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是必要的。因为在初级产品社会中，经济形态本身的发育尚不完全，劳动式是高度结合的。尽管稚嫩，本根规定是如此之素朴，以至于根本没有确立独（形式）并没有得到外化意义上的发展，即毋宁说劳动发展母体和劳动发展形立化的劳动或经济范畴之必要。①尽管如此，在早期经济形态社会中，生产和分配的结合仍旧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社会空间中弥漫和成长。然此，我们看一看列宁的工作批评：
真是奇怪的议论！要知道，无论什么“劳动形式”，只在它被别的什么形式代替时才会动摇；而我们的这位作者甚至没有……打算去分析和说明这些新形式，以及弄清旧形式被这些新形式排挤的原因。更奇怪的是这段议论……“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取消这些形式，以迎合一种学说。”“我们”（即社会主义者）拥有什么手段来“取消”劳动形式，即改造社会各成员之间的生产关系呢？难道根据一种学说来改造这些关系的想法不是荒谬的吗？我们再听下去：“我们的任务并不是一定要从本民族内部培育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但也不是要把西方文明连同一切腐蚀它的矛盾整个儿搬到我们这里来：必须尽可能从各处采纳长处……这是这样简单明了，简直没有什么可说的。”的确，这是多么简单呵！从各处“采纳”长处，于是万事大吉！从中世纪形式中“采纳”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而从新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中“采纳”自由、平等、教育和文化。所以没有什么可说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在这里了如指掌：社会学从空想———土地属于劳动者所有———开始，并指出实现合乎心愿的事情的条件：从四面八方“采纳”长处。这位哲学家纯粹形而上学地把社会关系看作是这些或那些制度的简单的机械的组合，看作是这些或那些现象的简单的机械的联结……这不是在研究社会关系，而是糟蹋应该研究的材料，因为在现实中这种土地属于耕作者的现象，并非像你所设想的那样单独和独立地存在着，这不过是当时生产关系中的一个环节，这种生产关系就是：土地为大土地占有者即地主所瓜分；地主把这种土地分给农民，以便剥削他们，于是土地好像是实物工资，它为农民提供必需品，使农民能够为地主生产剩余产品；它是一种使农民为地主服劳役的手段。为什么作者没有考察这种生产关系体系，而只抽出一种现象，因而使这种现象完全被歪曲了呢？这是因为作者不善于考察社会问题……根本没有打算说明当时∙∙的“劳动形式”，把这些形式看作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看作一定的社会形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根本不懂得辩证方法，而辩证方法要我们把社会看作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②
①
②这说明，相对经济形态的社会生成规定而言，劳动二重性是不断发生和生长的规定，但要说二重性《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２００９，第２０７～２０９页。是社会事物或类存在所固有的存在或认识属性，则属无稽之谈。
９５
（三）
直接（强制）劳动（不管徭役劳动还是赋税劳动，也不管奴隶的劳动还是农民的劳动）代表着“直接强制性”的发展。并且，这样的发展本身也同样产生着“国家”和“社会”的工作分野，乃至“经济国家”和“政治国家”的结合。抽象劳动则相反。其仅仅代表了社会抽象性的发展。它是严格意义的经济强制，即社会抽象。
这意味着，社会产品是不断发展的物质的社会存在。只是在历史完成了的劳动二重性（规定）这里，我们才能够第一次正式地说：“要生产一个商品……说的不仅是劳动，而是社会劳动。”①社会存在者的身份彼此是独立的，具有各自的空∙∙∙∙∙∙间发展关系，和而不同。抽象或具体的存在形式在不同层级的发展交织成社会有机体。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够说，抽象劳动是抽象规定的赋予，是劳动二重性（发展）规定的社会显性化。作为一种发展结果，它意味着市民社会的构型完成。如此，我们也才能够说，“‘抽象’本来只是为了标示诸种感性活动之感性结果之间的同一性，以便确立商品的一般交换价值，但现在它却成了主体”，“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其他事物反而成了它的客体，成了被它所构造的东西，这就是‘资本原理’。”“在这一意义上，科西克认为‘抽象成为统治’就是一个‘伪主体’：‘死劳动统治活劳动、物统治人、产品统治生产者、神秘的主体统治真“资本是抽象的病毒。它进入所有的社会关系，破坏这些社会关系。它是一种具有实的主体、客体统治主体’，它是一种‘颠倒的主体’。”而进一步，我们可以说：两面性的病毒形态。它将每一个定性的和特殊的关系转变成一个定量的和普遍的关系。”②
可见，如果没有抽象劳动规定的设立，也就不会有真正含义的劳动或经济范畴的理解。如果局限于纯粹的思想认识描述，客观批判、主观批判则可能被同一化了：劳动产品构成“前史”，这是“先在”；商品本身构成“正在史”，货币和资本构成接续它们的“后在”，这就是所谓诸“暂时”历史运动序列。其实要知道，这仅仅是逐级向上逻辑运动的“商品形式理论”。仿佛仅形成这样一种认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懂得商品形式历史的规定性，没能理解商品形式是如何精炼经济关系的，而马克思的“接着讲”则把握住和实现了这种“精炼”，并揭露出隐藏在等价交换背后的科学认识关系。这样，辩证法被看成是关于社会形式运动的一个分层的理论构架及与之契合的逻辑（运动）链条，一句话，马克思的二重性学说与“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具有内在联系。这样的对于辩证法予以认识形式化的理论对资产阶级实施批判无疑具有工作效力，因为资产阶级认识论恰好①②孙正聿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第８１１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２００３，第１８０页。
９６
是进行认识拟象的工作，据此可展开“科学抽象法”对“科学物象法”的认识对决。实质的问题在于采取了纯然逻辑分析的方式，忘记了劳动的类存在始终是处在生成中的运动规定，是一个历史存在规定（对象），其转化为社会存在规定（研究对象）则是存在者“历史地获得”的过程；所谓“历史地获得”，其实指历史对社会的发生关系，据此可以说，社会在产生中，劳动二重性揭示的研究对象的生成运动指向的是社会实在史。生产关系运动从生成方面代表了客观批判中之社会规定性不断得到涵养，也就是说，抽象劳动乃是经济形态社会生成之存在，是不断发展之历史“存在者”（社会生产方式）。可见由客观批判而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相对而立的工作机制：一者谋划劳动自身质的规定，一者摹写商品生产的存在者所特有的量的特征；一者是物质性的发展，意味着类和个体的差别性———工艺学的向往这一物质生产方式的规定内涵，一者是抽象性的发展，意味着社会统一性———社会的强制这一社会生产方式的规定内涵。归根结底，抽象劳动乃是对于商品生产中“特殊蕴涵”和“普遍关系”的刻画，商品生产方式整体涵容了这些规定。
因此很明显，抽象劳动是从批判上看的严格意义的市民形成的历史进程。所谓：“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劳动二重性指示社会理性发展。所谓：“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在经济形态场域内，抽象劳动对直接强制劳动进行了规定更换，完成了全然不同的历史存在者类型的崭新打造。所谓：“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但是，“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并且，“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历史存在者和社会存在者的极为复杂、极为特殊的运动体式和结合形式始终是整理这些材料的指南。最终，“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①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
（四）
囿于解释学路径，海德格尔在颠倒的意义上说明了存在和存在者相互之间的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１９９５，第７３～７４页。
９７

