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民营化后上来的老总，大股东，有产权（产权明晰），比孙悟空大闹天空损失里海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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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龙电器再爆惊天黑洞 顾雏军实吞34.85亿元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0月27日 09:13 华夏时报 本报记者 张鑫 报道 昨天，记者获悉，证监会对顾雏军及科龙电器(资讯 行情 论坛)的调查结果正式公布：顾雏军等人及格林柯尔系有关公司涉嫌侵占、挪用科龙电器财产累计发生额为34.85亿元，涉嫌八类犯罪行为。报告中有关涉嫌犯罪的事实已经移交公安机关。虽然科龙已经正式移交海信，但是顾雏军等人制造的巨大黑洞，仍然让这场地震余波未了。顾雏军的下马，也再次为中国规范证券市场、有效管理上市公司敲响了警钟。 　　证监会公布结果 　　这份名为《关于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涉嫌证券违法违规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共有2万字。详细记载了顾雏军及格林柯尔系有关涉嫌违法犯罪的事实，累计金额高达34.85亿元。 　　之前被大家广泛关注的顾雏军侵占挪用科龙电器财产一事，有了正式定论。只在2002年，顾雏军就从科龙电器划拨1.87亿元资金到天津格林柯尔账户上，当日后者与顺德格林柯尔发生数额为1.8亿元、1.7亿元、1.6亿元、1.5亿元的四笔资金对倒，合计放大为6.6亿元。 　　另外，顾雏军还利用关联交易诈骗科龙电器财产累计2.278亿元。做法是格林柯尔向一中间商销售货物，然后该中间商再将货物卖给科龙，从而把科龙的资金转手至格林柯尔的账户，有的这类交易就发生在同一天。但调查显示，事实上格林柯尔基本都没有履行协议，而且实际已无履行能力。 　　顾雏军的最后绝唱 　　调查报告还爆出了顾雏军曾经诈骗国有土地，侵占科龙电器相关利益，并且抽逃注册资金、转移科龙资金(涉及3.55亿元)，为掩盖挪用、侵占江西科龙资金的目的，一度编制虚假银行票证，提供虚假财务报告，从事虚构收入等活动。 　　科龙电器2003年年报现金流量表披露存在重大虚假，少计借款收到现金30.255亿元，少计“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21.36亿元，多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8.897亿元。疯狂敛财的顾雏军连广告费也没有放过，科龙电器8033万元广告费不知去向。 　　继德隆系、中科健的崩盘，今年被证监会揪出的顾雏军和其掌控的格林柯尔系，终于也褪掉了最后一抹虚假繁荣的色彩。 　　余波是否未了？ 　　不过，面对这份尚未由证监会公开的调查结果，“受害企业”科龙电器昨天上下都保持沉默，不对此予以任何置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层人士私下对记者表示，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有新的东家，还提他(顾雏军)干什么。 　　虽然科龙希望风波就此散尽，但是由于顾雏军的大多数涉案罪行都由科龙有关，事情显然不能就这样结束。此前，就有消息称，顾雏军表示没有他的科龙，只能算是三流企业。现在，关于海信是否有能力将科龙重新带回一线企业行列，也存在着诸多疑问。 　　北京证券分析师李阳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其实科龙早就存在问题：正式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前，科龙电器作为上市公司从2002年起多次实施证券违法违规行为，包括2002年年报虚增利润1.2亿元、2003年年报虚增利润1.14亿元、2004年年报虚增利润1.49亿元等等，“这些对科龙来说都是硬伤。” 　　如何消除股民和消费者的不诚信印象，是“后顾雏军”时代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顾雏军八宗罪 　　证监会对顾雏军及科龙电器的调查日前结束，调查结果表明，顾雏军等人涉嫌犯罪行为共有八类。 　　●一宗罪：侵占、挪用科龙电器财产。 　　●二宗罪：采用关联交易诈骗科龙电器财产累计2.278亿元。 　　●三宗罪：诈骗国有土地及侵占科龙电器相关利益。 　　●四宗罪：虚假出资或抽逃注册资金。 　　●五宗罪：为掩盖挪用、侵占江西科龙资金的目的，编制虚假银行票证，提供虚假财务报告。 　　●六宗罪：利用虚假证明文件，骗取公司登记注册，并伪造公司印章，从事虚构收入等活动。 　　●七宗罪：在深圳开设账外秘密账户，涉嫌转移科龙资金。 　　●八宗罪：以广告费名义挪用科龙电器8033万元用于非法目的。 专题：顾雏军被捕 新浪声明：本版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并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周其仁老师是我所佩服的，但“周其仁”三个字并不等同于“产权理论”。德国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利益相关人”理论。股东投入的固然是专用性资产，但是雇员的在“干中学”形成的劳动技能同样也是专用性资产，对公司总价值同样是有着重要影响的，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其产权，对企业的管理权以及相应的剩余索取权应当得到承认。

