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排）

三、《鲜活的资本论》：阐释学的“发生”与发生学的“阐释”辨析

    王亚南的研究突出了世界史理解上的“民族意蕴”，突出了中国历史本位的《资本论》的研究上的“体”、“用”结合。这些史的路径在以后接续的研究者中，鲜有再现。因为大多数的后续研究者大抵是忘记了：“当作一门史学或科学来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说史，如其关于其选述，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基本原则或历史方法论，将其贯穿着、规制着，如像一般的流俗的经济学史或经济思想史教本，仅在时间的顺序上或派别国别的分野上，作着形式的编列，那将变成毫无生命、毫无生气的思想史料的堆积。”[1]“围绕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认识之所以被马克思整体安排成关于‘剩余价值一般’的一个批判性的构造”，盖因客观批判由主观批判启动，这就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诞生，使“资产阶级知识”得以改造，这或可称为“《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2]

    《鲜活的资本论》提供的研究路径是哲思式的。“哲学”的引入，又使“新理解”得以成行，因而，这是一部哲学与科学并重的资本逻辑批判的作品。论述由“曲解”开始。起点是：“形而上学世界观对《资本论》的误读”因为，“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在祛除对‘神权’的崇拜中诞生，在对‘物权’的崇拜中成长……于是以一种世俗的崇拜取代了对天国的崇拜——这就是《资本论》所揭示的‘拜物教’：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当今社会又出现了股市与房市的‘虚拟资本拜物教’。”“可以说，拜物教是形而上学世界观的社会基础，而形而上学世界观则是拜物教的关于‘物’本身的逻辑化与理性化的产物。”往深处看，“‘市场拜物教’正好与形而上学世界观相呼应：二者都只看到表层的结果与现象，而看不到产生这些结果与现象的深层本质与来源。”因此，“《资本论》揭示了这种拜物教的真谛，指出这种‘物的魔力’说到底来源于人的社会劳动，来源于人们在社会劳动中所生产的社会关系力量，它们负载于物上，从而使这些‘物’具有了‘神奇魔力’。人的社会劳动及其生产的社会关系，才是掩藏在‘物’的背后的真正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力量。”[3]

    基于对上述《资本论》“真谛”的认识，《鲜活的资本论》进行了理论逻辑建构：“用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来理解人类面临的物质世界，必然产生出劳动二重性的思想：劳动不仅生产物质产品及其使用价值，而且生产以物质产品为载体和媒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于是，作为劳动的产物的社会物质，也就必然具有双层结构：一是表层的自然物质结构，它包括由各种生产要素所组成的社会生产力系统、物质产品系统，它在经济学中体现为商品（包括消费品与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体系构成社会的表层结构。二是凝结于、或负载在这些物质产品（使用价值）身上的社会关系力量，它构成了社会的深层结构。这二者的统一形成了物化的社会关系，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质。”与之相反，“西方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在于：在形而上学世界观与拜物教的社会意识引导下，不知道社会物质的双重结构，只看到表层的物质结构，而看不到物质所负载的深层的社会关系结构。”[4]唯物史观中“社会物质”概念的解读，即“提出以劳动二重性为灵魂的社会物质的二重性的见解”，支持了其理论创新：“对劳动价值论的新解释——以劳动价值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结构与市场权力结构”。[5]

---

[1] 王亚南：《政治经济学史大纲》，中华书局，1950年，第20页。

[2] 许光伟：《行动与理论：哈贝马斯批判——<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3] 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自序，第5-6页。

