条件。

人作为社会人，作为相互发生关系和联系的群体，第一种基本社会关系需要是相互依附和群体化的需要，它是指对他人依赖、服从、佩服、尊重的需要以及被他人依赖、服从、佩服、尊重的需要。这种需要的第一层级的延伸需要包括政治领域的相互依附的需要、经济领域的相互依附的需要、社会领域的相互依附的需要、文化领域的相互依附的需要。例如，政治家希望领导大家并且大家也希望有政治家来领导，就是一种政治领域的相互依附的需要；企业家管理员工并且员工也愿意被企业家管理，就是一种经济领域的相互依附的需要；爷爷需要儿孙尊重并且儿孙也愿意尊重爷爷，就是一种社会领域的相互依附的需要；一些人自称精英而称另一些人为老百姓，并且被称为老百姓的这些人也愿意称前者为精英、称自己为老百姓，就是一种文化领域的相互依附的需要。

从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宏观角度看，人们经常借助制度办法将依附需要相对固定地表现为上下等级的区分。人们的依附需要可以表现为上下等级关系，但不是所有的等级关系都体现了人们的依附需要。我们判断等级制度正当性的基本标准，即判断等级制度是不是真的根据共同体的依附需要而建立的，关键是看上下等级之间的依附需要是否具有双向性：高等级需要低等级的依赖、服从、佩服、尊重，低等级也需要把高等级作为依赖、服从、佩服、尊重的对象。如果具有双向性，这个等级制度就是正当的，如早期的人类社会那样。如果不具有双向性，这个等级制度就一定是少数人用奸诈和武力勉强建立起来和勉强维持下去的，就是需要变革的等级制度。此时，位于下级的人对位于上级的人只是被迫服从，而没有发自内心的佩服和尊重。为了维持这样的等级制度，那少数人就为不同等级的人设计了不同的代表佩服和尊重的外在符号，如权力分配、财富多寡、知名度大小等，并且设计了一套始终对高等级有利的分配外在符号的游戏规则。这样的等级制度将依附需要中的服从极端化、唯一化，扭曲了人们真实的依附需要，即使仅仅从满足依附需要的角度看，也不会给包括高等级在内的所有等级的人带来真正的幸福感。并且，这样的等级制度与其他它几种人类基本需要很难兼容。

人作为社会人，作为相互发生关系和联系的群体，第二种基本社会关系需要是想要与他人完全一样的需要，即平等的需要。这种需要的第一层级的延伸需要包括政治领域的平等需要、经济领域的平等需要、社会领域的平等需要、文化领域的平等需要。例如，一个人想拥有与另一个人相同的选举市长的投票权和当人民代表的被选举权，就是一种政治领域的平等需要；一个人想得到与另一个人相同水平的工资待遇，就是一种经济领域的平等需要；儿子想同父亲一样能自己决定如何消磨周末时光，就是一种社会领域的平等需要；一个人称你为公民并且也想让你称他为公民，就是一种文化领域的平等需要。

平等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依附关系，如果你尊重对方的同时也需要对方的尊重，就表明你有平等需要。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同一个等级、同一个层次的人群之间的相互认同、相互交往、相互归属的需要，其实就是平等需要的延伸需要。例如，不管是在富人的俱乐部，还是在穷人的大茶馆，其间的平等交往都是最大特征。另外，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不同等级的人群渴望跨越等级的需要，其实就是与想另一个等级的人平等的需要，也可以看作是平等需要的延伸需要。例如，平素威严的老板与拘谨的下属一起在足球场上大呼小叫，不仅下属得到了一种跨越等级的平等需要的满足，老板也同样有一种跨越等级的平等带来的美妙感觉。

人作为社会人，作为相互发生关系和联系的群体，第三种基本社会关系需要是自由的需要，这是一种和依附需要相反并减弱人与人之间依附关系的需要，是一种不想与其他人发生密切联系的需要，是一种想独立、自主、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一种由自己来决定做与不做的需要，自由需要通常都是相对于有形的或无形的限制性、约束性条件而言的。这种基本需要的第一层级的延伸需要包括政治领域的自由需要、经济领域的自由需要、社会领域的自由需要、文化领域的自由需要。例如，可以组建一个政党，也可以不去组建政党，就是一种政治领域的自由需要；交易者想自己决定自己的产品的价格，就是一种经济领域的自由需要；一个人不想屈从于家族的要求而结婚，就是一种社会领域的自由需要；一个人希望能无限制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意见，就是一种文化领域的自由需要。

人类的三种基本社会关系需要都属于心理需要，与人类的自然需要中的好奇心的心理需要相比，前者是在人类群体性社会关系中产生的心理需要，可以称作社会心理需要；后者则是本能性更强的人类单体性心理需要，可以称作自然心理需要。

与人类的自然需要相比，人类的社会关系需要的确是复杂和矛盾的，它既有想密切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依附需要、平等需要，也同时具有想远离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自由需要。动态地度量各种需要的强度，是我们满足复杂的人类需要的前提，尤其是如果我们想用制度办法将人们的需要规则化和稳定化，就必须在自由需要和其他社会需要之间拿捏好分寸，给各种需要的满足都留下空间，还必须注意满足需要的具体形式的兼容性和动态性。

我们都知道，到了物质相对丰裕的现代社会，在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之间，人们能感受到的最大愉快往往是心理愉快，人们能感受到的最大痛苦往往也是心理痛苦。并且不在少数的人经常抱怨，愉快的心情似乎总是那么短暂，而遗憾甚至痛苦则如影随形。更让人沮丧的是，我们至今也说不清楚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不良情绪。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变成了宿命论者，我们只好请求上帝为我们解脱困境。

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的痛苦有时来源于我们未能达到我们为自己设立的目标，有时则来源于目标本身，来源于我们不知道怎样根据内在需要为自己设立恰当的目标。

我们再往前推演一步，如果我们都不了解什么是我们的内在需要以及这个内在需要是如何变化的，我们就根本谈不上根据内在需要为自己设立恰当的目标。

我们继续往前推演，由于我们都具有五种很难同时被完全满足的基本需要，尤其是我们作为社会群体化的一员居然同时具有三种相互矛盾、相互排斥并且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需要，根据这种内在需要来设计目标当然也就很具有挑战性了。我们可能做不到目标与内在需要的完全吻合，但我们的目标要尽可能贴近内在需要。

需要交替假说告诉我们，人类有五种同时存在的基本需要，每种需要的强弱是不同的，每种需要的强弱还是变化的，在某个时点度量的五种基本需要的强弱程度被称作在这个时点的基本需要格局。人类的幸福就来源于在较多的时点上的基本需要格局都被较好地满足着。注意，基本需要格局的满足与某种单项基本需要的满足不能等同。例如，某一项基本需要的满足程度很高，而其他基本需要的满足程度很低是一种基本需要格局的满足情况；五项基本需要的满足程度都属于中等偏上是另一种基本需要格局的满足情况。后一种情况就比前一种情况更能带来幸福感和稳定感，除非你是某种程度的偏执狂。

人类追求幸福的根本途径就是随时度量五种基本需要的程度，并随时寻找与需要程度相适应的满足方式，这需要从社会共同体的制度系统和个人的观念认知这两个层面的努力。其中，随时度量三种社会关系基本需要的程度，并寻找与需要程度相适应的满足方式，是人们的弱项。社会矛盾的根源就在于没有度量好全体国民的基本需要格局以及存在满足国民基本需要格局的制度性障碍。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相比，最显著、最重要的区别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统计计算手段非常落后，而统计计算手段恰恰是我们在准确和精确的意义上探寻社会现象的宏观规律的基本前提条件。统计计算手段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统计计算手段还影响人们的思维方法。

尽管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自然和社会现象是永恒地处于变化状态中，尽管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自然和社会现象之间普遍存在着相互联系的关系，但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无法做到在规范和系统的意义上普遍地、长期地、频繁地去度量这种变化；也无法在规范和系统的意义上直接地、同时地、综合地展现众多现象之间是怎样相互联系的。

正是由于统计计算手段的局限性，导致马克思那个年代的社会理论研究者的思维方法进化程度还停留在概念性思维的抽象思维方法阶段，并且即使仅仅就抽象思维方法而言，也远远没有形成规范意义上的考察变化和联系的定量方法，尤其是其综合手段也还没有能够从定性考察的“简单合并、罗列、拼图处理”进化到定量考察的直线矢量求和阶段或者“求合力”阶段。

我们所处的时代，研究自然和社会现象的统计计算手段已经达到了马克思那个时代难以想象的发达程度。虽然我们也同马克思一样是用概念来代表事物、用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来代表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但是，现在的概念工具不仅包括了马克思时代的概念符号、概念内涵、概念外延三个内容，还增加了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这两个新内容。现在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不仅包括了马克思时代的演绎关系、综合关系两个内容，还增加了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关系、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关系这两个新内容（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朱奇朱一鸣 张英著，中国长安出版社）。这就使我们能够更精准地揭示“永恒变化和普遍联系的事物”是如何变化和如何联系的。

一、关于事物的永恒变化性

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用概念代表特定现象时，只能从概念符号、概念内涵、概念外延三个方面去粗略地界定概念，还无法像我们现在这样，已经能从规范的意义上跟踪考察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因此，尽管马克思知道事物的量变将引起质变，甚至知道事物量变的方向，却无法系统地和精确地去进一步考察和描述量变过程本身的共性规律。

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如果承认事物是永恒变化着的，并且想用概念形式把握事物的变化规律，只能采取如下方法：

首先，寻找变化的两个极端点，即先找出矛盾的两个对立点。例如，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原因和结果、可能性和现实性、偶然性和必然性、整体和部分、个性和共性、相对和绝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等。的确，去寻找和发现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矛盾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考察事物变化的基本方法。由于矛盾的两个极端点的对立性、区别性是如此显著，当代表这两个极端点的是持有不同立场的人类群体时，矛盾的对立性也就表现为两个人类群体的斗争性，因此，有些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甚至干脆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斗争的哲学。

其次，在找出了一对一对的矛盾以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就接着提醒人们注意，变化是这样发生的：任何两个看似不同的两个极端点或矛盾的两个对立点，既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既是不同的，也是同一的；并且任何矛盾的两个极端点将会相互转化和过渡。

这意味着矛盾方法在作出世界是永恒变化这一判断以后，只能从两个方面继续展现变化的规律性：一是可以确定变化的方向了，事物一定是朝着它的对立面的方向转化的；二是可以确定变化的两个阶段，当转化和过渡还没有达到对立点时，就是处于量变阶段，当转化和过渡接近或达到对立点时，就是处于质变阶段。