工作关系：“存在者首先被理解成现成物的网络。存在得到了实在的意义。存在的∙∙∙∙①基本规定性成了实体性。”这样在存在的二重性体系中，劳动在类上被图说成劳动分工，劳动存在的抽象性获得实体的含义，即解释链条是从劳动到劳动分工，后者系前者于现象域内的显像。意味着劳动规定性是从劳动本身得到的，是自足的：由存在的形式方面看，它是具体劳动，由存在的内容方面看，它是抽象劳动。这就是从物的现象学上获取的解释。但如果硬要说抽象劳动直接提供了本体论的根据，那是忽略了抽象劳动与直接劳动或直接强制劳动（后者的扬弃的工作形式即是直接社会劳动）之间相生相克的发展关系。从根本上说，这些关系是共存的，是历史养成。
抽象劳动是不断否定自身的生成性实体，否定的最终根据仍然是劳动具体性的生成。劳动的自我批判从而发展建基于能力的发展和能力差异的发展，后者将与不同财产关系和形式结合，并不断扬弃它们。因此，“要考察共同的劳动即直接的社会劳动，我们没有必要回溯到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原始的自然形式。”“最后，让我们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按照预先商定的计划，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我们关于鲁滨逊的劳动所谈到的一切，在这里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②
解释学图景则明显地忽略了这一点：正如生产本身一样，劳动是整体生成的。其根本忽略掉了内蕴在这个规定当中的批判性：劳动二重性本身的发展是抽象劳动的历史根据，而由于“生产力属于具体的有用劳动”，它才“不再同抽去了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③由此看来，借助历史和实践的生成论（规定），劳动二重性逼近了商品生产的历史理解深处。由劳动二重性及抽象劳动所带来的“知识革命”西，而真正走上了客观批判（生产力批判和生产关系批判）道路。这种生产方式规定不排斥主观批判，但高于主观批判。如生产关系批判具体运用于资本主义对象，则产生了价值批判和生产价格批判的工作联袂的奇妙效果。其又不同于纯粹客观批判的地方乃是在于：突出主体人的发展属性和批判属性，从而通过生产方式（物质关系运动和生产关系运动）批判，使整个历史过程成为一块发展上的整钢。
劳动二重性说到底是生产研究对象的规定。就本性来说，这是真正的批判，也是真正的建构，从而是对单一片面的批判类型（通常是主观批判）的彻底工作扬弃。这样，当马克思最终与双重的叙述结构———理论叙述和历史叙述———工作
①②③（为商品经济范畴提供根据）彻底扭转了资产阶级所熟悉的纯主观批判那一套东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第２３１～２３２页。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第５７～５８页。《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第２３页。
９８
决裂时，相应就写下这么一句话：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
附识：劳动二重性学说自然是对唯识学“心物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匡正，是变一元二面为一元二重。说历史存在现象是“心”“物”一元，在于指明物是具体存在，心是抽象存在，即变动不居的发展事物是具体性和抽象性的统一；其中，动，价值实为商品社会的“人心”。唯“心”者———并非哲学观意义的唯心主义者———观之伦理的因素，马克思视为社会发展内容的历史实体。一言以蔽之，价值乃是众心所指，人心所向。
【本章判词·隐忧词】缺月怕潮平，孤桐冷寂寞，从来抽象拾级生。可堪熙攘座。花谢花飞花满天，幻海幻天幻情缘，生物人类系一身。花径不可倚，花絮不可期。浮华公理皆言抛，云逍遥。“心”乃是实质，“物”乃是实质规定的肉体之躯。商品的唯物主义的一元实为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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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人类史前时期发展逻辑总括·市民暨资本批判）

而今迈步从头越

———题引生产一般的理论与实践

楔　子

（一）

生产方式是光秃秃的骨架，需要马克思的历史分析过程赋予其血肉，这一过程的基础就是“理解各种不同的人类社会及其相互作用，理解这些社会的历史动力。”（Ｔ Ｃ 帕特森：《马克思的幽灵———和考古学家会话》）

（二）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孟子·梁惠王》）

（三）

因此，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四）

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

６０５

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五）

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长久。这取决于亚细亚形式的前提：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等等……生产方式本身越是保持旧的传统，———而这种传统方式在农业中保持得很久的，在东方的那种农业与工业的结合中，保持得更久。也就是说，占有的实∙际过程越是保持不变，那么，旧的所有制形式，从而共同体本身，也就越是稳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六）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论语·季氏》）

（七）

合作社同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相比，管理得一样好，而且廉洁得多。（恩格斯：《１８９０年８月２１日致奥·伯尼克》）

（八）

当然，作为个人劳动的目的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必然要有更长的时间、更多的努力和痛苦。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群众，后者是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的工业进步，使劳动者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逐步代替了他们由于相互竞争而造成的孤立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在现存的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产阶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做６０６

斗争，都只是为了维护中产阶级自身的生存……他们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

（九）

系方面，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主要的因素。除它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但马克思所解释的辩证方法｛莫非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歪曲的辩证方法吗？｝却不主张研究这些东西……所有这些公式显然不能表现出历史现实的全貌，甚至也不能表现出它的局部情况，而只能满足人们喜欢把任何事物都想象为它的过去、现在、将来的那种爱好。”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您的歪曲捏造的手法也单调得令人作呕！他在马克思的只求表述资本主义现实发展过程的公式里，先偷偷塞进三段式证明任何东西的意图，然后断定马克思的公式不符合这个由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强加于它的计划（第三阶段恢复的只是第一阶段的一个方面，而把∙∙其余各方面略去了），并随随便便地做出结论说：“这个公式显然不能表现出历史现实的全貌！”

党人？》）（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在中世纪，马克思所说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甚至在经济关

（十）

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在已经经历了某一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变成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过了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导致的较高的农业发展阶段上，私有制又反过来成为生产的桎梏———目前无论小地产或大地产方面的情况都是这样。因此就必然地产生出把私有制同样地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变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并不是要恢复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共同占有形式，后者远不会成为生产的障碍，相反地它才将使生产摆脱桎梏……（恩格斯：《反杜林论》）