[4] 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自序，第13页。

[5] 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序（陈学明），第2页。

（接排）

我们可以对《鲜活的资本论》的上述理论逻辑建构思想进行认识还原，即它揭露了资产阶级理论家想说而未明确说出的话：“（1）动用虚假本体论解释技术，即资产阶级物象二重性，拟制自然－社会的发生关系；（2）确立物象的解释学目标——资本物象理论，从而，三位一体公式的出笼为资产阶级理论家最终寻找到‘合意的社会工艺学’。”[1]核心就是这么两条。于是，所谓的“社会物质的二重性”，指示的是列宁所说：“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2]但资产阶级学者的真实认识是：“物象二重性乃是建立物质自身的物象工作关系，从而在不涉及整体的情况下，方便了把物质的方法同时说成是社会的方法，把物质的规定同时说成是社会的规定。”可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而言，是“物象二重性”而不是“物质二重性”，作为其理论根基。“可见，物象二重性的工作内涵是寻求物质内容和物质形式层面上的‘物质’与‘社会’意义的对接。实践之路是物化→物象化（在规定上，物象化是物化的继续）；前者是将物质内容处理成‘实体’，后者则将社会内容处理成‘形式’。产生一种工作效果：物化对物的生产予以肯定，物象化为之拟像，促成拜物教认识。”[3]这充分说明了：“物象二重性（非批判）是劳动二重性（批判）的对立面的规定。”[4]就是说：“资产阶级的物象二重性由此是有关于空间抽象的存在（规定）。但不同于实体和形式的物理对偶结构，它是空间实体和社会物象形式的虚假对偶，是物理形式在社会存在中对社会物象的伪饰。这样，它制造了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拟真对应。”[5]

    《鲜活的资本论》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的物象二重性能否被正面塑造为“社会物质的二重性”？如果那样的话，“所谓‘社会物质的二重性’，指的是任何社会物质既具有其自然性（是自然物质的具体形态），同时又具有社会性，即其负载着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的纽带。”而这就意味着，“《资本论》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历史观基础上。不理解社会物质的二重性，就无法理解商品的二重性，从而无法理解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更无法理解资本的本质。社会二重性的观念犹如一根红线贯穿在整个《资本论》理论体系中，这是我们理解《资本论》的一把钥匙。”[6]回答这个问题，是弄清楚《资本论》中究竟具有怎样的二重性学说？！以及二重性学说的逻辑实质是什么！！就前一个问题而言，我们需要体认：“《资本论》中二重性学说是实践化构造，并非仓促理论构造，也绝不会是什么二重性知识（理论）体系。其辩证法的内涵在于把握‘一定生产’生成的规定，提升对象为研究对象，确立历史的实践逻辑和开放的批判结构。”如资本可否有“二重性”的问题，只能如此说：“资本具有二重的社会性质：货币和商品，或者说，作为资本的货币和作为资本（品）的商品。前者更改了‘作为货币的货币’社会内涵，后者更改了‘作为商品的商品’存在形式。”要之，是需要我们认识到，“首先，劳动二重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二重性规定，‘二重性’不能作为独立化逻辑定义以‘定位’劳动、商品和资本；其次，商品不具有原生态二重性含义，乃是外在表现，‘资本二重性’则是二重性规定衍生物——二重社会存在。”[7]

    就后一个问题而言，是需要我们明确：“马克思主义视域内的二重性分析是建构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学的学说原理，因而就内涵逻辑和实践范式来说，劳动二重性与研究对象具有结构上的内在契合性。”[8]它的工作实质是“统一历史存在和社会存在”，“统一化研究对象和理论范畴用语”，“例如生产方式（历史形成起来的社会生产）与劳动一般、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社会再生产）与价值（形式），使理论分析具有明确的可操作性。”[9]因此，“它决不谋求认识属性的简单的相互隔开。劳动二重性实践之路是否决物象自足性，还原对象的历史规定，否决社会物象关系的资产阶级拟制，进一步还原研究对象的理论规定。”[10]归根结底，二重性学说的逻辑实质就在于揭示发生学的“阐释”，杜绝解释学。由此看来，《鲜活的资本论》深层次的问题是：未能深刻地认识到“物象二重性说到底是试图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性质加以认识掩盖（直接或间接地），构造物的存在和物的精神现象工作统一，便于从中引出物象的纯关系的经济学对象规定”。“资产阶级经济学把有关于空间的认识（两重因素）混同和歪曲为‘存在二重性’”，目的是“极力调和工艺学对象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本质差别”，因此，劳动二重性之实践化的进程“并不旨在重建知识论”，“相反，旨在建立起真正具有历史实践蕴涵的工作批判。”[11]

