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并举并用！！


对规律的把握也是如此。中国人的求道，首先是行动主义的工作主张。因此中国既需要“科学的启蒙”，更加需要“历史的回炉”。。。

    关键词：《资本论》；中国化；历史；阐释学；发生学；本体论；工作本位；批判


一、总论：《资本论》的“体”、“学”、“用”

    《资本论》到中国来映入人们眼帘的恐怕首先是“学”与“用”二字。我们看《保卫<资本论>》怎样说：“时值五四运动浪潮兴起之际。标志性事件是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中国的译介和流行。其初译者陈溥贤于1919年5月起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连载至11月（初名《马氏<资本论>释义》）。较早的译者还有戴季陶（1919至1920年）、胡汉民（1927年）以及汪馥泉（1930年）。陈溥贤译本（《马克思经济学说》）商务印书馆，1920年出版；戴季陶、胡汉民译本（《资本论解说》）上海民智书局，1927年出版；汪馥泉译本（《马克思底经济学说》）神州国光社，1930年出版。” 以《资本论解说》为例，戴季陶强调：“马克斯的资本论，不是很容易了解的书，更不是读一两篇小论文便随便讲马克斯主义是如何如何。” 王亚南后来进而强调：“大家都普遍感到《资本论》难学，这不仅在我们中国是如此，外国也一样。” 这些言论是对马克思的评说的回应：“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 《资本论》的“学”与“用”大体上说的是“理论”、“方法”（方法论和逻辑）、“应用”三者的关系，而又把重点放在了“用”的层面，以“运用”总揽。这里面需要强调一点：体是用的前提。《资本论》之“体”是学说之体和历史之体的合一。中国早期研究普遍侧重在对“学说之体”的把握，由此产生这个前提下“学”与“用”的直接涵义：“第一，学习《资本论》需要有丰富的广泛的经济知识、历史基础知识以及文学和哲学知识。我们都很清楚，《资本论》所引用的经济材料、经济史材料是非常丰富的，它不只是一部经济学的书、经济史的书、经济思想史的书，并且还是一部哲学的书、历史的书，列宁就曾说它是一部活的辩证法……（因此）《资本论》作为一部政治经济学论著来学习，所需要的关于经济理论与史实的准备知识，那是非常明白的……所有上面这些例解，说明较广泛的文化的、历史的、知识的要求构成了我们学习《资本论》的第一个困难。”但历史之体的问题始终是存在的：“第二个困难，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上所感到的困难。理论联系实际有两层意思：一是理论研究要结合到我们当前的政治任务，这是属于方向性的问题；一是所研究的理论必须回到理论所由抽象出来的现实情况中去，才能有较正确的理解，这是属于方法论的问题。” 这意味着，学说之体的研究必须深入到历史之体中，乃至实现二者的合二为一，达到“体用结合”意蕴的中国运用。这就有了新近体识：“《资本论》三卷的内容博大精深、卷帙浩繁，非专业者难以尽读其内容。”。。。。。。。。。

