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了解，但是日本经济的不景气对我国有什么影响，流向日本的资本会不会流向我国，日本经济停滞的深层原因有哪些？值得我们推敲，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

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利弊得失分析

20世纪70年代由于国际汇率体系由原来的固定汇率制转变为浮动汇率制， 日本迫于美国的压力使日元对美元汇率大幅度上升。这使80年代后期日本金融资产大幅度增加，同时也引起了日本产业结构及对外投资的变化，不可避免地造成日本出口产品竞争力减弱，并转变成目前日本难以摆脱严重通货紧缩的局面。日本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如以内需主导型经济为其发展战略，则从稳定国内物价的角度希望日元升值；而如以出，主导型经济为其发展战略，则从提高产品竞争力扩大出口量的角度希望日元贬值。本文就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利弊得失进行分析。 　　 一、引言：日本汇率政策的变化和状况 　　 1971年8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上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此后日本经历了四次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大幅度升值。第四次日元对美元汇率升值后，又出现了日元对美元的贬值趋势，并在1美元兑换110—120日元左右变化。在整个日元升值过程中， 日本经济政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状况如表1所示。 　　 二、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一)日元升值对日本进出口的影响 　　 2001年下半年日本以日元为基准的出口比率为35，6％，而以美元为基准的比率为52．6％。日本出口金额的一半可以公式(1)来表示，约1／3用公式(2)来表示。日元升值是通过以下因素复合作用影响出口金额的。如果出口以美元基准签约，则日本企业取得的日元基准出口额是： 　　 日元基准出口额：(a) 日元对美元汇率×(b)美元基准价格×(c)出口量　(1) 　　 日元基准出口额；(b’)日元基准价格×(c)出口量　　(2) 　　 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变化受到三个效果的影响：第一是汇率换算效果(公式(1)中的a)；第二是出口价格变化造成的价格渗透效果(公式(1)中b或公式(2)中b’)；第三是通过出口数量变化的数量效果(公式(1)和公式(2)中的c)；以上三种因素共同作用影响了出口额的变量。 　　 在汇率换算效果上，日元对美元升值可使美元基准进口额换算为日元后金额减少。其次，是汇率的价格渗透效果，日元升值而其国内生产费用不变，如企业想维持一定的利润空间，就不希望改变出口产品的日元基准价格。但如出口产品的日元基准价格没有改变， 日元对美元升值则在美国市场销售的日本产品的美元价格(=日元基准价格／日元对美元汇率)上升。这样汇率变化率与同比率美元基准价格的上升称为汇率的完全价格渗透效果。如果日本企业在美国市场想维持价格竞争力，设定市场导向型价格不使美元基准价格上升，则必须降低出口产品的日元基准价格，这种状况称为汇率的不完全价格渗透效果。这样，在不完全价格渗透效果下，无论以美元基准签订出口合同，或以日元基准签订出口合同，日元升值就起到使日元基准出口额减少的效果。 　　 另外，对于数量效果来说，汇率的渗透效果表现出来以后，日元升值使日本企业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因此，日元升值起到减少出口量的效果。但在日本企业出口产品的美元基准价格没有变化，而汇率的价格渗透效果不存在时，对其出口量不产生影响。在汇率不稳定的状况下，企业的产品价格形成行为在减少利润空间的同时，在某一时间段观察汇率动向，认定日元升值趋势并为确保利润空间而调整价格。于是，数量效果存在一定时滞，出口对日元升值初期没有反应，通过时间的推移其反应逐渐减少。 　　 图1为1970—2001年期间日元对美元汇率和其进出口数量指数的变化状况。90年代后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大幅度上升对日本进出口影响很大。1995年4月达到1美元兑80日元， 1999年末达到1美元兑100日元。从这两次日元大幅度升值对日本进出口的影响来看，进口数量有明显增加， 而出口数量并没有明显下降。分析其原因可知，其进口商品数量增加是由于日元升值引起的，而出口数量缓慢增加是由于第一次至第三次日元对美元汇率升值引起了激烈的国际性价格竞争。日本为了克服出口价格竞争力下降的弱点，一方面采取了降低产品成本和提高工作效率等产业优化措施，另一方面，加强非价格竞争，对产品质量、设计、形状和品种进行革新，以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并在原材料、生产、流通及生产程序上进行技术革新。本来这些措施是为了增进企业生存能力。但随其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又引起新一轮日元对美元的升值。由于在第四次日元对美元升值过程中受泡沫经济影响，企业进行了对生产技术革新、产业合理化和产品质量差异化为目标的投资增加。因此，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过剩状况，并引起日元对美元进一步升值。这样，受日元对美元升值的影响，日本的经济策略从原来以产业合理化和开发技术来增强国际竞争力，转变为向国外输出过剩资本和放松管制来促进国内企业竞争，进而实现其扩大内需的目的。 　　 (二)日元升值对日本对外投资的影响 　　 当日元升值被企业判定为非临时性或持久性的趋势时，日本国内企业则纷纷将生产基地从国内向国外转移，以应对日元升值引起的出口利润下降。同时，日本国内企业生产基地向国外转移又引发了其国内产业的“空洞化”。近年日本企业生产基地向亚洲国家转移引人注目。 　　 从1980-1984年期间日本向新兴工业经济区(NICS)各国或地区平均每年直接投资约为 7．4亿美元，且1985—1989年期间升值为25．4亿美元，1990—1991期间又升值为27．26亿美元。日本对东南亚联盟各国投资额1980—1984年为10．91亿美元，1985—1989年期间为 13．66亿美元，1990—1991年期间为31．38亿美元。这些都是日元升值对日本企业经营的正面影响。 　　 图2表示日本向亚洲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截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止日本向亚洲各国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增加。1995年日元对美元升值达到顶峰后加快了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尤其是1996-1997年期间大批日本企业生产基地向亚洲各国转移。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企业向亚洲对外直接投资比 1997年的投资水平下降了几乎一半，之后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这一期间日元对美元汇率变化对日本企业向亚洲对外投资没有产生太大影响。