（十一）

我们从历史进程中工作取出两个权力体系：（１）生产力体系———以人的物化为发展指向性，或曰第一权力体系；（２）生产关系体系———以物的人化为发展指向性，或曰第二权力体系。权力体系乃是相互嵌套的工作系统，不是简单并列的两个概念层次。第一体系说到底是发展了客体的力量，使客体成其为如下之完整的存在规定：出发点是客体，通过不断吸纳主体的规定，成型为完善的客体发展体系，———在这里，被吸纳的主体实际是作为“客体”看待的。马克思在四重义项上运用生产力概念：一是生产条件，二是从生产条件来看的生产形式，三是客体，四是从客体角度对待和运用的主体概念。第二体系应由第一体系方面进行

６０７

第一章　《资本论》：是“现实的历史”，还是“现实的历史”批判？对《“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的批判以此特殊方式开局，纯为求工作楔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立言本是不美过程，商榷则是导引此过程，谓为主观批判。此是任一种建构工作之开端，中国经济学当不例外。而孙正聿教授亦持自觉批判实践观，此其一。其二，善者不辩，辩者不善。恰能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故，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其三，任一作者由于其为历史和客观世界之代言，则必能牢记：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恪守格训：知知，知不知，谓之知。而欲达“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真境界。所谓：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此语言生产前兆也。故《滕王阁序》有云：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郁达夫先生又作：满城风雨重阳近，欲替潘诗作郑笺。———题记
有一种说法：辩证法是规律的逻辑表现。那么，辩证法到底是一主观过程，还是客观的过程呢？说清楚这个问题，必须从《资本论》讲起。《资本论》艺术高度在于社会客观批判，即“现实的历史”批判，从中提炼出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定，并不像孙正聿教授说的那样是“现实的历史”建构。在工作形态上，《资本论》所显露者不是存在论语境中的内涵逻辑，而是实践化的历史批判。《“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①（书内简称“《〈资本论〉的存在论》”，为行文方便，对涉及该文的引用，亦不注出）对二者不加区分，一味灌注以解释性原则，难免不产生混乱。②这些混乱标识出理论建构主义的立场试图玩弄在世界观解释游戏之中。走出纯粹思索，步入批判领地，在于坚决使纯粹思想批判上升为社会客观批判。①②孙正聿：《“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在这个问题上，孙正聿教授具有三重语义混乱（至少是未加明辨）：（１）存在、现实存在和现实历史，（２）存在的秘密（规定）、认识的秘密（规定）和批判（规定），以及（３）解释世界、改变世界和人类解放。
４
因此我们面临的任务是依据历史与当代境遇，寻求实践化的工作话语。
“现实的历史”：《资本论》如何破解“存在的秘密”？
“现实的历史”是《〈资本论〉的存在论》熟稔运用的词，也是最为关切的工作术语。因为，“《资本论》是关于‘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按照此种理论进路，“现实的历史”的批判理性高于“现实的存在”：一者是现实总体，包括现实的合理性和现实的不合理性；一者把批判括号在存在规定内，即“是批判‘不合理的现实’”。所以，现实的历史作为“存在”是经由批判获取的现实性存在。所谓批判，乃是“贯穿着‘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辩证法”，经由这一批判工作，《资本论》“而且是变革了‘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全部的‘独立的哲学’。”①“这是马克思破解‘存在’的秘密的立足点，也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所破解的‘存在’的秘密。”又之，因为现实已不是一般存在，即未经批判的规定，乃是蕴涵批判的过程，现实存在也总可以归结为现实历史之存在。但是，这仅出自一种理论自觉：“马克思与他所批评的‘哲学家们’的原则分歧在于，后者总是把‘存在’视为某种超历史或非历史的存在，因而以追究‘世界何以可能’而‘解释世界’；马克思则把‘存在’视为‘现实的历史’的存在，因而以探索‘解放何以可能’而‘改变世界’。”
《〈资本论〉的存在论》所引“现实的历史”，仅仅涉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述内容。②关于“现实的历史”批判，恩格斯后来在《反杜林论》中是这样予以解决的：“为此，必须从大工业的历史中，从它目前的现实状况中，特别是从那个成为大工业发源地并唯一地使大工业获得典型发展的国家中，去了解真正的大工业；这样就不会想到要把现代科学社会主义浅薄化，并把它降低为杜林先生的独特的普鲁士的社会主义。”③因而不同于社会客观批判的工作进路，《〈资本∙∙∙∙∙∙∙∙∙∙∙论〉的存在论》实际以两种观念对待“现实的历史”：（１）现实存在；（２）现实批判。前者表明“唯物主义”科学立场，后者则表明“改良主义”批判态度。这种自觉的理论意识反映的是“超学科”建构的理论潜意识。所以要讲明：“‘改变世界’的新哲学并不是企图对世界做出某种永恒的终极性解释，而是不断地为人们提供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世界观理论’。”④这只表明孙教授自己的独到的理论建构观：关于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他本人名曰：“实现了‘对现实的描述’与破解‘存在的秘密’的统一。”①②
③④孙正聿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序，第３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那里谈到了思维的客观性和范畴的历史性，所谓：“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这是范畴生产的一个基本原则，但不是对待现实发展的基本原则。孙正聿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第３４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１９９５，第６４８页。
５
这样，他并不明白唯物主义范畴的发生问题，而一味地归结于认识自觉上的建构。例如说，“在马克思那里，‘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与在各个领域的都是为了‘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浅尝辄止’的研究，并因而‘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独到的发现’，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融为一体的，即马克思的全部研究工作律’；而为了‘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又在各个领域进行了‘都不是孙教授把马克思在各个领域“独到的发现”和关于“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试图相提并论，“称之为‘超学科’研究”，“而且都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现实的历史’即资本主义社会”，由此构成“作为‘一整块钢铁’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①由此构建成功的存在论，就是唯论形态，即所谓科学化的历史认识论：“以人的感性活动为解释原则所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③
但是，撇开生产关系运动的规定———时间本质，现实存在为什么能够包含批判规定呢？现实发展仅仅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现实性存在———例如一方面的资本发展、另一方面的劳动的不发展，它是如何实现自身的批判规定的呢？这些是世界观理论所没有系统考察的。并且，仅仅依靠认识自觉也是不可以的。要之，孙正聿教授并不明白：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工作体系视为向客观批判跃进的地基。马克思对待黑格尔作品和对待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不同之处在于，从中挖掘有关于发展的思想材料和元素，认为与后者充满着虚无不同，前者的辩证发展体系乃是内含有历史发展的实在元素。于是有著名的批判性文本存世：《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夹杂其间的《神圣家族》可算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自我清算”）。通过清理“理论”和“哲学”，这样也即产生了对于真正的历史研究的需要。孙正聿教授同样不明白：相比之下，马克思把李嘉图的工作体系视为向社会客观批判跃进的地基。这种工作的初步完成是在１８５７年的《导言》中。这种工作也需要主观批判与之对应，即社会主观批判。它酝酿于《资本论》写作之前的三种不同风格的作品———上面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而玉成于《资本论》写作之后的《反杜林论》。《反杜林论》执行“体系批判”：理论反击杜林主义———体系哲学和体系科学（批判的发生学是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批判，后者即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域与实践域），如果说它本身也要产出某种体系，实在是有些误解的。要而言之，这是“实现科学”的内在要求。所谓“实现科学”的规定正是体①②
③物主义的知识论，是确立现实的、因而也是对资产阶级知识论②予以工作扬弃的理孙正聿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序，第１～３页。所谓：“一是以客体的或直观的解释原则所构成的旧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二是由抽象的能动的解释原则所构成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孙正聿：《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义》，《哲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９期。
６