在实际工作中，一些熟悉经典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党员干部开展工作的第一步，往往就是通过寻找自己的对立面来发现和确立矛盾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非常熬人的“又是对手又是朋友”的斗争以后，多数位于矛盾对立面的人们，由于都缺乏对这种焦点辩证方法的深刻领会，由于都已经习惯于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的形而上学方法，由于都不善于和无法长期坚持这种又是对手又是朋友、今天是对手明天又是朋友的斗争方式，作为对立面，他们要么消失了（敌我矛盾），要么被转化了（人民内部矛盾），原有的矛盾就得到解决了。于是，熟悉经典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党员干部就又要开始寻找新的对立面和新的矛盾了！

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确认事物的永恒变化性并且用寻找和发现矛盾的方法来探求事物变化的规律性，的确是用概念方法认识现实世界的一个伟大创新和伟大进步。这标志着抽象思维方法从此进入辩证思维的阶段。而在此之前，在现在被我们称作抽象思维方法的形而上学阶段，人们对事物的概念性认识还只是停留在钉是钉、卯是卯的阶段，一个概念代表一个事物，不同的概念代表完全不同的事物。如果非要使用变化这个词语来描述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那也只有当某个事物变化到某种极端程度时，只有当这个事物变化到不再是以前的事物时，才用一个新概念来代表变化后的新事物。形而上学对事物变化的处理方法仅限于此，它可以关注新出现的事物，但对于新事物出自旧事物的演化过程，则一概忽略不计或视而不见。这样一种考察事物的方法，也决定了形而上学必然要回避事物是永恒变化着的这样一种对世界的基本判断。

与形而上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寻找矛盾的辩证方法，其概念描述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误差的确小了许多。

从更准确认识世界的标准看，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的出现是一种进步。但是，面对永恒变化着的现实世界，抽象思维的辩证方法没有止步于经典的矛盾方法，概念性思维也没有止步于传统的抽象思维方法。

在统计计算手段已经非常先进的今天，我们在两个层次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变化的辩证法。一是在抽象思维方法的范畴内，我们通过增加考察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使矛盾方法更加精确化、细致化；二是在概念性思维方法的范畴内，通过引入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数量关系格局或叫新综合方法，考察事物的变化性就不再局限于从寻找一对一对的矛盾开始，而是直接地、全面地、同时地展现众多事物共同变化的规律性。

我们先谈谈在第一个层次上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

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在于引入了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这两个新概念。

由于概念的内容不仅包含了传统的概念符号、概念内涵、概念外延，还包含了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我们在寻找出一对一对的矛盾极端点以后，就可以不再仅仅局限于指明极端点概念所代表的事物在逐步转化以及转化的方向是朝着另一个极端点，还可以规范地、连续地按照时间序列度量对极端点概念进行内涵的数量属性和外延的数量属性的度量，从而能够连续地、频繁地界定和判断矛盾已经转化到什么程度；另外，通过对众多已经被记录下来的极端点概念的内涵的数量属性、外延的数量属性变化轨迹的考察，还能总结出许多矛盾转化过程中的具体规律。这当然应该被视作考察永恒变化世界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矛盾方法。

由于概念的内容不仅包含了传统的概念符号、概念内涵、概念外延，还包含了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才真正做到了彻底解决“变”与“不变”的悖论问题，才真正做到了避免辩证法滑入庸俗辩证法的任何可能性。

当概念的内容仅仅包含概念符号、概念内涵、概念外延这三个方面时，我们真的很难解决变与不变的难题。世界是永恒变化着的世界，也可以说概念的外延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的。由于具体外延的变化，代表这一群外延的共同特征的内涵也是会变化的。严格说来，如果要想使概念的内涵代表一类现实事物的共同特征的准确度不降低，概念的内涵也是应该变化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概念的内涵变化了就意味着概念本身就完全变了。又由于变化时刻在发生，概念的内涵似乎也应该时刻变化。为了能够适应现实的变化，庸俗辩证法还真是经常变换概念的内涵。我们当然知道，概念内涵的时刻变化会引起思维的混乱。我们现在解决变与不变这一两难问题的办法是引入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和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的概念。我们承认事物的变化会导致代表事物共同性的概念内涵的代表性有所降低，但是，在那个内涵的代表性降低到某种程度之前，我们依旧采用那个内涵，我们同时也通过按照时间序列度量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办法来度量那个内涵对全部外延的共同特征的代表性的程度。在一定的数量程度之前，概念的变化不再通过内涵的变化来表现，而是通过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变化来表现（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六章，朱奇朱一鸣 张英 著，中国长安出版社）。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概念的内容从以前的概念符号、概念内涵、概念外延这三个方面，增加到现在的概念符号、概念内涵、概念外延、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这五个方面以后，我们居然可以用矛盾方法把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也看做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极端点，它们既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既是不同的，也是相同的。以前人们从来没有这样看待过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关系。对于可以被辩证法纳入矛盾极端点的两个概念，形而上学会认为它们依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辩证法则认为它们既是相同的又是不同的。形而上学认为辩证法的这种判断是诡辩和荒谬的，一个有特定内涵和特定外延的概念怎么可能又是它自己又不是它自己呢？辩证法则认为形而上学的判断是僵化和陈腐的，一个有特定内涵和外延的概念，它的外延时时刻刻在变化，它的内涵怎么可能不变呢？由于都没能有效地说服对方，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就不仅被看做是理论上的两个对立学派，也成了现实中两个人群各自信仰的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令人遗憾的是，即使是善于到处寻找矛盾的辩证法，也从来没能把辩证法自身和形而上学看做是一对矛盾。只有对立性而没有一致性，怎么可能构成一对矛盾呢？

现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则可以把形而上学和辩证法解释为既有对立性也有一致性的矛盾。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一个事物是由代表它的概念所包含的五个方面的内容搭配描述的，就时时刻刻在发生的变化而言，变化以后的事物与变化以前的事物相比，概念符号没有变，概念外延没有变，概念内涵没有变，但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则发生了量变。因此，尽管事物的变化一定要通过代表事物的概念的变化来体现出来，但是概念的变化则不一定仅仅通过概念符号、内涵、外延的变化来体现，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的变化同样体现了概念的变化，只有当量变积聚到接近质变时，概念的变化才通过概念符号、概念内涵、概念外延的变化来体现。

从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我们看见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相同之处、统一之处，我们也看见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不同之处、对立之处。其中概念符号与概念内涵、概念外延是一对一的，特定的内涵、外延一定有特定的符号，如果内涵、外延变了，符号就一定要变，这就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具有相同性、统一性的地方；当一个事物发生了变化时，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和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就变得和以前不同了，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和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的变化也同样意味着代表变化后的事物的概念与代表变化前的事物的概念是不同的，尽管此时概念符号、概念内涵、概念外延都没有变化。这就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具有不同性、对立性的地方。因此，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看来，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一对既统一又对立的矛盾。

另外，如果我们从思维方法进化的角度看，抽象思维方法可以细分为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和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并且抽象思维的这两种具体形式也不象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完全对立的和没有共同基础的。实际上，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是建立在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之上的，在运用分析、综合、归纳、演绎方法来形成概念并确定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综合、演绎关系、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关系这些内容上，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和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完全一样；只是面对发展和变化着的世界，为了提高思维的精确度从而减少思维对现实的偏差，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才增加了对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关系的考察。可以说，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是对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的补充和提高。

我们再谈谈在第二个层次上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

在现代统计计算条件下，概念的内容不仅包含了传统的概念符号、概念内涵、概念外延，还包含了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考察事物的变化性时，已经有条件从不进行定量综合提升到可以进行定量综合的高度，也已经有条件突破抽象思维方法的线性综合的局限而提升到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非线性综合的高度（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四章第七节，朱奇朱一鸣 张英 著，中国长安出版社）。

在抽象思维的框架内，面对包含众多因素或众多矛盾的现实事物，我们一次只能考察两个变化着的因素，我们一次只能考察一对矛盾，然后通过综合来满足考察全局性变化的需要。现在，我们则可以一次性地将全部相关因素罗列在一起，按照时间序列同时度量它们的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并且按照时间序列考察这全部因素的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的变化轨迹。这是一种更全面、更精确、更及时的考察事物变化性的方法。

抽象思维是一种线性的概念性思维，它一次只能考察两个因素变化时的对应性或规律性，例如一个局部因素和一个全局因素的对应性或规律性，当你想考察两个以上的局部因素对那个全局因素的共同影响时，抽象思维就需要再进行一个综合过程。遗憾的是，在统计计算条件相对落后的年代，考察人类社会领域的现象时，还没有引入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这两个界定概念的内容，那时的综合还仅仅是一种模糊的、粗略的“合并考察”或“全面考察”，除了将影响全局的所有局部因素再一次罗列出来以外，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怎样进一步“合并考察”或“全面考察”的方法。简单地说，人们那时知道需要综合，但是不知道怎样综合。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也不例外，它知道影响全局的矛盾不止一对，它也找出了影响全局的许多对矛盾，但也同样对如何综合这许多对矛盾的共同影响感到束手无策。于是，同许多其它传统抽象思维条件下的经典理论一样，经典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干脆回避综合，而用找出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的方法来替代对全部矛盾的综合。

我们在“综合”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也是分两种情形进行的。

第一种情形是在抽象思维方法的范畴内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通过引入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和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将“合并考察”、“全面考察”式的综合进化为直线矢量求和、求合力意义上的综合。从此，综合不再是一种笼统的对全面性的提醒，而成为了一种精确地计算。从此，我们在分别考察了甲、乙、丙、丁对某个事物的影响以后，不再害怕和回避考察甲、乙、丙、丁如何共同影响那个事物的变化了。

第二种情形是在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范畴内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在引入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和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数量关系格局概念，或者叫新综合概念。当需要考察多个因素的共同影响时，放弃采用先进行一对一对的线性考察再进行传统综合的方法，转而按照时间序列直接度量全部因素的数量属性，每个时点的全部因素的数量属性的对应性就是这个时点的数量关系格局，各个时点的数量关系格局的变化轨迹，尤其是那些具有重复性的变化轨迹，就是全部事物变化的规律性所在（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八章，朱奇朱一鸣 张英 著，中国长安出版社）。

第四讲 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

一、为什么理论上会产生唯物和唯心的分野

如果想揭示特定研究对象的变化规律，概念性思维总是先用一个或一组概念符号来代表那特定的研究对象，其中，概念性思维中的抽象思维就是只用单独一个概念符号来代表那特定的研究对象。

在抽象思维方法的范畴内内，你的研究对象的范围有多大，你就必须给这个范围内的全部现象以一个唯一的概念符号，这个唯一的概念符号通常被人们庄重地称作特定范围内全部现象的本质概念。如果不能从许多代表各个局部现象的非本质概念中继续归纳出代表全局的那个本质概念，抽象思维就陷入了停顿。

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概念性思维的唯一方式就是传统的抽象思维。如果想把握一般事物与特殊事物之间、特殊事物与特殊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规律性，就必须先从各个特殊事物中归纳出一般事物的共同性，从而形成那个能代表一般事物的“本质概念”，本质就是隐藏在许多特殊事物中的共同性，然后再用“本质概念”与各个特殊概念之间的演绎关系、特殊概念与特殊概念之间的演绎关系来代表一般事物与特殊事物之间、特殊事物与特殊事物之间的联系。