---

[1]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58页。

[2]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2页。

[3]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68页。

[4]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63页。

[5]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60页。

[6] 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5-108页。

[7] 许光伟：《<资本论>中具有怎样的二重性学说——与刘召峰博士的几点交流》，《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6期。

[8] 许光伟：《劳动二重性实践之路：从批判到蕴涵批判的建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诞生意蕴》，《江汉论坛》2013年第2期。

[9] 许光伟：《<资本论>商品章的逻辑解析》，《江汉论坛》2014年第7期。

[10] 许光伟：《劳动二重性实践之路：从批判到蕴涵批判的建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诞生意蕴》，《江汉论坛》2013年第2期。

[11]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62页。

（接排）

就《鲜活的资本论》的理论建构主张而言，其仍然未能逃脱对“人的二重性”和“物的二重性”的抽象询问，从而仍然深陷于“物的科学”的反思与批判境地。其理论建构的理想寄放于历史阐释学，以哲学生成论路径深层追循阐释语境的“科学发生”。以历史史实为“阐释”，与对“现实的历史”进行批判仍有很大距离。主要表现在：（1）方法论的与解释学的纠缠不清；（2）逻辑的技术主义路线；（3）对批判与建构的时常的界线模糊；（4）对本体论的误读误用；（5）社会历史的自然科学理解倾向性：致使“改变世界的经济学”存在着折回“解释世界的经济学”之可能。一个突出的工作混淆就是劳动二重性和“社会物质的二重性”的一语二用：“这种具有二重性的社会物质，必然使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再是随心所欲的关系，而是服从某种客观规律的、具有其客观逻辑的社会关系。于是人们的社会关系按照这种客观逻辑进行历史发展，并且由此生成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1]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物化逻辑一旦和人类劳动逻辑划上等号，就容易产生这样的“系统控制论”观：“物质生产过程本质上是将人的生命与社会关系物质化的过程。文化符号系统将人与人组织成集体以进行这种物质生产活动，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与政治法律体系）则通过所有权进入物质生产系统，人类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生成。这些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构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规律。”[2]

    阐释学的目的是使历史发生的规定工作服从于“分析”，乃至使历史分析工作服从于“逻辑”。这是由作者赋以《资本论》严格意义的“哲学基因”所致，如：“关于人的生命、人的社会生命的价值观念，它是劳动价值论的伦理基础与社会规律的基础”；“物化劳动和社会物质的二重性，它是贯穿整个《资本论》的思想红线”。[3]由于一味拘泥于本质－现象的逻辑路线的解释，致使唯物史观的“发生规定”，仅仅成为“逻辑的生长”，如以“市场力量本体论”诠释“劳动价值”，直至提出资本权力之“市场权力的放大器”说。以“抽象生成论”为地基，更容易混同生产力的“技术权力”和生产关系的“社会权力”。例如这样的话语就似是而非：“劳动价值作为物化的死劳动，通过其使用价值载体而产生出社会关系力量，驱动人们劳动从而驱动社会生产力系统的运行……而劳动价值转化为资本之后，这种权力转化为‘资本权力’，它通过生产要素的物质载体而实现。”似乎，这就是“资本的二重性”生成之道，因为其断定：“资本的这种二重性源于劳动的二重性和商品的二重性，是劳动二重性在资本结构中的表现。正是资本的二重性，使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取得物质化形态，从而具有物质力量，从而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资本权力。”[4]

   这种科学逻辑的演绎有可能取消商品生产关系的批判规定。一方面，劳动力和劳动的混同使用，有可能导致“人的活劳动”（社会生成规定）从生产关系境域中的消失；另一方面，《资本论》的资本权力理论是具体特定的，即“如果说《资本论》描绘了资本权力的巨型理论，它的具体定格当在《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个过程体现出运动对构造的影响，可以说‘权力’是在一边运动、一边构造的情势下得以构型成功的。”所以，它的支撑点应当是这一论述：“资本主义生产的两个最重要本质是工厂制度和扩大再生产。”[5]《鲜活的资本论》显然没有注意到上述关系对“权力”的影响和限制。其市场力量“本体论说”，忙于阐述，忽略了发生批判：有关于资本动力论（含扩张悖论）－现象学的讨论完全架构于预设的“资本概念”，使之对“资本现象学”的批判流于形式，并可能以对“知识”的生产替换掉对“实质逻辑”的批判。再如，其对“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的来源与发生机制的剖析完全依赖于一种技术分析路径，而又最终归结于“人的社会存在的二重性”命题。这些是和社会客观批判的机理相格格不入的。