“鸟瞰”，其说到底在于发展和汇聚主体的力量，使之成为“社会”：出发点是主体———主体权力的规定———主体对客体的占有或支配，通过不断内含客体发展内容，使客体越来越“智能化”，通过客体越来越有效服务主体，使客体成为“智能自然”，而主体自身亦得以进化。以上其实讲述的是主体概念不断完善和成型化之渐进过程。马克思同样在四重义项上运用生产关系概念：一是生产形式，二是从生产形式来看的生产条件，三是主体，四是从主体角度对待和运用的客体概念。前一体系方面的核心工作内容是“知识关系”（主体对于客体世界的物质了解），这个过程是永无止境的开放和发展过程，直至使主体自身同样成为物质系统的智能组成———所谓人的物质化。后一体系方面的核心工作内容是“财产关系”，即物以人格化的关系成为人的系统的组成。因此无论生产力或生产关系，均是典型存在者的具体或抽象规定，它们均是历史用语，而非一般的科学用语。扼要地讲，族民、社会劳工是由主体力量激发出来的社会权力结构：前者是“直接”激发类型，相较而言，后者是“间接”激发类型，经历“市民→资本”的迂回发展过程。而尤其要指出，族民→社会劳工是中国主体系统的生成，即特殊社会形态的演变和缓慢分化的过程。市民、资本则代表了纯净化的经济运动（马克思集中探讨的资本的大写概念乃是纯净化的经济政治一体的资本的发展规定），即作为系统客体的概念（社会力量依靠客体的集成激发而出），其指示经济规定的生发、成长、演化、演变的质性过程。主体和客体在权力结构类型上固然相异，甚至截然对立，但是它们彼此依存、统一。整体看，这就是人类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历史态”和“现实态”。（本书作者）
（十二）
大国须有理论。我们应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所谓中国经济学。盖言中国历史，盖言中国历史对世界史的贡献和养成性；盖言中国思维，盖言中国思维对经济学内涵和工作体系的原创性；盖言中国语言，盖言中国语言对人文精神的历史创造性的开发和运用；盖言中国实践，盖言中国实践对经济形态的型塑与开垦，对世界经济的支撑与培植。所谓中国经济学，一言以蔽之，即基于中国历史的经济学。在当下，具有时代性工作内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则要面向应用、面向实际和面向未来，同时面向社会主义运动，以打造和不断推出具有民族文化底蕴和工作涵养的丰富的、多彩的经济实践体系。（本书作者）
（十三）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
６０８（恩格斯：
商品社会工作逻辑问题
人类历史发展的跨越之路远自商品社会形成始，这是一个促使产品不断社会化的物质性的实践力量，由此可以说，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是相生相克的；在发展上如此，在规定性上亦是如此。经济形态更换是表层运动现象，里层内容是产品规定与商品规定的彼此交融和渗透。①这绝不是市民社会的单一逻辑。所谓市民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认识看法，只是对于人类史的一个“唯心的”表达；从中既暴露出大资产者的粗俗的认识性质，试图从粗鲁的资产者暴发户的角度把劳动者归为高贵阶层组成社会的“杂费”，通过弹唱阶级谐和曲，显露虚伪的辩护嘴脸，又充分展示出小资产者的软弱性，其作为“社会主义者”，只是希望“少交杂费”，因此要么不明白，要么主观上不大愿意承认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其阶段局限性可想而知，必然坐实理论上的虚幻性。关于这些，我们前面认真进行了杷梳，洞明其理论意图的实质性，指出了它的思想酵素源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于斯密教条，市民社会认识论者总看“立”的一面，从不管“破”的一面，看重认识关系，否认生长关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破”入手，而能找到其内的本质规定，又在于重视生长关系，遂破除了认识形式和道路向前进的，孤立的、独立的生产和商品所有者的交换或等价交换最终要被扬弃，社会大生产将作为阶级关系存续的最后场所。这种工作逻辑归根结底是市民的历史批判：扬弃了的孤立的个人是历史的发展，扬弃了的个人是社会形成，是历史的总体发展。论预设。《资本论》的逻辑则一再指出：在史前时期，人类历史是以“恶”的
（一）
始生之物，其形必丑。对此类拓荒性质的工作，其起步的研究在结果上①马克思从来坚持这样的工作声明：“我们从流通出发，是为了达到资本主义生产。这也是历史的发∙∙∙展进程，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以商业在另外的、过去的生产基础上的发展为前
提的。关于这一点要详加叙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２卷，１９９８，第１５５页）所以我们必须立即要说：“中央计划经济和‘不发达’经济是经济世界的永久性特征。”（雷诺兹：《经济学的三个世界》，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第７页）可见对单纯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线路把握，也应始终清醒地坚持这个研究前提：“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鲁里亚的神权政治首领、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但是很明显，如果在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因此，在古代，只有在谋取具有独立的货币形式的交换价值的地方，即在金银的生产上，才有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在那里，累死人的强迫劳动是过度劳动的公开形式。”（《资本论》第１卷，２００４，第２７２～２７３页）
６０９
往往是如此，但愿哪怕只是在这有所交代的地方，亦决不能蛇尾收笔，应尽可能做到娓娓道来。①为了彻底谈清楚这个问题，让我们从人类文明规划说起。②
人类工艺学是关于劳动过程发展和运动构造的关系图像。这样一个事实在道理上再明白不过：人类生产源于劳动过程，最初是纯粹自然的规定，尔后有了文明规划；人类生产的文明———其后来的不断发展，即在于对劳动过程进行不同的规划。且看马克思关于这些规划的说法：“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劳动者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在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中，马克思重点取出劳动资料进行分析。“劳动资料是人置于自己和他的劳动对象之间作为自己的活动的传导者的物或物的综合体。”③这种处置充分揭明政治经济学该如何研究生产力在生产关系运动中说明生产力的性质———运动性质，从生产关系角度把握生产力的物质存在方式和发展形式。
据我们已做出的工作勘探，从中区划出可能用以比较的这么三种劳动资料发展的基本类型：劳动资料Ｉ、劳动资料ＩＩ和劳动资料ＩＩＩ。经济关系首先体现
①狭义的经济形态社会理论构建似乎仅是这最后一章始有所交代，而且实质上，工作也刚刚开始。前面的部分似乎均是说明马克思“如何批判”的。至于建设也大多侧重在方法论上，内容方面的建设则大都语焉不详。这是研究对象性质决定的。“资本主义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发展自己的生产方式，它现在还处在改进和发展之中。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并不像资本主义跟着盲目的市场力量成长起来那样‘自动地’成长起来，它必得在一种适当的技术基础上，由人类集体的、自觉而有目的活动产生出来。这种活动不仅要克服前一种生产方式的习惯条件，而且还要克服存在过各种阶级社会的几千年中的那些习惯条件；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衰微，我们结束的不仅是一个社会形式，而且也是如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根据这种观点来考虑，那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过程，只靠以苏联为例这一简单办法就可以取消其资本主义性质的想法，乃是最坏的一种伪科学。”因此，“如果生产方式不会由于社会形式的变化而立即自动地发生变化，那么，我们在苏联看到混合的结构就不１９７９，第２５～２６页）足为奇了。”（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等译，商务印书馆，②马克思强调：“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我们多次提到这一句话，从不同角度进行把握，并没有试图给它予以认识上的定局。马克思在发展的总体意义上灵活运用这个规定。所谓生产一般（生产的条件和形式），针对了运动一般，也针对实体的构造，尤为强调了运动一般对构造形式的发展关系。依本书的主题，可做出结论说：马克思是从生产一般导出以后诸种概念的，如劳动一般、资本一般，而又从合乎主观逻辑批判的需要出发制订了价值一般、剩余价值一般。它们的源头归集在生产一般。这是金石之言。回溯历史的工作困难确实巨大，毕竟，谁能一下子说清楚和听明白生产力、生产关系呢？对于生产一般的把握只能徐图进取，不可急迫。重要的是，在思维中将其首先确定下来。但不是为了构建什么确定性的知识。与知识论一味注重“证明”不同，辩证法关注“批判”。生产一般与一门统一的科学相适合，只为了说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人类一切生产阶段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的东西所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一些抽象要素（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直接用它们不可能了解任何一种历史生产，不可能理解任一现实历史的生产阶段。不管学科分工如何专门化、如③《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第１６７～１６８页。何多样化，对象从来是统一的。
６１０

