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篇关于“知识分子”一词由来的小文：


提到“知识分子”这个话题，叹气，真是一言难尽。若论及“媒介知识分子”或者“公共知识分子”，连着叹气，那就更是“罄竹难书”了。
　　
　　　　如果追溯“知识分子”的语源，可以上溯到19世纪。在俄国，别尔嘉耶夫引出了“知识分子”这个词。在法国，1898年德雷福斯事件使法国舆论产生了分裂，1898年1月13日，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了后来被称为“我控诉”的著名文章，几天之后，一批艺术界和大学界的知名人士发表了一份请愿书，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未来的ZF首脑、当时身为记者的乔治?克列孟梭十分赞赏这些文人和艺术家的行动，并称他们为“知识分子”。从此以后，人们习惯上这样下定义：“知识分子，指在思想界或艺术创作领域取得一定声誉，并利用这种声誉，从某种世界观或某些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参与社会事务的人士。”经过葛兰西、萨特、萨义德、理查德?罗蒂等思想大腕的演绎，人们把“向权力说真话”视为知识分子的天职。
　　
　　　　但是在另一侧，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与批判一直都在。比如哈耶克将“知识分子”称为“贩卖观念的二手商人”（secondhand dealers in ideas），认为典型的知识分子可能既不是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也不是某个具体领域的学者和专家，他不必具备专业领域的特殊知识，甚至不必特别聪明和智慧，事实上，他履行的是“传播观念之中介”的作用，资格要求仅仅是：随时可以对广泛的问题说点什么、写点什么，关键点在于他能够领先于大众获得一些新观念。“这个阶层不但包括新闻从业人员、教师、牧师、演说家、政论家、电台评论员、小说家、卡通画家和艺术家——所有这些人可能都精通传播观念的技巧，但对于他们所传播的东西的实质内容，通常只有业余水平。这个阶层还包括科学家、医生之类的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他们习惯于阅读报刊杂志，因而成为他们专业领域之外的新思想的承载者，而由于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是专家，所以，大多数人对他们的意见都是洗耳恭听。”简而言之，哈耶克将知识分子与专家、学者区别开来，如果一个专家、学者进入到非专业领域发表非专业议论，此时的他仅仅是个“知识分子”。
　　
　　　　诺齐克把智识阶层分成了三类：“文字工作者”、“数字工作者”和“视觉工作者”，在其中，反对资本主义市场的乃是“文字工作者”或称“人文知识分子”。换句话说，教授们的政治立场是不同的，人文学院的教授向左，理学院商学院和经济学院的教授向右，至于美术学院电影学院工艺美术学院的，中间晃悠着也好。他进一步指出：是学校教育培养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宠儿”心态，使他们接受了一种按照智力能力分配奖赏的机制。但是，市场社会的标准与学校标准是如此不同，资本主义制度分配个人回报的唯一依据是：你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市场上其他人的需要，它只问你经济上的贡献，而不管你的“个人价值”。所以，学校里少年得志的佼佼者如果步入社会，通常都要经历一番心理失衡；如果留在高校里攀爬学术阶梯，也会在与市场精英的横向比较中，发觉自己“收益受损”。呵呵，“远看像捡破烂的，近看像卖羊肉串的，仔细一看社科院的”。社科院的研究员看经济学院商学院的教授屁颠颠发资本主义的洋财，还有死笨死笨的小学同学成了亿万富翁，怎能不怒发冲冠！最令人文知识分子难以接受的是，“市场未必会给那些知识上最有价值的研究工作以应有的奖赏；它所奖励的是那些公众喜欢的东西。这些可能是没有多大价值的研究，或者有可能根本就是没有任何思想内涵的东西。” 是啊，明星教授虽然干的是学术二传手的工作，但是靠市场机制赚了名望与大钱、甚至曲线救国摇身成了正经学术阶梯上的“领军人物”，这让老实呆在书斋里的同事如何自处。正是这种心理落差，使人文知识分子对市场资本主义产生了冲天的愤怒。诺齐克指出，知识分子没有意识到问题出在掏钱购买知识产品的公众身上、而不是出在市场机制本身上。
　　