---

[1] 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8-109页。

[2] 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8页。

[3] 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4-135页。

[4] 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39-240页。

[5]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62页。

（接排）

四、《保卫<资本论>》：发生学路径的批判与建构

    王亚南《资本论》研究的开创性贡献是倡导发生学的“阐释”与“批判”，由此引导“理论建构”。《鲜活的资本论》在克服理论不足的同时，同样具有由“发生的阐释”进到“发生的批判”的内在努力。如作者在第二版中宣称：“从内在本质到表层现象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来讨论：一是市场力量本体论，它研究的是市场权力到底是由什么东西形成的，这就是劳动价值论；二是资本本质论，它研究的是现代市场的主导力量——资本在自我扩张过程中所产生的资本逻辑，这是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发展的本质规律；三是资本现象学，它研究的是资本在扩张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形态和其表现出来的各种现象。”[1]其间可以看到“本体论批判”的方法论特色以及蕴涵“发生的批判”之工作努力性。而新增加的突出强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经济新常态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是《资本论》的伟大续篇和最新创新成果。”[2]以及“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是《资本论》的伟大发展”，“《资本论》是我们时代的真理……（意味着）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不断获得新的现实的生命，展示出新的表现形态。”[3]

    历史－科学－哲学－历史，史的结构的当代“创生”是逻辑的回历史和回中国的双重结果，它的原生结构仍然是《资本论》的四卷体，即“严格意义看，《资本论》是‘12部史’：转化史I、转化史II、资本生产史；运动史I、运动史II、资本流通史；生活史I、生活史II、资本积累史；范畴史I、范畴史II、资本批判史。”[4]“历史”到“逻辑”再回到“历史”，工作航程就是世界历史（规定）和民族历史规定性的高度统一、结合，由此生出“历史发生学－系统发生学－现象发生学－认识发生学”的批判逻辑，产生出理论行动结构。这是辩证法的中国工作语境，目的是创设中国历史－中国思维－中国语言架构与路径下的《资本论》研究新境界。如此，知事即史的科学（中华科学）得以从中升华出来，专业史的规定和总史的规定得以统一，最终能够建立破除“现实的历史”存在论之批判规定。这就使历史真正“鲜活”了，乃至重新“复活”了！！概言之，以“中国人资格”研究《资本论》是要求做到如下几点：

    第一，立足文本，以史贯通，力求精到的“阐释”与“批判”。文本诠释学的问题在于从叙述结构中形成对“研究”的排斥，乃至通过对“研究方法”的剔除，追求相对纯净的“叙述方法”体系。这种路径和历史分析是内在冲突的。如前文对“逻辑起点”的讨论。而有关于《资本论》体系的争执，同样是说明了纯文本研究的局限性。例如这样的争论：“如果说，《资本论》起点贯彻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原则比较好理解，那么在终篇的贯彻却似乎有点令人费解，毕竟马克思考察的资本运动在当时还方兴未艾，远未达到终点。但是，只要联系马克思的研究对象，就可发现理论的终点仍然客观地反映和体现了对象的历史性……在终篇，还包含着对这种典型对象进一步发展及其历史趋势的反映……只要认真研读过《资本论》终篇，这些论述是不应该不感兴趣的，从而其历史性与逻辑性的统一应该是有深刻印象的。但是，《商榷》不仅完全避开，而且连《资本论》历史性反映也当成逻辑性安排：从‘马克思独特的思维方法来看，逻辑与历史虽然是相符的，但更多是形式上辩证转换的一致，就实质而言，是不能等同的’……《商榷》还断定《资本论》只是逻辑的，不是历史的，它甚至否认起点处马克思所进行的‘最简单的商品形式’分析，将它歪曲为‘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及其交换关系’，直接批评马克思研究的是‘在现实和历史中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的东西。”[5]等等。《保卫<资本论>》解决的办法是强调了社会客观批判对于“主观批判”的工作领衔与主导，由此生出方法论和思想史统一形态——社会主观批判（规定）。这样即能明白“《资本论》是作为大写字母的逻辑进行工作构型的”，并通过思想和历史的互动，摹写出“《资本论》的‘实际发生史’”。[6]