在具体产品的形成关系中。劳动资料Ｉ是物质过程中介，即“传导者”（劳动器官）在物本身和人本身两个运动方向上的同时归集。这是人的依赖关系居主导的发展阶段所具有的特征，劳动者身份和劳动条件合而为一。劳动资料ＩＩ是传导者主要地向“物”进行归集。这其实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如下发展所经历的历史阶段：“资本在其真正发展中使大规模的劳动同技能结合起来，然而是这样结合的：大规模的劳动丧失自己的体力，而技能则不是存在于工人身上，而是存在于机器中，存在于把人和机器科学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发生作用的工厂里。劳动的社会精神在单个工人之外获得了客体的存在。”①劳动资料ＩＩＩ刻画传导者（社会人的生产器官）重新向人自身进行归集的物质发展过程。②这是当代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大量涌现后所真正启动的历史发展特征。③

类型划分的依据是劳动迂回中心这个历史工艺学概念。这是劳动从自身规定中取出物量关系的基础规定。劳动（时间）总是从劳动物理场（劳动过程本身）取出的物质规定，并且首先只是工艺学的概念。劳动物量成为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形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社会概念，才上升为劳动社会场或社会过程的规定。劳动迂回中心提供劳动过程的物量形成基础。据图１９－１的提示，我们得到工艺学的人类过程的演化路径：基于劳动对象的劳动迂回中心（劳动迂回中心Ｉ）→基于劳动者的劳动迂回中心（劳动迂回中心ＩＩ）→基于劳动资料（机器）的劳动迂回中心（劳动迂回中心ＩＩＩ）→基于人自身（社会智能劳动）的劳动迂回中心（劳动迂回中心ＩＶ）。类型的依次转换是历史自然过程，对应出劳动生产力的基本历史类型；它们在发展空间上必然是并存的，不过，后来的类型是显得更加地明亮罢了，其整体映照其余类型。这种历史发展自身带有的劳动演化语言———详见绘制于图１９－１中的表达，充分说明生产力亦是抽象和具体之统一。换言之，自然工艺学的语言也高度体现出历史对于自身而言所具有的自我认识生产的活动特点。

①②全面物化的控制中心（自然的人化）具有社会的性质。一旦社会自身掌握了生产资料的控制权，物化的控制中心就会转到人的自然化的发展方向。这是真正意义的人化的劳动过程的发展起步。

在工艺学上，简单来说，第一类型对应了经验科学，第二类型对应了理性科学，第三类型对应了以灵性生活为基础的理性—经验科学。这是科学的自然史上的发展事件。仅仅从这里即可窥视出李约瑟命题的工作价值与不足：他事实上对经验科学和理性科学的不同规定性做出了厘清，尽管他本人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关联二者的联系，从而揭示出一个问题，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的文明传统积淀的大国体系为什么没有从前者进一步提升为后者，相反为后来居上的欧洲领了先？中国既是早熟了的经验科学的国度，有十分发达的经验科学的应用体系，同时也形成了十分严格的具有历史传承性质的工匠生产制度，这些因素使得手工劳动技艺一直独领风骚。这是对于纯然的理性科学“但总的来说，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机器在分工之旁起着次要的作用。”（《资本论》第１卷，发展的重大束缚。总之，尽管“手工业时期留下了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和自鸣钟等伟大的发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１９９５，第５２７页。③２００４，第４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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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

