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龙：欧洲的相对影响力正在削弱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日前刊登约亨·布赫施泰纳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一篇专访，题为《“欧洲错过一些事情”》，副题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谈亚洲的未来》，全文如下：
　　约亨·布赫施泰纳问：总理先生，新加坡第一次经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您的政府也首次面临动荡的风险吗？
　　李显龙答：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形势。如果我们做得好，如果我们的民众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以及风暴为什么会袭击我们，那么我们就会团结一致，坚强地走出危机。如果我们做得不好，人们感到不安全，或者更糟糕的是，感到自己被遗忘，那么我们当然会遇到问题。但是我认为，新加坡人很理解这一切。
　　问：港口里停泊的船只超过200艘，今年的经济将萎缩4%至6%，您的国民熟悉了失业———没有迹象表明人们对政府不满意吗？
　　答：我们从工会那里得知，局势在它们的控制之中。民众看到政府为他们做了什么，也看到我们已经采取了哪些重大措施去保证就业。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的失业率由2.8%上升到3.3%。形势是严峻的，但不是灾难性的。
　　问：在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这个地区的国家被开出了苦涩但有效的药方：严格预算、私有化、透明度。现在的药方则是甜的：通过借贷实施经济刺激计划、担保、国有化。这会奏效吗？
　　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至1998年间选择了一种非常纯粹主义的方案。此外，在美国人的鼓励下，它不但想克服危机，而且还想让印尼这样的国家实现整个体制的转变。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撤换苏哈托政府。那不是明智之举，而且我们也这么说过。
　　问：让军事统治者苏哈托下台是不明智的？
　　答：当然了！那是不明智的，因为您看后来发生了什么？印尼在达到今天这个样子之前经历了非常艰难的十年。而且更换其他国家的政府也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务。
　　问：但是今天看来，为民主扫清道路不是坏事，不是吗？
　　答：您认为：新游戏，新运气？这种情况人们或许能在法兰克福或纽约看到。
　　在这里，在我们的邻国，我们会采取另外一种做法：如果有些东西不是完全破碎，我们就尝试着去修补。
　　问：在新加坡也有些人希望获得更多民主。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您的政府对集会权放松了规定，而且还允许更多反对派政治家进入议会。新加坡还会变得更民主吗？
　　答：我们在发展，但是等到我们在政治上像德国人或法国人那样工作，还需要很长时间。我们不认为，只要有框架条件一切就会自行进展下去。我们也不认为，谁当总理无所谓，因为如果他不合适的话可以被换掉。我们需要合适的体制和很好地服务于该体制并一直推动其发展的合适人选。我们的社会已经很西方化，但是它拥有亚洲的观念和价值观。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不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也不是可以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案。
　　问：但是，您的政府是可以自由选举的，这让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感到高兴。
　　答：新加坡有反对党，选举非常公平，但是民众想要我们这个政府，因为我们管理得很好。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人们不能说我们的政府对待民众不好。问题是，如何能够维持一种让政府高效运转的体制，同时又给民众提供一种可能性，让他们说：是的，我想要这个政府，但不是这种或那种政策。
　　问：许多人认为，中国会成为危机的赢家。如果是这样，它能提高独裁体制的吸引力吗？
　　答：我认为，所有国家都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我们早就被灌输了这样的咒语：如果你们想发展，你们就需要民主———如果你们没有民主，你们就会失去发展机会。我们已经不再相信这一简单化的说法，因为许多国家缺乏让民主正常运行的前提。这里的任何民主都不是欧洲式的，也不是美国式的，不论在印度还是在印尼和菲律宾。中国模式也是这样。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规模，不同的地缘战略重要性、不同的文化和历史。
　　问：如果是这样———中国的崛起因为危机而进一步加快了，这些小国慢慢地难道不会害怕吗？
　　答：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假定中国的经济将增长、国际影响力将增大。我们认为，这对亚洲是件好事，对世界也是件好事。一个成为全球化和国际秩序一部分的中国是个稳定力量，一个贫穷的中国却不是这样，那会给我们制造很多麻烦。危机原则上对中国的地位没有任何改变，而是稍微加快了这一时间表。
　　问：危机会加快西方的倒退吗？
　　答：我不会放弃西方，特别是美国。不管人们对于美国经济说些什么，其重新发现自己、在危机后从废墟中重新站起来、带着新才能、新模式和新魅力重新出现在那里的能力不容低估。
　　问：在欧洲您看不到这些能力吗？
　　答：欧洲的社会不同。对于经济繁荣它们有完全不同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它们更为注重社会公正和对最弱势社会成员的团结。如果在欧洲有人想到了什么新点子，那就会困难得多。而且欧洲的人口组成状况也不同。一个更加老龄化的社会会倾向于保守。而这种情况在欧洲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问：近年来欧盟就试图与东南亚缔结一份自由贸易协议。但是谈判停滞不前———这主要是因为缅甸。这件事有解决办法吗？
　　答：这取决于欧洲。欧洲必须自己决定是否愿意与我们合作。缅甸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它必须找到自己的道路，这将需要一些时间。欧洲不再与东盟做生意不会令缅甸有任何的改变。
　　问：尽管存在缅甸的问题，为了克服与东盟的停滞状态欧盟能做些什么呢？
　　答：如果欧洲愿意与我们合作，我们会重新开始谈判。欧洲可以与东盟签订一份框架协议，届时就可以在协议内与个别国家取得进展，譬如和新加坡。我还要告诉您欧洲为什么应当这么做：因为其他人———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印度已经走在了前面，而且我们生活在一个动态的、以竞争为导向的世界。
　　问：欧洲错过了什么吗？
　　答：不仅是在经济上，还在战略上！但问题是：欧洲看到自己在世界扮演的角色没有？如果你们不仅仅想在这里追求经济利益，如果你们希望在这里拥有真正的影响力，那么你们必须在这张大谈判桌前坐下来。
　　问：您在大谈判桌上没有看到欧洲？
　　答：欧洲还没有就此达成一致———那就是什么是具有凝聚力的外交政策。在这点上，英国在与其他所有人作对，但即便是德国和法国也没有同心协力。这使欧洲的世界战略变得棘手。
　　问：亚洲欢迎欧洲加大投入是吗？
　　答：绝对是这样！欧洲应当在这里扮演一个不仅限于纯粹经济意义的角色。欧洲的企业在这里，因此欧洲也应当在这里增加政治投入，以使亚洲的崛起也有利于欧洲。眼下欧洲看着亚洲，任何一个经济发展的国家都令它担心：天啊，我们的工作到哪里去了。这不是积极的看待问题的方法。与美国的交流更多一些。
　　问：您认为欧洲在亚洲的影响力正在消失是吗？
　　答：欧洲在世界的相对影响力正在削弱。这不是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欧洲的国民生产总值高于美国。我指的是，欧洲的态度、看待问题的方式和使目光不局限在欧洲和美国的能力面临着考验。欧洲的能量受到一体化和条约问题的束缚！亚洲在增长，而欧洲的投入并不像它能够做到的那样。赫尔穆特·科尔曾经致力于亚洲，对亚洲文化、艺术和景泰蓝感兴趣的希拉克也是如此。而我不能肯定萨科齐有同样的兴趣，也不能肯定默克尔投入了同样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