---

[1] 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资本论>到中国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二版自序，第4页。

[2] 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资本论>到中国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二版自序，第1页。

[3] 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资本论>到中国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二版自序，第11-12页。

[4] 许光伟：《<资本论>的逻辑究竟怎样练成——兼谈如何写<保卫资本论>》，《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2015年第8辑。

[5] 陈俊明：《论<资本论>终篇的完整性、创新性、历史性》，《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10期。

[6]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写在前面，第12页。

（接排）

第二，立足唯物史观意蕴的时代续写，谱写时代理论新篇。“国内外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根本不懂得《资本论》是具有怎样一种性质的伟大著作，他们嚷叫《资本论》过时了，而事实告诉他们的却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正还在感到《资本论》的麻烦。”[1]《保卫<资本论>》突出的贡献是：“第一，严格区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第二，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界分‘物’和‘事’，相应严格区分‘物的科学’和‘事的科学’；第三，实现工作逻辑上的‘回家·回历史·回中国’意义的历史过程研究以及辩证叙事和批判叙述的统一。”通过唯物史观成为“活的文本”规定，“该著追求研究工作的实践化和叙事风格的中华化。”[2]这些研究元素与风格是建立“社会客观批判”研究体系的必备要件和基础，它的目的是使《资本论》的逻辑在“艰深”之余，能够越来越为普通的读者所清晰地理解、掌握，产生行动的力量。可见，“续写”终归是时代导向的，是学术继承发展意蕴的“主体保卫行动”。

    第三，立足创造性转化，谋划原创意义的方法论与理论创新。所谓《资本论》“过时论”，自然是别有用心的政治观点，是对《资本论》研究努力实施规避者的叫嚣之词！但同时也从反面指明了《资本论》的生存危机的百年时代境遇。《保卫<资本论>》区分社会主观批判与社会客观批判、以“经济形态社会理论”谋篇布局，要义是“中国经济学建构”。行动支持力量是“中国辩证法”的锻造和《资本论》研究的推进，乃至是《资本论》本身的不断创造性转化和不断“时代的活化”。这项工作是众人拾柴的结果，是研究主体规定不断升华的社会过程，由此谋求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域内的唯物史观范畴的再研究以及与之适应的《资本论》史书工作意蕴的深入发掘与研究。就前者而论，研究的一个要点是把握住“由发生学工作逻辑出发，《资本论》界说的研究对象应区分成‘历史的研究对象’和‘逻辑的研究对象’”，因为“这一处理完成了对历史和逻辑统一关系的内在性把握，活化了马克思的‘科学思维’”，“发生的、同时也是批判的”，以至于，“经由研究对象的实践规定，历史科学的统一性从而得以凸显。”[3]就后者而论，应当深入研究“中华所有制”问题，从历史和逻辑两方面对“中华所有制话语”实施创新，达到以历史高度把握与解剖“中华所有制结构”（集中体现为“三对历史范畴”：产品所有制－商品所有制、家有制－国有制、私有制－公有制）的新认知。[4]