(三) 日元升值对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1986-1990年期间是日本泡沫经济时期，也促进了日本企业的设备投资、技术革新、新产业的形成和向复合型经济发展。此时，设备投资不仅是尖端技术和有增长点的部门，且无论企业大小、制造业或非制造、都市或地方都进行了巨额设备投资。这种集中性和一次性设备投资的最终结果，使日本陷入了严重的生产过剩状态，而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机器设备又难以废弃。于是，日本出现了长期性经济萧条，并使其国内企业竞争更加激烈，并促进了日本的对外投资。 　　 日本在外汇市场上是以经常项目帐户顺差和资本收支逆差来平衡收支的。如果贸易收支和经常收支持续顺差，长期资本收支的逆差没有变化则日元对美元将迅速升值。一旦日元升值，一方面，会使其产品出口量减少而进口量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直接资本投资的迅速增加，不仅引起日本产业结构变化和企业重组，且必然需要进行日本经济体制改革。日本经济的特点如图3所示，从其GDP结构中可以看出，首先，个人消费支出占很大比例，而纯出口所占比例很小；其次，其制造业的比例在逐步减少，而非制造业的比例在逐步增加。 　　 日本内阁府《国民经济计算》数据显示，其各产业所占名义GDP比例中，20世纪70年代制造业占30％左右，而90年代以后已经低于30％，2000年已经下降20％左右。在制造业中比较好的是电器机械产品，90年代为4％左右，其他行业处于下降趋势。另外，非制造业的占有比率不断增加，其中服务业从70年代的15％增到2000年的28％。这样，在日本名义GDP中，制造业所占比例在减少，而服务业所占比例有扩大趋势。 　　 (四) 日元升值对其就业和个人收入的影响 　　 近年，日本按产业划分的就业人数发生了巨大变化。如图4所示，在20世纪60年代- 70年代日本经济处于快速增长时期，其制造业的就业增长率很高，而70年代后由于受日元升值影响，其制造业的就业增长率出现下降趋势。同时，日本非制造业中特别是服务业的就业率有了明显提高。1996—1999年期间和2001、2002年期间由于日本的制造业进行大幅度调整，使就业人数进一步减少。进入2002年后生产状况有所好转，但日本制造业的就业状况没有出现根本好转，而其服务业的就业人数仍然呈现增长趋势，虽然增长速度较慢。 　　 另外，日本国内企业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减少了正式职工的就业，同时增加了临时工和钟点工的就业。1997年日本一般劳动者就业率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而临时工和钟点工的就业出现了明显上升。这表明企业为了适应短期生产变化需要减少了固定工资费用，而增加了灵活性较大的临时工和钟点工的就业及费用。其结果使日本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收入大幅度下降。如图5所示，日本企业职工工资收入增长率出现下降。 　　 从就业方面来看，如图6所示，日本完全失业率不断上升，有效就业倍率呈下降的趋势。1998年以后失业率达到4％左右，而2001年7月继续上升到5％，2001年12月达到 5．5％，进入2002年以后日本失业率仍然在 5％以上浮动。 　　 日本的失业可分为结构性失业和循环性失业。日本不仅循环性失业率在上升，而且结构性失业率也在上升。1999年第二季度日本循环性失业率达到1．2％后，随着景气恢复，2000年出现了减少倾向，但2001年第一季度随着景气恶化，循环性失业率又从0．9％上升到2001年第四季度的1．