但是，“《资本论》作为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习主席语），“是经典的经典”。
    从另外的方面看，研究高点始终是内置问题。是以逻辑还是以历史工作本位为制高点，向来是一个争论。前者贯彻的是阐释学原则，以逻辑为理解制高点，对理解进行“理解”；后者贯彻的是发生学原则，以历史工作本位为制高点对理解进行“还原”，进而释放“理解”，回归行动。就前者而论，容易形成“纯建构”或“建构至上”（理论建构主义）路径，即逻辑本体论架构下的“逻辑起点——体系构筑”。其优点是凸显了批判基础上的“理论建构”，不足之处则在于“逻辑本体论”的预设性，而削弱了理论的实践性和批判性，无论其强调“历史第一位相应逻辑第二位”（通常在研究过程环节），或反过来的“逻辑第一位相应历史第二位”（通常在叙述过程环节）都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对研究方法本身的唯物主义内涵的估计不足。例如研究《资本论》方法的见田石介把它说成是“分析的方法加辩证法方法”，甚至说：“分析的方法是辩证法方法的基础”，把这看作“是见田石介在方法论研究上的伟大成就”。 这是由于坚持把叙述的方法当成“狭义的‘方法’”，产生这样的观点：“从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可以看到，社会科学的方法同自然科学的方法一样，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尊重已知对象的事实，从这个事实出发。并且要把它单纯化，进行分析，去发现（找出）它内部的构成要素、本质、法则。通过这些特征来实现对已知对象的把握。总之，抽象、分析以及综合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必不可少的基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的根本观点。” 显然，这是对方法论上的唯物主义的误解。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说法——所谓“唯物主义反映论”——是：“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所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这是针对方法论的唯物主义性质而言的。对辩证法来说，马克思则只是强调：“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对方法论唯物主义内涵的忽略或甚至是刻意歪曲的做法，导致了理解上的更大的困难。“第三个困难，和前面两个困难比较起来，这个困难应当说是较大的，但也许是我们大家还没意识到的。”那是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出的经济理论，是和我们一般人的常识相反的，是和我们日常思维方法格格不入的，或者有的是没有进入我们思想意识领域中的；而他得出来的那些经济理论所用的思想方法，也是我们所不很习惯或很不习惯的。” 所以，归结在“用”的层面上，说到底是“关于马克思怎样在《资本论》中运用唯物史观这个问题”，而在“体”的层面上，说到底是历史工作本位和“同时也是我们在思想上的‘兴无灭资’过程”。 总起来看，文本解读，续写，中国化意蕴的重写、构建，是《资本论》中国研究的几部曲，它汇聚了众多的研究线索，但中心线索是从《资本论》的“中国化”（研究发掘）到“中国化的《资本论》”（探索）。 研究内容的不断推移和转换，促成“研究主体”的内涵的不断丰富起来，产生了“个人＋社会”的研究主体互动、聚合模式，单纯的专家型研究主体被扬弃，真正意义的行动主体——社会历史代言人类型的研究者——正在更多地崛起。这种研究总体看是以“用”彰“体”。其体现《资本论》文本内涵的主观逻辑和客观逻辑的时代历史的统一。从而，“越出文本”不再构成对于《资本论》的工作僭越，并且某种程度上正是当下的工作启航，因为从本质上讲，“《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不是封闭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事件的规律，而是全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世界范围的资本逻辑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表现，最后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这是《资本论》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最伟大的续篇，是用当代中国活生生的实践写成的新时代的鲜活的《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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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经济原论》：世界史与民族工作本位的确立

