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就地王的原因之一是拆迁成本高，不拆迁，留些贫民窟又如何？    现在拆迁成本已经是天价。
    有些业内人士认为，引导上海高地价有三大因素，一是土地资源稀缺，二是保障型用地推出挤占资源，三是动拆迁成本等前期费用大增。比如征地的补偿费、动迁安置补偿费、占补平衡费、市政配套费用等等。以上海较为偏远的朱家角区域为例，2006年以前，每亩地前期开发费用大概在50万元，现在已达80万元，加上占补平衡指标费和市政配套费用，成本已达150万元/亩。征地补偿费原来是农用地1.2万元，现在涨到2万元。因为拆迁成本的问题，上海的虹口区的虹镇老街、世博园区的拆迁工程十分困难。
    广州同样如此，9月中旬越秀区河涌整治拆迁方案轰动全城。拆迁补偿标准被称为“史无前例”，房屋拆迁的货币补偿将不分地段和楼龄，住宅补偿每平方米不低于8000元。7月31日前交出被拆迁房屋的，还将给予最高4500元/㎡的奖励和补贴，住宅拆迁补偿可高达1.3万元/㎡。去年广州全市平均楼面地价为2869元/m2。具体到中心六区，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平均地价成本为3656元/m2。此次东濠涌整治，光是拆迁补偿就是其三四倍。
    大动干戈大拆大建后遗症无穷。
    高拆迁补偿会成为未来高房价的风向标，如果拆迁补偿与周边房价持平，相当于政府给予市场明确的暗示，对不起，本地的地价与房价还会提高，要买请趁早。大规模拆迁还给房地产市场制造了源源不断的需求者；还制度性地制造出购入动迁房的专业钉子户，这些专业人士专门买入有动迁可能的房子，以搏取高额差价。
    通常居住在待改造的旧区中的居民，拥有相对固定的生存样态，如上海虹镇老街等旧区和提篮桥、新港、乍浦等区域，多数外来人员靠个体经营为生，周边形成大规模的批发零售中心，这样人大多从事小生意、开个小铺面，维持生活。旧居改造之后，这些居民得到了补偿，却失去了赖以谋生的手段和环境。政府必须考虑，在拆迁过后这些居民靠什么为生，难道政府高额补偿了这些居民，就足以让他们吃喝一辈子？寄生虫的增加，是社会资源的浪费与效率的低下。
    出钱的并不是政府，而是开发商。开发商不是活雷锋，必然转嫁到购房者身上。开发商有两个杀手锏，一是与政府博弈增加容积率，二是继续提高房价，前者将会使城市建筑惨 不忍睹，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让大规模兴建的高容积住房成为新的贫民窟；后者则在摇摇欲坠的高房价顶尖上再压上一根沉重的稻草。
    从政府、开发商到购房者，所有的人都在打赌房价不会跌，就像次贷危机爆发前一样，所有的人都不愿回忆房价下跌的惨烈。但房地产市场终将下跌，不管我们愿不愿意。
    为什么非要动迁不可，实在让人费解。如果是为了改造居民生活，完全可以通过改造电网、自来水管、排污管道等基础工程，让居民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
    高价拆迁坏处多多，为什么那么多地方政府乐此不疲？可能的原因包括，土地一动、黄金万两，城市改造是最有含金量的基建工程之一，也是推高本地房价的有力手段。一轮涨价潮必然挟裏着一轮迁拆潮。
    另一种因素也不容忽略，各个城市的地方官自命为父母官，在这些官员的头脑中，旧房等于贫民窟等于脏乱差，等于必须被消灭，而现代化就等于纽约业已倒塌的双子建筑，没有林立的高楼，国际化大都市从何体现呢？于是，我们看到新一轮建筑文化大溃败，在大拆大建中，许多具有历史意义、具有建筑艺术的旧建筑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毫无美感可言的钢筋丛林，是千城一面的刻板与无聊。自以为是的国际化恰恰违背了国际都市最亟需的人文与市场理念。
    拆迁说到底是为了让城市居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更应该看到，拆迁是一一连串复杂的契约关系，政府、开发商与被拆迁户之间讨价还价达成契约，如果双方皆大欢喜，当拆则拆；如果拆迁让房价高处不胜寒，如果拆迁的结果是恶化贫富关系，让中国建设制度与文化粗鄙化，我们为什么要在市中心的建筑上写上一个大大的“拆”字呢？
    中国城市建筑文化经历工人新村历史、经历高层单位房历史，现在又在往统一的国际化方向改造，看来，统一的粗鄙文化是没有尽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