3％。 　　 另一方面，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结构性失业率进一步上升，2001年也在持续上升，2001年第四季度达到4．1％。结构性失业的上升说明即使景气好转也不能使就业的人数增加。这是由于招聘和被招聘方之间存在工种和技术上的不适应状况造成的，特别是在服务业和高科技领域。 　　 2002年后日本失业率随着就业调整上升幅度有所下降，但失业率的80％为结构性失业率。要缩小求职方和用人方相互适应性差距，减少结构性失业率还需要时间。今后日本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的可能性很大。 　　 (五)日元升值对其各主要物价指数的影响 　　 如图7所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日元升值其各主要物价指数也呈下降趋势，其中对进口物价指数的影响最大。除去1992-1999年期间日本提高消费税的影响，日本各主要物价指数基本上处于下降趋势。2000年由于世界性石油价格上升使日本进口物价指数有所上升，但进入2001年后由于日本总供求趋于缓和使其有较大幅度的下跌，其结果使2000年下跌 0．1％后，2001年又下跌1．1％。但进入2002年以后，由于日元贬值和总供求关系进一步改善使物价指数的下跌幅度减弱。 　　 观察日本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增长率可知， 1995年以后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出现一时性下跌状况，1999年下半年后继续下跌。即使在2000年日本国内批发物价指数上升时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仍然下跌0．4％，2001年下跌0．8％，进入2002年后仍然下跌。 　　 日本国内批发物价指数与居民消费物价指数的变化相反，并且，日本国内批发物价对进口物价指数和总供求的变化反应敏感。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受到国内批发物价的影响，同时反映了零售阶段的竞争压力。消费物价与国内批发物价的变化是不同的。特别是随着日本对进口产品依赖程度的上升，居民消费物价存在下降的压力。 　　 在2001年，日本国内批发物价指数与上年度比较有较大幅度的下落，这是由于供求缓和进口物价下跌引起的。并且，进入2002年后日本国内批发物价与上年度比较，下落幅度降低，这是由于进口物价上升和供求好转引起的。 　　 三、结论 　　 从以上分析看，日元升值最初是以日本经济快速增长为条件、以美国压力为动因的一项长期性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虽然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比较复杂，但从日本经济仍然处于经济萧条和通货紧缩的局面来看，应该判断为弊大于利，失多于得。目前拉动日本国内需求成为解决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但过度地使日元升值或贬值都会对日本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这说明发展一国经济不仅要保持本币价值稳定，同时也要保持其对外汇率稳定，否则将会影响其经济发展的穩定性。 　　 现在日本已经从出口主导型经济转变为内需主导型经济，因此从稳定国内物价拉动国内需求的角度希望日元升值；但也不能不考虑日元升值对出口产品的影响。

