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当创新遭遇中国制度

许成钢，经济学家，现任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契约理论等。在中国转轨经济中对ZF和企业激励机制研究有特殊贡献，2016年与经济学家钱颖一共同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

苏联对中国制度的影响

跟中国直接相关的是苏联，中国建国实际上是从1949年、1950年全面的把苏联制度搬到中国来，才形成的中国的制度，在以前中国是另外一种制度。

对比苏联时期的状态和今天中国的状态，有一点很清楚没争论的，就是苏联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今天中国发展水平，苏联时期的科学、技术、军事、国际地位和水平都超过中国的今天而且超过很多。

拿苏联和世界的前沿作个对比，首先看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最好的度量方式是人均GDP。苏联在达到顶峰的时候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比美国穷多了。而今天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所以比当时的苏联还要低很多。

再看科学上面的成就，在苏联时期，拿到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一共有17个，就是说苏联的科学家有17个人拿过诺贝尔奖，而美国是400个。所以苏联只相当于美国的二十三分之一，而苏联作为一个巨大的国家，比起英国小得多国家来还差很远，就是在苏联达到顶峰的时候也比英国还差得很远，但是另一面如果我们看军事，苏联当时是军事上超级大国，它的核武器、航天、导弹、潜艇这些方面于美国的差距实际上都不是很大了。

这里真正引起我们关注的重大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在正在兴起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在这个时间里苏联遇到了问题，它虽然有不错的科学家，但是整体上的水平是不够的。科尔内2013年出版的书，他把最近100年里所有非军事的重大的发明都给总结到一起了，属于什么企业什么时间什么国家，所有的重大发明合在一起差不多有90项，这90项目里没有一项是苏联或者俄国的，这很重要，就是百分之一百的最重要重大的发明都产生于市场经济，都是企业家发明的。



在第三次产业革命期间苏联曾经在研发上面的开支占GDP的比例达到了世界最高，而且持续最高，在这种情况下它以最高的研发的开支去追赶美国和欧洲，结果是在一些关键领域里它这样子追赶它与世界前沿的差距不但不能缩小反而在逐年扩大。

最让它头疼的是计算机和集成电路，他们计算机和集成电路方面差距和美国逐渐在拉大，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模仿、抄，结果抄的速度赶不上人家发明的速度，这是什么原因呢，制度带来的障碍——软预算约束官僚体制。实际上苏联试图改革它的制度，为的是让它的创新能够有所改善，为的是它能够追上去，但是它连续改革二、三十年不得成效。这实际上是最终苏联制度崩溃的基本原因之一，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制度出毛病了，在认识到制度出毛病的情况下还不能改，最后就导致人们普遍丧失了信心。

中国的创新和中国的制度

中国在最近的30多年里在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衡量效率的概念，叫做多要素生产率，多要素生产率里包括了制度的因素、管理的因素和技术的因素。在30几年里中国的多要素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实际上是来自于中国改革的里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而所谓的制度改革制度创新说的就是市场和民企，在市场和民企大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在管理方面模仿发达国家，技术方面模仿发达国家，这些东西都是广义的创新的重要的部分，中国人叫“山寨”各种各样的反向工程，用这些办法学别人的技术，这些合在一起都对中国的多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重要的贡献，但是中国自己发明的东西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中国的多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非常小。



中国经济新驱动

国际间有一个重要的机构由国际产权组织和两个其他机构联合创造了一个指数，叫做全球创新指数，中国在100多个国家里排第25，这意味着中国落后于发达国家但是领先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

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里边有正面的因素和反面的因素合在一起才使中国排25，最大的正面的因素是第一是中国的中学生的质量，中国的中学生的质量是怎么度量的，是用国际通行的考试标准叫PISA，P、I、S、A，中国的PISA考的是中学生的阅读能力、数学和理科合在一起的分数，中国的PISA考分是全世界排最高的第一名，所以超过全体的发达国家，第二是中国的顶尖最高的、最强的高等院校的排名在全世界的排名排得高，第三条是中国的申请专利的数字这几年狂长，长得非常非常高，所以这三样东西合在一起使中国创新指数变得很高。

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里边最大的负面的第一因素就是制度，制度里边包括了有法制很弱、创业很难、监管不对劲，中国的政治稳定性和安全排很低，那么利于创业的监管环境非常的低，所以如果创业本身很困难，那当然创新就很困难。