图１９－１　自然史和工艺学域内的劳动发生学

是猿经由劳动变为人（劳动者，简单意义的初级智能者）的伟大长征；继之的文明动资料Ｉ在发生起点规定上涉及Ｃ１Ｂ１区间，对应人类简单智力因素生成的发展阶段，简单地说，劳动资料Ｉ历史描述的是劳动迂回中心Ｉ→劳动迂回中心ＩＩ过程。劳历程。其中，Ａ１是完全智能意义的劳动者———体力因素、智力因素的有机统一。图Ｃ２。Ａ１可以视为生产技能不断扩展基础上的能力总和意义的学习型劳动力，《商品的规划或发展区间（或节点）落在Ｂ１Ａ１范围内，表征常规智力特征的劳动过程的发展中显示的平滑发展曲线是Ｃ１经由节点Ｂ１（人类开始利用现成的工具）至Ａ１，以至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中，马克思阐明的鲁滨逊的劳动、徭役劳动、农奴劳动、家庭劳动等等劳动形式在这里都可寻到工艺学根据，并且是它们必然的发展起点。相应，劳动资料ＩＩ历史描述劳动迂回中心ＩＩ→劳动迂回中心ＩＩＩ过程。劳动资料ＩＩ的严格意义的起点规定是Ａ１，之后，它涉及发展节点Ｂ２、Ａ２、Ｃ３、Ｂ３。图中显示的平滑大，人类生产文明规划进入飞跃发展期。劳动资料ＩＩＩ将历史描述劳动迂回中心ＩＩＩ→劳动迂回中心ＩＶ过程。跨越性的文明起点规定是Ａ２（智能型劳动者，亦可看作能够看管、操作、维护和运用机器这种特殊劳动资料的人类劳动力），仍然落在由劳生），以至Ａ２（途经了节点Ｂ３，则可视为机器体系的诞生过程）；劳动对象空前扩发展曲线是Ｃ２至Ａ２（途经了节点Ｂ２，即人类开始主动制造工具，可以视为机器产动资料ＩＩ发展所规定和展示的平滑曲线区间内，并且先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发生；开放性的结束点将会是真正意义的社会智能型劳动者（预期中的Ａ３）主导社会生产发展时代，其过程经历全部的经济形态社会历史时空。目前，这一发展规划正在开辟人类崭新的劳动文明和生产文明，是人类进入真正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必备基础和充要条件。整个过程彼此重叠而接续发展。

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在于：后一个［生产］形式的物质可能∙∙∙∙性———不论是工艺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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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随着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①

对商品生产劳动而言，即无论处在物理场域内的劳动分工，还是社会场域内的实体劳动关系，均发展成为一定合类性的秩序关系。至于资本（主义）依赖的生产基础，则萌芽于Ａ１，真正的发展规定始于Ａ２。犹如马克思所言：“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所以《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生产方式规定是人类劳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是Ｃ３之后的产物。这一发展阶段的基本劳动特征是社会化。因为向节点Ｂ３的发展，又意味着是向着新型生产方式过渡。犹如马克思所言：“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②

（二）

在马克思的框架中，劳动资料的演化作为一种对于生产和权力予以整体架构的历史动态分析。凭借于此：马克思发挥抽象天才的分析能力，从这个运动中概括出很简单的术语，把它分成很分明的时期。即是说，为使之和社会发展形态予以契合，必须对劳动过程的这一核心部件进行科学的刻画工作。③马克思说明：

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角度来看，活动的这种物的躯体的创造是在同直接的劳动能力的对立中实现的，这个对象化过程实际上从劳动方面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外化过程，从资本方面来说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过程，———就这一点来说，这种扭曲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是单纯想象的，不是单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但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绝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扬弃过程的这种形式。资产阶级经①②③《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１９７８，第１１１页。尽管如此，如上所述，马克思绝没有抽象谈论生产和权力，没有使其机械对应。相反，比照着马克思的观点，我们可据此认为，族民、市民、资本、社会劳工所代表的发展类型均是巨型权力结构，各自是基本的权力范畴。它们相互激荡、互为推演的规定，因而皆取自劳动过程文明规划，或毋宁说，内在于劳动过程的整体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１卷，１９９８，第１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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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在他们看来，劳动的社会权力对象化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但是，随着活劳动的直接性质被扬弃，即作为单纯单个劳动或者单纯内部的∙∙∙∙一般劳动或单纯外部的一般劳动的性质被扬弃，随着个人的活动被确立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生产的物的要素也就摆脱这种异化形式；这样一∙∙来，这些物的要素就被确立为这样的财产，确立为这样的有机社会躯体，在其中个人作为单个的人，然而是作为社会的单个的人再生产出来。使个人在他们的生活的再生产中，在他们的生产的生活过程中处于上述状况的那些条件，只有通过历史的经济过程本身才能创造出来；这些条件既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主观的条件，它们只不过是同一些条件的两种不同的形式。

马克思进一步指责说，因此“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下述说法极端荒谬”：∙∙∙∙∙∙∙∙

样。这种分配仅仅是人间制度的事情。”

（可实际上）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与“财富分配”的规律是不同形式下的同一些规律，而且两者都在变化，都经历同一历史过程，总的说来，只不过是一个历史过程的各个要素。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洞察力就可以理解：例如，如果把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自由劳动即雇佣劳动当作出发点，那么，机器只有在同活劳动的对立中，才能作为与活劳动相异己的财产和与它敌对的力量产生出来；也就是说，机器必然作为资本同活劳动相对立。但是，同∙∙样也不难理解：机器一旦比如说变成联合的工人的财产，也不会不再是社会生产的作用物。但在第一种场合，机器的分配，也就是它们不属于工人这一∙∙∙情况，正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条件。在第二种场合，改变了的分配将以改变了的、由于历史过程才产生的新的生产基础为出发点。①∙∙∙∙

毫无疑问，在劳动资料历史类型中，马克思重点研究了劳动资料Ｉ和劳动资料ＩＩ相互间的历史转化关系；核心内容是机器的生成过程。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应该研究，劳动资料如何从工具转化为机器，或者说，机器和手工业工具有什么区别。”②

马克思认为，从总体上看：在由劳动资料Ｉ占据主导作用的生产类型中，劳动者将智力存贮在他自己身体内；在由劳动资料ＩＩ占据主导作用的生产类型中，工人则将自己的社会智力存贮在客体———机器体系中，他们使自身变成赤贫或潜在的赤贫。相应地，在第一种情况下，劳动条件就是劳动者的个人财产，私人生产者同时是劳动者；劳动和劳动条件是同一的规定。主体和客体条件是劳动过程的