因此，要考察事物的范围越广泛，就越要经过一层又一层的归纳来形成更加“本质”的一般概念，用这个更“本质”概念来代表更大考察范围内的全部事物，用其他低层次的非本质概念来代表考察范围内的各个特殊事物。

当考察范围扩展至包括物质和精神在内的全部世界时，就出现了唯物主义学派和唯心主义学派的分野。唯物主义认为那个位于逻辑树最上层的、最本质的概念就是“物质”，而唯心主义则认为那个位于逻辑树最上层的、最本质的概念是“意识”。从思维方法的角度看，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就是这样产生的。

如此看来，如同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一对矛盾一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是一对矛盾。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的，因为前者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质，后者认为精神或意识是世界的本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又是统一的，因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认为世界应该有一个本质，或者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是严格的抽象思维的产物。

在过去，当我们以为抽象思维是概念性思维的唯一方式时，当我们身处抽象思维之中而不能以山外看山的角度审视抽象思维时，我们会以为追求本质就完全等同于追求真理，而看不出来追求本质恰恰也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一对矛盾的共同性、统一性。

当然，如果非要在抽象思维方法的范畴内思考问题，如果非要用一个最高逻辑层次的本质概念来粗略地代表整个世界，我们宁愿唯物而不是唯心，宁愿物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物质。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唯物主义不仅是关于世界本质的世界观，唯物主义也是抽象思维条件下的方法论。抽象思维方法的局限性一定也意味着唯物主义理论的局限性，如果抽象思维方法本身进化了，一定也意味着唯物主义理论将要或应该进化。

二、在抽象思维方法的层次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论

在本书中，我们从抽象思维和科学具象思维两个层次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

先谈在抽象思维方法的层次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发展。

把人类感官已经触及和尚未触及的整个世界都作为研究对象或研究范围，的确是对抽象思维方法的一个严峻挑战。要想从五花八门、千变万化、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全部现象中归纳出它们的唯一共同性，并用这个唯一的共同性作为整个世界的总代表，任何理论研究者都有理由望而却步！

我们必须承认，历史上各种唯物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从认识到这种巨大困难和不畏惧这种巨大困难而起步的，它们往往是思想者对自己所感知到的有限范围的现象，无比大胆地进行跳跃式、联想式、粗放式归纳的结果。这一点从各种唯物思想都缺乏从具体现象到终极物质概念之间的过渡性概念就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唯物主义理论家都不会在规范的意义上告诉你物质概念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在抽象思维方法的层次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就是从展现物质概念的形成过程开始的。

我们当然也承认，下面再现的归纳物质概念的过程依然是一种未能充分扫描全部现象的不完全归纳，但我们总算因为对上述困难的敬畏而减少了思维跳跃的幅度，我们总算在终极物质概念之前有了过渡性的次级概念组。

我们形成终极物质概念的过程是分两步走的，我们在形成终极物质概念之前先将全部现象归纳概括为六类：纯自然类现象、人类有形产物类现象、人类无形产物类现象、人类活动现象、感知类现象、思维类现象。

纯自然类现象是指人类及其活动都不存在于其中，或者虽然人类存在和活动于其中，但未对其形成任何明显改变的一类现象；

人类有形产物类现象是指能感知到的人工制造、人工改造而成的一类现象；

人类无形产物类现象是指通过一定载体表现的人类思维的外在化结果，例如知识、制度等；

人类活动现象是指人类有形存在的时空变化过程；

感知类现象是指人类通过感官接受外部信号的过程；

思维类现象是指人类通过大脑处理感知信号的过程。

以上每一类现象都是一个无穷集合，我们都无法尽列其外延。由于至今也未发现这六类现象之外的现象，我们假定这六类现象的集合就是所谓整个世界的全部现象。

如果我们再以六类现象的存在与人类精神意识相关性的强弱为标准，假设一个客观存在性强度或主观意识性强度的度量指标，那么，按照纯自然类现象、人类有形产物类现象、人类无形产物类现象、人类活动现象、感知类现象、思维类现象的排列顺序，客观存在性强度是从最强依次到最弱，主观意识性强度则是从最弱依次到最强。

纯自然类现象的存在与人类的精神意识毫无关联性，因为纯自然类现象在过去、现在、将来都完全不依赖于人类的精神意识而存在。

人类有形产物类现象、人类无形产物类现象则显然不能视为与人类精神意识毫无关联性，但是，这种关联性仅仅存在于人类有形产物类现象、人类无形产物类现象的产生过程之中，人类有形产物类现象、人类无形产物类现象一旦形成，就完全独立于人类精神意识而存在。

人类活动现象、感知类现象的客观存在性就比前三类现象更弱了一些，它们不是独立于而是始终伴随着人类精神意识，但是，人类活动现象、感知类现象的客观存在性也不会因为始终伴随着人类精神意识就完全消失：人类本身的有形的客观存在性、人类活动对纯自然类现象的依赖都是在表明人类活动现象依然具有客观存在性；人类感官的客观存在性、感知对象的客观存在性也都是在表明感知类现象依然具有客观存在性。

思维类现象的客观存在性与前五类现象相比就是最弱的了。人们的思维甚至可以幻想出你从未见过，也永远不可能见到的现象。尽管如此，因为思维器官—大脑的客观存在性，也因为思维所处理的感知信号具有客观存在性，也因为超越现实的幻想并不是主要的思维类现象，也因为即使幻想也是真实感知对象基础上的一种变异思维，我们仍然说思维类现象依然具有客观存在性。

如此看来，如果需要按照抽象思维的要求，去寻找整个世界全部现象的共同性，去找寻一个能代表整个世界全部现象的本质概念，那么这个共同性就只能是客观存在性，这个本质概念就只能是以客观存在性为内涵的物质概念。精神意识则至少因为与纯自然类现象毫无瓜葛而不能成为六类现象的共同性。

虽然精神意识未能像物质概念那样成为世界的共同本质，但它在众多现象中的重要性无法被忽视，毕竟它也代表了仅次于物质范围的一大类现象的共同本质，我们就将它命名为以主观性为内涵、以感知类现象和思维类现象为外延的意识概念。

如果再用变化和发展的辩证方法来进行判断，物质和意识就成了既对立又统一的一对矛盾。它们因为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区别而对立，它们因为都具有客观性而统一。其中，纯自然类现象位于客观存在性最强的一个极端，强到与主观性没有任何瓜葛的程度；思维类现象位于主观性最强的另一个极端，但没有强到完全脱离客观性的程度。

我们甚至可以把纯自然类现象到思维类现象视为一个量变过程，从纯自然类现象开始，客观存在性的强度依次在逐步减弱，主观性的强度依次在逐步加大，到了感知类现象和思维类现象时，客观存在性已经减弱到足够的程度，主观性已经加大到足够的程度，量变引起质变，感知类现象和思维类现象就可以被界定为意识概念了。

如果采用矛盾的另一种描述方法，我们也可以说在物质和意识这一对矛盾中，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与马克思那个时代不同的是，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统计计算手段发达，我们必须把研究的主要精力放在充分展现物质决定意识的具体过程，以及充分展现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具体过程。需要格外引起注意的是，借助现代统计计算手段，要展现的不是物质决定几个人的意识的过程，而是物质决定一个共同体全体成员，比如13亿中国人的意识的过程；要展现的不是物质决定13亿中国人的意识的一两个片段，而是物质决定13亿中国人的意识的按时间序列的连续过程；要展现的不是几个人的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过程，而是13亿中国人的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过程；要展现的不是13亿中国人的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一两个片段，而是13亿中国人的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按时间序列的连续过程。

三、在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层次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论

与形象思维方法相比，抽象思维方法是用概念来代表现实事物（有形的和无形的），用概念与概念间的关系来代表事物与事物间的联系的。抽象思维方法是运用分析、归纳、综合、演绎四种具体思维手段来形成概念的，抽象思维方法也是运用分析、归纳、综合、演绎四种具体思维手段来确定概念与概念间的关系的。

概念是用语言表达的通过描述一些事物的特有属性来代表某事物的思维现象。当我们说运用抽象思维方法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时，那是指确定了这个概念的五个方面：符号、内涵、外延、外延的数量属性、内涵的数量属性；当我们说运用抽象思维方法来确定若干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时，那是指确定了这些概念间的演绎关系、综合关系、外延的数量属性的对应关系、内涵的数量属性的对应关系。

抽象思维用概念代表现实事物，用概念间的关系代表现实事物间实际存在的联系，即使达到抽象思维范围内最准确的程度，它和现实的偏离依然存在，这是由抽象思维方法本身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参阅本书第二讲）。这种偏离的程度因研究对象、研究客体的能动性不同而不同，人们对这种偏离的容忍程度因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而不同。以前某个阶段在某领域这种粗略可以被容忍，现在在这个领域中这种粗略可能就不再被允许。创新抽象思维方法的要求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化越来越频繁地显现。

唯物或者唯心的概念也是运用抽象思维方法一刻不停地寻找“共同性”、寻找“本质性”的结果。它们与现实的偏差也是由抽象思维方法本身的偏差造成的。

在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范畴内，我们不再追求用唯一的本质概念去代表整个世界的全部现象，而是用一组概念共同组成的数量关系格局去代表整个世界的全部现象，考察的重点放在数量关系格局的变化轨迹以及这个变化轨迹的数量规律性。

当我们把整个世界的全部现象归纳为纯自然类现象、人类有形产物类现象、人类无形产物类现象、人类活动现象、感知类现象、思维类现象以后，我们不再进一步把这六类现象归纳为物质和意识，我们把这六个概念视为一个数量关系格局，我们按照时间序列在每一个时点都度量和记录这六个概念的主要数量属性，并且按照时间序列观察它们的数量属性共同变化的轨迹，找出轨迹的变化规律。

我们这样做并没有否定唯物论关于物质对意识的决定性，而是比抽象思维条件下的唯物论更精确地展现了物质决定意识的具体过程；我们这样做并没有否定唯物论关于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而是比抽象思维条件下的唯物论更精确地展现了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的过程。

将纯自然类现象、人类有形产物类现象、人类无形产物类现象、人类活动现象、感知类现象、思维类现象再进一步归纳为物质概念，以及将感知类现象、思维类现象再进一步归纳为意识概念，虽然简化了思维的复杂程度，但也因为舍弃了众多具体差别而降低了思维的精确程度。在统计计算条件落后以及人们对思维误差容忍度较高的年代，这样的追求本质的简化是一种进步；在统计计算条件先进以及人们对思维误差容忍度较低的年代，放弃这样的追求本质的简化则是一种进步。例如，如果我们将感知类现象、思维类现象再进一步归纳为意识概念，追求简单的自然倾向就容易让我们将关注聚焦于笼统的意识概念，而不是分别聚焦于感知类现象、思维类现象，那样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滑向不再将感知主体与思维主体区分开来，也很容易滑向不再将不同人群的感知区分开来，也很容易滑向不再将不同人群的思维区分开来，再进一步，我们就很容易滑向用我们的感知来取代其他人群的感知、用我们的思维来取代其他人群的思维，用这样形成的意识来反作用于物质，该有多么大的偏差呀！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将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应用于人类社会领域的研究成果。