    第四，立足中国工作本位，以继承促原创、以原创促坚持和创新、以创新求发展和提高。中国经济学建构的着力点是“体”“用”并举，而又需要把研究工作重点适时放置在对“体”的寻求之上。《资本论》之体、《道德经》之体合成为中国经济理论研究之“工作本位”（《道德经》是文本版的《易经》，是中国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初次的系统总结）。[5]在历史探究方面合并叙述“农业史的经典著作——《道德经》”和“工业史的经典著作——《资本论》”，目的是寻求《道德经》和《资本论》结构巧合的内在缘由，从方法论角度显露中国经济学的“思维和语言”。例如说，道和德的规定的相互推动和彼此间的有机交融性，促成：“《资本论》在成书结构上分成四个层次：历史发生学（道，历史生产→再生产过程）；系统发生学（德，再生产→流通过程）；现象发生学（道和德的生活形式，流通→生活过程）；认识发生学（道和德的认识形式，生活→认识过程）。”[6]而从“实践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定出发，以“中华本质”（道和德）观察资本行动，则产生完整的认知结构：“生产行动→流通行动→交往行动→自觉地认识批判行动”。[7]归根结底，我们需要认识到，“从《道德经》到《资本论》是术语的传承和革命，是思想领域发生的一次次重大变革”，其“延续了历史的生生不息”。[8]

---

[1] 王亚南：《王亚南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56页。

[2] 许光伟：《<资本论>的艺术高度：社会客观批判——关于“商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历史辩证法》，《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3] 许光伟：《生产关系的三层次解读关系及其意蕴——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域内的道名学说和生长论》，《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10期。

[4] 许光伟：《家有制和国有制问题：论所有制与中国经济学的思维和语言——<资本论>中国化与中国化<资本论>关系域内的讨论》，《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5] 中国辩证法支持了这一行动力量。何谓中国辩证法？简单说，就是“道德一体”之系统化的中国本质学说。它在语言问题上，强调行动在先；在逻辑问题上，强调历史在先；在规律问题上，乃是强调“自然”（自然而然，即发生学）在先。田辰山则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从偶对概念出发，创建了一套鲜明的中国哲学，即一种偶对互系的两个基本方面的互动。”（《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萧延中译，2008年，第42页）于是，产生“以‘通变’解读马克思学派辩证法”的内在要求，“最结的结果是，崭新的西方语汇融会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中，产生出一个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而这个中国版本如果要寻找它的思想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易经》那里去。”（《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萧延中译，2008年，第75-77页）例如说，“就‘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一问题而言，毛泽东既不是决定主义，也不是意志主义，因为‘谁决定谁’从来就不是毛泽东要解决的问题。他真正要解决的，恐怕总是‘相通’（或统一）的问题。正如他对斯大林的批评，在此‘形而上学’一词已经几乎完全失去了它原来的metaphysics的意思。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形而上学’变成了批评任何无视‘通变’之人的特殊用语。”（《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萧延中译，2008年，第149页）

[6] 许光伟：《我为什么与如何写<保卫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报》2015年第4卷。

[7] 许光伟：《行动与理论：哈贝马斯批判——<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8] 许光伟：《<道德经>与<资本论>关系简说——论中国经济学的思维和语言》，《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接排）

第五，立足中国运用，确立政治经济学工作逻辑与工作方法的统一。中国运用是立足历史实际的社会实践运用。学科工作领域必须置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如上指出，一是辩证法和中国历史人文方法的工作贯通性，以发生学作为工作内置（规定），二是强调《资本论》是“史书”，以史书的广泛性内涵求工作方法，求作品的通俗性、实用性，三是强调百科全书的建构主张，求事的科学的工作完备性。这其实是逻辑发展的必然，因为通过以“史书”贯通，“12部史”进一步被处置为工作连贯的系列发生学，实践态了，这样就达成对逻辑科学与世界历史之新理解。结局就是：“社会存在的生成规定的‘运动化’、‘批判化’，极大地拒绝了对于公式主义、形式化思想的寻求。这种工作走出进而必定激发了蕴藏在‘现实的历史’中扬弃发展之内源力量。”[1]