事实上，美式公司治理与德式公司治理模式正在不断接近，德国模式的成功，并不是违背了产权理论，恰恰是进一步尊重“活产权”的结果。

德国模式并不等同南斯拉夫模式，以德国模式来否定产权的重要性是荒唐可笑的。产权的重要性，并不能以竞争和“立法授权”来取代。只有当“立法授权”尊重了私有产权（包括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的产权）的最终约束，这种授权才能有效。美国如此，德国如此，南斯拉夫的失败同样在于此。

而政府该如何“授权”更有效率，交易费用是一个关键变量。德国的“劳”和“资”双方面情况都和美国大不相同，有效的公司组织模式当然可以大不一样，但我以为这并没有改变产权理论和信息理论的一般结论。我们的分析家们，往往太过注重现象，而忽视约束条件。

我个人以为德国模式倒未必十分适合中国。首先中国的民营资本家没有德国那么“寡头”，其次中国也没有像德国那样有真正强大的工会力量和左翼传统。第三，中国没有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来支持“银行主导”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1-2 16:19:29编辑过]

对587家中国上市的股份制企业的大量数据的数理统计结论早已不是什么个别现象了，而是普遍现象。又有那么多动辄几十亿，几百亿，接连不断的实例摆在那里，已经证明产权论用在中国的彻底失败，不是么？对这种普遍现象不予重视的经济学家应不配为经济学家了。

真正的经济学家应重视这种现象并提出有效措施建议改之。

产权理论只是解释经济现象的一种理论而已，且争论性很大。德国制度是相当程度上的雇员治理。它证明雇员治理的有效性。

“但是雇员的在‘干中学’形成的劳动技能同样也是专用性资产，对公司总价值同样是有着重要影响的，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其产权”------既然承认德国工人的人力资本可当成“产权”来解释，承认人家公认的“产权”，为什么只提倡中国企业管理层的“产权”而不大力倡导中国工人的“人力资本产权”呢？难道中国工人不是工人么？难道中国的工人就低等？解释人家的能这样解释，用在中国就只提管理层产权，为什么一用就用偏了。

顾雏军们有产权了，企业被他们搞完了，总经理锒铛入狱得那么多。你们的“产权约束”就用错了，没提倡中国工人的产权约束，是不是故意用错的？德国银行机构的我们不必学，你是对的。但德国的职工治理我们若不学，中国只有落后的份。

另外纯理论经济学家是不能兼任企业董事的，否则“屁股决定脑袋”。尤其是在中国这样没有监督机制官本位的体制中。理论家的情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对不对？

产权论用于中国

德国的模式可不是什么“雇员治理”，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强调雇员人力资本产权的重要性。德国模式同样重视货币资本的重要性，资本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从未被忽视，这就是“德国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的最大不同。德国模式的特点是银行主导可不是“雇员主导”。