    关于《资本论》研究的道路，和方法论争论相匹配，一个突出的分歧是：沿着“科学的方向性”（单维度）前进，抑或是向“历史的深处”进军。毫无疑问，见田石介是“把《资本论》作为‘科学的一个活样板’进行了考察，从不同侧面论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方法。”而得出了这样的总结论：“《<资本论>的方法》这本书所说的‘方法’，直接来讲，是指叙述的方法，也就是说，《资本论》系统地阐述和论证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方法……首先就是这种叙述的方法。” 结论是匪夷所思的。但是，错误的深刻之处正是在于他对“唯物史观”的工作背离。这种以“科学的方法”掌控“历史的方法”（见田称之为“历史的、发生的演进方法”、“演进的道路”或“发生学方法”）的工作路径致使其发现所谓的“逻辑＝历史说”的谬误性，而强调了“逻辑”的优先性。这种工作促成其寻求“本真意义的辩证法”，到头来则是发现：“在辩证法方法中真正起作用的，自始至终都是分析，辩证法方法的有效性在于分析的有效性。” “以分析的方法为基础的马克思的辩证法方法，意味着发生学的展开过程的每一步都基于分析的方法。不仅如此，它尤其意味着构成发生学方法基础的资本概念和商品概念，纯粹是从给定事实出发遵循分析方法而获得的。”其全部结论的依据看上去就是这么一段话：“马克思是把眼前的发达资本主义作为给定的既成的事物接受的”，导致：“发生学的展开，此后才凭借这些概念为基础而进行”，而“商品的各种现象，资本的各种现象，都是作为必然性的东西才得到说明”，“这就是《资本论》的方法”。
    见田的思想被作为“非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来欢呼，认为其重要贡献是“否定了逻辑与历史相一致”，“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物有机体’，甚至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看成‘解剖学’”。 见田的思想缺陷仅仅被认为是：“不但流于就方法谈方法的套路，而且不能明确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各自的地位，因此，难以摆脱‘二元论’的质疑”，以至于，“他本人也只能感叹其见解‘很难被一般人所理解’。”而相比之下，“施韦廖夫的重大贡献，就在于把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上升到了‘科学的’理论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对于特定客观对象及其内在机理的理论认识来说，《资本论》中的方法是科学思维中‘唯一正确的方法’，理论自然科学的进展与马克思所揭示的理论展开的规律是相符合的。”以至于，“‘发生－结构方法’是《资本论》中发展理论内容时所运用的一种基本方法。” 这种比较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方法上的特征”，“可以用‘走向深层’来刻画”；“它的思维特征是：在承认可见的客观现象的现实性的同时，进一步以社会实践为基础，透过可见的现象，走向不直接可见的深层，其目标是寻找能够产生出形形色色的现象世界的深层世界——那才是现象背后的本质世界，它决定着可观察的现象世界。正因方法论上的如此巨大差别，所以对于同一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必然会得到与近代科学思维迥然不同的理论。”
    尽管不同，在方法论上存有异质性，走向物质世界的“深层”（自然科学之特质规定）和走向人类历史的“深层”（社会科学之特质规定）仍然是相互呼应的。《资本论》确立方法论的研究制高点在于寻找统一历史之行动。这种工作方法从根本上讲，就是避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见逻辑不见历史”和与之相适应的“见物不见人”，寻求行动（理论）架构下的具体经济行为理论。 因此与之不同，王亚南在对待《资本论》的研究态度上决不止步于“抽象概念”，并不局限于马克思业已发现的“逻辑”，而致力于走向“历史深层”，透过商品生产基本范畴打通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发掘和把握“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若干关键性的问题”：“一、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即有别于西欧各国领主型的那种地主型的封建制度……它没有沿着应当发展的方面前进，而逐渐形成依属于帝国主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第二，“像我们这种具有极大流动性的封建体制，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商埠、办工厂、经营金融交通事业、争取廉价原料和劳动力，推销制品，是能够不大动手术，就可以很好地配合上来的。”“三、如其说，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的传统的封建生产关系，颇有兴趣，它们对于我们建立在那种经济基础上的专制官僚政治形态，就应更有好感……（最后）补充这样一点，中国农民的革命性，也许多少可以从中国地主经济型的封建体制中，去找到一点根源。” 如此，《中国经济原论》强调：“商品是一个历史的经济形态”，“商品是由生产物发展过来的”、“当生产物转化成了商品，贴上了商品的签标，它就与生产物是处于对立的地位”，而“多年以来，中国社会正经验着同一的、但却复杂得多的事态。” 从行动的民族特性看，“要之，在中国社会史演变过程上，土地当作商品买卖的历史，是比劳动力当作商品买卖的历史要古旧得多的。鸦片战争以后，土地自由买卖的传统拘束和法定规制，已更大大减轻作用了；同时，劳动力以商品姿态出现的事实，亦从脱去封建的行业束缚的消极方面和开拓有效市场的积极方面，得到了支持。舶来商品、大炮及各种现代意识，在从物质精神两方面促成中国旧社会的分解。于是在工业上、在农业上，就广泛地存在着雇佣劳动。土地自由买卖以外的社会条件被产生出来，劳动力就以商品的姿态而出现了。”以近代中国劳动力商品出现的事例为史实根据，导致王亚南能够得出具体性结论：“商品要成为资本主义的商品，并不是以它的如何频繁、如何大规模地出现于市场来决定，而是以它的如何条件下出现在市场来决定；换言之，资本主义的商品，是在资本关系下生产出来的商品，所谓资本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者为一阶级，使用生产资料者为另一阶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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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研读……

最后一段话：


中国化，显然是历史范畴，其理论构境定格在《资本论》的现当代研究域中。《资本论》研究，“现代化”了近代中国经济理论，而在当代境域中，哲学、科学、诸种新学科的“新思维”、“新语言”的熔炉，则使“中国化”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基本范畴。它凸显了“中国原理”的存在性。犹如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和中华文明基因是历史涵义的“中国特色”的底色，中国方法是中国道路的固有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今人正在走而前人未曾系统走过的一条道路。但我们相信，只要辩证处理中国现代化道路中的“两个历史阶段”的合历史规律性的发展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工作内涵的“中国方法”，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新境界的理论内涵逻辑，则中国道路一定更加自信！