①②“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具有物理真理的性质……财富的分配却不是这《资本论》第１卷，２００４，第４２７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１卷，１９９８，第２４４～２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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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财产，它们并不相互分离。“我们把这种财产归结为对生产条件的关系。”并∙∙∙∙∙∙∙∙∙∙∙∙∙∙∙∙∙∙且，“个人被置于这样一种谋生的条件下，其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把自己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把自己作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并以此资格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①在第二种情况下，“过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同机器体系一起，———以及同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机械工厂一起，———不仅成为表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上的社会真实，而且还成为可以说是工艺上的真实。”“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趋势就是：在所有生产部门中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②∙∙于是，劳动产品同劳动本身分离、劳动客观条件同劳动主观能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和实际起点。

可见，从手工业生产乃至工场手工业的工具转向机器经历极其漫长的历史年代。资本家没有发明机器，却是社会机器体系的发明者。“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准确地说，资本家的功劳在于对机器的社会功能加以独特发现。其巨大的历史功绩即在于，使机器劳动成为广泛的社会性能动活动，而彻底克服手工劳动的局部活动范围束缚，更换了社会系统中劳动类型的主导角色，并以一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方式推进机器体系的创造和广阔社会应用。从而可以说，“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资本的必然趋势。”③拉佐尼克争辩说，马克思把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成两个阶段：工场手工业时期和机器大工业时期，但历史的研究并不支持马克思的所说：“把大量工人集中在一个地方即‘工场手工业’，是１８世纪最后几十年工厂制度出现之前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工作组织形式。”然而在工厂制度之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形式不是手工工场，而是外包制基础上的家庭工业组织；英国工厂资本家在工业革命中事实上普遍采用了内部承包制。因此，从１８世纪后期开始，工厂制度确实作为工业革命的制度特征而出现了，然而英国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被集中到资本家工厂受雇佣的，这一点马克思没有给出多少明确的历史分析。一句话，“是马克思把‘工场时代’抬高为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④其实，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结论，所说的不是“工具与机器之间”在工艺上的确切划分，而是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上发生的一种“改变生产方式、因而也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即“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

这是生产关系的生长运动，因而不能从技术、权威、合约的任何单个方面来①②③④《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１９７８，第１９８～２０５页。ＷｉｌｌｉａｍＬａｚｏｎｉｃｋ，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ｎｔｈｅＳｈｏｐＦｌｏｏｒ（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 ３５－３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１卷，１９９８，第９２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１９９５，第４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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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甚至不能机械地结合它们，而只有作为一个分析整体。拉佐尼克考证出来并确证的从１６世纪中叶到１８世纪后期导致英国工厂出现的那些实质性因素———机械技术的开始产生和普及（技术）、家庭直接监督和对工人纪律实行强制的社会环境条件（权威）、法律制度和市场分包系统（合约）等等，它们在集合意义上难道不刚好就是马克思所说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概念吗？马克思考察这一过程的整体，指出历史不能靠捏造公式来创造。因为社会史上的各个时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个时代一样，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比如，“机器绝不是到处都从工场手工业中产生的，也就是说，绝不是到处都从把生产一定商品的劳动分解成由不同的个人分担的各种手工操作这一点产生的。”①另外，从手工劳动向机器劳动的转换过程看，机器无疑又是从那些以手工业生产为前提的工具中产生的，是从节省生产费用的活动中产生的。机器产生的历史路径：一种是从最古老的工具中产生出带有动力特征的机器体（如纺纱机和织布机），并且，这实质上是历史上的工业革命的最初起源；另一种是利用机器来制造机器，从而突显了机器本身的生产重要性。对资本家来说，真正有意义是后一过程，这对应了分工协作体系的逐步完备，在此基础上，工厂制度得以历史形成和发展起来，爆发出机器应用的雨后春笋般的社会过程。②因此，机器与机器的社会应用二者截然不同。资本家对于机器功能的独特发现、社会再造和广阔推进，大大改变了人类技术演化的自然化进程，进一步将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规定植入这个体系，形成与资本权威相适合的“社会技术”，从而也就将一定技术和分工的结合的特定体式植入它的劳动方式和生产体制中，生成人类生产文明的特殊类型。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行动迈出的每一步，既是社会发展一小步，又是文明历史一大步。马克思从劳动工具转化为机器中得出总的结论：既是技术的，又是社会的发生学过程。归根结底，不能把由机器劳动产生的工厂制看作一种纯粹技术意义的组织形式，把机器劳动对于手工劳动的替代看作只是为了满足技术上的需要，或者将之简单看成为资本家进行社会选择———依据成本—收益分析，权衡利用手工技术，或者利用机器技术———的结果，相反地，应当将之看作同等复杂程度的技术和社会（变迁）过程，是技术与社会内在叠合和相互推动的整体发生进程。

可见，马克思的发生史考察无意于对技术或社会过程的各自作用进行事无巨细的工作评估，或进行细枝末节式的逻辑推敲，尔后以此为基础，把它们结合形成认识；同样，也决不会纠缠或陷入类似于鸡和蛋谁先谁后的“技术和制度（权威）孰先孰后”（或谁起决定作用）的语义诡辩。在发生史上，纯粹就起源来谈论这些问题是空洞和毫无作用的。马克思说明历史发展的依据，是把它看作一生成

①②《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１９７８，第５３页。暴露这个事实：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６１６

运动整体。马克思恰当地将构成这个整体的过程和结构认作是资本生成的一个客观正在史：既是前提形成的过程，同时又是结果生成的过程，它们互相推进、过程并存。

第一，在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由分工所引起的劳动工具的分化、专门化和简化———它们只适合非常简单的操作———是机器发展的工艺的、物质的前提之一，而机器的发展则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因素之一……（但）我们在这里特别指出的是，不仅是“每一项单独的操作都使用一种简单的工具”，而且还有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后果，即分工导致了这些∙∙简单工具的创造。∙∙∙∙∙∙∙第二，（可是）就像在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中一样，在英国的力学家中，可以遇到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机器与工具没有本质的区别；工具是简单的机器，而机器是复杂的工具，或者说，两者只有简单机器与复杂机器之分……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则认为机器与工具的区别在于，工具的动力是人，机器的动力是畜力、机械力等等，总之，是异己的（不是作为人的特性而为人所固有的）自然力。

关于劳动资料从工具转化为机器的发展的内容或者说历史的规定，马克思集中谈出了以上的两点结论性内容。然而这里：

由于机器使用同一的、简单的、最多不过在年龄和性别上有区别的劳动，去代替有手艺的独立的手工业者和由于分工而发展起来的劳动专业化，它就把一切劳动力都变为简单的劳动力，把一切劳动都变为简单劳动，结果，劳∙∙∙①动力总量就贬值了。

