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的肆虐，推动着笔者的阅读与思考，这种阅读与思考指向了资本战场：一个特殊的江湖。既是江湖，在意蕴上就不能不关联于人性。

     20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写了一本书，叫《资本的年代：1848—1875》。由于这一时期资本的竞争与积累，1875年后的经济就出现了垄断现象，推动19世纪末的历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当然，将1848—1875年称为“资本的年代”，不过是作者对时代特征的一种抽象(资本的历史并不限于某一特定时代)。众所周知，1848年那个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就对资本主义下了死亡判决书，不过霍布斯鲍姆所说的“资本的年代”确是资本主义如日中天，蒸蒸日上的黄金时代。

    改革开放以前，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被批判，导致多数国人对资本尤其是现实中的资本运动非常陌生。“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随之资本逐渐被国人所认识和熟悉，资本成为致富手段，甚至成为衡量幸福的标尺。

    资本是没有灵魂的，人才是它的“主人”，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主人”往往还是结成集团的人。因而，资本是人性的一面镜子。资本的“原罪”就是人的原罪，资本的“辉煌”就是人的辉煌。马克思曾对这种“原罪”和“辉煌”分别作了评判。从现象观察，亦善亦恶是人性的基本结构，但基督教和黑格尔都认为人性恶比人性善更深刻。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逻辑上，资本都自商业资本起步。但也许你不信，资本主义的启蒙者并不是商业资本家，而是高利贷者！与商业资本不同，高利贷是一种钱生钱的资本形态，当它在中古时期的西欧萌发时，遭遇了传统价值观念的抵制。在13世纪《关于奇迹的对话》一书中，一位修道士说：任何罪孽都有时不时打盹的时候，但是高利贷却从不停止犯罪。教会甚至立法规定高利贷就是非法的余额，更有诗人写下“放贷者会被天堂所拒绝”的诗句。即使在世俗社会，对高利贷几乎也是同声谴责，它所产生的利润也被认为是不义之财。那时，高利贷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仅害怕上帝的眼光，也害怕人们的目光。

    然而，利润是一枚甜果，对人性构成了挡不住的诱惑。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理性启蒙，人的世俗性得到肯定与张扬，人的欲望得到解放，发财致富成为正当的观念，不仅高利贷获得了发展的机会，而且资本的形态愈加复杂，资本的历史剧在更广阔的空间展开。但不管是什么形态——从古老的实物商品到现代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品——资本的使命就是追求价值增值。世界在19世纪末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再到今天之后冷战时代，资本于此有赫赫之功。

    在后冷战时代，借助于经济一体化，资本的竞争和扩张在更广阔、更深刻的程度上展开，即使是文化的繁荣和传播差不多也要依赖于资本的支持。但是，由经济规律所决定，大资本淘汰小资本仍是历史主要的画面。可以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史，就是资本走向垄断和跨国垄断的历史，是一部写着人性的活教材。资本的竞争更真切地折射着人性的贪婪、疯狂等非理性面孔，在这里，美德、自律、节制等人性之光辉黯然失色，道德几乎没有了地盘。当下的国际金融危机为资本与人性的这种关系作了很好的注脚。

    在后冷战时代，借助于技术力量，资本的竞争焕然一新，不仅不是温情的而且还不是面对面的。虚拟世界中发生的资本博弈，甚至连对手是谁也不清楚，但刹那间，同样注定了兴衰成败。真有些运筹于方寸之间，对决于万里之外的意味。资本战争的战场，是一个孕育着机会，也孕育着风险的“江湖”，人性的智慧与愚蠢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资本战场是一个特殊的江湖，但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是资本家或人人都可以成为资本家。人人都是资本家，在美国做不到，在中国也做不到，这是由世界资源的稀缺性所决定的。因此，所谓“人民资本主义”不过是一些学者的幻梦，资本与人性的问题最终还是回到了如何实现科学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