从理论上来说，某一个行业的某一工种，如果其技术含量越高，专业性越强，同时劳动力市场的可流动性越差，其人力资本投资的专用性就越大，就愈加需要界定这种人力资本的“产权”。德国工人技术含量之高，分工之细举世无出其右，基本上所有的德国工人都是技术工人，而在德国，大约占15%左右比例的非技术工种都由土耳其及中南欧打工者来承担的，这些人都不拥有对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同时德国国土面积狭小，劳动人口不多，可流动性也很差。资本却相对比较丰裕，德国的储蓄率相当高，对外贸易常年顺差。

上述特点决定了靠技术立国的德国经济必须加强对人力资本产权的保护力度，在均衡下也必然强调雇员的人力资本产权的重要性。

但是在中国现阶段，90%以上岗位大概是一个农民培训一周就能干的了的，一个缝纫女工，改行去扳油泵压机通常也没有任何问题。一家国有企业除了绝少数关键岗位外，把人全换一遍照样正常运转。在这种情况下，有何人力资本可言？又从何界定“人力资本产权”？

实际上，如果真有人力资本，即使政府不界定，市场照样会尊重。为什么技术含量高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以及私营的门诊部通常是合伙制？这是为什么？。在我所处的地区，民营企业中关键岗位的“师傅”通常是拿分成而非固定工资，这又是为什么？在江浙，一个好的技工工资可以高达6000----8000元，国营企业这么多下岗职工，为什么就没人能去应聘？

事实上，我们的绝大多数国企职工，在干的其实是任何一个农村劳动力都能干得了的活，我们凭什么认定他们就该有“人力资本”而农民没有？在现在的中国，这样的“人力资本”并不稀缺，真正稀缺的是资本，技术以及“企业家才能”（当然不是顾雏军之类官商勾结的企业家才能），应该首先保护什么样的产权，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

当然，长期在人浮于事，设备老化，技术陈旧的国企中就业的下岗职工，他们本身没有任何责任，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该学习知识的时候没有学到知识，在该学技术的时候没有学到技术，这是历史的玩笑和政府的失职。年纪大了，却要面临改制下岗。我从来不赞成张维迎方案，企业转制过程中他们应该获得一份资产，他们应该凭借“货币资本”而不是“人力资本”来获取“剩余索取全”和“剩余控制权”

德国工人都是高级技术工人，而中国“绝大多数国企职工，在干的其实是任何一个农村劳动力都能干得了的活”。所以德国工人就佩得雇员选举参与公司治理民主治理制度。德国工人的法定民主权利就可以解释成“人力资本”的“产权”。这就是主流否定自己国家职工权利的借口。德国工人“技术含量之高，分工之细举世无出其右，基本上所有的德国工人都是技术工人”。请给出德国公司中纯德国人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比例数据，经济学家应以数据说话。

我们都知道，一个公司中都有简单工作，也有技术工作，简单工作如分信件的，接电话的等，生产线上简单装配的工人等，的却这些工作可能只需要两周培训就够了，在德国公司中他们同样有选举权利，纯德国人不可能没有从事这样简单工作的。即使是楼上所说的“大约占15%左右比例的非技术工种都由土耳其及中南欧打工者来承担的”的“低级”工人只要是进入到这样的公司里恐怕就有了选举权。可见不管是不是技术工人，都有同样的选举权。用“人力资本产权”解释是不是夹生的“生搬硬套”呢？这种“生搬硬套”多么勉强，多么也不合所谓的“产权”论。

另外，中国有多少工人拿到了国际焊接认证，造中外船只，造真空压力容器；中国有多少技校培训的技工再上岗，中国有多少工程技术人员，说中国职工普遍技术低下也是一概而论，不符合事实。因此论定他们不应该有在国企中的选举监督权力者更是“主流”的主观臆断。

身为中国人，身为经济学者，这样对国人妄自菲薄，否定企业的民主治理制度，很难证明自己素质就高于别人。

我是做医生的，“经济学者”四个字和我倒是八杆子打不着，倒也从来不敢妄言“素质”二字。呵呵，您高估了我，低估了“经济学者”。

但是事实我们应该尊重。“人力资本产权”是一种客观存在，和种族歧视无关，更和“妄自菲薄”无关。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不是配不配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的问题。