文章最后部分的一些论述，


王亚南内在关联了《资本论》原理、《资本论》原理的中国化以及“中国化的《资本论》”，——最后一者可看成从“中国原理”出发的资本论学说，致使从总体上能够将其界定为“《资本论》的中国化”。它所要询问和解决的问题是：（1）《资本论》的“如何来到中国”？（2）《资本论》为什么要中国化？（3）《资本论》为什么必然能够中国化？（4）《资本论》如何中国化？以及（5）“中国化的《资本论》”时代的发展新形态。“工作是开放向度的。这是一项与中国经济学之建构直接关联的宏大的系统性“研究计划”。以致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标定位就是‘开放性研究’。”在开放的路径上，《鲜活的资本论》、《保卫<资本论>》的理论演进路线是互补的，但目标仍然不同，前者本质上仍然属于“《资本论》原理的中国化”范畴，后者某种程度上则越出了这种束缚，将分析视角更多放置于“广义－狭义－总体”运动的高度和回归线路上，因而直接地引出了“中国原理”问题，突出了“中国化的《资本论》”范畴之存在必要性。因为，它鲜明地提出，“有理由认为：《道德经》就是中国话语和行动之辩证法文本。发生学和辩证法的用语相通，使得我们可以于实质层面重新考量问题，从内容出发，而不是直接从形式规定性出发。由此坚持整全历史域内的发生学逻辑认识观。按照此认识观，犹如《资本论》堪称工业史的‘经典著作’，《道德经》应被界定是写就农业史‘经典’（包括思想和工作逻辑经典）之著作。所以对中国人而言，应强调这样来理解《资本论》：它是一部科学作品意义的史书。包括十二部史：转化史I → 转化史II → 资本主义生产史 → 运动史I → 运动史II → 资本主义流通史 → 生活史I → 生活史II → 资本主义积累史 → 范畴史I → 范畴史II → 资本主义认识史。一言以蔽之，它应当就是一块整钢意义的‘史书’。”《保卫<资本论>》的上述观点可谓更加明确、具体，对《资本论》研究而言，“这可谓是‘纲举目张’的一个简洁阐述。”“而这样一来，‘《资本论》的中国化’被进一步推进为关于‘中国化的《资本论》’的探求。”显然，这是中华事的科学的体现与要求，“要之，这种逻辑化处理是中国人特有的，但是，秉持了马克思‘书写历史’的固有习惯，可谓善读、善用、善于中华创造性转化。”

里面居然有个人和我儿子名字重了！！！

转化史I → 转化史II → 资本主义生产史 → 运动史I → 运动史II → 资本主义流通史 → 生活史I → 生活史II → 资本主义积累史 → 范畴史I → 范畴史II → 资本主义认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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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可以出专著