]“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进入战后最长的调整期。此间经济增长乏力，民间需求极度萎缩，通货紧缩状况严重，财政状况空前恶化，金融市场动荡不安。日本经济持续萧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泡沫经济”破灭的负面影响所致，但最重要的是现有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日本经济的正常运转。由于这一体制存在的问题根深蒂固，日本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也难能出现根本性改观。因此，日本经济要步入真正恢复的轨道尚需时日。

　　一

　　日本经济在经历了上个世纪二战后初期重建和六、七十年代高速增长之后，于八十年代末期一举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创下了举世公认的“经济奇迹”。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陷入以通货紧缩为主要特征并伴随阶段性衰退的长期停滞阶段。日本经济持续长期停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增长持续低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除1991、1995和1996三个财政年度日本实际GDP增长率为2．5％以上外，其他财政年度都在2％以下，1998年出现了1．1％的负增长。2001年以来，随着美国经济的调整，日本经济的多数经济指数都呈现衰退迹象。据日本总理府公开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2001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GDP比上季度下降了1．2％，以后又连续两个季度比上季分别下降0．5％和1．1％，这种连续3个季度的负增长表明目前的日本经济已经陷入衰退状态。

　　(二)通货紧缩特征明显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日本经济就曾开始表现出一些通货紧缩现象，进入新世纪后，通货紧缩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的主要特征。有资料显示，1999年和2000年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分别比上年下跌了0．5％和0．6％，2001年头9个月，该项指标与上年同期相比均为负增长。这种物价连续两年以上持续下降的状况，不仅在日本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就是在战后其他主要西方国家也实属罕见。日本政府从去年起不得不公开承认：“日本经济正处在缓慢的通货紧缩之中”。

　　(三)民间内需严重不足

　　过去10年中，占其GDP近6成以上的民间消费需求一直处于极度低迷状态，据日本总务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家庭实际消费支出除1995年上升0．1％外，其余年份均为负增长，1997年跌幅达到2．1％。2001年除4--6月略有上升外，1、3两个季度也均为负增长。

　　(四)财政负担空前沉重

　　截止2001年度财政预算计，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国内债务已达到666万亿日元，约为日本GDP的130％以上，如此沉重的财政负担也是其他发达国家所没有的，为此日本前财务大臣宫泽喜一曾惊呼日本财政已“濒临崩溃边缘”。

　　(五)不良债权久拖不决

　　自1992年起，日本银行虽然已经处理了一些不良债权，但因经济持续不振、破产企业增多，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仍有增无减。到2001年9月，仅按银行法确定为“风险管理债权”的不良债权，就从1996年的28．5万亿日元增至达31．8万亿日元，如果加上其他类型的不良债权，数目更多。据日本兴业银行估计，经济每放慢一个百分点，就得新增加5．6万亿不良债权。

　　(六)失业人口屡创新高

　　从1991年到2000年日本的完全失业率从2．1％上升到4．7％；失业人口已经从1990年的134万增加到1999年的317万；2001年年平均失业率也在5％上下，今年2月日本完全失业率又创新高，达到5．3％的历史高位。[6]如果加上日本特有的“隐形”失业，目前日本失业率在西方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

　　二

　　造成日本经济长期萎靡不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政策性因素。

　　(一)“泡沫经济”的“负面遗产”大伤日本经济的内需“元气”

