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模式可不是什么“雇员治理”，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强调雇员人力资本产权的重要性。德国模式同样重视货币资本的重要性，资本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从未被忽视，这就是“德国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的最大不同。德国模式的特点是银行主导可不是“雇员主导”。

从理论上来说，某一个行业的某一工种，如果其技术含量越高，专业性越强，同时劳动力市场的可流动性越差，其人力资本投资的专用性就越大，就愈加需要界定这种人力资本的“产权”。德国工人技术含量之高，分工之细举世无出其右，基本上所有的德国工人都是技术工人，而在德国，大约占15%左右比例的非技术工种都由土耳其及中南欧打工者来承担的，这些人都不拥有对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同时德国国土面积狭小，劳动人口不多，可流动性也很差。资本却相对比较丰裕，德国的储蓄率相当高，对外贸易常年顺差。

上述特点决定了靠技术立国的德国经济必须加强对人力资本产权的保护力度，在均衡下也必然强调雇员的人力资本产权的重要性。

但是在中国现阶段，90%以上岗位大概是一个农民培训一周就能干的了的，一个缝纫女工，改行去扳油泵压机通常也没有任何问题。一家国有企业除了绝少数关键岗位外，把人全换一遍照样正常运转。在这种情况下，有何人力资本可言？又从何界定“人力资本产权”？

实际上，如果真有人力资本，即使政府不界定，市场照样会尊重。为什么技术含量高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以及私营的门诊部通常是合伙制？这是为什么？。在我所处的地区，民营企业中关键岗位的“师傅”通常是拿分成而非固定工资，这又是为什么？在江浙，一个好的技工工资可以高达6000----8000元，国营企业这么多下岗职工，为什么就没人能去应聘？

事实上，我们的绝大多数国企职工，在干的其实是任何一个农村劳动力都能干得了的活，我们凭什么认定他们就该有“人力资本”而农民没有？在现在的中国，这样的“人力资本”并不稀缺，真正稀缺的是资本，技术以及“企业家才能”（当然不是顾雏军之类官商勾结的企业家才能），应该首先保护什么样的产权，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

当然，长期在人浮于事，设备老化，技术陈旧的国企中就业的下岗职工，他们本身没有任何责任，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该学习知识的时候没有学到知识，在该学技术的时候没有学到技术，这是历史的玩笑和政府的失职。年纪大了，却要面临改制下岗。我从来不赞成张维迎方案，企业转制过程中他们应该获得一份资产，他们应该凭借“货币资本”而不是“人力资本”来获取“剩余索取全”和“剩余控制权”

“好好解释一下顾雏军这样一个在大股东，民营化，有产权下怎样贪得无厌，无法无天，产权约束怎样烟消云散的吧”。“顾雏军们有产权了，企业被他们搞完了”

冲您说的这些话，我就可以断定您基本上不了解什么叫“产权”。就我们国家现在搞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也配叫产权？顾雏军的行事分明是在产权约束不清楚的情况下，通过与某些行政权力的交易，私相授受的结果。这恰恰暴露了所谓的国有资产没有最终的产权约束。顾雏军固然贪得无厌，但这事儿换了你我也一样。这是既定体制约束下的必然结果。在一个根本没有金融市场可言的社会，在一个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易而只能通过暗箱操作购买国有资产的社会，在一个私人研发的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社会，在一个只要买通了上市公司管理层就可以在股市圈钱盘剥中小流通股股东这样一个无视社会大部分股东私人财产权的社会，顾雏军们的所作所为几乎就是他们所能进行的唯一选择。这是产权约束的结果吗？不，这恰恰是无视产权的寡头政治导致的寡头经济。

如果您是一个社会疾病的医师，那么我想您显然是搞错了病因，当然不能指望您开出正确的药方。

顾雏军没有当过一天的国有企业老总，您凭什么断定国有企业是被顾雏军搞完的？我们确实需要民主，只有民主才能有效制约寡头政治和寡头经济，只有民主分家才能保证公平分家。但是宪政和公司治理是两回事情。宪政要求民主，而公司治理要求产权。所谓产权只不过是希望对公司的任何决策有最后的利益负责人和承担者，我们并不要求产权约束是直接的约束，但产权约束必须是最终的约束。雇员民主并不能保证这一点。这就是全部问题实质所在。

员工不成为企业真正的主人，任何所有制都是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