如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永恒变化和相互联系的一样，历史唯物主义也认为人类社会是发展变化的，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如同辩证唯物主义用矛盾方法来揭示变化的规律和联系的规律一样，历史唯物主义也是用矛盾方法来揭示人类社会变化的规律和人类社会相互联系的规律；如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切变化都是矛盾中的变化、一切联系都是矛盾中的联系一样，历史唯物主义也认为人类社会是在矛盾中发展、人类社会是在矛盾中相互联系的；如同辩证唯物主义在众多矛盾中找出了物质和意识这一对最基本的矛盾一样，历史唯物主义也在众多社会矛盾中找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最基本的矛盾。

当然，如同我们在现代统计计算等条件下可以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一样，我们在现代统计计算等条件下也可以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本书中，主要描述如何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以及从经济基础范畴延伸出来的阶级理论和从上层建筑范畴延伸出来的国家理论。

一、如何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其中的生产力的主要构成要素是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其中的生产关系的主要构成要素是通过人与物的关系来体现人与人关系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其中的经济基础的主要构成要素是体现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全部生产关系的总和；其中的上层建筑的主要构成要素是反映经济基础要求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

在现代条件下，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上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一是在抽象思维方法的框架内更加辩证地界定作为生产关系主要构成要素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概念，并以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概念为基础更加辩证地看待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二是在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框架内更加充分地揭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具体过程、具体规律。

（一）在第一个层次上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发展。

在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能感知到的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相关的各种经验材料相对简单，人们习惯于在概念形式上把生产资料所有权理解为绝对无限制的排他性权利。谁是法律上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谁就几乎拥有全部的在生产资料运用过程中的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与这种相对简单的经验材料相对应的，就是相对简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概念：生产资料的语义指向人就是法律意义上的生产资料所有者，他（她）拥有法律上的全部与生产资料相关的权益。

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制度化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是绝对无限制的对生产资料的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最终表现为制度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总是在使用权或收益权或处分权方面都有某种程度的限制性规定，这一定程度的限制性规定实际上就是对绝对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一定程度的剥夺。换句话说，现实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实际上是不同主体的一定程度的混合的所有权。不同的混合程度是区分混合所有制的主要性质的标准。

尤其在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由于分工和合作所导致的人类行为的公共性越来越显著，人们能感知到的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相关的各种经验材料日趋复杂。许多主体并非语义指向人意义上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如国家等公共主体），但是，其所拥有的对生产资料运用过程和运用成果的支配权、收益权已经大到我们再也无法忽略或无视的程度。在现代条件下，如果我们还想让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概念符号包容全部与生产资料的支配权、收益权、占有权相关的经验材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还想在科学的意义上继续使用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概念符号，我们就必须在更严谨、更辩证的意义上重新界定它的内涵。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现实社会中的所有制应该理解为一个完整的制度系统，理解为一个关于财产的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的完整和具体的制度系统。其中的占有权是通过支配权和收益权来表现的，虽然不能反过来说支配权和收益权是通过占有权来表现的。传统的产权语义指向（即归XX所有）是所有制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

按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所有制从宏观角度看只有两个标签，要么是公有制，要么是私有制，尽管公有制或私有制本身还可能被定义为多种具体形式。至于一些人所定义的混合所有制（如股份制等）也仅仅是从静态意义上来看待一个可以被分割的客体的多个占有主体，与我们现在探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不是同一个逻辑层次的范畴。

按照更辨证一些的思维方法，所有制既没有纯粹的私有制，也没有纯粹的公有制，一个客体哪怕在语义指向上完全归张三所有，张三也不拥有对该客体的完全的、绝对的支配权和收益权，从而也不拥有对该客体的完全的、绝对的占有权。

例如，国家可能会限制张三在某些领域使用该客体，或者通过税收拿走一部分似乎应该属于张三的收益；

再如，李四由于在生产资料使用过程中具有某种不可或缺的技术地位而额外得到一部分似乎原本应该属于张三的收益；

再如，一群人由于在生产资料使用过程中具有密不可分的合作性而导致他们逐步具有了某种社会行为一致性，而他们的社会行为一致性以及他们的整体不可或缺性也能使他们额外得到一部分似乎原本应该属于张三的收益。

只要上述国家、团体、自然人等主体在生产资料使用过程中产生的那种内生要求上升为国家法律形式，它们就也都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语义指向人。

现实社会的所有制历来如此，区别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不同的地域，法律形式使国家主体对私有产权的“强占”的程度以及各个私人、团体对私有产权的“强占”的程度不同而已。传统的所有制概念以及标签式的公有制、私有制的划分与现实相比是有误差的。在早期这种误差是可以容忍的，到了现代社会这种误差则是不能容忍的，它会误导人们的涉及制度变革的社会行为。人们本来可以根据现实状况通过制度设计来改变公有或私有的程度，从而来把握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在国家、个人、团体之间划分的分寸，但是，标签式的所有制的概念系统则完全把人们引向极端的制度革命。结果只能是以一种不合理的制度系统取代另一种不合理的制度系统。

可以这样概括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概念的内涵：它是一种通过确定人与物（生产资料及其被使用过程中的产出物）的关系来确定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全部具体法律所构成的制度系统，是在一定的生产力状况下所内生的关于生产资料及其产出物的排他性的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的完整法律形式。从生产资料语义指向人的角度看，作为社会共同体代表的国家是法律上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即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的语义指向人之一，自然人或团体也是法律上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即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的语义指向人之一，现实中的所有权一定是多个语义指向人的混合所有权，权利程度的大小是划分谁是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谁是第二顺序语义指向人的标准。

在现代条件下，在精确考察的意义上，我们再也不要简单化地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概念直接延伸出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概念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概念（新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新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概念参阅本书第十讲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从生产力发展效率的角度看，作为社会共同体代表的国家是一种行为非常简单化的虚拟人，行使所有权的最有效方式是限制性制度系统和诱导性政策系统，它适合于在极少数经营行为比较简单、经营决策主要由限制性制度构成的领域做所有权的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自然人则适合于在占绝大多数的经营行为比较复杂、经营决策灵活多变的领域做所有权的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

完整的所有制系统必须是关于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和第二顺序语义指向人等多个语义指向人对财产的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的全面细致的制度规定。现实的和完整的所有制是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和第二顺序语义指向人等多个语义指向人的混合所有权，仅仅笼统地确定所有权的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例如仅仅笼统地确定一个客体是属于国家所有或自然人所有，或者仅仅笼统地确定一个客体是属于张三所有或李四所有，是明显的片段思维的结果。

在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概念下，行使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国家行为与国家的其他管理行为的区别在于：前者仅仅处理人与生产资料及其产出物的直接关系，是关于生产资料及其产出物的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的强制性规定；后者处理的则是人与人的直接关系或人与其他物的直接关系。例如，国家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就是行使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国家行为，而国家规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则是国家的其他管理行为；再例如，国家征收企业增值税就是行使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国家行为，而国家征收个人所得税则是国家的其他管理行为；再例如，虽然基本农田的第一顺序所有权人是农村集体，但是国家规定基本农田不得荒芜或用于工程建设也是行使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国家行为。

有人习惯于先把简单化的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的所有权理解为所有制的全部内容，而把国家通过法律形式对私人产权的限制性规定理解为国家的制度管理或计划管理，这种把完整的所有制分割开来的思维方式在现代社会的实践中极为有害，容易在观念上将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和私人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对立起来，还容易导致两种支配权在时间上不同步以至积累矛盾。当人们脑中起作用的是这种狭隘的所有制的概念系统时，面对所有制变革就往往只关注公有变私有或私有变公有，而不关注公有的不同程度和私有的不同程度的混合和搭配。当指望国家对支配权、收益权后续的介入来纠正偏差时，往往偏差已经过大。并且既得利益者会受维护狭隘所有权意识的驱动而竭力抵制纠正。这会频繁地导致社会共同体的群体对立和无序。

有人可能会说，这样一来传统的所有制概念还有什么意义？的确，我们就是要抛弃这陈旧的所有制概念，树立现代所有权意识。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实践早已这么做了，只不过理论和概念系统远远滞后而已。

如果我们辩证地界定了作为生产关系核心内容的所有制概念，我们也应该辩证地界定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以及辩证地看待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

现实社会的所有制是混合所有制，现实社会本身也一定是混合社会。

在一套完整的关于各个顺序的语义指向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的全面细致的制度规定中，有些是更能体现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制度，我们将这一部分称为社会主义所有制。

在一套完整的关于各个顺序的语义指向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的全面细致的制度规定中，有些是更能体现人与人之间固定等级关系的制度，我们将这一部分称为封建主义所有制。

在一套完整的关于各个顺序的语义指向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的全面细致的制度规定中，有些是更能体现人与人之间商品化、货币化、自由化关系的制度，我们将这一部分称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等等。

当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经济领域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是能够代表平等性关系的国家时，以及其它经济领域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也有明显的平等性制度规定时，我们的社会形态就是以社会主义为主的混合社会，可以简称为社会主义社会；

当包括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经济领域在内的大部分经济领域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是代表商品化、货币化、自由化关系的私人资本承载者时，我们的社会形态就是以资本主义为主的混合社会，可以简称为资本主义社会；

当包括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经济领域在内的大部分经济领域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是代表固定等级关系的国家或私人政治承载者时，我们的社会形态就是以封建主义为主的混合社会，可以简称为封建主义社会。

　按照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概念，现实中的社会形态是各种“主义”混合的社会形态，被界定为以资本主义为主的混合社会中也包含着社会主义、封建主义，被界定为以社会主义为主的混合社会中也包含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

在新的所有制概念下，社会形态从一种“主义”为主到另一种“主义”为主的转化过程，完全不同于在传统所有制概念下的从不存在一种“主义”到新产生一种“主义”的社会形态转化过程。前者是一种量变过程，后者则是一种突变过程。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概念告诉我们，在常态下，社会形态转换的逻辑上是以渐变方式进行的。

再换一个角度看，现实社会中的所有制关系原本没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标签，有的只是一套完整的和具体的关于各个顺序的语义指向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的全面细致的制度规定。当我们需要将已经制度化和稳定化的社会关系做片段性的抽象分析时，才有了这些主义的区分。在多数情况下，现实中的社会形态的转换并不是完全消除各种主义的混合状态，而只是混合的格局发生了变化，例如，从以封建主义为主的混合社会转换到以资本主义为主的混合社会，或者从以资本主义为主的混合社会转换到以社会主义为主的混合社会。与社会形态的完全替换相比，社会形态混合格局的变化可以视为一种渐变。