五、总结：中国化的深层境界

    让我们从《资本论》的“学”与“用”的再谈说起。“学”与“用”一旦失掉“体”，就失掉了工作灵魂。“《资本论》的‘灵魂’，是它贯穿在每个文字中的价值情怀——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而《资本论》的思想精髓，则是彻底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上述二者的内在融合，是‘心’与‘脑’的完美结合，它使《资本论》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之作、唯物史观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科学方法论的光辉示范。”[2]因此，“必须像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的，把它拿来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研究《资本论》的方法，就要针对着这个目的，看怎样学习它，才有助于结合中国”，“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学习《资本论》，必须更多注意学习它的方法论。”[3]中国人如何进行《资本论》研究，其一是弄明白资格问题，所谓“中国人资格”即是在中国方法层面贯彻唯物主义（规定）；其二是搞清楚何谓“中国化”的问题。从狭义的经济学体系看，《资本论》的中国化程度必然是相对的，且严格局限在“用”的层次上。针对这种意义，反对意见同时指出：《资本论》的中国化无可能性，因此，进一步需要区分《资本论》原理的中国化与《资本论》的中国化，原理的中国化是可能的。其不可能的原因不外是《资本论》架构不适合于解释中国社会，例如说在中国是没有典型奴隶制的社会，并且，马克思在说明所有制问题时，采用的只是西欧的社会阶段发展形态史观，这与中国历史上的事实不符。

    王亚南是从广义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待“中国化”的，实际是《资本论》之本土化导向的研究。就《中国经济原论》实质性而言，试图研究的是“中华资本论”，以“中国资本形态”为例，其讨论的是“劳动力的买卖，劳动力变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前提条件；中国社会不但早有劳动力买卖的事实存在，且有过剩的劳动力存在，为什么总不易实现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中国历来的商业资本，对过去欧洲的商业，具有怎样的特质？”“在一个生产比较不发达的社会，它的货币资本，为什么有最大一部分在商人手中？”“中国社会的商业资本，不肯支援并转化为产业资本，却反而侵蚀产业资本，其关键究在商业，抑其在他方面？”“中国民族的产业资本不发达，为什么外人在中国的产业也不很发达？”以及“高利贷资本与银行，乃至银行资本与金融资本，究有什么本质不同的地方？”等等问题。[4]

---

[1]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5页。

[2] 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资本论>到中国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二版自序，第2-3页。

[3] 王亚南：《王亚南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769页。

[4]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17-218页。

（接排）

王亚南内在关联了《资本论》原理、《资本论》原理的中国化以及“中国化的《资本论》”，——最后一者可看成从“中国原理”出发的资本论学说，致使从总体上能够将其界定为“《资本论》的中国化”。它所要询问和解决的问题是：（1）《资本论》的“如何来到中国”？（2）《资本论》为什么要中国化？（3）《资本论》为什么必然能够中国化？（4）《资本论》如何中国化？以及（5）“中国化的《资本论》”时代的发展新形态。“工作是开放向度的。这是一项与中国经济学之建构直接关联的宏大的系统性“研究计划”。以致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标定位就是‘开放性研究’。”在开放的路径上，《鲜活的资本论》、《保卫<资本论>》的理论演进路线是互补的，但目标仍然不同，前者本质上仍然属于“《资本论》原理的中国化”范畴，后者某种程度上则越出了这种束缚，将分析视角更多放置于“广义－狭义－总体”运动的高度和回归线路上，因而直接地引出了“中国原理”问题，突出了“中国化的《资本论》”范畴之存在必要性。因为，它鲜明地提出，“有理由认为：《道德经》就是中国话语和行动之辩证法文本。发生学和辩证法的用语相通，使得我们可以于实质层面重新考量问题，从内容出发，而不是直接从形式规定性出发。由此坚持整全历史域内的发生学逻辑认识观。按照此认识观，犹如《资本论》堪称工业史的‘经典著作’，《道德经》应被界定是写就农业史‘经典’（包括思想和工作逻辑经典）之著作。所以对中国人而言，应强调这样来理解《资本论》：它是一部科学作品意义的史书。包括十二部史：转化史I → 转化史II → 资本主义生产史 → 运动史I → 运动史II → 资本主义流通史 → 生活史I → 生活史II → 资本主义积累史 → 范畴史I → 范畴史II → 资本主义认识史。一言以蔽之，它应当就是一块整钢意义的‘史书’。”《保卫<资本论>》的上述观点可谓更加明确、具体，对《资本论》研究而言，“这可谓是‘纲举目张’的一个简洁阐述。”“而这样一来，‘《资本论》的中国化’被进一步推进为关于‘中国化的《资本论》’的探求。”显然，这是中华事的科学的体现与要求，“要之，这种逻辑化处理是中国人特有的，但是，秉持了马克思‘书写历史’的固有习惯，可谓善读、善用、善于中华创造性转化。”[1]

