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夫妇要不要孩子、要几个孩子。经济学家怎么分析这个问题呢？
　　在“事业与家庭的经济学”课上，克罗地亚•葛定（Claudia Goldin）教授多次称赞了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研究，还把贝克尔的书《关于家庭的论文集》（A Treatise on the Family）列为这门课的重要教科书之一。
　　贝克尔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在研究家庭行为（behavior of family）方面的贡献，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列为他的主要贡献之一。
　　贝克尔提出的分析角度是，孩子是物品，而且是“正常物品”。
　　在经济学里，根据它与经济收入的关系，所有的物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低级物品，收入越高，消费的越少。经济学家常举的例子是土豆，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吃淀粉含量高的食品越来越少。另一类商品是“正常物品”（normal goods），大多数物品属于这一类，收入越高，消费越多。
　　正常物品中，有一个分支是奢侈品，收入越高，不仅消费越多，而且占收入的比例越高，例如旅游。
　　孩子怎么能和物品相提并论呢？这样的分析角度多少显得冷酷，但经济学是以理性为假设前提的，这样来分析问题，虽然不合情，倒也合理。
　　接下来的问题是，假设孩子是物品，算是“正常物品”吗？
　　如果孩子是“正常物品”，更高的收入就意味着更多的孩子，这称为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但事实上，越是发达的国家，收入很高，生育率却很低。收入越高的女性，生育率越低。一般来说，农村的生育率高于城市的生育率。
　　对于这些现象，经济学家提出过一些解释。一是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收入越高的女性，生育小孩的机会成本就越高，所以生育减少。二是价格效应(price effect)，养活农村的孩子比城市的孩子要便宜许多。
　　随着科技发展，各种避孕措施层出不穷，也让女性有更多的能力来取舍自己的事业和命运。
　　此外，经济的发展使孩子的“用途”持续减小，“养儿防老”早就不适用于今天的社会。随着服务业日益发展，农业日益萎缩，孩子作为劳动力的用途也越来越小。而且，婴儿的夭折率已经微乎其微，所以现代人在决定是否生孩子，生几个孩子时，不仅仅要求数量而且要求质量。
　　而贝克尔则是别出心裁地来解释这个问题。
　　他提出，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对孩子的数量的要求提高了，但因为对质量的要求也提高了，所以每个孩子的“价格”也在同时提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随着收入的提高，孩子的数量会减少。
　　所以，贝克尔认为，孩子仍然是“正常物品”。这是一个颇有创新的看法。
　　贝克尔对传统的数学模型作了一点改进。
　　传统的模型中，数量（N）和质量(Q)分别在水平的X轴和垂直的Y轴。“预算限制”（budget constraint）是一条直线。
　　但贝克尔的创新在于，把这条“预算限制”的直线变成一条曲线，不再是质量和数量的简单乘积，而是质量、数量、及质量的数量的三者的乘积。
　　贝克尔的理由是，随着人们富裕程度的增长，“预算限制”的扩张，人们愿意在多要孩子的同时，也要求有更高质量的孩子。
　　人们在欣赏贝克尔的同时，也会对贝克尔展现出的极端理性感到惊讶。
　　贝克尔的妻子和孩子能接受他的无情的理性吗？
　　在获诺贝尔奖的自传中，贝克尔提到了他现在的妻子Guity Nashat，Nashat是研究中东地区的历史学家，她对女性在经济和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与贝克尔的研究相重合。
　　“在个人生活和工作中，她（与我）的匹配和配合，使我的生活好了如此之多。”贝克尔提到。显然，Nashat和贝克尔的思想同样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