马克思自己在面对以资本主义为主的混合社会时也不止一次强调：“我们在理论上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以纯粹的形式展开的。实际上始终只存着近似的情况。”（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25卷，195-196页）。

有三个原因导致马克思没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实际的混合状态的规律性给予充分研究：

二、发展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理论和国家理论

（一）阶级和阶层

对现实人类社会群体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分析、进行划分、进行分类，进而从中找出某种理想、目标、观念的支持力量，历来是社会科学的概念性思维向着实践性或可操作性迈进的基本方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不例外。阶级概念就是马克思按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的地位这一标准来划分社会人群的结果。在马克思的历史分析中，经常跃然纸上的有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阶级群体，其中的资产阶级是实现资本主义的主要推动力量，其中的无产阶级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推动力量。

正如同我们从新的所有制概念能推演出现实社会的常态是封建主义模型、资本主义模型、社会主义模型等构成的混合社会一样，我们从新的所有制概念也能推演出，在现实社会中，高度抽象和难以定量考察的阶级概念在常态下会表现为更具体和更容易定量考察的政治经济阶层概念。

按照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概念（参阅本讲前一部分内容），我们已经无法在实际操作的意义上将全部人群划分为两大类，即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群和不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群。阶级概念已经无法直接表现为统计学意义上的人群指向，因为在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概念下被认为不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许多人群，在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概念下也拥有了程度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此时，从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概念延伸出来的阶级概念在理论上继续保留的出路只能是，将生产资料拥有与否这个划分人群的标准转化为生产资料拥有的程度这个划分人群的标准。这样就可以从把人群划分为两个对立阶级转化为把人群划分为两个以上的过渡性阶级。例如，以前简单划分而成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现在可以根据生产资料拥有程度这个标准更精细地划分为高层度无产阶级、中程度无产阶级、低程度无产阶级、低程度资产阶级、中程度资产阶级、高程度资产阶级。现在，无产阶级就是在粗略意义上对生产资料拥有程度较低的几个人群的总称，资产阶级就是在粗略意义上对生产资料拥有程度较高的几个人群的总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数量程度的可过渡性。

在当前的计算统计条件下，为了更具有操作性和可统计性，我们又进一步选用生产资料所有权当中的收益权来界定不同人群对生产资料拥有的程度；再加上一个技术性考虑，那就是遵循概念符号不远离通俗语言形式的规则（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四章，朱奇朱一鸣 张英 著，中国长安出版社），我们就用政治经济阶层这个概念作为在新条件下表现阶级概念的具体形式。

政治经济阶层首先根据人们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获得的经济收益的多寡做基本划分，再配套描述由此划分而成的各个阶层在共同体政治法律系统中的政治权力的多少。

各个政治经济阶层的可度量的经济类数量属性包括阶层人员数占共同体全体成员的比例、阶层收入平均额、阶层收入总额占共同体收入总额的比例、各阶层收入平均额级差、基尼系数，等等；各个政治经济阶层的可度量的政治类数量属性包括各个阶层的选举权种类、被选举权种类、选举便利程度、被选举便利程度、对其他选举人影响力、选举人监督当选人的便利程度、阶层之间政治权力平等性比较，等等。

有了新的阶级概念以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形式也更加精细和复杂了。令人高兴的是，这种精细和复杂使得理论形式更加接近真实的现实社会，从而也更具有引导实践的功能。现实社会的人群可以有一个政治经济阶层的独特利益追求，也可以有几个政治经济阶层联合而成的一个阶级的利益追求，甚至还可以有几个跨阶级的政治经济阶层联合起来的利益追求。现实社会的阶级斗争或阶级矛盾可以是政治经济阶层之间的斗争或矛盾，也可以因为阶层矛盾的积累而演化为几个政治经济阶层联合而成的一个阶级同另几个政治经济阶层联合而成的另一个阶级的之间的斗争或矛盾。

这种复杂多变的阶级矛盾和阶层矛盾在机理上根源于动态变化的生产力状况的复杂多变性。动态变化的生产力状况，决定了人们在追求高效率生产的过程中，人群与人群相互之间的地位关系也是动态变化的。例如，在新的设备条件下，有一些人群在生产流程中的作用从不那么重要变成非常重要；再例如，随着时代发展，会有一些旧的生产形式逐步消失，也会有一些新的生产形式逐步产生，等等。

如果生产力状况发生了相对较小的变化，人群与人群相互之间的地位关系也会是较小的变化；如果生产力状况发生了相对较大的变化，人群与人群相互之间的地位关系就也是较大的变化。

当生产力变化所引起的人群与人群相互之间新的地位关系与以前的已经通过政治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旧的地位关系不一致时，就会产生矛盾，就会逐步引发一些人群产生没有被平等对待的意识，也会逐步引起另一些人群产生对失去原有优越地位的恐惧。我们可以肯定，在常规状态下，想改变政治法律形式的人群同想维持政治法律形式的人群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最初一定是想争取平等和想维持不平等的矛盾和斗争。在常规状态下，想改变政治法律形式的人群的原始动机一定是追求平等和自身在法律上的公民化。只有在极端状态下，想改变政治法律形式的人群才会从争取平等的原始动机转化为想通过暴力取代对方甚至消灭对方的次生动机。产生这种极端状态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是,起码以下两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其一是，一部分想维持政治法律形式的人存在某种心智缺陷（参阅本书第二讲），他们已经在观念上把不平等本身当做自己的虚幻追求，从而对抗任何和平方式的平等性制度变革；其二是，赋予新人群平等性权力并不是仅仅对原有政治法律形式进行简单扩容就能办到，它通常需要对政治、法律、意识形态做社会工程学意义上的系统性调整，而历史经验材料表明，矛盾双方都严重忽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重要性。这导致变革主张都具有片段性思维的特点，缺乏前瞻性、兼容性、预案性，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产生“突如其来的”、“意想不到的”剧烈冲突，最终还是滑入暴力冲突的道路。

仅仅就产生极端状态的以上两个原因而言，解决人们的观念问题和解决制度设计的系统性问题，需要一套具有跨阶级、跨阶层解释力、说服力的社会基础理论，尤其在矛盾尖锐的变革实施期，以这样一套社会基础理论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超强作用是避免滑入大规模暴力冲突的最关键因素，20世纪上半叶的凯恩斯主义以及一些扩大政治选举范围的思想理论获得广泛认同就是调和阶层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典型案例。

与这种阶级矛盾可调和的认识相配套的是一种对国家作用的新的认识。

（二）国家的作用

作为最具有强制性特征的国家概念，有两种表面看来截然不同的表述：一种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压迫工具；第二种认为国家是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机关，是各种利益的调节器。

其实，国家的统治工具的作用和利益调节器的作用是一种抽象思维方法下的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前者是国家概念的实质、本质，后者则是这个本质经过某种修正后的具体表现形式。在人类社会早期，国家的抽象本质几乎没有修正地就表现为阶级压迫的工具，调节器的作用顶多只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阶级与阶级之间界线分明，并且难以逾越。

到了现代资本主义混合社会以后，国家概念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过程需要加入多种修正因素，以致于抽象中的直接阶级对立，在具体表现形式中不那么容易一眼看出，除非加以抽象化。这些修正因素是：（1）阶级间的共性因素较早期多，例如都是政治上的自由人。（2） 阶级之间的转化较早期容易，阶级概念的承载人极不稳定，例如管理职业化和经济的科技化都是低层阶级升入高层阶级的渠道。再如股票市场又使普通人可以成为股东，等等。此时，已经无法在统计学意义上找到直接表现国家抽象本质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国家概念在形式上只能表现为各种利益的一种公正的调节器。但是，透过具体形式，还是能发现（用抽象力）国家归根到底是对一些特定阶级、阶层极为有利的强制机器。例如，以资本主义为主的混合社会的国家就是对具有资本家素质的人群极为有利的强制机器，它主要是追求和信奉以自由缔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人群的选择结果，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

我们已经知道，由于现代条件下的生产力状况的动态性越来越强，阶级和阶层的动态性也越来越强，这就要求作为规范阶级、阶层相互关系的强制机器的国家，在机理上具有一种动态适应性，否则，国家机器的任何改变就总是伴随着暴力革命和流血冲突。人们通过大量的实践案例发现，被称作民主法治类型的国家机器在机理上更具有生产力的动态性和阶级的动态性所要求的动态适应性。具有民主法治特征的国家机器在通常情形下都能以和平博弈的方式实现动态调整。

我们可以先用一种通俗方式来界定民主法治，更多关于民主法治的描述参见后面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

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群体中，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发生许多行为，我们的行为具有个体性特征，但是，我们的行为也因为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他人而具有公共性特征。
   一般而言，我们的那些较少具有公共性的行为，自由化程度较高，我们那些较多具有公共性的行为，规则化程度较高。我们人类的生活就是由不同程度的自由化行为和规则化行为组合而成的。其中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有强制性和非强制性之分，强制性规则被我们称做外在制度（法律、规章、政策等），非强制性规则被我们称做内在制度（道德、习俗等）。
   外在制度中的法律的强制性来源于国家政权的强力，它规范的是较普遍、较重要的公共行为。法律古已有之，但有法律并不等于有法治。较早时期的法律，在法律条文中就公开表明不同的特定人群即使有同样的法律行为也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例如刑不上大夫，等等。对这样的法律人们从自然接受逐渐转变为质疑、反对，后来由于越来越多的人群的坚持不懈地反对，现代国家不再有这样的法律。现在已经深入人心的观念是，不但要用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还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时，我们就上升到具有法治观念的阶段。但是有了法治观念依然不等于有法治。人们发现，如果不坚持把绝大多数人的关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要求本身在程序上上升为法律，因人而异的选择性立法、选择性司法、选择性执法就依然无法避免。人们接着又发现，为了真正把法治观念落实为法治，为了把法律面前的平等性要求从程序上上升为法律，就必须把由全体公民遴选、监督、激励公权执行者也上升为法律，还必须把便于全体公民遴选、监督、激励公权执行者的优良程序也上升为法律。像这样的为了真正落实法治的一系列观念和行为被我们称做民主。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民主和法治完全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中央编译局俞可平语）。不要民主的法治是假法治，不要法治的民主是假民主。

第六讲 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上）

一、经典劳动价值论概述

更深的抽象表明，商品生产者交换的不仅是具体的、实在的、有用的物品，而且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这不是心血来潮随意做出的武断抽象，它表明了生产商品的各种具体劳动的共性或本质，从而也表明了用于交换的所有商品的共性或本质。只要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在量上是相等的，这些商品在抽象意义就是相同的，这是它们得以按一定比例进行交换的基础。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价值的质的规定性。