专利快速上升背后的意图

中国专利申请最近上升得非常的快，从2015到2016有了不得了的增加。根据国际产权组织的估计用不了两三年中国申请专利的数字就会超过美国。中国的增长速度世界第一已经持续很久了，经济学家们非常关心中国的知识产权和中国经济之间的关系，经过好几个经济学家多年的非常小心的、非常仔细的研究，有一个极端重要的让中国和世界上国家都不一样的结果，就是发现中国这些申请专利的企业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和他们的专利之间没有关系，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很奇怪的一个结果。



企业为什么要做研发，为什么要去申请专利，专利是拿来干什么的，归根到底这一切都是为了生产率，而生产率里最能看得最清楚的应该就是劳动生产率，结果看不到。

这是国际间的研究者对全世界的专利做的研究，即便是发达国家也不是所有的专利都是有用的，大部分实际上是没有用的专利。


有用专利可以分成两大类，其中战略用途占比40%。什么叫战略用途，是指专利不是为了真的要改进生产率的，而是用来当武器用的。战略武器什么意思，指用专业圈住相关领域，在自我保护的前提下其他人无法使用，如果自身用到了就是商业用途。所以简单的拿专利作为研发的成就是可以出错误的，这个数可以出很大的错误，因为专利和创新不是一回事。

大学制度与创新激励

没有大学就没有创新，因为所有新的知识、新的人都是从大学里产生出来的，而大学里产生里，第一重要的就是大学是否是自治的，只有高度自治的大学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换句话说高度自治是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不充分但是它是必要条件，没有这条是没有可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

第一次产业革命相关的科学内容当然是物理学，而物理学集大成者牛顿从剑桥大学产生出来；实际重大的企业家对全世界经济全世界的技术起了直接作用的瓦特，瓦特从格拉斯哥大学毕业。第二次产业革命里边的核心重要的突破性的物理学成就，是麦克斯韦的工作，又是剑桥大学，然后赫兹是第一个去验证麦克斯韦的理论的，他毕业于柏林的洪堡大学。研究人工智能的两组学者都是美国的大学的学者，第一个西蒙是卡梅吉隆大学，第二组是在麻省理工学院。



为什么这些大学这么厉害，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大学百分之一百的都是教授治校，教授治校的意思是他们完全由教授决定了三个方面的最重要的大学的事物。


第一，大学的人事教授自治，人事包括谁来决定谁是校长，包括哪些教授可以招来，哪些教授应该得到晋升，也包括如何招生怎么招生，教授说了算。

第二，大学的资源配置或者说整个学术界的资源配置。比如说美国的自然科学基金会，英国有相应的这些基金会，所有基金会百分之一百教授自治，是由同行评议为基础来源决定资源怎么配置。

第三，研究自治，在人事自治和资源自治能够保证的前提下，研究当然就自治。，所以每一个教授尤其是在美国的制度下包括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年轻教授完全独立的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所以自己拿自己的，然后决定自己想要什么。

制度是什么

第一是法制产权的制度，它是为创新提供正确的动力的基础，为创新提供正确的资源配置的基础。

第二大类的制度指的就是四大市场，人力市场、资源市场、知识产权市场和产品市场，这四个市场内部之间的竞争决定了优胜劣汰机制，有没有优胜劣汰的机制决定了中国的创新能不能走出去。这四大市场的秩序和四大市场的公平都需要法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直不断的在提法制。

另外为了要保障优胜劣汰、要保障要有这种创造性破坏制度的基础，就必须要制度改革。必须要做的事情是硬化预算约束，而硬化预算约束推从制度上的具体的操作讲企业的普遍民营化，因为国营企业解决不了软预算约束问题，解决不了软预算约束问题它就永远不可能保证优胜劣汰，它就永远会阻挡创造性破坏，它会不允许新起来的东西去威胁它。所以最终要所有的企业要普遍的民营化这才是制度的基础。

最后一点当我们讲制度改革的时候必须要有保障自由探索的制度的基础，由此来保障金融、企业、大学自治，来保障研究者和企业家的自由。

在过去几年中国的经济已经连续多年持续下行，未来几年会怎么样，最糟糕的时候过去了吗？

中国的经济的持续下行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整体上从技术上讲管理上讲和世界的前沿之间差距还非常的大。以人均GDP度量中国才是美国的五分之一，非常大的距离要继续追赶还很容易，没有多少创造力去学别人，学的空间大得很。

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空间可以学就已经增长速度下来了呢，最大的原因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全体中国居民收入占中国的国民经济的比例过低。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需要非常基本的制度的改革才能够导致让全体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上去，现在这个比例过低，低到了是全世界的所有的国家里最低的，过低的比例当然收入低消费就低，消费低生产的东西就过剩，生产的东西过剩经济就不能增长，就这么简单。
转自：http://pit.ifeng.com/a/20170626/51318657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