三、《鲜活的资本论》：阐释学的“发生”与发生学的“阐释”辨析

    王亚南的研究突出了世界史理解上的“民族意蕴”，突出了中国历史本位的《资本论》的研究上的“体”、“用”结合。这些史的路径在以后接续的研究者中，鲜有再现。因为大多数的后续研究者大抵是忘记了：“当作一门史学或科学来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说史，如其关于其选述，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基本原则或历史方法论，将其贯穿着、规制着，如像一般的流俗的经济学史或经济思想史教本，仅在时间的顺序上或派别国别的分野上，作着形式的编列，那将变成毫无生命、毫无生气的思想史料的堆积。” “围绕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认识之所以被马克思整体安排成关于‘剩余价值一般’的一个批判性的构造”，盖因客观批判由主观批判启动，这就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诞生，使“资产阶级知识”得以改造，这或可称为“《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
    《鲜活的资本论》提供的研究路径是哲思式的。“哲学”的引入，又使“新理解”得以成行，因而，这是一部哲学与科学并重的资本逻辑批判的作品。论述由“曲解”开始。起点是：“形而上学世界观对《资本论》的误读”因为，“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在祛除对‘神权’的崇拜中诞生，在对‘物权’的崇拜中成长……于是以一种世俗的崇拜取代了对天国的崇拜——这就是《资本论》所揭示的‘拜物教’：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当今社会又出现了股市与房市的‘虚拟资本拜物教’。”“可以说，拜物教是形而上学世界观的社会基础，而形而上学世界观则是拜物教的关于‘物’本身的逻辑化与理性化的产物。”往深处看，“‘市场拜物教’正好与形而上学世界观相呼应：二者都只看到表层的结果与现象，而看不到产生这些结果与现象的深层本质与来源。”因此，“《资本论》揭示了这种拜物教的真谛，指出这种‘物的魔力’说到底来源于人的社会劳动，来源于人们在社会劳动中所生产的社会关系力量，它们负载于物上，从而使这些‘物’具有了‘神奇魔力’。人的社会劳动及其生产的社会关系，才是掩藏在‘物’的背后的真正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力量。”
    基于对上述《资本论》“真谛”的认识，《鲜活的资本论》进行了理论逻辑建构：“用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来理解人类面临的物质世界，必然产生出劳动二重性的思想：劳动不仅生产物质产品及其使用价值，而且生产以物质产品为载体和媒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于是，作为劳动的产物的社会物质，也就必然具有双层结构：一是表层的自然物质结构，它包括由各种生产要素所组成的社会生产力系统、物质产品系统，它在经济学中体现为商品（包括消费品与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体系构成社会的表层结构。二是凝结于、或负载在这些物质产品（使用价值）身上的社会关系力量，它构成了社会的深层结构。这二者的统一形成了物化的社会关系，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质。”与之相反，“西方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在于：在形而上学世界观与拜物教的社会意识引导下，不知道社会物质的双重结构，只看到表层的物质结构，而看不到物质所负载的深层的社会关系结构。” 唯物史观中“社会物质”概念的解读，即“提出以劳动二重性为灵魂的社会物质的二重性的见解”，支持了其理论创新：“对劳动价值论的新解释——以劳动价值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结构与市场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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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对《鲜活的资本论》的上述理论逻辑建构思想进行认识还原，即它揭露了资产阶级理论家想说而未明确说出的话：“（1）动用虚假本体论解释技术，即资产阶级物象二重性，拟制自然－社会的发生关系；（2）确立物象的解释学目标——资本物象理论，从而，三位一体公式的出笼为资产阶级理论家最终寻找到‘合意的社会工艺学’。” 