耗费的量不由每个具体劳动量决定，而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这就是价值的量的规定性。

在现实中，没有人先去计算必要生理耗费量再去进行交换，价值规律是以供求规律的形式在市场上现实地表现出来的。

社会的各个私人生产者“作为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每个人都企图尽可能以高价出售商品（甚至生产本身似乎也只是由他们任意调节的），所以内在规律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竞争、他们互相施加的压力来实现，正是通过这种竞争和压力，各种偏离得以互相抵销。在这里，价值规律不过作为内在规律，对单个当事人作为盲目的自然规律起作用，并且是在生产的各种偶然变动中，维持着生产的社会平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5卷，第995页）

显然，价值规律的作用制约着商品的交换比率、每种商品的产量、劳动力在各个部门的配置。

当“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23卷，192页）时，商品生产就到了资本主义阶段。

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大体上每个生产者拥有自己的数量不多的生产资料，并且用它们来生产商品；现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是商品了，生产资料属于一些人，出卖劳动力来干活的是另一些人。资本主义仍符合商品概念的一般规律性，但是特征性的东西已开始出现，一般规律在具象（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五章，朱奇朱一鸣 张英 著，中国长安出版社）时有了修正的必要。

新增的价值已不象以前那样全部归生产者所有，而是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归死劳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可以称作剩余价值；另一部分归活劳动--劳动力的所有者，可以称作劳动力价值。两者在量的划分方面的斗争，从资本主义产生起就没有停止过，但只要这种斗争主要是靠价值规律为基础的自由的市场契约来调节的，这种斗争就还是商品经济概念和资本主义概念能概括的经验材料。

又由于生产资料不仅总规模扩大了，而且各行业所用的死劳动和活劳动的比例也不象以前那样大体相差无几了，各行业利润率均等性的假设和剩余价值率均等性的假设还基本符合对经验材料不完全归纳的判断，资本有机构成则没有任何做均等假设的基础了。这时，从跨行业的角度看，商品价格等于价值（剔除掉供求不平衡因素）和利润均等的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就不正确了。必须修正为：所有行业的利润总额和总价格，还是分别等于以前的剩余价值总额和价值总额。这时，商品生产的价值概念就转化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价格概念，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就转化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价格的规律。

以上就是经典马克思学说对价值规律、生产价格规律的界定。

二、如何发展劳动价值论

对于概念系统或理论系统的建设而言，最难也是最重要的，不是从纷纭的表象中归纳出一个个独立概念，而是准确地摆正这些概念的演绎关系或综合关系（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五章，朱奇 朱一鸣 张英 著，中国长安出版社）。以统计计算水平为基础的思维工具的进化程度制约着人们建立演绎关系、综合关系的准确程度。

李嘉图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价值概念，包括价值的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李嘉图也有了非常明确的交换价值或相对价值的概念，但是他始终没有真正搞清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抽象与具体、本质与表象的演绎关系，以至在他的理论系统中经常奇怪地出现价值与交换价值相互混用的情况。

更糟糕的是，价值这样一个孤零零的抽象概念，由于没有可以表现它的、位于下层的具体概念作桥梁，就被割断了与丰富的、鲜活的现实世界的联系，于是在李嘉图的理论系统中，在他从抽象向具体推演的过程中，价值概念实际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在面对更具体的交换价值或价格概念时，他也象亚当-斯密一样把百分之百的热情都放在供求关系对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决定作用上。另一个对交换价值或价格起决定作用的价值概念此时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包括工资等所有商品的价格只要是由自由契约基础之上的“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的结果，就永远和上帝一样真实合理！好在李嘉图和亚当-斯密没能亲眼目睹1825年以后的一次强于一次的大范围的产品过剩的危机或衰退。

马克思看到了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理论系统的缺陷，并且修正了这种缺陷，但是必须承认，马克思的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概念系统在另一方面也存在和李嘉图同样的没有准确地摆正一些概念的演绎关系的缺陷。我们从与大量经验材料的对照中能感觉到马克思从其劳动价值论推演出的整个概念系统肯定在什么地方有毛病，但毛病的根源在逻辑上非常难以察觉。于是中国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干脆不再顾及抽象思维方法要求的概念间的严格演绎关系，纷纷在枝条或支干上而不是主干上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发展，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完全放弃了马克思的概念系统。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中，作为对商品有用性的抽象而产生的使用价值的概念，与价值概念是并列关系，它们的综合或称统一体是商品。马克思将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界定为并列的综合关系，这是一种比较科学的判断，但是，如同我们在前几讲已经描述过的那样，比起追求单一本质概念的演绎方法，更具体地展现多个概念间综合关系的规律性是抽象思维方法的一大难题，人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回避综合，在思维工具还比较落后的马克思那个时代就更是如此。

果然，自从下一层次的具体概念交换价值出现后，使用价值概念就被冷落了，决定交换价值的是价值概念，使用价值概念被排除了对交换价值概念的决定作用，因为那样就可以避免回答如何将价值对交换价值的影响同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的影响综合起来的问题。

马克思在引入使用价值概念时就显出了对这个概念的轻视，他没有象对价值概念那样，在对使用价值概念作了质的规定性以后接着作量的规定性。

其实，使用价值的量是用它的稀缺程度来度量的。如同价值概念的量有一个价值规律一样，使用价值的量也有一个稀缺规律，那就是：物品的稀缺程度越高，其使用价值的量越大，人们就愿意用更大的代价获得它。在自由契约制度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稀缺规律就表现为供求规律。

如此看来，供求规律和价值规律是并列的、同一层次的规律，它们共同作用于交换价值或价格。

经济学说史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学派愿意以主要精力关注价值对交换价值的决定作用，供求规律成了表现价值规律的低一层次的仅起修正作用的规律，推演到最后，彻底的制度革命成了解决问题的唯一选择；以亚当-斯密和马歇尔等为代表的学派愿意以主要精力关注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的决定作用，推演到最后，供求规律如同上帝一样公正和万能，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选择。

两个学派都恪守传统抽象思维的严格法则，都擅长演绎而回避综合，都不能容忍还有第二个与他们的核心概念并驾齐驱的本质概念（抽象思维方法只善于描述同一棵逻辑之树的主干、支干、枝条的关系，不善于描述几棵并列的逻辑之树的关系，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五章、第七章）。

现实的经验材料表明，他们的法则都未能象他们宣称的那样解决了全部问题。

再后来的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等人是实用主义的，他们把市场的法则和一些超市场的法则混在一起进行操作，他们尝到了一些甜头，但他们在理论上有些自卑，总为自己的概念系统在逻辑上有堆砌之嫌而困惑。是的，他们逾越了抽象思维的法则，但没有找到新的思维的法则（请参阅本书第二讲科学具象思维部分），当他们的理论试图在更长的时期内面对更多的现象时，障碍出现了，什么是在操作上可用于混合的新要素？什么是混合的规律性？什么是混合的恰当程度？等等，都缺乏系统的和可显化的研究方法，结果他们在新问题面前也产生了束手无策之感。

下面我们看看修正过的劳动价值论如何面对那三类学派所面对的问题。

价值和使用价值已经分别到达了归纳的终点，进一步寻求这两个概念的共同性从而继续演绎的企图已经不具实际意义。它们是可综合的并列关系，而不是可归纳的并列关系。用商品概念代表价值和使用价值综合而成的统一体。

价值概念的作用和使用价值概念的作用都具体表现在对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变化规律的影响或决定上了。交换价值或价格是价值概念和使用价值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这两个概念是怎样发挥对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决定作用的呢？

  我们先描述价值概念对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决定作用。

  初看上去，价值概念在量的方面具有模糊性。的确，按照实际度量各个商品的价值量的方式去确定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价格，无论是由共同体来进行还是由各个个体来进行都还不具可行性。目前条件下，我们无法频繁地、准确地表达出各个商品的价值量，但是，我们每个个体的确能在多次的和较长期的交换中粗略判断出我们是否是以大体等量的劳动来换取另一种劳动，特别是当一群人长时期地直接或间接地凭借国家制度体系所赋予的特殊权利来不等量地换取另一群人的劳动时，或者当一群人长时期地直接或间接地凭借或明或暗的内部契约所赋予的特殊优势来不等量地换取另一群人的劳动时，几乎每个个体都能觉察出来。

更重要的是，人们也发现，就如同凭借国家制度体系能产生不等价交换一样，用恰当的国家制度体系也能减少不等价交换发生的概率。

因此，价值概念对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决定作用不直接表现在每一次具体的交换中，价值量的模糊性使它做不到这样；价值概念对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决定作用表现在各个个体利用共同体的制度系统来减少背离价值量的交换多次发生和长期发生的的可能。

很显然，价值概念对交换价值或价格的这种非同寻常的作用方式很容易被人们忽略。亚当-斯密和马歇尔等人忽略了，马克思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

亚当-斯密和马歇儿等人都知道，他们的“看不见的手”要发挥对交换价值或价格的作用，需要自由契约制度的保障，但他们不知道，自由契约制度正是在当时的封建制度系统条件下人们追求劳动等价交换的结果，价值实际上是当时的平等、自由、人权概念的核心，现实的交换价值或价格其实还是“看不见的手”和以价值为核心的国家制度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凯恩斯等人都知道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但他们不知道，由于垄断条件下的供求规律已经不象充分竞争条件下的供求规律那样仅仅要求自由契约制度就能大体使人们等价地交换劳动，国家干预的根源在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要求人们利用更多的国家制度系统纠正劳动力的价格长期低于价值量的状况。

马克思通过对价值概念的演绎，知道资本主义的问题出在了制度系统上。但他误以为供求规律是价值决定价格的作用形式，把供求规律当作了价值规律对价格发挥作用的具体的表现形式，接下来就会把供求规律无法使劳动力价值在交换中得到尊重的问题记在了价值规律的帐上，以为价值规律应该连同其外衣—供求规律一起被抛弃。实际上价值决定价格的作用形式，也就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应该是纠正长期价格偏差特别是纠正长期劳动力价格偏差的国家制度系统。供求规律是和价值规律同一逻辑层次的另一种决定价格的因素。

换句话说，以价值为取向的国家制度系统与供求关系一起综合决定着现实的价格，共同体权力系统的对价值的判断加上各个交换个体对物品稀缺程度的判断综合决定着现实的价格。

在最初的供和求的交换者数量都足够多的充分竞争状态下，作为价值关系表现形式的国家的自由契约制度，加上供求规律就能比较完美地决定着价格；

在垄断或垄断竞争条件下，有些交换个体已经能够通过操纵供应总量或需求总量来操纵供求规律了，这时仅仅自由契约制度已经不足以表现价值规律的要求了，劳动力价格已经出现较长期地偏离其价值的情况。价值规律要求通过制度变革来形成新的制度系统的表现形式。这时的制度变革在本质上是人们追求价值量的结果，或者说制度变革是以纠正劳动不等价交换为标准的。