　　1985年，美国为“敲打日本”，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共同签署推动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大幅度上升。日本在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国民财富以几何级数急剧膨胀，到八十年代末，日本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位的经济大国。当时的日本政府认为，随着日本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个人财富的增加，国民对余暇需求将迅速增强，于是在1987年出台了“休养地法”和第四次“综合开发计划”。政府这一诱导性决策，诱导民间大量闲置资金投入到房地产行业和相关传统行业，引发“泡沫经济”。在“泡沫经济”时代，由于地价与股票价格相互促进，企业“抵押能力”急剧膨胀。这一“虚拟循环”带来的“泡沫”繁荣于1989年到达顶峰而破灭。“泡沫经济”破灭给日本经济带来的直接恶果是：股市急剧暴跌和不动产大幅萎缩，企业、个人资产总额严重缩水。东京日经平均指数从八十年代末期的38915．87直线下挫，到2001年9月10日东京日经平均指数跌至10195．69点的最低记录。东京证券市场一部市值从过去峰值的606万亿日元下降到目前的296万亿日元，10年间东京股市大约损失市值达300万亿日元以上。日本地价也从1992年以后持续下降，到2001年初，日本平均地价比上年下落4．9％，其中商业用地比上年下降7．5％，仅为1990年9月的18％；居住用地比上年下降4.2％，[7]目前价格已与峰值时期相比下降了约70％，蒸发掉的资产总值约为800万亿日元以上，相当于目前日本实际GDP的1．6倍。在资产全面缩水的背景下，企业负债恶性膨胀，金融机构陷入困境，不良债权急剧增加，加之实体经济因经济扩张时期进行超常规模的设备投资而严重过剩，导致日本经济陷入供给严重过剩，需求空前萎缩的萧条状态。

　　(二)政府经济政策失误扼杀了阶段性景气复苏

　　“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政府经济决策部门不能准确地对经济形势做出正确判断，并及时拿出正确的经济对策，也是日本经济迟迟不能走出低迷的重要原因。首先是在1992年10月至2000年12月期间，政府急于刺激内需共追加补充预算11次，金额达130兆日元。按凯恩斯学说，当经济收缩时，政府通过扩大公共支出等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助于刺激经济迅速上升，但在日本经济没有找到真正“病根”的情况下，套用西方经济的传统方法不但没有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反而给日本财政累计了巨额财政赤字。其次是轻视了资产缩水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泡沫经济初期，政府对资产价格的严重缩水视为经济周期中出现的正常现象，没有及时拿出应有的经济对策，导致资产价格下降对实体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恶性膨胀。直到1995年上半年，在日本经济仍然不见回升的情况下，政府仍然认为“泡沫经济”崩溃的负面影响在1993年基本结束，造成当时经济低迷的主要原因是日元升值和阪神大地震，因而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第三，1996年由于阪神地震带来的内需扩大，景气状况明显有所回升，但当时执政的桥本政权没有能够及时抓住这一时机，刺激景气继续扩大，而是在处理好景气回升与改革的关系时出现严重失误，将3％的消费税提高到5％，这样给来之不易的民间需求泼上一盆“冷水”。加之当时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日本经济再次陷入萧条。第四，1998年，日本出现经济负增长和物价下跌并存的状况，但日本政府否认日本已经出现“通货紧缩”，未采取有效措施，致使日本从2000年9月始，物价全面下跌，其他各项景气指数也纷纷下滑，“通货紧缩”逐渐成为持续低迷的日本经济的主要特征。

　　(三)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使日本没能搭上“新经济快车”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日本没有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将高新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使之丧失了持续增长的机遇。其主要原因，一是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缺乏对经济增长的后续拉动力。战后日本通过大量引进技术发展本国制造业来实现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这一技术模式的突出特征是重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现实应用，而轻基础研发在经济发展中的长期效应，政府研发经费投入不足。这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技术模式恰好相反，美国是将基础科学、高新科技的研究与开发放在首位，在科研开发方面投入的经费比例远远超过日本，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高新产业创造“新经济奇迹”奠定了重要基础。二是日本金融手段不利于高新产业的发展。战后日本一直实行间接金融为主的融资政策，直接金融不够发达，缺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所必要的风险投资机制，新兴产业、高科技企业和创业中的中小企业很难及时筹到开展事业所需的资金。尽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日本也意识到了金融改革的重要性并进行了称之为“金融大爆炸”的金融改革，并开始由间接金融为主向直接金融为土的方向过渡，但由于“泡沫经济”后遗症在日本影响深重，个人投资家对金融市场的恐惧很难在短期解决，加上保护投资者机制尚不健全，所以日本金融市场的转变还需要一定时间。三是日本保守的流通体制和行业的高度垄断经营，使其流通体制盘根错节，中间商层次过多，不仅增加了产品的销售成本，也加大了新产品的推广难度。特别是少数垄断性企业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以及执政党对其提供的利益保护，人为地提高行业进入成本，抑制正当竞争，严重阻碍了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和运用。这是日本新兴行业发展迟缓的制度性根源。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及美国新经济的大发展中，可以看出，日本的技术模式对经济起飞中的国家是行之有效的，而在后工业化时期，这一模式已难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