核心就是这么两条。于是，所谓的“社会物质的二重性”，指示的是列宁所说：“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但资产阶级学者的真实认识是：“物象二重性乃是建立物质自身的物象工作关系，从而在不涉及整体的情况下，方便了把物质的方法同时说成是社会的方法，把物质的规定同时说成是社会的规定。”可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而言，是“物象二重性”而不是“物质二重性”，作为其理论根基。“可见，物象二重性的工作内涵是寻求物质内容和物质形式层面上的‘物质’与‘社会’意义的对接。实践之路是物化→物象化（在规定上，物象化是物化的继续）；前者是将物质内容处理成‘实体’，后者则将社会内容处理成‘形式’。产生一种工作效果：物化对物的生产予以肯定，物象化为之拟像，促成拜物教认识。” 这充分说明了：“物象二重性（非批判）是劳动二重性（批判）的对立面的规定。” 就是说：“资产阶级的物象二重性由此是有关于空间抽象的存在（规定）。但不同于实体和形式的物理对偶结构，它是空间实体和社会物象形式的虚假对偶，是物理形式在社会存在中对社会物象的伪饰。这样，它制造了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拟真对应。”
    《鲜活的资本论》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的物象二重性能否被正面塑造为“社会物质的二重性”？如果那样的话，“所谓‘社会物质的二重性’，指的是任何社会物质既具有其自然性（是自然物质的具体形态），同时又具有社会性，即其负载着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的纽带。”而这就意味着，“《资本论》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历史观基础上。不理解社会物质的二重性，就无法理解商品的二重性，从而无法理解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更无法理解资本的本质。社会二重性的观念犹如一根红线贯穿在整个《资本论》理论体系中，这是我们理解《资本论》的一把钥匙。” 回答这个问题，是弄清楚《资本论》中究竟具有怎样的二重性学说？！以及二重性学说的逻辑实质是什么！！就前一个问题而言，我们需要体认：“《资本论》中二重性学说是实践化构造，并非仓促理论构造，也绝不会是什么二重性知识（理论）体系。其辩证法的内涵在于把握‘一定生产’生成的规定，提升对象为研究对象，确立历史的实践逻辑和开放的批判结构。”如资本可否有“二重性”的问题，只能如此说：“资本具有二重的社会性质：货币和商品，或者说，作为资本的货币和作为资本（品）的商品。前者更改了‘作为货币的货币’社会内涵，后者更改了‘作为商品的商品’存在形式。”要之，是需要我们认识到，“首先，劳动二重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二重性规定，‘二重性’不能作为独立化逻辑定义以‘定位’劳动、商品和资本；其次，商品不具有原生态二重性含义，乃是外在表现，‘资本二重性’则是二重性规定衍生物——二重社会存在。”
    就后一个问题而言，是需要我们明确：“马克思主义视域内的二重性分析是建构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学的学说原理，因而就内涵逻辑和实践范式来说，劳动二重性与研究对象具有结构上的内在契合性。” 它的工作实质是“统一历史存在和社会存在”，“统一化研究对象和理论范畴用语”，“例如生产方式（历史形成起来的社会生产）与劳动一般、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社会再生产）与价值（形式），使理论分析具有明确的可操作性。” 因此，“它决不谋求认识属性的简单的相互隔开。劳动二重性实践之路是否决物象自足性，还原对象的历史规定，否决社会物象关系的资产阶级拟制，进一步还原研究对象的理论规定。” 归根结底，二重性学说的逻辑实质就在于揭示发生学的“阐释”，杜绝解释学。由此看来，《鲜活的资本论》深层次的问题是：未能深刻地认识到“物象二重性说到底是试图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性质加以认识掩盖（直接或间接地），构造物的存在和物的精神现象工作统一，便于从中引出物象的纯关系的经济学对象规定”。“资产阶级经济学把有关于空间的认识（两重因素）混同和歪曲为‘存在二重性’”，目的是“极力调和工艺学对象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本质差别”，因此，劳动二重性之实践化的进程“并不旨在重建知识论”，“相反，旨在建立起真正具有历史实践蕴涵的工作批判。”