事实层面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居然还要数据，我只能说你太缺乏常识。在德国，有一张或者几张各类技术证书的人占就业人口中的比例高达98%（顺便说一句，这可不是中国的那些捣浆糊玩意儿，德国的二元教育体制下职业化教育水平之高同样举世出名），而德国的企业，你以为都是中国的那些国企？有恩多发报纸的大爷，看报纸的工会干部，喝茶的政工领导？有限的一些非技术岗位，基本上都是由外国打工者承担的。主要是清洁工，园艺工，保安等等，倒是接接电话的文秘，在德国有很高的专业化要求，可不是随便让哪个领导的闺女就能干得了的。

而外籍员工“恐怕”不享有董事会的选举权，这在德国公司法里说得清清楚楚，用不着我再来给你列举“数据”了吧？

而在中国，技术工人的比例不会超过就业人口的5%，其中还不乏混饭吃的所谓“高级技工”。真正有本事的“师傅”，现在走到哪都吃香的很，哪里还用得着劳您的大架来替他们界定“剩余索取权”？因为即使在美式公司治理下，通常也规定了“技术折价入股”这一条。而要以法律的形式来普遍界定“技术”的产权，前提条件必须是技术是一种普遍的人力资本。

德国的公司治理根本不是什么“雇员主导”，更不是“民主治理企业”，而是在其特殊的约束条件下的一种特殊产权安排，德国模式尊重雇员的人力资本产权，但他更尊重资本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类似德国的约束条件，中国不具备，也不可能短期具备。依我看，象您这样既不懂最基本的理论，也搞不清最常识的事实，拿着一个“德国模式”就四处晃悠，倒是颇有点“生搬硬套”的意味。

“产权经济学”是一种理论，而这种理论至今没有遭到事实否定。在公司法的历史实践中，国家主导模式和雇员主导模式毫无例外地受挫。同样是在德国，前东德大批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陆续逃往前西德（这是导致修筑柏林墙的一个重要原因），难道他们都是政治岐见者？还是东德的“雇员主导”力度更比西德差？

严密的制度设计真的有效吗？

“德国的模式可不是什么'雇员治理'“，法制规定无论是技术工人或普通工人都是一视同仁的，都有选举权。你用“人力资本”“产权”却解释得很不合理。显然你这一概念是从美国人那里来的，美国人的“人力资本”“产权”拥有人是指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人员而非泛指一般雇员。把所有德国公司雇员都按美国学者逻辑解释成拥有“人力资本”“产权”连美国人也没这样解释。德国人也没承认。

另外说德国人98%拥有执照就证明他们都是高级技术工人是欺骗人的。因为德国油漆工，杀虫子工人，卖房子代理人等，都不是什么高级技术工作，都要执照，而执照的培训一般的也只有不到两百个小时。西方社会政府管理细腻，法规多，执照方便管理。所以请不要和“人力资本”“产权”概念一样的“张冠李戴”。

“产权”概念是美国人根深蒂固的概念，美国立法精神强调私人产权，在国会里是难以动摇的观念。但在实际法规制定上，却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私人的土地，上化肥的比例国家就有严格的规定，你不能超标，每年会有政府人员来取样化验。比如说上市公司的机构参与治理，就不是直接的“产权约束”，就是立法授权基金经理公司代表基金来行使，这是靠立法，产权再怎么约束也是间接的，所以不是产权的直接作用，就像德国法制规定雇员选举一样根本不是产权约束出来的。而美国上市公司的散户产权约束基本上是失败的，因为散户股东参与股东大会选举比例低于10%。

产权论者学的是美国人理论，用的是“张冠李戴”。

美国人惯用是市场机制那一套来对付别国，因为在市场何投机方面，美国人练就了一套把术，给你一个“产权”理论，你没有那一套法制和市场历史演化过程的制度建立，去学人家那一套根本不适合国情。东南亚经济危机就是被美国人搞得。

