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音乐像电影明星一样，最难抵挡时间的淘汰。一首流行曲，一个歌星，五年为一代，很快就 out掉。除了长青不老的永恒乐队披头四。


披头四已经是祖父母一代的偶像，但今年网络第一次推出披头四的数码游戏，叫做 Rock Band，是苹果在合并之后一大尝试，把披头四从黑白的六十年代正式推向未来的二十一世纪。经过时间考验，披头四从来没有 out过。披头四仍是大西洋两岸十岁以下的小孩，一口就叫得出四大天王的名字和许多名曲歌名的乐队。披头四抗拒了“流行”的诅咒，成为人类流行音乐工业中的莎士比亚。
原因是什么？首先，披头四余下的两人，保罗麦卡尼和灵高史达，虽然年近七十，但头脑清醒，代亡友看管知识创作产权，手法至为严谨。
虽然早就有了网络，但披头四早年演唱的片段，在 YouTube只有零零碎碎的三数条，这是因为披头四严控当年的影片泛滥。在 YouTube上捕捉披头四光影，最完整的只有《 Yesterday》一首，点击率高达六百万，天天都有人追看。在手机和其他电脑下载，没有合法的渠道。
这就像印钞票一样，流通量有限，反而成为人人争夺的良币。披头四的声誉至今未衰，从市场学上有何秘诀？第一，披头四是流行音乐最早走向全球一体化的一支。当六十年代，人类还不知道什么叫 Globalisation，包括那四个小子在内，但电视的发明，六十年代欧美的经济起飞，战后出生的一代，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对越战的反感、传统的反抗，造就了披头四的诞生。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流行音乐的偶像，在社会上向来分流。例如，即使猫王皮礼士利一身金光闪闪的打扮，走红之后在台上扭动屁股的种种性挑逗动作，无论多红，都被视为意淫的下三滥。在披头四之后，英国的 Punk和滚石乐队，又因奇装异服和沾染毒品，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另外的西门与加芬高、比知，流行之外，又略带知识分子的书卷气，音乐是第一流的，总没有披头四每一首歌之超越教育阶层和年龄界限，真正深入民心。
流行的作品，理由都是一样的。披头四的音乐像金庸小说，在深奥和浅白之间，在典雅和庸俗之外，找到了最大公约数。四百年前莎士比亚的戏剧，从《罗密欧与茱丽叶》，到《威尼斯商人》，亦莫不如此。一旦找到全人类共同喜爱的临界点，就像占夺了耶路撒冷和以色列这个世界文明的十字街头，从此呼风唤雨，成为常胜将军。
披头四的音乐长期走红，还有一个特征，是每首歌的长度刚刚好。好的作品，不需要太长，《 Yesterday》、《 Imagine》、《 Let It Be》等，长度仅在两三分钟左右，绝少有超过四分钟的。歌曲节奏明快，词句一听即懂，由小学三年级的八岁儿童开始，无法抗拒披头四的音乐魅力。



像首本名曲《 Yesterday》，本来是保罗麦卡尼为怀念母爱之作，但在天下所有的有心人耳中，却可以各有寄托：失恋的人听了，怀念往日情；在热恋中的男女听了，也想起最初邂逅的甜蜜一刻；老人家听了，想起从前当红的黄金岁月，连十四五岁多愁善感的无知少年，无病呻吟，也会跟着《 Yesterday》的音韵，诉说一番造作的文艺腔。这一切，都当然不是年轻的披头四当年能精心计算出来，但奇迹一样，真实的感情自然流露，毫不矫饰造作，自有优厚的回报。
披头四出现的年代，西方的音乐和传媒，正展开一场技术和社会革命。披头四之后，口味开始分流，分流之后，流行音乐就难抵时间的冲洗。环顾香港的流行音乐行业，人家英国披头四雄踞六十年代，香港的流行曲黄金时代是七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末。仔细比较，这不也就相当于英美的所谓“摇滚六十年代”（ Swinging Sixties），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大洗牌吗？
只要有得洗牌，新客上场，就有一番新气象了。香港流行曲工业，为什么缺少了一队小小的披头四？人家的优点正是香港的缺点。香港的流行曲从来只注重恋爱和失恋。张国荣和梅艳芳，还有刘德华，一旦成为天王天后，不知何故，他们的幕后老板只准他们唱情歌。这就为市场局限在青少年的范围。披头四绝不只是“青春偶像”之简单，而是社会的传道人。


香港的歌星绝少像披头四一样，作曲作词和演唱都是全才。披头四之成为传奇，就像莎士比亚的身世，能不断引起议论。首先是半途拆档，在最灿烂的时候收工。拆伙的原因，是多了一个叫小野洋子的日本女人。该妇人形相打扮离奇，学着嬉皮士的腔调，从东京半途杀出，搭上了约翰连侬，成为披头四的“阿嫂”。因为阿嫂的摆布，令约翰连侬与兄弟反目，离家出走。这一点成为全球披头四歌迷心头永远无法弥补的至痛，身为歌迷，至感惋惜，诅咒小野洋子至今，就像金庸小说迷诅咒尹志平强奸了小龙女一样，这就保证了作品之流传。
人生有回忆，是因为有遗憾，有遗憾因为悲伤。所有的幸福和快乐，必定短暂，月有阴晴圆缺，在最开心的时候，戛然而止，就像童话灰姑娘，时钟敲响十二下，当金马车变回南瓜灯，才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高潮。
如果披头四不拆档，一直唱下去，如果约翰连侬不在纽约街头遇刺，如果没有小野洋子，披头四的走红一定会经历时间的金属疲劳。不，就在那时，这支红乐队突然烟消云散了，分道扬镳的约翰连侬和保罗麦卡尼始终无法回复昔日光辉，另外那两位副手更是光芒灰暗。披头四的聚散离合，令我们意识人生的真谛。披头四以一己的牺牲，为我们证实了生死悲欢的无常。
如此一来，披头四更成为跨世代的珍宝了。出现在适当的时代、适当的地点，由青葱少艾到成熟秋收，每一个歌迷在披头四身上看到了自己，难怪这支乐队比当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更能把所谓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加上英国社会的自由和宽容，披头四没有一个上过什么寄宿学校，利物浦街童出身，也与牛津剑桥无缘，但一直没有受过什么明光社、“建制派”的围攻。唱出了名堂，英女皇照样颁授勋章，邀请来白金汉宫喝下午茶。这样的社会，不必天天叫“振兴创意工业”，只要婆婆妈妈的一干闲人闭嘴收声，年轻人自然有创意。香港的流行曲工业在哪里？英国的披头四还在，正如香港的奇迹蒸发了，香港人还是怀念从前的天星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