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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读懂中国改革》至29%。
如何追求新一轮政策的成功呢？最重要的是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特区是有顶层设计的， 90 年代的长三角的开放也是有顶层设计的。其他区域的各种特区和实验区的顶层设计，就不是那么科学了，往往是地方做好了之后，中央批准一下，实际上是中央批准的地方项目。现在也存在着这种情况。除了上海自由贸易区中央顶层设计的味道比较浓之外，其他几个包括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广州南沙、福建平潭等就缺少中央的顶层设计，更加像地方发展项目。很显然，如果要成功，顶层设计要从地方提升到中央。与顶层设计相关的就是这些新特区的整合问题。现在人们对上海自由贸易区抱有非常高的期待，希望其能够改变目前的改革困局，把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但这并不现实。中国如此之大，要上海自由贸易区来改变目前的局面并不现实。但如果把其他几个整合起来，形成一揽子新的开放政策，就会产生更巨大的能量。同时，现实出现的问题也要求这些新特区的合作和分工。目前，因为没有合作和分工的统筹，这些区域之间已经出现互相竞争的局面。例如一些原来放置于其他区域的项目，开始往上海自由贸易区转移，因为上海被视为具有更大的政策优势和发展潜力。竞争不可避免，也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顶层设计，就会演变成恶性竞争。道理很简单，每一个地区竞争力并非来自市场，而是行政和政治。新一轮的特区如果要走向成功，必须避免缺失远见、顶层设计和创新能力的领导者。这一波开放需要更高层次、更高要求的领导团队。办特区既是地方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因此，特区不能沦落为只是地方项目。就是说，特区的领导人才的配置问题要重视起来，但现在没有做到这一点。在各个地方，无论是上海、广东和福建，负责特区的地方领导层很少有远见，能够把特区建设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他们更多的是像开发商， GDP 主义观念过于严重，强调的往往只是特区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们对特区没有一个中长期的规划，特区定位不清楚。领导层只知道盖大楼、修高速公路。
从目前我国政府的实际情况看，有四个难点值得重视：第一是理念。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公共治理理念需要重新认识：一是政府不是社会财富创造的主体，政府是营造环境的主体，企业和公民个人才是社会财富创造的主体。二是政府的权力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法律不授权，政府无职权。如果政府官员没有这样清晰的法律意识，就可能出现权力滥用甚至与民争利的现象。所以说政府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在法律条文上是相反的。在法律条文里，规定老百姓都是不能做什么，但规定政府就是只能做什么。也就是说法律没有规定政府能够做的，政府都不能做，否则就可能出现越位错位问题。三是我们要建设的服务型政府，说到底是一个以公众为中心的政府，而不是以政府自身为中心的政府。第二个难点是审批制度改革能不能到位。如果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能到位，或只是走个过场，那恐怕我们很多改革内容都难以落到实处。第三个难点是政府部门利益能不能得到有效遏制。中国一些政府机构现在出现了明显的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被法定化的现象，所以部门利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转变政府职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都可能落空。第四个难点是政府自身改革问题。比如说政府的公开性、透明度问题，“三公”消费的有效遏制问题，权力滥用和腐败问题以及行政管理费用的有效遏制问题等。对于政府存在的这些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过去也有过很多改革，但成效都不尽如人意。因此，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改革才能有实质性进展。
第一，政府威信在不断下降。政府公信力下降必然造成治理能力和成效的下降，我国未来的改革、发展、社会稳定等，都面临着严峻考验，需要花更大力气。第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比较突出。一些部门、组织、公共机构，以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为重，置国家、民族、人民和集体利益于不顾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食品安全事故、拆迁事故等。一旦组织不负责任，社会治理的难度就会加大。所以，要抓责任机制。第三，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国外的思想家是出思想的，比如康德、黑格尔、马克斯 · 韦伯，等等。现在我们研究问题，好多部门的领导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基本上是顾左右而言他。社会主义又到了一个需要理论创新的时候，但是我们的学术界基本上是解释派。在很多学者的研究实验里，把中国的现实系统排除在理论思维之外。不能只有一个人在说真理性的话，其他人只对真理性的话做注释。这些问题的产生都与我们的理论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有关。第四，主体意识的崛起。中国社会过去的一致性正在向多样性转化，特别是微博出现后，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见解。“80后”、“90后”的主体意识比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强得多。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强大，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表征。可是，很多人认为出现不一致会把社会搞乱。古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我们说和谐，就是承认多样性，只有多样性才能出现和谐。主体意识的强大，总体来说是好事，但同时也把我们带入风险社会，加大了社会治理难度。
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戊戌变法时，国人中的先知先觉者就已经悟出，中华帝国落后的体制是所有重大问题的根源所在，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取决于体制改革。无可争议的基本事实是，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共同的基本体制，使得它们的社会经济稳定，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概要地说，它们共同的基本体制（虽然不同的市场经济之间有一些差异，例如英美模式与德日模式有差别，英美模式与北欧模式有不同。但是与不发达经济比，他们体制之间的差异与其相似的部分对比，非常小）包括：私有产权为主体，私有产权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私人在市场上的合约为经济的主要操作方式，司法是合约执行的制度保障；司法独立于政治，行政当局无权干预司法；行政当局的权力受宪法限制；立法独立于行政和司法；在无立法授权的情况下，政府无权干预市场；政府的作用是以监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辅助和保护市场经济以及社会福利。与此对应，近百年来的基本事实是，世界上所有的国有制统治经济毫无例外都是低效率的，最终垂垂衰败，直至苏联和东欧的整体崩溃。
政府还有第二位重要的作用，就是提供公共品。首先，政府要提供硬的基础建设和软的基础建设，这些实际上也是市场运行的先决条件，其中包括学校、医院、道路、桥梁、鼓励正外部性。所谓正外部性就是某一个经济活动给他人带来的收益，比如研究开发需要大量的投入，一旦成功，不仅可以为投资于研发的人带来收益，也会给社会上的其他人带来收益。这就是正外部性。当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时，市场上可能没有人愿意出钱，这时候就需要政府来帮助。其次，市场自身无法解决贫富差别问题，需要政府帮助减少贫富差距。其中包括提供公共品和保证贫穷人口的最低标准，以及保护贫穷人口的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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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出发，DAY4.    阅读《罗门生》——芥川龙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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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了《使命与魂的尽头》，怎么说呢，找了一下之前台版的翻译，名字叫《使命与心的尽头》，感觉这个翻译更加贴切。平和而治愈暖系作品，故事挺简单，基本无需推理，稍冗长，但两条线顺畅，可比之东野圭吾其他作品，这本书可以说是平庸了。
      但是文章中两个形象很成功，一是“人生而负有使命”的冰室的父亲，一个是 西园教授， “所谓的医疗疏失，来自于能力不足。 有能力的人，不可能故意不发挥能力，他们办不到。这不是道德问题；因为医生只有两种选择，不是尽全力，便是什么都不做。”
      医患关系是个大问题，解决不好就是个双输的局面。现在的医患矛盾很大程度在于无良媒体的恶意炒作，gzjy的推波助澜，以及一些家属的悲痛之下的精心算计，我想对于大多数医生来说，无论他们的得品行如何，平时行为如何，当他\她拿起手术刀站到手术台前都会竭尽全力的。这是一个医生出于对自己战场的敬畏本能性的行为，如果一个医生缺失了这种本能，那么ta已经不能算是一个医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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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阅读《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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