好好解释一下顾雏军这样一个在大股东，民营化，有产权下怎样贪得无厌，无法无天，产权约束怎样烟消云散的吧。

“法制规定无论是技术工人或普通工人都是一视同仁的，都有选举权”您说的这是哪里的法制？中国的法制可没有这样的规定。至于德国的公司法规定了雇员普遍享有的选举权，这是基于对德国雇员普遍拥有技术人力资本这样一个事实的尊重，我想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德国的董事选举权可不只是雇员才拥有。资本所有者拥有同等甚至更多的剩余控制权。德国公司法（当然是前西德的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公司法）和德国公司治理制度的成功恰恰是对货币资本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尊重的成功。我不知道您究竟有什么样的理由可以认为产权解释不了这一现象。

人力资本是什么？我觉得你需要掌握一点最基本的常识。不是说经过了高级培训念了博士，那才叫人力资本，而是说你进行了一项专用投资，这项投资在社会上是有限供给，这样的资本在均衡下自然有剩余控制权。德国的职业培训模式符合这一特点，在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传统。中国的职业培训在历史上也曾有过这样的传统，但是，却被某些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演变破坏殆尽，所以，我不是说中国的工人阶级不配有人力资本，而是说在现实条件下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是没有。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既定约束下现实状况的学问，既然没有普遍的人力资本存在，作为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法律就不应该去界定这样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人力资本产权。如果你非要去界定，南斯拉夫做过了，结果很糟糕。

至于产权这种概念只有美国才根深蒂固，你应该去看看德国的弗莱堡学派和欧肯教授是怎么说的。战后德国的经济思潮主要是对历史学派和李斯特的国家主义导致希特勒独裁政权这样一种恶果的反思。他们强调对私有财产权力的尊重，强调基于私产的竞争。德国公司治理正是这样一种基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正式法律制度。

当然，在德国也好，在美国也好，没有任何一个持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学者认为政府应该完全不干预经济。因为，总有一些物品由政府来提供比市场来提供更有效率。经济自由主义从来都不等同于无政府主义。

产权保证效率并不要求产权作为一个直接约束，而是要求产权作为一个最终约束。美国的机构参与管理，这是受到资产的最终所有人的委托和制约的。美国和德国公司治理的成功充分证明了产权的最终约束的有效性。因为在没有产权约束下的其它很多机制，无论它以什么样的面目偷梁换柱的出现，最终都失败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1-10 17:04:03编辑过]

“好好解释一下顾雏军这样一个在大股东，民营化，有产权下怎样贪得无厌，无法无天，产权约束怎样烟消云散的吧”。“顾雏军们有产权了，企业被他们搞完了”

冲您说的这些话，我就可以断定您基本上不了解什么叫“产权”。就我们国家现在搞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也配叫产权？顾雏军的行事分明是在产权约束不清楚的情况下，通过与某些行政权力的交易，私相授受的结果。这恰恰暴露了所谓的国有资产没有最终的产权约束。顾雏军固然贪得无厌，但这事儿换了你我也一样。这是既定体制约束下的必然结果。在一个根本没有金融市场可言的社会，在一个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易而只能通过暗箱操作购买国有资产的社会，在一个私人研发的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社会，在一个只要买通了上市公司管理层就可以在股市圈钱盘剥中小流通股股东这样一个无视社会大部分股东私人财产权的社会，顾雏军们的所作所为几乎就是他们所能进行的唯一选择。这是产权约束的结果吗？不，这恰恰是无视产权的寡头政治导致的寡头经济。