　　(四)传统经济体制束缚经济的持续发展

　　战后日本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曾作为“赶超型”经济的成功典范，在战后日本经济起飞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冷战终结，中国及东欧一些国家也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日本没有及时按照这一经济环境的变化调整自身的经济体制和结构，仍然实行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这样在经济全球化步伐逐步加速的背景下，传统经济体制逐步开始演变为经济发展的羁绊。这是日本经济深陷入困境、长期不能自拔的深层原因。这一体制的突出特点是政府对经济干预的权限过大，具体表现是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对低效部门进行政策性保护，严重违背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的原则，导致企业缺乏开拓和创新精神，竞争能力不断下降。在这一体制下，企业在经营管理上实行特有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和企业间互相持股等制度，这一制度尽管有助于促进企业集团化和密切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但终身雇佣制最大的弊端是阻碍人才流动，制约人才能力的充分发挥；年功序列制的最大弊端是全体员工在没有突出贡献的状况下同样按工龄加薪，其结果是企业丧失开拓创新精神；企业间相互持股虽然有效地阻止了外资收购日本企业，但却人为地抬高了股价，使日本的市场经济扭曲成大财阀垄断的畸形市场经济，大股东不注重投资回报，而只是一味地追求相互之间发展业务关系，为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在金融领域，由于资金融通受制于政府，政府不仅通过各种手段引导资金进入银行等金融系统，然后再按政府的意志支持特定产业。结果作为经济运行血液的金融机构完全处在政府或利益集团的掌控之下，形成日本银行所特有的“保护船制度”，易造成银行超贷、企业超借状况，最终导致银行坏帐日益严重。

　　三

　　短期看，美国经济转暖和世界IT市场的动向将从外部对日本经济带来有利刺激，但由于日本经济的结构改革存在种种障碍，而排除这些障碍并非易事，所以，今后2至3年，日本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一)“新经济”重新进入上升周期尚需时日

　　从日本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看，美国经济恢复和世界IT市场能否走强是日本经济能否尽早恢复的重要因素。目前日本政府已将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等高新产业作为今后5年拉动经济的主导产业，日本国内在这方面也存在一定潜力，但以新兴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毕竟已经进入结构性调整阶段。历史上任何技术革命、新兴产业的发展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协调。IT技术也一样，尽管它的发展和普及的速度要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但也必然要经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目前，“新经济”对传统产业包括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才刚刚开始。这个融合的过程还需相当长的时间。另从目前世界IT市场供求状况看，仍然处于阶段性饱和态势。有统计表明，去年世界个人电脑市场销售出现首次下降；移动电话也没有因为因特网的发展而兴起大面积更新换代的热潮。由于电脑和移动电话行业停滞不前，半导体芯片的需求也在下降。据美国某权威机构预测，信息产业至少要到今年第三季度才能停止衰退，2003年会加快复苏势头，但若要恢复到两位数的增长可能要到 2004年以后。由此可见，外部力量对日本经济的刺激作用将是短期和有限的。

