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对国际直接投资（FDI）的系统研究始于1976年Hymer博士论文的垄断优势理论，在此基础上的研究大致可分为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直接投资的动机与成因分析、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三个方面。

    Mundell（1957）认为在存在关税的情况下,投资与贸易具有替代性,贸易障碍会产生投资,投资障碍会导致贸易。Belderbos和Sleuwaegen(1996)将结论推广至贸易保护的各种情况。Markuson和Melv in( 1983)则利用非要素比例模型论述了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互补关系。Markuson和Svensson(1985)进一步指出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的“合作”与“非合作”关系,决定了商品贸易和投资是替代还是互补。冼国明等( 2003)实证了我国出口与FDI是均衡的，王洪亮等( 2003)实证了对华贸易和FDI的互补性。

    对FDI动机的研究早期集中“为什么对外投资”，后期则侧重“为什么选择这一国或地区而非其他国或地区”。Vernon ( 1966)认为FDI取决于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Aliber( 1970)指出资本化率差异是具体的体现；Hymer（1976）则将企业FDI的动因概括为垄断优势。Dunning(1975)提出了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只有当企业同时具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即OIL模式）时，才会对外进行直接投资。Kojima(1978)还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而东道国在自然资源、市场、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决定了母国的区位选择和投资类型；也有学者（孙俊，2002）补充了产业结构、开放水平及市场化程度等投资环境对FDI的影响。国内外学者（Luger等，1985；Kogut等，1996；许罗丹等，2003）还研究了聚集效应对区位选择的影响。

  Chenery和Strout ( 1966)提出“两缺口模型”理论，并认为FDI通过弥补资金缺口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成为关注的重点（Basant和Fikkert，1996；沈坤强等，2001；卢狄，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