（三）

马克思阐明机器乃至资本主义工场的产生在工作思路上可总括为：劳动资料Ｉ的发展→劳动分工的发展→劳动资料ＩＩ的发展→资本主义协作的发展。核心内容是劳动资料Ｉ对于劳动资料ＩＩ的工作转换，以及伴随这个发展过程的相应的简单协作体系变成资本主义协作体系，后者其实就是资本协作领导下的简单劳动协作体系。我们在图１７－１中展示了技术和分工的协同演进与劳动协作水平不断提升的历史关系。

首先必须再次重申：抽象劳动和简单劳动不是等阶次的工作规定，人们不应当对它们进行任意混同。前者关乎一般商品生产条件，后者关乎其特殊的社会条件，是把社会生产条件同时作为对社会（生成）而言的财产关系看待；

①《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１９７８，第５１～５２、１９７页。

６１７

或者，抽象劳动说的是一般规定的社会劳动形成问题，从而不是什么经济范畴，相反，简单劳动说的是特定商品经济关系条件下的劳动发展类型的生成关系，针对生产关系构造的成型而言，实质性规定的指向是特殊经济范畴关系。可见，抽象劳动和简单劳动不应视为同一的经济规定，简单劳动是抽象劳动的特殊形态；一者是价值范畴的前向规定，一者是价值范畴的后向规定。因此厘清二者，委实意义重大。马克思对此的说明是：“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不知道的情况下由社会确定的，因而在它们看来，似乎这是约定俗成的东西。可见，我们在价值分析中应当把各种劳动力当作简单劳动力。”①

由于这个工作转换，这样能够明白商品生产形态中的社会分配关系如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生产要素作为生产条件乃是社会财产关系，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的规定。资产阶级对待此种历史发展真实的办法是，硬把生产要素说成一般生产条件，通过物象化手法否认生产的历史特殊性，“他们的论证是通过宣称资本与生产设备具有同一性”，“试图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与一般生产同义的企图。”于是在这种或那种云山雾罩的模型技术的推动下，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将问题引向对资本本身起源的讨论”，通过探讨物象资本关系的起源，将真正的问题回避掉。其极力地在全球推广一个语义学的物象公式：物质要素＝社会要素。这样，生产要素就被宣布为生产物质财富的要素，物质要素的发展关系也主要局限在这个层面进行理解；同时，表面上又能归结出生产社会财富形式（价值）的要素，如此一来，物质要素和社会要素被说成是同一个经济要素规定。形式上的语义对接，掩盖事实的真相，通过和稀泥及瞒天过海的办法，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拥有了自己的足可以凭此获十万次诺贝尔奖的经济理论———西方生产要素理论。

可是，真实的生产要素———经济学（而不是工艺学）所唯一承认的经济规定，只能是与物质要素依存和对立的社会要素，但绝不是物质要素本身。这种要素规定旨在摹写社会生产条件的特殊历史内涵，即达成“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按《资本论》给自身所限定的理论任务看，生产要素的实质性规定指向“劳动”与“资本”的运动连结，即是说，就实质性内涵而言，不过就是在劳动与资本之间起连结作用的中介性规定。既是实践性中介，也是认识性中介；彻底否决“劳动是生产要素”“资本是生产要素”荒谬之说。实践路线是：劳动———生产要素———资本，前者是生产因，中者是分配因，后者是生产因、分配因之工作汇总。这样就得到了内容饱满和整体工作含义的资本批判。

其次须得说清楚究竟什么是模型分析技术。模型本身是一种综合———认识综合。“数学，或者说模型，不能反映一个理论所包含的所有内涵；模型必然只是理∙∙

①《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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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特定构图，并且人们也不会短视地相信不可以存在其他构图，然而，这不能成为不去尝试数学以理解理论的理由；同样的理论但不同的彼此冲突的建模过程，恰恰是将之聚焦于理论灰暗地带的过程。”①数学＝模型技术，这肯定是从纯粹综合的角度说的，没有分析半个原子，毕竟，思想是不可能被“数学化”的。并且，马克思也不会愚蠢到认为经济思想以及制度演化、动态变化等等规定都可用数学工作予以代替。所以，他只是把具有发生学逻辑形式的历史方法当作研究方法实体，用简练的语言工具表述这一方法，并在实践中予以检验。

资产阶级工作者使物质要素和社会要素混同的技术图像是物象社会要素，即用数学理论形式阐述自己说明“起源”的方法。这种方法的虚假之处，我们在前面提到，甚至连米塞斯也晓得：“摒弃数学方法不仅是由于它无效。它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方法，从错误的假定开始，导致错误的结论。”米塞斯的解决办法是坚持将模型归结为逻辑。“作为一种先验的范畴，行动的原则等同于因果性原则。它存在于超越无意识反应的任何行动的全部知识之中。”通过把新古典主义运动的数学模型提升为先验逻辑，米塞斯有力地向历史学派乃至马克思主义发起理论进攻：“他们失败的决定性因素是从一开始起他们就运用了在科学上不会有结果的方法：他们不是从个人及其行动开始，而是从企图评价总体开始。他们想要发现的不是人类行动中存在的规则性，而是人类从起源到一切事情结束的整个进步过程。”②

可是，真正的逻辑模型是什么呢？其只能是在工作逻辑形式上可被理解，即关于结构和数理的实现形式的统一，或者说是这两方面的工作表现的统一。在这一具体的工作含义上，逻辑和模型结合乃是方法上的实在。一言以蔽之，科学方法的认识形式取得逻辑模型这一工作载体，不过在于图解历史，求得对实体关系和阶级内容最为准确、最为贴切和最为合适的工作反映。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模型方法应包括以下系统：逻辑模型、数学模型及与它们契合的实践化的计量工作模型。③批判程序是倒过来的，从最后一个工作环节开始，即社会调查背景的数据采集，数量关系处理、分析，直至形成了有关对象发展的有效性提问；或可以明确地说，计量仅仅在于提出问题，完成对历史分析的导引工作，本身并不能代

①

②③１９８１），ｐ ３ ＪｏｈｎＲｏｅｍｅｒ，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ｘｉ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粱小民译，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第２～１３页。

这里有必要提及“马克思的会计”，说明它的性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会计学进行了尝试性建构，———这些实际上是后来的现代会计学及宏观经济学的工作起步和思想源泉。但必须予以明确的是，马克思的工作是在例解的范围内进行的，一些数字程式的说明并无意于改动所欲阐释的逻辑对象。马克思表达了对计量工作的重视，认为那对处理曲线波动大有好处。为了分析危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０卷，２００９，第３８９～３９０页）此外，他强调：“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最重∙∙∙∙要的事，也就是编制统计表和解释其中所包含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１９７６，第３６７页）我不止一次地想计算出这些不规则曲线的升和降，并曾想用数学方式从中得出危机的主要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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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保卫，指的是人们的理解、运用不当，指的是中西学术工作关系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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