在马克思的年代以及马克思以前的年代，表现价值规律的制度环境主要包括私有产权制度、自由契约制度、有限制的和有财富门槛的政治选举制度。在1825年以前，供求规律在这个制度环境内还能大体平稳地调节着人们的逐利行为，并使社会共同体大体上和谐和有序地得到改进。1825年以后，周期性地出现了较严重地不和谐，一方面是大量产品在市场上寻不到买主或大量生产能力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是大量人群没有货币去换取他渴望得到的物品。供求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不再如上帝一般全能。萨伊等古典理论的后继者的辩解是无力的，他们没有认识到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是国家制度系统，他们也没有认识到供求规律在价值规律的特定的制度系统的条件下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他们更没有认识到私有产权制度、自由契约制度这些传统的价值规律的制度表现形式已经不足以让供求规律在劳动力等领域有效发挥作用，供求规律需要新的制度环境。

价值规律是将众人对价值量的判断通过国家制度系统来表现的，但不是所有的国家制度系统都表现价值规律。能够比较充分地表现价值规律的国家制度系统包括几个层次：一是在基本法层次上的宪政制度系统，它决定了共同体内绝大多数人对价值量的判断能否转化为共同体权力系统对价值量的判断；二是在经济竞争过程中的与界定产权有关的制约和削弱垄断的制度系统，它决定了共同体权力系统对价值量的判断能否进一步转化为对偏离价值量的基础经济过程的纠偏机制；三是在经济竞争结果中的与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有关的制度系统，它决定了共同体权力系统对价值量的判断是否具有因为顾及价值规律与供求规律的兼容性而不得不在基础经济过程之外建立的纠偏机制；四是以复杂的、精确的、动态的统计计算为基础、以价值规律与供求规律的兼容性为原则的国民经济计划信息系统，它能直接减少各种商品在供求规律的作用过程中偏离价值量的程度和持续时间。

随着统计计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动态地估算价值量的频繁程度和精确程度也会不断提高，表现价值规律的国家制度系统也会更加精巧和有效。

  我们现在描述使用价值概念对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决定作用

在自由契约制度条件下，使用价值的规律—稀缺规律就表现为供求规律，使用价值概念对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决定作用就具体表现为供求规律对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决定作用。由于价值量的模糊或难以度量，价值规律通过它的表现形式—国家制度系统无法单独完成现实交换中的价格决定任务，制度这种表现形式只能设法排除一些长期蔑视价值的交换行为，而不能具体指引一个个现实的交换行为。现实的交换行为由交换个体通过判断制度环境、判断相关物品有用性的程度--使用价值的量，为实现拥有最大化的使用价值量（效用最大化）而在市场上与其它交换个体沟通，最后的交换价格大体上由供应总量和需求总量决定。

当每个交换个体的需求量或供应量只占总量的非常微小的比例时，他为达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而用自己的有限的物品（包括劳动力）进行效用组合时，能选择的行为只是加入交换或退出交换，谁也无法长期地用较少的劳动来换取较多的劳动，供求规律在自由契约制度环境下决定的价格不会长期偏离价值。当物品（包括劳动力）的供应总量或需求总量能被少数人操纵时，供求规律决定的价格就可能长期偏离价值，供求规律本身纠正不了这种偏离。

价值规律是通过国家制度方式来实现众人对价值量的判断，而供求规律是通过自发搏弈的方式来实现众人对使用价值量的判断。

商品经济就是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分别以国家制度和自发博弈方式混合作用的结果。极端化地蔑视价值规律，或者极端化地蔑视供求规律都不是可取的态度，而在宏观上积极探索表现价值规律的新型国家制度形式，在微观上积极探索表现供求规律的新型自发博弈形式，以及更进一步地积极探索国家制度和自发博弈方式之间的混合兼容性的动态规律，才是一种科学态度。

在描述表现价值规律的新制度系统时，我们应该先从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重新界定的所有制概念入手。如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础一样，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础。

有了新的所有制概念（参阅本书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的历史唯物论部分），就可以接着描述现代社会条件下价值规律的新的制度表现形式了。这个新的制度系统仍然主要包括所有制、自由契约制度、政治选举制度等。

从所有制角度看，现代社会的一切产权都是关于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和第二顺序语义指向人对财产的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的分配和搭配的国家制度规范，国家作为代表共同体公共利益的虚拟人是产权语义指向人之一，自然人等是产权语义指向人之一。大体实现价值规律所要求的等价交换是现代产权制度或所有制的主要建设目标和建设标准。

所有制作为制度系统，不管设计得多么精巧，都不可能仅仅依靠自身有效实现价值规律要求的等价交换，它的关键部位是怎样与自发的供求规律搭配方面的内容。在一些人群通过技术、通过规模、通过沟通手段比较容易滑向操纵供求规律的领域，国家可以加大对支配权、收益权的公有程度，直至做产权的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并且国家的产权行为本身也主要是为了减少对自发作用的供求规律的干扰。在供求规律大体可以自发和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国家应该减少对支配权、收益权的公有程度直至做产权的第二顺序语义指向人，并且主要以一般性限制制度的形式行使国家的产权行为。

已经发现的体现国家所有权的有效的具体制度形式包括（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46页）：一、抵消市场后果类，例如，对收入、福利和支出进行歧视性征税，货币补贴或各种隐性的间接的转移支付；二、改变市场运行机会类，例如，干预契约自主权，改变竞争基础，对资本形成提供区别性补贴，影响人力资本的形成，对捐赠、继承和资本性资产加重征税。等等。

由于新的所有制概念包含了许多国家行为，特别是国家的制度行为，国家作为代理公众行为的虚拟人，必须受公众的有效支配，所有制才可能成为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从经验看，价值规律的制度形式中还应该包括优良的政治选举制度，所有制必须和政治选举制度配套，这是精细的分寸处理方式的基础条件。

为了做到价值规律与供求规律的兼容和配套，自由契约制度也应该延伸到国家行为的领域。能体现国家所有权的不仅仅是国家建立制度的行为，在许多领域，国家也可以以供求关系中的微观主体的身份用契约行为来体现国家所有权（参阅本书发展着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

第七讲  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

一、经典剩余价值规律及其隐含的假设前提

马克思在把新增价值划分为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表明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就是剩余价值规律。

剩余价值规律的主要内容是（引自百度词条）：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即资本家用绝对或相对地延长工人剩余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改进生产技术等方法，最大限度地获取由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它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日益尖锐化以及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趋势。

简言之，按照剩余价值规律，资本家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才去组织一切社会生产的，没有剩余价值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本家组织社会生产的一切安排方式都将服从和服务于这个目标。

我们今天研读马克思的经典描述时，不能忘记剩余价值规律是有隐含的假设前提的：资本主义仅仅是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资本家的生产目的就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资本家为实现其目的所作出的生产安排就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安排；而在资本主义的范畴内，劳动力出卖者的生产目的以及为实现这个目的所进行的博弈是无足轻重的。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这个隐含的假设前提与时代背景大体吻合，在描述规律时没有被特意显化出来是符合理论惯例的。但是，在大约一个半世纪以后的现代社会，时代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就必须将这个隐含的假设前提显化出来，以便于将它与我们所处时代的经验材料进行对照，从而对规律本身的描述进行调整和发展。

我们已经知道，经典剩余价值规律隐含的假设前提是，资本主义仅仅是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资本家的生产目的就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资本家为实现其目的所作出的生产安排就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安排。

这样的假设前提就完全排除了劳动力出卖者参与生产的目的和方式对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和生产方式的影响。这样的假设其实也是传统抽象思维方法回避综合的产物。如何揭示资本家的生产目的与劳动力出卖者的生产目的相互混合的规律性？如何揭示资本家的生产安排与劳动力出卖者的生产安排相互混合的规律性？都是当时的传统抽象思维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于是，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如果要严格遵守抽象思维的规则，理论上的出路只能是寻找出资本主义的单一本质，并用这个单一本质来代表资本主义的全貌。

如果假设资本主义仅仅是资本家的资本主义，那么资本家的生产目的的历史局限性和资本家的生产安排的历史局限性，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同样，如果假设资本主义仅仅是资本家的资本主义，那么消除资本家的生产目的和生产安排的历史局限性的唯一途径，就只能是消灭资本主义。

因此，一向关注事物的渐变和量变的马克思，一向辨证的马克思，这次在制度系统的变化上不能容忍渐变和量变，他要把资本主义运行于其中的“供求规律连同其包裹着的价值规律”一起扔掉，并且为了斩草除根，必须把私有产权制度、自由契约制度也一起扔掉。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给制度系统的变革留下任何渐变的余地，资本所有者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的全部利润都被定义为工人创造的、在量上超过劳动力价值以上部分的、被剥削走的剩余价值。在此基础上的一切推演（关于推演的逻辑漏洞请参阅本节后一部分的内容）都是为了一个结论：消灭产权私有制度。

我们已经说过，从来没有一种理论能象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那样引起那么多社会共同体的实际行动，这起码说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无容置疑地具有一种较强的解释力、说服力、号召力。原因在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确抓住了资本家的生产目的和生产方式的本质，并且如果从数量程度上考察，马克思那个时代的经验材料表明，资本家的生产目的和生产方式的确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而劳动力出卖者的生产目的和生产方式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影响则比较微弱。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的描述中没有显化上述假设前提，这导致以后的理论推演中的缺陷非常不容易察觉。到了马克思以后的时代，人们可以从许多新出现的经验材料的对照中来怀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但在逻辑根源上却说不出个所以然。这导致对待经典剩余价值理论的两种极端态度，要么完全抛弃剩余价值理论，要么完全照搬剩余价值理论。我们的态度则是通过修正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

二、如何发展剩余价值规律

下面介绍我们在两种理论层面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

先谈第一种理论安排方式。

将资本家和劳动力出卖者的生产目的和生产安排都界定为资本主义范畴的内容，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和生产方式是资本家的生产目的和生产安排同劳动力出卖者的生产目的和生产方式相互混合和博弈的结果。我们关注的重点不是要不要剩余价值的问题，而是剩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如何合理划分的问题。

在新的生产规模等条件下，供求规律在价值规律提供的传统的私有产权制度、自由契约制度、有限制的和有财富门槛的政治选举制度等制度环境中，的确无法有效发挥作用了。特别是劳动力的价格会大范围的和长期的偏离其价值，劳动力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划分比例大范围和长期地出现严重偏向资本家的罪恶。这种社会的罪恶不仅是伦理意义上的，它最终还会导致“按比例的生产”都无法进行下去。但是我们一点也不能含糊的是，这种社会的“罪恶”在于旧的制度系统已不能很好地表现价值规律了，“罪恶”不在于价值规律本身。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有新的、能和供求规律配套的价值规律的制度表现形式。这个新的制度系统恰恰是为了更有效地表现而不是为了抛弃价值规律，判断新的制度系统的合理性的标准是看它能否恰当地与供求规律结合在一起更有效地促进等价交换和自由交换，特别要看它能否恰当地与供求规律结合在一起大体公正合理地划分新增价值中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比例。新的经过修正的剩余价值理论关注的重点不应该是要不要剩余价值的问题，而是剩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如何合理划分的问题。