　　(二)消除通货紧缩，启动内需面临重重困难

　　历史经验证明，通货紧缩往往要经过一个逐步消化的过程。为稳定物价，刺激经济发展，日本政府从2001年以来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在财政政策方面增加预算，用于产业结构调整；降低遗产税、赠与税的税率，废除股票交易中的双重课税制度，旨在促进个人投资。二是在金融政策方面，继续下调中央银行利率，诱导利率接近零，增加货币供应量，达到以“通胀”治“通缩”的金融政策；允许上市公司收购自身股票，以支持股价，稳定金融市场等。三是加速处理不良债权。2001年以来，日本内阁均把处理不良债权问题作为解决日本经济问题的中心环节加以推进，小泉内阁还确定了解决不良债权问题的具体时间表。尽管如此，从目前日本经济所面临的现实情况看，以上对策都具有一定局限性：由于国家长期债务重负已使政府继续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余地很小，并且难以直接形成新的社会需求；由于金融市场的利率已接近零，再无下调空间，加上“惜贷”问题依然存在，将使金融政策的传导机制失灵，因此放松银根难以取得明显效果。同时，东京股市长期徘徊于11000—12000点的低位，目前还看不出向上迹象，在此情况下，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其刺激需求、抑制通货紧缩的效果无疑是有限的。处理不良债权问题毕竟是一剂苦口良药，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破产企业增加，失业人口增加，收入减少，其结果还将进一步加剧“通货紧缩”，促使新的不良债权的产生，使日本经济难以摆脱上述恶性循环。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不良债权的产生与日本传统经济体制密切相关，这将大大增加不良债权处理的难度。

　　(三)“结构性改革”任重道远

　　日本经济的深层“病根”在于日本自身的经济体制，没有彻底的结构改革，日本经济就难以从根本上获得新生。但结构改革是一项全新的立体化工程，改革方案的全面启动和付诸实施将面临相当大的阻力和困难。首先，日本现有经济体制是颇具“钢性”的政治经济混合体，政经两界均存在着维护传统体制的保守势力，他们不但是该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而且也存在着牢不可破的紧密关系。改革现有经济体制等于向既得利益阶层开刀，这一“解体性手术”既是改革的本质所在，也是改革的重大难题。桥本执政期间曾以“六大改革”著称，但尚未全部实施便被推翻而流产；小渊也曾提出“景气优先”执政路线，也基本上是无果而终。目前正在进行的小泉号称为“无圣域的改革”，其主张主要是要清除银行系统坏账，缩减政府赤字，解除经济管制，并没有在改革的本质问题上拿出高见。为此一些日本经济学家认为目前日本进行的改革并没有真正触及日本社会中的深层问题。其次就是要解决这些非本质问题，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进展。财政风险因不断还本付息的压力短期内难以消除；巨额不良债权还在不断产生；过剩生产能力更难以在短期消化。因此有专家预言解决日本实体经济中投资、人员及债务“三大过剩”问题至少需要3至5年时间。再次，改革与景气恢复形成强烈矛盾。改革的目的之一在于振兴10年低迷的日本经济，但结构性改革将直接造成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倒闭、大量失业人口，无法避免地引发“社会阵痛”。这种将以牺牲景气恢复为代价的改革在日本上下并未得到完全认同，日本国内的经济学家对此也未达成共识。因此如何处理好结构改革与恢复经济的关系，如何让在野党和民众从较为长远的眼光理解和消化改革对实体经济带来的“阵痛”，将是小泉内阁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第四，从一个较长远的时期看，日本的结构性改革还涉及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如何从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向民需主导型增长模式转变等结构性问题，这些课题的解决都说明日本的改革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总之，日本经济不仅要解决扩大内需、处理不良资产、再建国家财政等各种难题，最重要的是要对现有经济体制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这一过程无疑是长期和艰难的。　　 　

　　对于资本流入我国，我持赞成态度，但是要热钱流入中国，则要加小心。中国不能开放资本帐户，即金融方面的自由流动，现在时机不成熟，如果中国的人民币成为世界的主导货币时，可以考虑，但现在不成。

　　外资进入我国，只要不是短期的套利行为，对我们都是有利的。

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国际热钱进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