    就《鲜活的资本论》的理论建构主张而言，其仍然未能逃脱对“人的二重性”和“物的二重性”的抽象询问，从而仍然深陷于“物的科学”的反思与批判境地。其理论建构的理想寄放于历史阐释学，以哲学生成论路径深层追循阐释语境的“科学发生”。以历史史实为“阐释”，与对“现实的历史”进行批判仍有很大距离。主要表现在：（1）方法论的与解释学的纠缠不清；（2）逻辑的技术主义路线；（3）对批判与建构的时常的界线模糊；（4）对本体论的误读误用；（5）社会历史的自然科学理解倾向性：致使“改变世界的经济学”存在着折回“解释世界的经济学”之可能。一个突出的工作混淆就是劳动二重性和“社会物质的二重性”的一语二用：“这种具有二重性的社会物质，必然使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再是随心所欲的关系，而是服从某种客观规律的、具有其客观逻辑的社会关系。于是人们的社会关系按照这种客观逻辑进行历史发展，并且由此生成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物化逻辑一旦和人类劳动逻辑划上等号，就容易产生这样的“系统控制论”观：“物质生产过程本质上是将人的生命与社会关系物质化的过程。文化符号系统将人与人组织成集体以进行这种物质生产活动，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与政治法律体系）则通过所有权进入物质生产系统，人类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生成。这些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构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规律。”
    阐释学的目的是使历史发生的规定工作服从于“分析”，乃至使历史分析工作服从于“逻辑”。这是由作者赋以《资本论》严格意义的“哲学基因”所致，如：“关于人的生命、人的社会生命的价值观念，它是劳动价值论的伦理基础与社会规律的基础”；“物化劳动和社会物质的二重性，它是贯穿整个《资本论》的思想红线”。 由于一味拘泥于本质－现象的逻辑路线的解释，致使唯物史观的“发生规定”，仅仅成为“逻辑的生长”，如以“市场力量本体论”诠释“劳动价值”，直至提出资本权力之“市场权力的放大器”说。以“抽象生成论”为地基，更容易混同生产力的“技术权力”和生产关系的“社会权力”。例如这样的话语就似是而非：“劳动价值作为物化的死劳动，通过其使用价值载体而产生出社会关系力量，驱动人们劳动从而驱动社会生产力系统的运行……而劳动价值转化为资本之后，这种权力转化为‘资本权力’，它通过生产要素的物质载体而实现。”似乎，这就是“资本的二重性”生成之道，因为其断定：“资本的这种二重性源于劳动的二重性和商品的二重性，是劳动二重性在资本结构中的表现。正是资本的二重性，使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取得物质化形态，从而具有物质力量，从而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资本权力。”
    这种科学逻辑的演绎有可能取消商品生产关系的批判规定。一方面，劳动力和劳动的混同使用，有可能导致“人的活劳动”（社会生成规定）从生产关系境域中的消失；另一方面，《资本论》的资本权力理论是具体特定的，即“如果说《资本论》描绘了资本权力的巨型理论，它的具体定格当在《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个过程体现出运动对构造的影响，可以说‘权力’是在一边运动、一边构造的情势下得以构型成功的。”所以，它的支撑点应当是这一论述：“资本主义生产的两个最重要本质是工厂制度和扩大再生产。” 《鲜活的资本论》显然没有注意到上述关系对“权力”的影响和限制。其市场力量“本体论说”，忙于阐述，忽略了发生批判：有关于资本动力论（含扩张悖论）－现象学的讨论完全架构于预设的“资本概念”，使之对“资本现象学”的批判流于形式，并可能以对“知识”的生产替换掉对“实质逻辑”的批判。再如，其对“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的来源与发生机制的剖析完全依赖于一种技术分析路径，而又最终归结于“人的社会存在的二重性”命题。这些是和社会客观批判的机理相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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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论：《资本论》的“体”、“学”、“用”

