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实每一天 发表于 2017-7-4 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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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再来谈谈第二篇第三章谈过的精神要素,因为它们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精神要素贯穿在整个战争领域,它们同推动和支配整个物质力量的意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仿佛融合成一体,因为意志本身也是一种精神要素。遗憾的是在一切书本知识中很难找到它们,因为它们既不能表达为数字,也不能分成等级,只能看到或感觉到。军队的武德、统帅的才能和政府的智慧以及他们的其他精神素质,作战地区的民心,一次胜利或失败引起的精神作用,所有这些东西本身都是极不相同的,而且对我们的目的和所处的情况也可能产生极不相同的影响。尽管这些问题在书本里很难或者根本不能予以论述,但它们仍然象构成战争的其他对象一样,属于军事艺术理论的范畴。必须再说一遍 : 如果有人墨守成规,把一切精神要素都排除在规则和原则之外,一遇到精神要素,就把它作为例外,并把这种例外 \" 科学地 \" 规定下来,把它说成是规则,或者,有人求助于超乎一切规则之上的天才,实际上等于宣告说,规则不仅是为愚人写的,而且它本身也必然是愚蠢的,那么这只能是一种可怜的哲学。军事艺术的理论,即使只能让人们注意这些精神要素,只能说明对这些精神要素作充分估价和考虑的必要性,它就已经把自己的范围扩大到精神的领域了。而且,只要人们明确了这些观点,也就给那些企图在理论的法庭上只用物质力量的关系为自己辩护的人预先作了判决。
武德不同于单纯的勇敢,更不同于对战争事业的热情。勇敢固然是武德必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军人的勇敢不同于普通人的勇敢,普通人的勇敢是一种天赋的品质,而军人的勇敢也可以通过锻炼和训练培养出来。军人的勇敢必须摆脱个人勇敢所固有的那种不受控制和随心所欲地显示力量的倾向,它必须服从更高的要求 : 服从命令、遵守纪律、遵循规则和方法。对战争事业的热情,虽然能使武德增添生命力,使武德的火焰燃烧得更旺盛,但并不是武德必要的组成部分。
在军队中,大力培养胆量这种力量,决不至于妨碍其他力量的发挥,因为军队在战斗队形和勤务规则的约束和规定下是服从更高的意志的,是受上级思想的支配的。胆量在这里,就象是压缩待发的弹簧一样。指挥官的职位越高,就越需要有深思熟虑的智力来指导胆量,使胆量不致毫无目的,不致成为盲目的激情冲动,因为地位越高,涉及个人牺牲的问题就越少,涉及其他人生存和全体安危的问题就越多。因此,如果说军队受已成第二天性的勤务规则的控制,那么,指挥官就必须受深思熟虑的约束。指挥官在行动中如果只靠胆量,就很容易造成错误。但是,这种错误还是可嘉的,不应该和其他错误同等看待。那些常常不合时宜地表现出胆量的军队还是好的。这好比生长茂盛的杂草,它们正是土壤肥沃的证明。甚至是蛮勇,即毫无目的的胆量,也不能低估它,从根本上说,它跟胆量是同一种感情力量,只是表现为一种不受任何智力支配的激情而已。只有当胆量同服从背道而驰,因而忽视上级明确的意志时,我们才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危害。但是,我们把它看作是危害,并不是由于胆量本身的缘故,而是由于拒绝服从,因为在战争中没有比服从更重要的。
人们必须承认,数量上的优势是决定一次战斗结果的最重要的因素,只不过这种优势必须足以抵销其他同时起作用的条件。从这里得出一个直接的结论 : 必须在决定性的地点把尽可能多的军队投入战斗。
因此,首要的规则应该是把尽量多的军队投入战场。这昕起来很象是老生常谈,其实并非如此。长期以来,人们从没有把军队的数量看作是重要条件,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下列事实就够了 : 在大多数战史中,甚至在十八世纪的比较详尽的战史中,军队的数量不是完全没有提到,就是只顺便谈到,却从来没有被人重视过。滕佩霍夫是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著作家,他在七年战争史中曾一再谈到这个问题,但谈得也十分肤浅。要取得相对的优势,也就是在决定性地点上巧妙地集中优势兵力,就往往必须准确地选定决定性地点并使自己的军队一开始就有正确的方向,就必须有决心为了主要的东西 ( 即为了大量集中自己的兵力 ) 不惜牺牲次要的东西。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在这方面做得十分突出。为了达到上一章所谈的到处要争取的相对优势,就必然要到处争取出敌不意。一切行动都是或多或少以出敌不意为基础的,因为没有它,要在决定性的地点上取得优势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出敌不意是取得优势的手段,但除此以外,就其精神效果来看,它还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因素。非常成功的出敌不意会使敌人陷于混乱和丧失勇气,从而会成倍地扩大胜利,这有许多大的和小的例子可以说明。这里谈的不是狭义的出敌不意 ---- 进攻范围内的奇袭,而是一般地用各种措施,特别是用调配兵力的方法达到的出敌不意。这种出敌不意在防御中也同样可以采用,特别在战术防御中更为重要。
人们必须考虑现代战争的特点,这种考虑对一切作战计划,特别是对战略计划有很大的影响。拿破仑的幸运和大胆使过去人们惯用的一切作战手段都变得一文不值,许多第一流的强国几乎被他一击即溃。西班牙人通过他们顽强的斗争表明,民众武装和起义尽管在个别方面还有缺点和不够完善,但总的说来是能起很大作用的。俄国的 1812 年战局告诉我们 : 第一、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是不可征服的 ( 其实这一点是人们早就应该知道的 ) ,第二、会战的失利、首都的沦陷和某些地区的失守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减少最后胜利的可能性 ( 过去,所有外交官都把这种情况会减少胜利的可能性看作是一条金科玉律,因此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就立即准备暂时接受一个不利的和约 ) 。这次战局又说明,当敌人进攻的力量已经枯竭时,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防御的一方往往就成为最强大的。这时,转守为攻具有十分巨大的力量。 1813 年的普鲁士进一步说明,紧急地建立民兵可以使军队增加到平时兵力的六倍,这些民兵在国外象在国内一样可以使用。上述这些情况表明,民心和民意在国家力量、军事力量和作战力量中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因素。既然各国政府已经知道这些辅助手段,就很难设想,它们在未来战争中会不使用这些手段,不管是危险威胁了它们的生存也好,还是强烈的荣誉心驱使它们这样作也好。显而易见,双方用全国力量进行的战争和只依靠常备军进行的战争,是按不同的原则组织的。以往的常备军好象是舰队,陆军同国家其他方面的关系和海军同国家其他方面的关系一样,因此陆军的军事艺术曾经采用过海军战术中的某些原则,而现在却完全不采用那些原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