如果您是一个社会疾病的医师，那么我想您显然是搞错了病因，当然不能指望您开出正确的药方。

顾雏军没有当过一天的国有企业老总，您凭什么断定国有企业是被顾雏军搞完的？我们确实需要民主，只有民主才能有效制约寡头政治和寡头经济，只有民主分家才能保证公平分家。但是宪政和公司治理是两回事情。宪政要求民主，而公司治理要求产权。所谓产权只不过是希望对公司的任何决策有最后的利益负责人和承担者，我们并不要求产权约束是直接的约束，但产权约束必须是最终的约束。雇员民主并不能保证这一点。这就是全部问题实质所在。

回楼上：

顾雏军正是“主流”“产权改革”和“民营化”主导下的产物。被原顾公司收购的上市公司多是有国企“股份制改造”和“民营化”过来的企业。而“主流”们的理论基础就是“产权”论。结果怎么样？出了顾雏军等一系列倒台入狱的“老总”人物。

主流们说国企“产权所有人缺位”，主张引入股份制和民营化，就出了顾雏军等，国资（人民资产）和流通股股东资产一起大流失。民营化后的公司流通股比例很大，大股东股份比例也大，顾雏军就占其公司25%（顾自己语），结果顾还是非法贪污挪用34亿。何等惊人的离谱！是不是证明了“产权约束”的失败？

科斯的理论解来解释美国现象还可以，也仅限于解释而已，用来指导也会有问题，美国并不是用科斯理论来指导经济的。你能用其解释好顾雏军等的私人大股东，流通股比例大的民营化后的公司治理仍然不彰的现象么？不是产权已经明晰了么？

产权明晰了，也要有可以运行的法制来保证，不是么？法制不仅要保证人民的产权（国资部分），包括流通股股东的产权，也要保护大股东的产权，不能让任何大股东达到可以进行巨额贪污挪用企业资产而置其他产权人利益于不顾的情况普遍化。国企改革难道不是首先要有效地立法保证人民资产不被吞噬贪污浪费，进一步地被有效管理升值么？顾雏军等的案例说明无论是人民的（国有资产），流通股股东的，甚至其他大股东的资产在主流设计的公司制度里都得不到合法有效地保证。

国企资产归全体人民，产权是明细的，只是没有有效的法制来保证。这种情况怎样要产权来约束？难道不是要在“约束”问题上进行改革么？主流却开出“私有化”的头痛断脚的药方。是产权论的错误应用！是对产权论的亵渎！！！

（要声明的是笔者并不反对“私有化”，反对的是“权贵”利益集团主导下的所谓“私有化”的掠夺行为。）

简单的应用就被他们用错了，他们还是合格的经济学家么？千万不要向这些人学习。他们已经成为利益集团的一部分，从他们担当“独立懂事”与官僚管理层的互媚的利益交换已经得到证明，这种亵渎主师爷（科斯等）也是故意的。

即使主流们唯“产权”论，对中国的应用也有原则性的错误。中国的国有资产是全民资产，应由全民委托能够经营好其资产的团体来经营。政府部门（国资委等）是层层官僚提拔任命的产物，其本身的官僚腐败就无法约制，再去任命国企领导层是“乱上加乱”，用产权论应该解释成有“产权”而没有“约束”。

主流的“产权虚位”论，恰恰应该主张对国有资产（全民资产）进行“约束”改革，也就是有效的立法改革。这一约束当然以职工选举监督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另一个选择是各级人大的监督权；或是两者的结合。由于人大本身也有是否代表民意的问题，主要授权给职工就成了一个无法替代的主要可选路径。难道有责任的经济学家不应该根据产权论得出这样的结论么？

为什么主流措施却是继续主张政府部门任命制？这还叫改革么？计划经济时就是这样的。这不能叫做改革。在企业管理层在没有有效的监督下去搞“改制”导致人民财产被非法低估流失，更是对人民财产的不负责任，甚至是犯罪。

股份制背后的前提太多了，股份制没有错，错的是前提还不存在

楼上的讲话讲出了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心声, 真所谓痛快淋漓,这是对厉以宁之流的最好批判!!

顺便贴出厉大师的厥词:

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

谢谢29楼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