    《资本论》到中国来映入人们眼帘的恐怕首先是“学”与“用”二字。我们看《保卫<资本论>》怎样说：“时值五四运动浪潮兴起之际。标志性事件是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中国的译介和流行。其初译者陈溥贤于1919年5月起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连载至11月（初名《马氏<资本论>释义》）。较早的译者还有戴季陶（1919至1920年）、胡汉民（1927年）以及汪馥泉（1930年）。陈溥贤译本（《马克思经济学说》）商务印书馆，1920年出版；戴季陶、胡汉民译本（《资本论解说》）上海民智书局，1927年出版；汪馥泉译本（《马克思底经济学说》）神州国光社，1930年出版。” 以《资本论解说》为例，戴季陶强调：“马克斯的资本论，不是很容易了解的书，更不是读一两篇小论文便随便讲马克斯主义是如何如何。” 王亚南后来进而强调：“大家都普遍感到《资本论》难学，这不仅在我们中国是如此，外国也一样。” 这些言论是对马克思的评说的回应：“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 《资本论》的“学”与“用”大体上说的是“理论”、“方法”（方法论和逻辑）、“应用”三者的关系，而又把重点放在了“用”的层面，以“运用”总揽。这里面需要强调一点：体是用的前提。《资本论》之“体”是学说之体和历史之体的合一。中国早期研究普遍侧重在对“学说之体”的把握，由此产生这个前提下“学”与“用”的直接涵义：“第一，学习《资本论》需要有丰富的广泛的经济知识、历史基础知识以及文学和哲学知识。我们都很清楚，《资本论》所引用的经济材料、经济史材料是非常丰富的，它不只是一部经济学的书、经济史的书、经济思想史的书，并且还是一部哲学的书、历史的书，列宁就曾说它是一部活的辩证法……（因此）《资本论》作为一部政治经济学论著来学习，所需要的关于经济理论与史实的准备知识，那是非常明白的……所有上面这些例解，说明较广泛的文化的、历史的、知识的要求构成了我们学习《资本论》的第一个困难。”但历史之体的问题始终是存在的：“第二个困难，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上所感到的困难。理论联系实际有两层意思：一是理论研究要结合到我们当前的政治任务，这是属于方向性的问题；一是所研究的理论必须回到理论所由抽象出来的现实情况中去，才能有较正确的理解，这是属于方法论的问题。” 这意味着，学说之体的研究必须深入到历史之体中，乃至实现二者的合二为一，达到“体用结合”意蕴的中国运用。这就有了新近体识：“《资本论》三卷的内容博大精深、卷帙浩繁，非专业者难以尽读其内容。”但是，“《资本论》作为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习近平语），“是经典的经典”。
    从另外的方面看，研究高点始终是内置问题。是以逻辑还是以历史工作本位为制高点，向来是一个争论。前者贯彻的是阐释学原则，以逻辑为理解制高点，对理解进行“理解”；后者贯彻的是发生学原则，以历史工作本位为制高点对理解进行“还原”，进而释放“理解”，回归行动。就前者而论，容易形成“纯建构”或“建构至上”（理论建构主义）路径，即逻辑本体论架构下的“逻辑起点——体系构筑”。其优点是凸显了批判基础上的“理论建构”，不足之处则在于“逻辑本体论”的预设性，而削弱了理论的实践性和批判性，无论其强调“历史第一位相应逻辑第二位”（通常在研究过程环节），或反过来的“逻辑第一位相应历史第二位”（通常在叙述过程环节）都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对研究方法本身的唯物主义内涵的估计不足。例如研究《资本论》方法的见田石介把它说成是“分析的方法加辩证法方法”，甚至说：“分析的方法是辩证法方法的基础”，把这看作“是见田石介在方法论研究上的伟大成就”。 这是由于坚持把叙述的方法当成“狭义的‘方法’”，产生这样的观点：“从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可以看到，社会科学的方法同自然科学的方法一样，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尊重已知对象的事实，从这个事实出发。并且要把它单纯化，进行分析，去发现（找出）它内部的构成要素、本质、法则。通过这些特征来实现对已知对象的把握。总之，抽象、分析以及综合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必不可少的基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的根本观点。” 显然，这是对方法论上的唯物主义的误解。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说法——所谓“唯物主义反映论”——是：“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所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这是针对方法论的唯物主义性质而言的。对辩证法来说，马克思则只是强调：“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对方法论唯物主义内涵的忽略或甚至是刻意歪曲的做法，导致了理解上的更大的困难。“第三个困难，和前面两个困难比较起来，这个困难应当说是较大的，但也许是我们大家还没意识到的。”那是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出的经济理论，是和我们一般人的常识相反的，是和我们日常思维方法格格不入的，或者有的是没有进入我们思想意识领域中的；而他得出来的那些经济理论所用的思想方法，也是我们所不很习惯或很不习惯的。” 所以，归结在“用”的层面上，说到底是“关于马克思怎样在《资本论》中运用唯物史观这个问题”，而在“体”的层面上，说到底是历史工作本位和“同时也是我们在思想上的‘兴无灭资’过程”。 总起来看，文本解读，续写，中国化意蕴的重写、构建，是《资本论》中国研究的几部曲，它汇聚了众多的研究线索，但中心线索是从《资本论》的“中国化”（研究发掘）到“中国化的《资本论》”（探索）。 研究内容的不断推移和转换，促成“研究主体”的内涵的不断丰富起来，产生了“个人＋社会”的研究主体互动、聚合模式，单纯的专家型研究主体被扬弃，真正意义的行动主体——社会历史代言人类型的研究者——正在更多地崛起。这种研究总体看是以“用”彰“体”。其体现《资本论》文本内涵的主观逻辑和客观逻辑的时代历史的统一。从而，“越出文本”不再构成对于《资本论》的工作僭越，并且某种程度上正是当下的工作启航，因为从本质上讲，“《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不是封闭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事件的规律，而是全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世界范围的资本逻辑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表现，最后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这是《资本论》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最伟大的续篇，是用当代中国活生生的实践写成的新时代的鲜活的《资本论》。”

会议综述占了不少啊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说得太对了，回想中国的暴力式挣钱方式，比如房地产，其实对中国的经济带来的弊端实在是不少

中国发展向来是慢节奏。。。这是民族的固有特点。

没有账号，遗憾。。。

确实，理论思维是基础中的重中之重

许老师不愧为真正学者，善于挖掘和总结梳理自己的学术思想。

实事求是，就是敢于讲真话。中国经济原论——鲜活的资本论——保卫资本论，这条轨迹说明了什么？？


以点代面，比云山雾海地搞文献综述来的强！

拙作原文：

《资本论》中国化与中国化《资本论》研究述评

这篇文章是约稿，写的较为随意些。。。。


原文：《资本论》中国化与中国化《资本论》研究述评

厉害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啊

先马克再看

支持，学习了

许老师笔耕不辍，是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幸事。这个应该大大鼓励，希望将来有更多更好的成果出来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