　　　　如果说几十年前哈耶克他们哀叹的是知识分子对市场的拒斥，而今日新的隐忧却是知识分子与市场的狼狈为奸了。美国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不看好今日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说：“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只是偶然踏入聚光灯下的品性谦虚的学人，他们利用那一机会令其声誉获得了充分认可，进而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时事评论家。他们之中有些人，正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如所宣称的那种舞文弄墨的空谈家。” 这些人常常非常真诚、非常自信、也非常愚蠢。从制度上看，公共知识分子向大众市场提供“符号产品”，往往有迎合之意，常常有哗众取宠的娱乐化表现。由于观众也不知道这些问题的深浅，甚至不想知道问题的深浅，因此这种“临时转行”的公共知识分子几乎是不受监督，可以信口开河，纵横天下，发布各种预言和判断，实际上扮演了古代社会的巫师和祭司的角色。此外，这种市场的热点变化很快，即使说错了，预测错了，也没有什么人回过头来反思和追究。何况公共知识分子还大都只是到媒体客串，就业多是在学术机构，是“太牛的”（tenured），基本没有因“失言”而被炒的风险。
　　
　　　　无论赞扬也好、贬抑也好，都只是局部真理，纯属个人的知识分子与仅是公共的知识分子，都是不存在的；只有道德高度的知识分子与只有专业深度的知识分子，都是可怕的；骄傲于在传媒上的曝光率与自豪于对传媒的疏离，都是片面的。其实，就知识分子整体而言，从未存在铁板一块的知识分子，甚至不存在一个知识分子阶层。贝克指出：“知识分子团体中的异质性，其处境、意图和观点的易变性，知识分子在处理相互关系时的不断的内部争执、相互轻视和缺乏相互尊重，所有这一切使得知识分子绝对不可能在任何可行的政治意义上成为一个‘阶级’”。要体会这一点很容易，建议去新浪微博上看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们明枪暗箭、捉对厮杀、互泼脏水、斯文扫地。

书摘:
随着教权的没落，18世纪出现了一类新型的导师来填补空缺，引起了社会的注意。这些世俗知识分子可能是自然神论者、怀疑论者或无神论者。他们像任何一位主教或长老一样，随时准备告诉人类如何处理各类事务。从一开始，他们就宣称要致力于为人类谋利，有责任宣讲福音，通过他们的教诲引导人类前进。对这一自封的任务，他们比他们的神职前辈表现出更激进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己与那些自称得到神示的宗教毫无瓜葛。对于过去集体创造的智慧结晶、传统的遗产以及先辈经验形成的既定法规，是有选择地信从，或是全盘否定，都取决于他们自认为良好的感觉。伴随着不断增长的自信和勇气，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宣称，他们可以诊断社会的弊病，而且能用独立智慧来加以治疗：甚至于他们凭此不仅能够设想出社会结构的模式，并且认为可以把人类的基本习俗改造得更好。与他们的僧侣前辈不同，他们不再是诸神的仆人和阐释者，而是神的取代者。他们的英雄是普罗米修斯，是他盗取了天火，并带到人间。
……
我们的探讨现在要结束了，从世俗的知识分子开始取代旧式的神职人员，成为人类的引路人和导师，至今正好是两百年左右。对于那些力图教导人类的知识分子，我们已经查看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个案，考察了他们是否具有完成这一任务的道德和判断力的资格。我们特别考察了他们对待眞理的态度，他们寻找证据和评价证据的方式。他们对待特定的人，而不是对待人类整体的态度；他们对待朋友、同事、仆人，尤其是对待家人的方式。我们也涉及到若按照他们的劝告，会带来的社会、政治的后果。
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读者自己会做出判断。但我觉得，当知识分子站起来向我们说教的时候，我发现，公众现在已经产生了某种怀疑，那些大学教师、作家和哲学家，他们或许是很优秀的，但在普通群众中，怀疑的倾向正在日益增长：他们是否有权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立身处世？人们越来越相信，作为导师或榜样，知识分子并不比古代的巫医或牧师更聪明、更値得尊重。我也具有这种怀疑。在街上随便找来十几个人，他们对道德和政治问题所提出的观点，很可能跟某个层面的知识分子一样合乎情理。但我还要再进一步强调，在我们这个悲剧的世纪，千百万无辜的生命牺牲于改善人性的那些计划——最主要的教训之一是提防知识分子。不但要把知识分子跟权力杠杆隔离开来，而且当他们试图集体提供劝告时，他们应当成为特别怀疑的对象。提防知识分子组成的委员会、研讨会和联盟，不要信任他们拥挤的队伍中发出的公开声明，不要对他们在政治领袖和重要事件所做的判断太当眞，因为知识分子不仅缺乏个人特色与批判性，而且一致遵循特定的行为模式。综观知识分子这个族群，他们在自己所欲攀附之权贵人士的圈子里通常毫无批判能力，只是一味附和。因此他们非常危险，因为他们制造了舆论潮流和流行的正统思想，其本身常常导致非理性和破坏性的行为。任何时候我们必须牢记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一切专制主义中最坏的就是残酷的思想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