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件事情：仅以身边事为例，不能概全。
1、关于扶贫的制度（考虑调查了解范围过少，仅供参考）
      首先，这是一件好事，制度设计也是好事，但执行的结果并不如人意。
      了解到的是接受补助的贫困者是真的生活艰难的人，他们应该得到帮助，也应该能感受到社会主义的好。然而，一次性几百元的补助，照相、需银行卡存取、等待送达（或者拜访）这些让他们重新定义是否值得。他们需要这笔钱，但他们觉得照相的姿势、来回的存取、以及等待还不如不要这笔钱。说归说，但考虑的自身情况，还是需要的。
       无论是照相、银行存取等等，很清楚是为了保证这笔钱落到实处，执行的也没有问题，可以保证将来的有据可查。然而，这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制度取代的琐，以及服务背后隐含的要求，更多的是必须，而非说服与信任。   
       结果，制度执行的非人化，对群众未能形成正向激励，反而觉得这些事够烦，政策正能量变为0或者负。
2、划片上学问题
       社区下面多个小区，每个小区的住户有变化，社区人员也更多的靠要求，而非走访与沟通，建立了卡片同样如此。通知你到社会体检，如果不来，后面是什么什么证明不给你开等权力威慑，而不是关心。当然，居民的不对是不可否认，但这并不是社区人员为此而惰于义务的理由。所以，当需要证明时，不说态度，仅说只能证明现在等等，甚至于不予证明，最终教育局甚至于不会相信这些证明。当这些都没用的时候，社区服务与居民将转变成另外一种关系。这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制度设计下执行的问题。
       教育局不相信人证，只相信单子，也是一种无奈的表现。
3、总结
       制度设计可能不需要考虑人情，但执行需要；人情与制度应当如何协调，执行者不仅自己会从接受者角度考虑，也要教会他们如何替别人考虑，并最终将这种正能量传递给社会，让人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接受制度，并减少制度流程。因为，在信任的环境中，可能仅需一句话，就代替了几年的证据（这些未必能留住）。这才是服务型政府，当然，开始很难，但要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