马克思定义的劳动力价值包括劳动者本人必要的生活费用，包括劳动者养育后代的必要的费用，包括劳动者及其后代进行培训的必要的费用。价值规律的新的制度系统就是要确定和实现上面三个“必要的费用”的全社会的平均量。尽管“资本家受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只关注追逐剩余价值”，但是，什么是“必要的费用”的衡量标准不由资本家直接或单独决定，而由价值规律的新的制度系统和供求规律共同决定。

再谈第二种理论安排方式。

还有另一种理论安排方式，那就是将资本家的生产目的和生产安排界定为资本主义范畴的内容，而将劳动力出卖者关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环节的平等性要求和实现这个要求的安排方式界定为社会主义范畴的内容，同时将现实社会界定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在本讲其它部分描述的封建主义、科技主义、物欲主义的混合社会（参阅本讲发展着的历史唯物主义部分）。

总之，不管采用哪种理论安排形式，支配资本家群体的剩余价值规律都不是决定剩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量的划分的唯一标准，也不是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唯一因素。

第八讲  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率变化规律

（很遗憾，文中的公式图片没能传上去）

一、经典的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及其隐含的假设前提

马克思用抽象思维方法推演出的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想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内的作用要素而不是这两个概念所能概括的范围以外的、价值规律和生产价格规律管不着的作用要素，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被替代的必然性。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价值判断、价值追求很明显要被摆在一个次要的位置，起作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要求助于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主观追求历来被马克思视为庸俗的和空想的。马克思愿意看到是资本家把资本主义推向灭亡。

“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的推动力；那种而且只有那种生产出来能够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产出来。英国经济学家对利润率下降的担忧就是由此产生的。……在这里，以纯粹经济学的方式，就是说，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在资本主义理解力的界限以内，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立场出发，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它的相对性，即表现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5卷，第288-289页）。

为了在现代条件下更加准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我们也必须毫不含糊地把这一规律的假设前提显化出来，而显化的方法依然是再现原创者的抽象思维过程。

马克思是用文字语言工具进行推演的，我们改用数学语言工具显然能够更准确和更方便地展现推演过程（参阅《资本主义发展论》第83-88页，保罗•斯威奇 著，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我们可从 （S，是剩条价值率，s是剩余价值，v是可变资本，q是资本有机构成，c是不变资本，p是利润率）推导出p以q和S，表示的函数式：

以上将文字语言描述转化为数学语言描述的工作是由保罗斯·威齐完成的，我们在此基础上继续推演。

尽管马克思自己没有明确表述，我们通过对公式的推演也能得出结论，要想使利润率P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必须具有两个假设前提之一：

（1）剩余价值率下降，同时资本有机构成不下降，或者剩余价值率下降幅度和资本有机构成下降的幅度满足条件﹛资本有机构成下降的幅度×（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率下降的幅度）﹜﹤﹛剩余价值率下降的幅度×（1﹣资本有机构成）﹜。

(2) 资本有机构成上升而剩余价值率不上升，或者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幅度和剩余价值率上升幅度满足条件﹛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幅度×（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率上升的幅度）﹜﹥﹛剩余价值率上升的幅度×（1﹣资本有机构成）﹜。

以上两条就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科学的关于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假设前提的描述，遗憾的是，马克思在论证利润率下降趋势时没能明确显化这些假设前提。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资本论》关于剩余价值规律的描述中，推测出马克思进行推演时的两个隐含的假设前提：前提之一是，由于剩余价值率还兼具衡量“剥削程度”的功能，马克思显然在其推演过程中排除了剩余价值率下降或不变的任何可能性，他完全没有展示剩余价值率下降或不变的条件下利润率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状况；前提之二是，主要是考虑到技术进步是提高“剥削程度”的一种长期有效地方式，马克思判断，资本有机构成不断上升不仅符合当时的经验材料，也是对未来的一种预测结果。

如果我们也如同马克思那样把剩余价值率下降和资本有机构成下降的情形排除在外，或者把那两种情形称作隐含的假设前提，那么，要想得出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必须具备的假设前提就简化为：﹛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幅度×（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率上升的幅度）﹜﹥﹛剩余价值率上升的幅度×（1﹣资本有机构成）﹜。

我们再现这个推演过程，就是想毫不含糊地表明，马克思归纳出来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隐含着上面这一系列假设条件的。因此，这个规律在各个时空条件的正确与否取决于这一系列暗含的假设与现实经验材料对照的结果。如果某个时代的经验材料大体与上述假设吻合，利润率下降趋势就是这个时代的资本主义变化的一种规律，如果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材料大体与上述假设吻合，利润率下降趋势就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本主义变化的一种规律。

如果我们在假设前提的全面性和严谨性方面放松一步，假设马克思以隐含方式描述的剩余价值率上升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符合经验材料，那么，为了保证利润率具有下降趋势，起码还需要完成﹛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幅度×（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率上升的幅度）﹜﹥﹛剩余价值率上升的幅度×（1﹣资本有机构成）﹜这一假设前提与经验材料的对照。只要能证明﹛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幅度×（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率上升的幅度）﹜﹥﹛剩余价值率上升的幅度×（1﹣资本有机构成）﹜，这样一个假设比较符合现实的长期趋势，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就也真的是资本主义范畴内的、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资本主义的消亡就指日可待。这个论证过程是比较严密的抽象思维过程必须要求的。

由于马克思没有将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假设前提清晰地显化出来，在《资本论》第十三章对这个规律的全部描述中，都没有有意识地将这个假设前提与经验材料相对照的内容，更没有有意识地论证这个假设前提将长期有效的内容。

在接下来的《资本论》第三卷第14章中，马克思也没有直接地全面地接着说明这个假设，从而完成论证，而是换个角度、换个假设前提，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说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在这里--大多数有益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都是如此--引起剩余价值率增加的原因，包含着这个结果：所使用的总资本为一定量时，剩余价值量将会减少”，“从而使利润率减少。”（《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三卷，275页，着重号是引者所加 ）。

但是一向严谨的马克思没有看出，“引起剩余价值率增加的原因”同时也使他的新假设“所使用的总资本为一定量”中的一定量变得不“一定”了，变小了。社会总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提高，同时也意味着接下来的不变资本的贬值和有机构成的下降。

这个新开辟的论证同样无法说明利润率下降是一个长期趋势。

有人会说：不变资本贬值已经被马克思作为修正因素之一，在具象过程中说明了，这是抽象思维方法的惯例。但是具象不是再一次分别把各修正因素与本质因素的关系罗列出来，这是舍象过程的任务。具象必须在可叠加的假设条件下，综合说明本质因素和6个相反因素共同作用时的总结果。即使不精确，也必须判断各个力的强弱和方向，从而判断合力的方向，做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完成抽象思维方法的要求，所下的结论就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马克思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有些含糊地“把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视为是一种倾向的下降”（《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三卷，274页）。”

我们在复述经典规律的同时如此缜密地展现规律成立的前提条件，并不是据此就断言资本主义没有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而只是断言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理论家到目前为止并没能证明这种趋势是资本主义范畴本身所必然带来和资本主义范畴可以概括的客观规律。

其实，利润率的变化有多种可能性而不是只有一种简单趋势，并且利润率的变化有些是资本主义因素引起的，有些是资本主义以外的因素引起的。

二、如何发展利润率变化规律

我们认为，利润率p= S，(1-q)绝不是简单地呈现一种下降的趋势，其变动的极端复杂性一方面体现在抽象思维模式下p作为因变量在S，和q的作用下有多种变动的理论可能性；这种变动的极端复杂性另一方面还体现在科学具象思维模式下p、S， 、 q还是互相影响和互动的。作用于p、 S，q的有些是资本主义要素，有些则是资本主义以外的要素。

1、在p不反作用于 S，和q以及 S，和q不相互作用的假设条件下，P在理论上上有11种变动的可能性。

（1）S，上升且q下降时，p上升；(2) S，上升且q不变时，P上升；(3) S，和q都上升，但S，的上升快于q的上升时，p上升；(4) S，和q都上升，但S，的上升慢于q的上升时，p下降；(5) S，不变且q下降时，p上升；(6) S，不变且q不变，p不变；(7) S，不变且q上升时，p下降；(8) S，和q都下降，但S，的下降快于q的下降时，p下降；(9) S，和q都下降，但S，的下降慢于q的下降时，p上升；(10) S，下降且q不变时，p下降，（11）S，下降且q上升时，p下降。

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只是其中（4）的情况。前面已提到，关于这个规律的唯一性的证明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与其坚守一个不能证明的简单化了的所谓规律，不如承认利润率变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以此为起点展开丰富的实证的研究，历史地描绘出利润率变化的实际状况。

上面11种情况的每个假设条件，在没有经过仔细的对照之前，都不能冒然断定它与实际不符。

例如，马克思认为q的上升一般来讲比较符合经验材料（这是他论证资本主义具有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的前提之一），而实际上q的变化也非常复杂。当我们从微观角度考察时，技术进步往往直观地带来有机构成的提高。但是从宏观的和较长期的角度看就不一定如此：

第一部类长期的技术进步会带来一定实物量的不变资本存量的贬值，也包括第二部类不变资本存量的贬值，数学上很容易证明，当C下降时， 也是下降的；弥补存量损失后的利润部分下降幅度更大，从而利润率也是下降的；在新增价值的划分上，也是下降的。

紧接着的应该是第二部类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消费品的贬值，全社会在维持绝对生活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相当于v降低了，并且 明显上升，新增价值的划分中 也上升； 也上升。

从长期来看，考虑到技术进步会由于微观单位的竞争推动而成为影响两个部类生产的长期的和主要的因素，全社会的q, S，p更倾向于随着两个部类技术革命的更迭而呈现一种上下波动的变动状态。而绝不是单纯的上升或下降。

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是一个工人推动更多的机器，但不一定是一个工人推动更多的机器的价值。这是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的重要区分。马克思也提到过的不变资本贬值绝不能摆在一个次要的修正因素的地位，它是和劳动力贬值同样重要的并且交替出现的因素。

2、在现实中的p绝不仅仅是S，和q的被动的因变量，它的水平和变化反过来直接影响S，和q的水平，S，和q也是在时刻相互影响和制约着对方的水平。例如用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来提高S，往往就伴随着q的提高，但它们的具体的相互作用关系可能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此外，现实社会的q, S，p还会受到种种市场契约无法调节的资本主义以外的因素的影响。由于这种复杂性，我们肯定得不出某种Ｐ的单一趋势的规律。因此面对多变量共变的情况时，单纯的抽象思维方法的确无能为力，求助于科学具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