    中国化，显然是历史范畴，其理论构境定格在《资本论》的现当代研究域中。《资本论》研究，“现代化”了近代中国经济理论，而在当代境域中，哲学、科学、诸种新学科的“新思维”、“新语言”的熔炉，则使“中国化”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基本范畴。它凸显了“中国原理”的存在性。犹如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和中华文明基因是历史涵义的“中国特色”的底色，中国方法是中国道路的固有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今人正在走而前人未曾系统走过的一条道路。但我们相信，只要辩证处理中国现代化道路中的“两个历史阶段”的合历史规律性的发展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工作内涵的“中国方法”，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新境界的理论内涵逻辑，则中国道路一定更加自信！

---

[1] 许光伟：《<道德经>与<资本论>关系简说——论中国经济学的思维和语言》，《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以上为该作的底稿，献给《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1867-2017）！请网友不吝赐教，给以订正！！

学习下，写的很好呀

知网上可能难以收录此文电子版，感觉网友的需求较大。。。就整理一下，把底稿贴出来。

《资本论》在中国的发展，文献汗牛充栋。。。。这个综述也说明了《保卫资本论》的特别工作方式。

场经济并非经济学一开始就有的词汇，起码亚当斯密没用过这个词，李嘉图没用过这个词，马克思没用过这个词，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也没用过这个词。萨缪尔森也极少用这个词，其实知道现在，一切严谨的经济学家都不用这个词，而中国经济学家虽然频繁运用这个词，但大多数情况下，完全可以用“经济”这个词代替。
　　根据观察，市场经济这个词年老的经济学家用的多，年轻的几乎不用，不懂经济学的财经评论员喜欢用这次词，但是真正受过经济学正统教育的经济学者几乎不用这个词。
　　市场经济这次词的出现大概也只是冷战的产物，很多冷战学者将资本主义称为市场经济、民主国家，将中国称为指令经济、极权国家，这些都是冷战的产物，即使冷战期间真正的学者都耻于用这次词汇，而冷战之后这次词汇就更是被打入了冷宫。这次词汇目前只在少数公知中流行。
　　而中国那些卖弄冷战经济学的人从根本上是不为主流所容的，他们也不是为公众服务的，网络上流行的经济学家骇人语录就充分显示出了人心之向背。

经典经济学理论，值得深入研究。

谢谢分享

收藏了，以备研读

要是资本论可以解决中国投机取巧的晚风邪气就好了

解决中国的“商朝”问题，要靠中国化的资本论

工程师不读王亚南，对鲜活的资本论这样的哲学作品亦不读，自然难以理会《保卫资本论》，但工程师先生树立了一个标准：

谁要是达不到雷工程师的学术水准和学习毅力，谁就不是合格的经济学本科生！！！

许师好久没群邀了，原来忙于这个啊！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资本论》一百五十周年，很想多写点东西。。。怎奈时间精力均不允许！！叹！！

最近在忙这个：

《资本论》第一卷遭遇的困难及马克思的解决

欢迎批评指正

学科方法——工作逻辑，历史——学科搜寻——抽象思维——各种具体思维形式，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理路

我正在写作中的一篇文章大体是论述这些的。。。。

资本论过时了么？如果思想可以过时，那还有什么不是过时的呢？人类思想的进步与发展就是在建立在不断总结吸收前人思想基础上的。你可以说前人的部分观点不对，但如果你说他的观点过时了，实在是令人不知道怎么理解。实际中，很多认为资本论过时的，要么是不同意资本论的观点，要么是反感一些人教条式地拿资本论的观点抨击别人。客观讲，资本论的很多观点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印证。如果资本论过时，那么太多的东西都是过时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资本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于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继承发展，而《国富论》里的一句话都可以拿来供当下的经济学家研究多年，写出多篇论文。

作者：郭文伟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027400/answer/31860547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