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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10
我国城市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但如果我国城市化水平确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城市规模等级体系也不健全。是否我国城市化过程也存在所谓的李约瑟之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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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10 20:59:00

城市发展与城镇化是有区别的。

在纵剖面上,对城镇化也有不同的理解。另一种观点认为,城市是滋生于地表的一种渐变的人文地理现象,现代城市是古代城市的继承和变革,因此从城市产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城市化进程。由此,有人把城镇化过程追溯到几千年前城镇出现,分古代的城镇化和现代的城镇化,把城市在地球上出现之日起到乡村城市化完成、城乡融合时止的长过程作为城镇化过程;另一种观点认为城镇化只是工业革命以来开始的过程。因为在此以后城市才大规模扩展,才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显示出举足轻重的力量。(主要摘录自周一星的城市地理学)

对于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研究,文章很多,一些经典的教材中也有描述,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尤其是建国后的发展划分出几个阶段。从中得出导致城镇化扭曲发展、城镇化水平低的一些因素,不是一个很难解开的'谜"。

关于中国等级规模体系不健全的提法,不是很明确。从全国总体上看,似乎不存在规模体系不健全的问题,但在个别省份,如西部的省份,存在规模体系问题,尤其是大城市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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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10 23:51:00

抱歉刚才字体太小,在重新写一遍:楼上的可能还没有理解我所提出的问题,我提出的谜前面是有定语的“李约瑟”,这也就决定了要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来考虑。中国是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以及具有悠久的城市发展历史的国家,中国城市规模等级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中国古代的封建割据势力之间的对立是常见的,但每一个封建割据都是即控制乡村,又控制城市。中国封建社会体制外的权力中心并不存在,而体制内的权力中心则是皇权统治下的城市。中国城市由于缺乏像欧洲城镇那样的自治权,因此城市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导向,其特征就是城市政府分级设置与集中体制下非均衡的注入投资相结合的城市等级制度,城市体系的格局是固有的、继承的而非竞争形成的。虽然中国古代的许多大城市都以各自的方式在地区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哪个也没有表现出统一的一个城市体系所需要的那种人口集中。受技术水平的制约,在一个机械化运输没有得到发展的农业社会里,要完成这样一个规模的统一的城市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近代以前虽然随着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等级规模体系的到了一定的发展,然而当时封建社会经济制度严重束缚了城市体系的对外开放,城市体系的整体结构表现出“开而不放”的总特征。中国古代地区城市体系是不成熟的,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是极不完善地织入一个城市体系中,城市人口总的说来集中于大城市。建国以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促生了“三维一体”的体制内生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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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10 23:56:00
这也就决定了大城市为了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不能消化掉迅速增加的机械人口。但当农业结构调整和乡镇企业发展的就业效应减弱后,国家原有的体制选择对农村就业空间和收入机会的制约就越发突出了。同时,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设置初衷虽然是避免失去土地的农民盲目流入城市,但其本身却内生鼓励了农村人口的增长。在上述背景下,农民开始利用已有的改革环境去冲击城乡隔绝的旧体制,其突出表现就是“民工潮”的产生。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政府被迫做出市建制标准的调整,小城镇成为新时期国家城市化推进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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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11 00:00:00
补充一下: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政府逐步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户口迁移、粮食供应、就业安排、福利保障等方面严格区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实施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体制;通过非商品交换的内部分配体制下的工资和低消费,来获取城市工人劳动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通过直接获取除农民基本生存消费之外的几乎全部农业剩余来保证城市工业所需的低价原材料,然后通过国家财政再分配,转化为工业资本原始积累。正是农民的巨大贡献保证了国家加速工业化需要的将原始积累,但时至今日,国家在推进工业的现代化进程时,城市发展非常迅速,城市居民享受到了完成工业原始积累后的现代文明,但在对待农民的根本制度上,仍没有改变城乡就业、城乡户籍、社会保障等政策,农民仍固化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定也决定了农民选择进入大中城市成本的巨大。可以说小城镇之所以成为我国城市推动的主题,正是是国家和农民双双妥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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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11 00:01:00

小城镇是未来我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将乡镇企业加以集中的首选集中地,小城镇是未来我国农村现代化与城市化的严重脱节和失调,至使农村依靠自己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加以弥补。

基础性的制度制约构成了约束,然后迫使农民通过调整自己的生产合约改善自己的福利状况,躲开基础性制约这样一个互动过程。人口迁移不足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是以两种方式来实现的,一个乡镇企业,一个是大量农民工的进程。这是面临着两种不同的基础发展的阶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制约就是不许进城。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配置要素的权利得到了解放。由于巨大的人口压力,使得剩余劳动力必须要寻找出路。而严格的户籍制度在那时候并没有打破。农村的任何生产要素都是不允许进城的。要形成新的资源配置方式,要形成新的生产组织形式,要形成新的产权合约、财产合约,只能在农村内部解决。那是正好是一个严重的市场短缺的阶段,而且以分权为主导的改革模式让地方政府有了参与乡镇企业发展的可能性。城乡之间的流动就业,而没有在城市定居,也就是说农民没有放弃土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94年以后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一系列的麻烦,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对财政和金融体系进行调整,中央政府要获取更大的财政收益来帮助国有企业解困,解决金融领域存在的巨大风险,使得它没有能力来解决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造成农民进城以后没有办法离开土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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